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苍鹰——

9

回到公园,在大门口,我碰到我们的老园丁郭老。他正企立在博物馆前的台阶上,白发白眉,一身玄黑,在向我打招呼。

郭老是我来到公园头一晚遇见的人。那天下午,我给父亲逐出家门后,身上没有带钱,在台北街头流浪到半夜,终于走进了公园里。从前我曾听过一些公园的故事,那些故事,好象聊斋传奇。可是那晚,我独自立在公园大门博物馆石阶前,仰望着博物馆那座圆顶的建筑物,巍峨矗立在苍茫的夜空下,门前一排合抱的石柱,我真的觉得好象闯进了一座巨大的古代陵墓一般。穿过公园里黑黝黝的从林时,我心中充满了惧畏、好奇,以及一股惴惴然的兴奋。我摸索着闪进了莲花池中央那座八角亭阁内,缩在一角,摒息静气,从亭阁的窗棂窥望出去。在昏红的月光下,我头一次看到池畔的台阶上,那些憧憧黑影,围绕着莲花池,无休无止,在打着圈圈。我又饿又倦,支撑不住,蜷卧在亭内的椅子上,终于睡着了过去,直到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呼唤道:

“小弟——”

我才惊醒,倏地坐了起来。是郭老进来,把我唤醒了。

“莫害怕,小弟。”郭老拍着我的肩膀安抚道。

我睡得一身冰冷,牙关—直在发抖,答不出话来。郭老在我身边坐下,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也看得到郭老那一头长长的白发,覆到了耳后,好象一挂柔软的银丝一般,他那双雪白的长眉,直拖到眼角上。

“是头一次进来吧?”郭老朝我点了点头,笑叹道,他的声音苍老、沙哑,“不用紧张,这里都是咱们同路人。你们一个个迟早总会飞到这个老窝里来的。我就是这里的老园丁,这里的人都叫我郭公公,你们来了,先要向我报到的。喏,你瞧......”

郭老指向外面莲花池台阶上,一个全身着黑,高高细细的人影,正晃荡着,踱过去。

“那个瘦鬼是小赵,人都叫他赵无常。十二年前,他头一夜到公园里来报到,也是我来迎接他的。”

“十二年前?”我惊讶道。

“唉、唉,”郭老惋叹道,“十二年可不算短吓?对啦,十二年前一个夜里,就象你今晚一样,他闯进了咱们这个老窝来。那时候他不是这副鸦片鬼模样的,扎扎实实,还是个挺体面的小伙子哩!谁知道,几年下来,耗得只剩下了几根骨头,我看他现在边一百磅都不到了。刚进来,我还替他拍过几张相片,你看了再也不相信—一”

郭老摇了两下头。

“青春艺苑,你听过么?”郭老问我。

“没有。”

“傻小子,那么有名的照相馆你都没听说!”郭老笑道,“是我开的,就在长春路。从前我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摄影师呢!其实我拍照单是为了兴趣,喜欢找些有灵气、有个性的人来拍。比如公园里这些娃娃,野虽野,一个个倒性格得很,最合我的胃口。他们的相片,我集了一大册呢。”

郭老说着却立起了身来,对我说道:

“小弟,这里睡不得的,睡着了要着凉。来,我带你回去,我那里还有糯米糕,绿豆稀板,你跟我回家,我给你瞧瞧我那些杰作,让我来慢慢讲些公园里的故事给你听。”

郭老的青春艺苑在长春路二段的一条巷子里,两层楼,楼下是照相馆,窗橱内放置着许多幅艺术人像。

“这是阳峰,你认识么?”郭老指着正当中一帧非常英俊的男人相片问我,我摇摇头,那个男人梳着一个标劲的飞机头,笑眯眯的。

“十几年前,他是台语片的红小生,演‘港都夜雨’、‘悲情城市’出名的。”

“我听说过‘悲情城市’,可是没有看过。”我说道,我记得母亲从前看“悲情城市”看了三次,看一回哭一回。

“你当然没有看过,那是张好老好老的片子了,”郭老微笑道,“阳峰有时也会溜到公园来,现在他一迳戴着一顶巴黎帽,把脑袋遮住,他的头开了顶,秃光了。他演‘悲情城市’的时候,还神气得很呀!人家称他是台湾的宝田明——幸亏我替他拍了这张照,把他年轻时的样子留了下来。”

郭老领着我上了楼,楼上是他的住所。客厅的墙壁上也挂满了影像,人物风景都有,全是黑白照。有的是一间坍塌的庙宇,有的是一枝刚绽开的杏花,有一张整幅都是一介皱得眉眼不分老人的脸,也有一张却是一个初生婴儿圆嘟嘟隆起的小屁股。

