《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题记

于威:文明的孩子

文/于威(搜狐内容总编辑,单向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生活》、《东方企业家》主编。)

对许知远而言,沉默犹如死亡。他执意要让自己在通向意义的途中成为一个英雄。像一个有很多但却不确定的理由而忿忿不平的孩子一样,他选择了挑衅的姿态。

这样的姿态容易引人注目,但同时蕴藏着危险。在一个秩序已经由惯性确立、经验优先于智力的结构里,闯入者很难受到欢迎,更不要说赢得尊敬。然而这个年轻人在25岁的时候,却要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年代里,复活已经沦为笑谈的理想主义。

许知远的作品和他的人一样,经常引起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感:要么毫无条件地喜欢;要么深深地厌恶。他常因天真而专横、因羞涩而无礼、因默默无闻而傲慢。他无法容忍社交性的谈话,如果谈话的主角不是他;他不能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复杂,总是一厢情愿地提出他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他最喜欢问别人对自己未来的想法,并常常为得不到清晰的答案而困惑。

过于早熟的智力与尚显青涩的心态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为许知远的文字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张力:在不容置疑的气势中隐藏着克制,在行动者和旁观者之间,他自动选择了后者,这一点在他的第二本集子《纳斯达克的一代》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他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这本书中则洋溢着对青春肆无忌惮的迷恋与放纵。

当《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在2001年第一次出版时,它在年轻人的心里激荡起一种说不清出的情感,延续至今。1980年代是文学青年的时代,如同今天的年轻人上网就能写博客一样,当时的年轻人只要有笔就会写诗。那时,问对方的问题是:你的理想是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理想的年代很快就湮灭在商品经济的洪流里,我们这些文学青年们也不得不潜伏在水底。直到有一天,朋友介绍我认识一个名叫许知远的年轻人。当我在办公楼一楼等他,而他像一只大鸟一样从楼梯上跳了下来时,我几乎担心他要摔倒在地。学生模样的他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的理想是什么?你们八十年代的人真的是那样有理想吗?在当时,这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开场白。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年轻人。

我们曾一起尝试用新的网络形式做严肃的内容,像《时代》周刊那样。亨利·鲁斯是我们的偶像,办公室里播放着大嗓门的摇滚歌星们的音乐,我们在一个像大学宿舍的办公室里愉快地忙碌。在那些日子的某一天,他突然拿给我一叠大学时期的手稿,告诉我,“如果写得不好,你就什么都不要说”。

这些手稿最终成为今天这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主要文字。看过手稿,我告诉许知远,他是个天才。从那时起,我就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非凡的人物。他身上拥有了这个时代已经非常罕见的特质。

毫无疑问,这个年轻人的理想就是要为生活赋予意义并“依靠写作获得荣耀”。这样的理想在一个人们的心态普遍紧张、焦虑和急功近利的商业社会里,着实显得有些孩子气。

但,这是一个文明的孩子。他坚信,当生活中的所有目标都导向实用性时,这对能够创造生命和奇迹的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人的伟大与尊严的背叛。他说:“我们发现自己是如此乏味,除了工作之外,对于其他领域所知甚少。我们是医生、是律师、是程序员、是股票交易者,却不是一个丰富而有趣味的独立个人。”

事实上,对一部分人来说,许知远不能算是个有趣的人,他严肃得近于乏味。他曾在网站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却始终无法容忍上网聊天。如果你开的玩笑不够聪明,他脸上的表情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无聊。他擅长运用各种各样的概念,当你的话还没有说完时,他已经完成了若干次提纲挈领的总结。只有在谈到书籍和思想时,他才会焕发出出人意料的神采。听他讲话既令人兴奋又让人疲倦,有太多你听都没听过的名字,太多你不了解的背景知识,好像他曾担任过图书馆的馆长。他的好奇心似乎是没有边界的,从亨利·鲁斯他们怎样在旧印刷厂里办《时代》,到搞清楚“cool”是怎么来的。他最喜欢挑起别人的雄心,不加区别地告诉所有的人“我们要做伟大的事”。他一点也不忸怩地扮演起精神领袖的角色,而且身边总是不乏心甘情愿的追随者。

获得荣誉的热望始终在这个年轻人的心中激烈地荡漾,这可能让他自己也让别人都不太舒服。康拉德曾经把创作比喻成“黑暗中的救援工作”,在这种意义上,创作者必定要成为英雄,因为他要把人们从容易消亡的日常活动中拯救出来,带他们进入光辉不灭的意识世界当中。但是,人类自来就有一种倾向,不愿意相信离我们的视线稍远的东西,对于看得见的物质的信任感要远远大于看不见的精神。尤其在资讯前所未有地发达的今天,人们每天都会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得知数不清的事件及其结果,电视、报纸、网络为我们奉上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可笑的东西、令人恐惧的东西、肉麻而又有趣的东西,作为谈资似乎已经足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其中意义的缺席。

新的《时代》周刊评选了去年的年度人物,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意外的结果——YOU。不是历史性的、创造了光辉业绩的、给世界带来震动的具体的个人,而是“你”——我们所有的人。网络的兴起、web2.0的出现、新的社交网络的构建,主流媒体被指责过时,人们再也不需要他们的宣讲、说教,“我们”构筑了新的民主力量。

托马斯·卡莱尔曾说,历史是由少数伟大人物创造的。我们一直坚持精英阶层是历史的创造者。现在,一直坚持这个立场的《时代》开始置疑这个说法。《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得以再次出版,因为我们仍想知道,新的一代人——80后,90后,甚至更新的一代人,他们心里所想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和以前的那代人不一样了,我们的历史是不是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人们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变得不一样?喧嚣和狂欢终将过去,我们仍旧会回到对一些本质问题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