“从前我参加过许多摄影比赛,我的人像还得过全省影展的金鼎奖呢。现在上了年纪,不行了,”郭老伸出他那双筋络虬结干枯的手给我看,“生风湿,拿起照相机,便发抖。”

郭老命我坐下,他走到冰箱那边,取出了一碟白莹莹的糯米糕来,又舀了一碗绿豆稀饭,搁到我面前茶几上。我也不等郭老开口,伸出一只污黑的手,抓起一块糯米糕便往嘴里塞,第一块还没咽下去,第二块又塞进嘴里了,米糕扫光了,端起那碗绿豆稀饭,唏哩呼噜地便住嘴里倒,喝得太急,流得一下巴。

“啧,啧,”郭老咂嘴道,“饿成这副德性,一天没吃东西了吧?是从家里逃出来的么?”

我用手背揩去了下巴上的稀饭,没有作声。

“连鞋子也没有穿!”郭老指着我那双泥裹裹的光脚叹道,他随手拾起了一双草拖鞋,搁到我脚跟前,“你不必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已经猜中八九分了——拿你这样的野娃娃,这些年,我看的太多喽。你等我去换件衣裳,让我这个老园丁来讲讲公园里的历史给你听。”

郭老蹭到房中,不一会儿出来,身上却披上了一袭宽大的白绸子睡袍,脚上趿着双黑缎面的拖鞋,飘飘曳曳地摇了过来,双手捧着一只黄布包袱,在我身边坐下。

“小弟,我来给你瞧瞧我这件宝物,”郭老双手颤抖抖地解开了包袱的结,里面是一本沉红色绒面,五吋厚的大相簿,绒面上印着“青春鸟集”四个烫金大字。绒面旧得发了乌,烫金早已剥落得斑斑点点了。

“公园的历史,都收在这个里头了—一”郭老缓缓地掀开了相薄的封面。

相薄里,一页页排得密密的,都贴满了相片。大大小小,全是一些少年像,各种神情,各种姿势,各种体态都有。有的昂头挺胸,一脸十七八岁天不怕地不怕的孟浪,有的畏畏怯怯,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过早的忧伤、惊惧。有一个是兔唇,有一个断了一只腿,有许多鼻尖上犹自爆满了青春痘。但也有几个却长得端端正正、眉眼间透着一般灵秀聪明。每张相片下面,都编了号,注明了日期和名字。

“呵、呵,这就是我的小麻雀了。”郭老用手轻轻地抚拭了一下一张像,脸上突然绽开一抹怜爱的笑容,郭老脸上皱纹重叠,一笑一脸便龟裂了一般。照片里的孩子剃着光头,打着赤膊,浑圆的脸上笑嘻嘻的两枚酒涡,门牙却缺掉了一颗。相片下面注着“四十三号小憨仔,民国四五年”。

“小家伙,才十四岁,就从宜兰逃到台北来流浪了。撒谎、偷东西什么都来,是个毫不知羞耻的小东西!天天就会缠着我给他买小美冰淇淋吃。还会勒索呢,说什么也不肯让我替他照相。这一张,是我一桶椰子冰淇淋换来的。可是后来,到底也飞掉了。倒是留了一张字条:郭公公,我走了,拿了你五十块钱—一”

郭老摇了一摇他那银发皤然的头颅。

“两年后,我又碰见了那只小麻雀,他躲在三水街一条不见天日的死巷里,蹲在臭烘烘的阴沟旁,长满了一脸的毒疮。”

郭老翻开了另一页,上面贴着一张横眉怒目的少年全身像,少年斜靠在一条陋巷巷口的一堵破墙上,穿了一件背心汗衫,一只手叉着腰,手膀子的肌肉块子节节瘤瘤地堆起,一从硬发,竖得高高的。

“就是他!”郭老突然用手指重重戳了一下那张少年的照片。

“你瞧,”他拉开睡袍的领子,他那松皱的颈皮上,齐在耳根,蜿蜒着一条三寸长的疤痕,“我这条老命也差点送在这个小流氓的手里。他叫铁牛,我把他比做枭鸟,凶残暴戾,就象那只恶鸟!去年年夜,他向我讨钱,我给他一百块,他嫌少,满嘴脏话,我气起来就打了他一记耳光,那个小凶手竟动起刀来了!”

郭老忿忿地吁了一口气。

“若说那个小家伙天良完全泯灭了呢,也不见得。那天半夜,他又跑了回来,我不开门,他就跳墙进来,扑倒我脚跟下,痛哭流涕,头磕得蹦蹦响,求我饶恕他,收容他,直叫我郭公公。上回他在公园里抽‘爱情税’,拿刀片去割人家女孩子的裙子,给警察捉了去,苦头吃足。本来要送到外岛去管训的,全靠我千方百计把他保了出来。我问他为什么毛病不改,他说他就是看不惯女人,我何他:‘你看不惯女人,你母亲不是女人吗?’你猜他说什么?‘谁知道她是不是!’”

郭老摇头笑了起来。

“这个小子横不横?不过他也有他的道理,他连他母亲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在三重镇的阴沟里滚大的。这个混小子,麻烦多着呢,日后也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故来!”

郭老起身去沏了一壶酽酽的红茶,替我斟了一杯,我们一面饮茶,郭老抱住那本厚厚的相薄,一页页翻下去,一面讲给我听许许多多公园里传奇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引人入胜,一个比一个惊心动魄—一

“喏,他叫桃太郎,你瞧瞧,是不是有点象小林旭?他爸爸是日本人,在菲律宾打仗打死的。莫看他长得清清秀秀,性子却是一团火。不知怎的,偏偏跟西门町红玫瑰一个理发师十三号爱上了,两个人双双逃到台南去。十三号原定了亲的,到底给家里人捉将回去,一逼便结了婚。成亲的那个晚上,桃太郎还去吃喜酒,喝得嘻嘻哈哈,跟新郎两人你一杯我一杯猛灌。谁知道他吃完喜酒,一个人走到中兴大桥,一纵身便跳到了淡水河里,连尸身也捞不到。十三号天天到淡水河边去祭,桃太郎总也不肯浮起。人家说他的怨恨太深,沉到河底,浮不上来了—一”

“这一个,这—个是涂小福,上个月我还到市立精神疗养院去看他,给他带了两盒掬水轩的饼干。他见了我、一把拉住我的袖子,笑嘻嘻地问道:“郭公公,美国来的飞机到了么?’五年前,小涂跟一个从旧金山到台湾来学中文的华侨子弟缠上了,两个人轰轰烈烈地好了一阵子,后来那个华侨子弟回美国去,涂小福就开始精神恍惚起来,天天跑到松山机场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去问:‘美国来的飞机到了吗?......?’”

“这些鸟儿,”郭老感慨道,“不动情则已,一动起情来,就要大祸降临了!”

郭老翻到中间的一页,停了下来。整页只有一张大照片,差不多占满了,照片下面注着:

五十号阿凤民国四十七年

相片是八吋长六吋宽的一张黑白半身照,已经微微泛黄了,像中是一个面貌长得十分奇异的少年,约莫十七八岁。少年身上穿着一件深黑翻领衬衫,衬衫的钮扣全脱落了,衬衫角齐腹部打了一个大结,胸膛敞露,胸上刺着密密匝匝错综的凤凰、麒麟纹身,还有一条独角龙,张牙舞爪,蟠踞在胸口。少年一头又黑又粗的头发,大鬈大鬈,狮鬃一般怒蓬起来,把额头都遮去了,一双长眉,飞扬跋扈,浓浓的眉心却连结成一片。鼻梁削挺,犀薄的嘴唇,狠狠地紧闭着。一双露光的大眼睛,猛地深坑了下去,躲在那双飞扬的眉毛下,在照片里,也在闪烁不定似的.脸是一个倒三角,下巴兀的削下去,尖尖翘起。

郭老对着这张影像,注视良久,他那一头柔丝般的银发,在颤颤地闪着光。

“这些孩子里,他的身世,最是离奇,最是凄凉了—一”

郭老那苍老、沙哑的声音,突然变得悲戚起来,开始缓缓地流着。

10

“阿凤,是在台北万华出生的,万华龙山寺那一带,一个无父无姓的野孩子。阿凤的母亲,天生哑巴,又有点痴傻,见了男人,就咧开嘴憨笑。但是哑巴女偏偏却长得逗人喜爱,圆滚滚一身雪白象个粉团,人都叫她‘粽子妹’,因为她从小便跟着她老爸在龙山寺华西街夜市摆摊子,卖肉粽。有人走过他们摊子,哑巴女便去拉住人家的衣角,满嘴咿咿哑哑,别人看见她好玩,便买她两只肉粽。后来哑巴女长大了,还是那样不懂顾忌。有时候她一个人乱逛,逛到宝斗里妓女户的区域去,她趿着一双木屐,手里拎着一挂烤鱿鱼,路啃一路摇摇摆摆,脚下踢踢踏踏,自由自在,冲着那些寻欢的男人,她也眯眯笑。附近一些小流氓,欺负她是哑巴,把她挟持了去睡觉。回家后,她向她老爸指手划脚,满嘴咿哑,她老爸看见她蓬头散发,裙子上溅了血,气得就是一顿毒打,每次哑巴女给她老爸打了,便打着赤足跑到龙山寺前面坐在路边一个人默默掉泪,邻近那些年轻摊贩们,看见哑巴女哭泣,互相使眼色,笑道:‘粽子妹又挨扎了!’哑巴女十八岁那一年,一个台风来临的黄昏,她收了摊子,推着车子回家,半路上便遭一群流氓劫走了,一共五个人。哑巴女那次却拚命拒抗,那几个流氓把她捆绑起来,连门牙都磕掉了一枚,事后把她抛到龙山寺后面的阴沟里,在大风雨中,哑巴女一身污秽爬了回去。就是那一夜,哑巴女受了孕。她父亲给她乱服草药,差点没毒死,大吐大泻,胎始终打不下来。怀足了十个月,难产两天多,才生个一个结结实实哭声宏亮的男婴来。哑巴女父亲多一刻也不许留,连夜便用一只麻包袋装起那个哇哇哭叫的男婴,送到了灵光育幼院里。阿凤便是在中和乡那家天主教的孤儿院里长大的。

“从小阿凤便是一个禀赋灵异的孩子,聪敏过人,什么事一学便会,神父们教他要理问答,他看一遍,便能琅琅上口。院里有一位河南籍姓孙的老修士,特别喜欢他,亲自教他识字讲解圣经的故事。但是阿凤那个孩子的脾气,却是异乎常人的古怪,忽冷忽热,喜怒无常。他最不合群,在院里一向独来独往,别的孤儿惹了他,他拳打脚踢便揍过去。当他犯了众怒,那些孩子联合起来修理他,他却连手也不回,任他们泥巴沙子撒了一头一脸,然后独个儿到自来水龙头去慢慢冲洗干净。孙修士问起他脸上的青肿,他狠狠闭着嘴,一声也不吭。阿凤自小便有一个怪毛病,会无缘无故地哭泣,一哭一两个时辰停不下来,哭得全身痉挛。有时候,三更半夜,他会一个人躲到院中小教堂里,伏在椅子上呜呜抽泣。孙修士发觉了,问他哭什么,他总说心口发疼,不哭不舒服。阿凤渐浙长大,变得愈来愈乖戾了。一个圣诞夜,院长领着孩儿们在教堂做弥撒,他拒绝上前领圣体。院长申斥了他几句,他突然暴怒起来,跑到圣坛上,一把将几尊瓷圣像扫落地上,砸得粉碎。院长把他关了一个礼拜的禁闭,孙修士天天领着他跪颂玫瑰经。阿凤十五岁的那一年,他终于从灵光育幼院逃了出来,再也没有回去过。

“阿凤一闯进公园,便如同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横冲直撞,那一身勃勃的野劲,谁也降不住他,就是我的话,他还顺从三分。因为他刚出道时,便跟公园三重镇几个登记有案的流氓干上了,给捅了好几刀。是我把他带回家,替他医好的。他躺在床上,抚弄着自己腹上一道红肿的伤口,对我笑着道:

“‘郭公公,再戳深一点,就省了你这些麻烦了!’

“阿凤——他真是个公园里的孩子,公园里的一只野凤凰。他在莲花池畔的台阶上,逛来逛去,蓬着一头狮鬃似的黑发,昂头挺胸,一副目中无人的狂劲儿。当时还有不少老头子迷他呢!万年青电影公司的盛公就是其中的一个,盛公想收养他,把他带回到他八德路那间公馆里,将他从头到脚打扮起来,替他在西门町上海造寸缝了一套法兰绒淡灰的西装,又在亨得利买了一只银亮的劳力士戴在他的手腕上,把他装扮得阔少爷一般,然后带他上丽池去吃西餐。盛公倒是有意栽培,想送他进学校念书,将来让他拍电影,当明星。可是那只野凤凰在盛公公馆里,只待了一个星期便又飞回到公园里来了。西装手表当得精光,当了几千块,他把公园里那些野孩子一大伙带到杨教头开的那家桃源春去,点了两桌菜,跟那些野孩子猛吃猛喝,大打牙祭,喝醉了,他便爬到桌子上去唱歌,唱雨夜花。正当大家乐不可支,拍手喝彩,他却跳下桌子,一个人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因为他的脾气难缠,公园里的人,纵是有心,也不大敢去招惹。到了他十八岁那一年,合该气数已到,偏偏遇见了他那个煞星。对头是个大官的儿子,还是个独生子呢,因为属龙,小名叫龙子。龙子人长得体面,世家又显赫,大学毕业,在一家外国公司做事,本来都预备要出国留学了,原该是前程似锦的。哪晓得龙子跟阿凤—碰头,竟如同天雷勾动了地火,一发不可收拾起来。龙子在松江路底,租了一间公寓,悄悄筑了一个小窝巢,把阿凤藏到了里面。那时松江路底还是一片稻田,他们那幢小公寓就在田边,一打开窗子,就看得见一大顷绿油油的稻秧了。他们两个人打着赤膊光着脚,跑到田里去挖田螺捉泥鳅,糊得一身的烂泥,坐在田边,敲破一只香瓜,你一口我一口便大嚼起来,两个人确实过过一段快乐的日子的。但是那只野凤凰哪里肯那样安安分分守在巢里?有时半夜三更他便飞回到公园去了,骑在莲花池畔的石栏杆上,仰起头,在数星星。龙子追来了,要他回家,他说:‘这就是我的家,你要我回到哪里去?’偏生龙子也是一副狂风暴雨的脾气,两人一言不合,在公园里便揪斗成一团,一身的衣裳也扯得稀烂,打完了,又坐在台阶上,互相抱头痛哭。公园里的人,都笑他们,说他们得了‘失心疯’。那段时期,常常在深夜里,龙子坐了一部计程车,满台北找了去,见了人就问:‘你看见阿凤么?’公园里有些人吃醋,有些人幸灾乐祸,编出许多话来:‘阿凤到新南阳去了。’‘阿凤跟人到桃源春吃宵夜去了。’‘阿凤么?不是让盛公带走了么?’于是龙子就真的—一到那些地方去追寻,有时追到天都亮了,才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回到公园里来,在那莲花池畔的台阶上,焦灼地来回走着,从这—头走到那一头,从那一头走回到这一头。

“有一天晚上,阿凤跑到我这里来,一脸发青,一双深坑的眼睛闪得要跳出来似的。

“‘郭公公——’他的声音都在发痛,‘我要离开他了,我再不离开他,我要活活地给他烧死了。我问他,你到底要我什么?他说,我要你那颗心。我说我生下来就没有那颗东西。他说:你没有,我这颗给你。真的,我真的害怕有一天他把他这颗东西挖出来,硬塞进我的胸口里。郭公公,你是知道的,从小我就会逃,从灵光育幼院翻墙逃出来,到公园里来浪荡。他在松江路替我租的那间小公寓,再舒服也没有了。他从家里偷偷搬来好多东西,电扇、电锅、沙发,连他自己那架电视也搬了来,给我晚上解闷。可是——可是不知怎的,我就是耐不住,一股劲想往公园里跑。郭公公,你记得么?我十五岁那年在公园里出道,头一次跟别人睡觉,就染上了一身的毒,还是你带我到市立医院去打盘尼西林的。我对他说:我一身的毒,一身的肮脏,你要来做什么?他说:你一身的肮脏我替你舔干净,一身的毒我用眼泪替你洗掉。他说的是不是疯话!我说:这世不行了,等我来世投胎,投到好好的一家人家,再来报答你吧。郭公公,我又要溜掉了,飞走了,开始逃亡了!’

“阿凤失踪了两个多月,龙子找遍了全台北,找得红了眼,发了狂。在一个深夜里,那还是一个除夕夜,龙子终于在公围的莲花池畔又找到了阿凤。阿凤靠在石栏杆上,大寒夜穿着一件单衣,抖瑟瑟的,正在跟一个又肥又丑,满口酒臭的老头子,在讲价钱。那个酒鬼老头出他五十块,他立刻就要跟了去。龙子追上前拼命拦阻,央求他跟他回家,阿凤却一直摇头,望着龙子,满脸无奈。龙子一把揪住他的手说:‘那么你把我的心还给我!’阿凤指着他的胸口:‘在这里,拿去吧。’龙子一柄匕首,正正地便刺进了阿凤的胸膛。阿凤倒卧在台阶的正中央,滚烫的鲜血喷得一地——”

郭老的声音嘎然中断,眼帘渐渐垂下,他那张龟裂般的皱脸,好象蒙上了一层蛛网似的。

“后来呢?”沉默了半晌,我嗫嚅问道。

“后来么——”郭老那苍哑的声音微微颤抖起来,“龙子坐在血泊里,搂住阿凤,疯掉了。”

我在郭老家里居留了三天,听郭老把公园里的沧桑史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他教授我公园里许多的规矩,什么人可以亲近,什么人应该远离,什么时候风声紧,应当躲避。郭老的“青春艺苑”请了一位照相师傅,普通客人,便由照相师傅在楼下照。但我的像,郭老却亲自在楼上替我拍,自己拿到暗房去冲洗。拍了十几张,他才选中一张半身像,编进了他那本“青春鸟集”里。我的编号是八十七号,郭老说,我就是一只小苍鹰。临离开,郭老又找出了一套旧衣裳来给我换上,那套衣裳是铁牛留下来的,他跟我的身材差不多。郭老塞了一百块钱到我口袋里,双手按着我的肩膀,定定地注视着我,沉重地叮嘱道:

“去吧,阿青,你也要开始飞了。这是你们血里头带来的,你们这群在这小岛上生长的野娃娃,你们的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就好象这个岛上的台风地震一般。你们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如同一群越洋过海的海燕,只有拚命往前飞,最后飞到哪里,你们自己也不知道——”

11

“他终于又回来了。”

郭老跟我两人步向莲花池的时候,自言自语说道。

“你说谁,郭公公?”我侧过头去问他。

“你昨天晚上遇见的那个人。”

“你认识他么?”我诧异道。

郭老点了点头,叹道: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他又会回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们走近台阶,郭老却停了下来,指向聚在台阶上那一伙人,对我说:

“上去吧,你去听去,他们正在谈论他,已经闹了一夜了。”

台阶上众星拱月一般,一大伙人围绕着我们师傅杨教头正在那里指手划脚,大家似乎都非常兴奋激动。老龟头、赵无常,还有三水街的一帮小么儿也在竖着耳朵听。原始人阿雄仔昂头挺胸,立在杨教头身后,双手插着腰,庞然大物,如同一个耀武扬威的镖师一般。

“小兔崽子,快给我过来!”杨教头一看见我,便倏地一下手上两尺长的扇于指向我,一叠声嚷道:“让师傅瞧瞧,身上少了块肉,扎了几小洞没有。”

我走上台阶,杨教头一把将我揪过去,身前身后摸了几下,笑道:

“算你命大,还活着回来。你知道昨晚你跟谁睡觉了?”

“他叫王夔龙,刚从美国回来的。”

“肉头!”杨教头一巴掌掀到我背上,“王夔龙是谁你也不知道?”

“他知道个屁,”赵无常嘴巴一撇,“他那时只怕还穿着开裆裤哩!”

赵无常一张鬼脸瘦得剩下三个指头宽,身子象根竹篙,裹着一件黑色套头衫,晃荡晃荡,颈脖扯得长长的。我们这一伙里,赵无常的资格最老,他喜欢向我们倚老卖老,夸耀他从前在公园里的风光。

“乖乖,”赵无常的声音又破又哑,呱呱聒噪,好象老鸦,朝我张开一口焦黑的烟屎牙,“你昨晚下了水晶宫去陪龙子去啦!”

“龙子和阿凤”的故事,在公园的沧桑史里,流传最广最深,一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已经变成了我们王国里的一则神话。经过大家的渲染,龙子和阿凤都给说成了三头六臂的传奇人物。我怎么也想象不到,昨天晚上跟我躺在一块儿,伸张看一双钉耙似的手臂的那个人,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那个又高又帅,经常穿着天青色衬衫跟公园里野孩子狂恋的龙子。

“昨晚我就疑心了,”杨教头兴奋地扇着扇子,“可是他整个人好象刚从火炉里爬出来似的,烤得焦烂,哪里还认得出来?倒是他在台阶上,走来走去那副火烧心的急相,还是跟从前一模一样。有人说,这些年他一直关在疯人院里,又有人说,他老早出国躲了起来。谁料得到?十年后,深更半夜,他猛地又钻了出来!”

“就是说啊,”赵无常又开始杯旧起来,“我顶记得他从前找寻阿凤那股疯劲了。我不该开了一句玩笑:‘阿凤跟盛公回家了!’他揪贼似的把我揪进了车子里,逼着我带他到盛公家,半夜去敲人家的门。盛公以为流氓捣乱,把警察都叫了来。后来我问阿凤:‘你怎么这祥冷心冷面?’阿凤扯开衣服,露出一身的刺青,指着胸口上那条张牙舞爪的独角龙,说道:‘我冷什么?我把他刺到身上了还冷什么?你哪里知道?总有一天,我让他抓得粉身碎骨,才了了这场冤债!’我们那时只当他说癫话,谁知日后果然应验了。”

“那个姓王的,神气什么?真以为他是大官儿子了?一双眼睛长在额头上,”老龟头突然气不忿地插嘴道,他在嚼槟榔,一张口一嘴血红,“有一晚,他独自坐在台阶上,大概在等他那个小贱人,我看见他孤怜怜,好心过去跟他搭讪,只问了一句:‘王先生,听说你父亲是做大官的呀。’他立起身便走,理也不理,老子身上长了麻疯不成?”

“你这个老无耻!”杨教头笑骂道,“人家老子王尚德不是做大官是做什么的?要你这个老泼皮去巴结?我问你:你算老几?人家理你?癞蛤蟆也想吃天鹅?真正是个不要脸的老梆子!”

我们都笑了起来,老龟头搔了两下他颈子上那块长了鱼鳞似的牛皮癣,塞住了口。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才看到王尚德的葬礼,”赵无常插嘴道,“嚄,好大的场面!送葬的人白簇簇地挤满了一街,灵车前的仪仗队骑着摩托车,乱神气!”

我也在报上看到王尚德逝世的消息,登得老大,许多要人都去祭悼了。王尚德的遗像和行述,占了半版。王尚德穿着军礼服,非常威风。他的行述我没有仔细看,密密匝匝,一大串的官衔。

“要不是他老子做大官,他杀了人还不偿命么?”老龟头余恨未消似的说道。

“偿什么命?他人都疯了,”杨教头答道,“法官判他‘心智丧失’。开庭那天我去了的,检察官问他为什么杀人,他摇着双手大喊:‘他把我的心拿走了!他把我的心拿走了!’不是疯了是什么?”

“那一阵子,闹得满城风雨,我还记得,”赵无常划燃了火柴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报纸上的社会版,天天登,龙子和阿凤两人的相片都上了报,有家报纸的标题还损得很:‘假凤虚凰,迷离扑朔。欲海情天,此恨绵绵’。开庭那天我也在,法院就在一女中的斜对面,挤得人山人海,招来好多女学生。王夔龙一出来,她们也跟者叫:‘龙子,龙子’——”

“儿子们!”杨教头猛然将扇子一举,露出“好梦不惊”来,“散会吧,穿狗皮的来了!”

远处有两个巡警,大摇大摆,向莲花池子这边跨了过来。他们打着铁钉的皮靴,在碎石径上,踏得喀轧喀轧发响。我们倏地都做了鸟兽散,一个个溜下了石阶,各分西东,寻找避难的地方去了。我们的师傅杨教头,领着原始人阿雄仔,极熟练,极镇定地,混入了扩音台前的人群里。于是,我们莲花池畔的那个王国,骤然间,便消隐了起来。

“阿青!”

我走进黑林子里,跟一个人迎面撞了一个满怀,是小玉。

12

“明天晚上八点正,在梅田,一分钟也不许晚!”

我们坐在衡阳街大世纪的二楼,过道末端的一中鸳鸯座上,一个人吮着一杯冰柠檬水,小玉那双飞挑的桃花眼兴奋得炯炯发光。大世纪也是我们常到的联络站,比野人咖啡馆幽静多了。

“梅田在哪里?”我问道。

“驴蛋!”小玉捶了我一下,“梅田也没听过!就在中山北路国宾饭店过来两条巷子里。那里的台湾小菜,比青叶、梅子还要棒。明天晚上,他就请我们这几个人。”

“台湾小菜有什么稀奇?他是华侨,你为什么不带他去上大酒馆?五福楼呀,聚宝盆呀。我们也沾沾光,去吃桌酒席?”

“呵,说你不生性!”小玉世故起来,“人家林祥,离家这么多年,头一次回来,总想尝尝家乡味吓!大酒馆,你怕没有生意人请他?我喜欢梅田那个地方,乱有情调。烤花枝,凉拌九孔——美丽多多!”

小玉告诉我:那个日本华侨叫林茂雄,有五十多岁了。本来是台北人,后来打仗,给日军征到中国大陆去,在东北长春军医院里,当了七八年的护理人员。后由他在东北娶了一个满州姑娘,生了一儿一女。战后他全家跟一个东北朋友一同到日本合伙经商,苦了好些年,最近才发迹起来。这次,他们在东京的那家成城药厂,派他到台湾来设立经销部,他才有机会重返故乡。

“我今天带着林祥逛了一天的台北,两人逛得好开心!”小玉一睑容光焕发,“阿青,林祥人很好呢,你看——”他指着他身上那件红黑条子开什米龙的新衬衫,“是他买给我的。”

“你这个势利鬼!”我笑道,“你一看见日本来的华侨,眼睛都亮了,难道你真的又去拜个华侨干爹不成?”

小玉冷笑道:

“华侨干爹为什么不能拜?我老爸本来就是华侨嘛—一他现在就在日本。”

“哦?”我诧异道,“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又说你老爸早死掉了,葬在你们杨梅乡下。那天我还明明听见你向老周讨钱,说是买香烛替你老爸上坟。你哄死人不赔命!”

“告诉你?”小玉打鼻孔眼里哼了一下,“为什么要告诉你?谁我也没告诉!”

我们公园里的人,见了面,什么都谈,可是大家都不提自己的身世,就是提起也隐瞒了一大半,因为大家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痛,说不出口的。

“阿青,我向你,”小玉突然歪起脖子,一脸歹意地觑着我笑道,“你有老爸么?”

“什么话!”

“你老爸姓什么?”

“姓李!姓什么?”我有点恼怒起来,猛吸了两口柠檬水。

“你老爸真的姓李?你真的知道你老爸是谁,呃?”小玉的嘴角挑起,笑得非常刁恶。

“干你娘!”我忍不住一拳豁了过去。

“呵,呵,”小玉却得意非凡地笑了起来,“你看,白问你一声,你就输不起了!”

他俯下头去,默默地吮着他的柠檬水,半晌,他倏地头一昂,掉在额上的一绺长发一下甩回到头顶上,两颧鲜亮,一双桃花眼闪烁起来。

“告诉你们?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无父的野种?我从来没见过我老爸,也不知道他是谁。我不姓王,那是我阿母的姓。我阿母告诉我,我阿爸是一个日本华侨,姓林,叫林正雄。他有个日本姓,中岛。我阿母叫他:‘那卡几麻’。我的身份证上,父亲那一栏填着‘殁’。人家问我:‘你老爸呢?’‘死啦。’‘老早死啦。’我总装做满不在乎——-”小玉耸耸肩,“可是我心里一直在想:那个马鹿野郎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在东京?在大阪?还是掉到太平洋里去了?那年他回台湾做生意,替资生堂推销化妆品。他去上酒家,在东云阁碰到我阿母—一两人就那样姘上了。我阿母说,她上了那个马鹿野郎的大当!他回日本,说定一个月就要接我阿母去,我阿母已经怀了我了。哪晓得连他东京的地址都是假的,一封封信都退了回来。我从小就对我阿母说:‘阿母,莫着急,我去替你把‘那卡几麻’找回来。’从前我一天到晚跑那些观光旅馆:国宾、第一、六福客栈,通通跑过了,你猜我去干什么?”

“去兜生意。”

“卵椒!”小玉笑了起来,“我去旅馆柜台去查,查日本来的旅客名单。唉,艰苦呢!先查他的中国名字,又要查他的日本名字。我常常做大梦:我那个华侨老爸突然从日本回来,发了大财,来接我阿母跟我到东京去。”

“又在做你的樱花梦啦!”我笑道。

“阿青,你等着瞧,总有一天,我会飞到东京去,去赚大钱,赚够了,我便接我阿母去,我来养她,让她好好享几年福,了了她一辈子想到日本去的心愿。我要她离开她现在这个男人——那个混帐东西,不许我们母子见面呢!”

“这又是为了什么?”

“唉,”小玉叹了一口气,“我在他的面里下了半瓶‘巴拉松’。”

“乖乖,你还会毒人哪!”我咋了一下舌头。

“那个山东大汉,人并不坏。他整天叫‘入你奶奶。’‘俺入你奶奶。’”小玉笑道,“他是个货运司机,开大卡车的,从前在部队里当过驾驶兵。山东佬,壮得象条牛,我阿母一把就让他抓到床上去了。我跟他两人起先混得还不坏,他到台中运货回来,总带盒我最爱吃的凤梨干给我。喝了两口酒,他便捏起鼻子学女人声音唱河南梆子逗我笑。可是有一次,我在家里跟人打炮,却让山东佬当场捉到了!”

“小无耻,怎么偷人偷到家里去了?”我叫道。

“有甚么稀奇?”小玉耸了一下肩膀,“我十四岁就带人回家到厨房里打炮去了。我们住在三重镇,附近有好几个老头子对我好,常给我买东西:钢笔、皮鞋、衬衫。给我买一样,我就跟他们打一次炮,叫他们干爹。有一个卖牛肉汤的,是个大麻子,可是他最疼我。晚上我到他摊子去,他总给我盛一大碗牛肉汤,热腾腾的,又是牛筋,又是瘦肉,还有香菜,喝得受用得很!他家里有老婆的,我便带他回家,从后门溜进厨房里去。谁知那次却偏偏让那个山东佬撞了正着。你猜他拿什么家伙来打我?卡车上的铁链子!‘屁精!屁精!’他一边骂,一条铁链子劈头劈脸就刷了下来。要不是我阿母拦住,我这条小命早就归了阴了!你说,我要不要毒他?”

小玉望着我,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

“幸好没毒死,”小玉吸了一口气,“他在医院里洗胃,我阿母却赶了回来,把我的衣服打了一个包袱,一条金链子套在我脖子上,对我说道:‘走吧,等他回来你就没命了!’就那样,我便变成了‘马路天使’。”

说着小玉咯咯地笑了起来。

“老周昨晚又来找过你了,”我突然记起了丽月的话,“丽月说,那个胖阿公气咻咻的。要是他知道你又在外面打野食,他不撕你的肉才怪!”

“去他的,”小玉立起身来,拾起了桌上的帐单,“那个馊老头子,好麻烦。好兄弟,拜托拜托,你替我撒个谎吧,就说小爷割盲肠去了!”

回到锦州街,丽月还没有下班。阿巴桑已经带着小强尼睡下了,全屋电灯都已熄灭。我摸到房里,在瞑暗中,却突然看到下午搁在床上的那一串锡箔元宝,正在微微地闪着银光。我提起那串抖瑟瑟的元宝,穿过厨房,走到外面的天台上去。天台一角,一只装满了沙的洋铁罐里,一柱香,还在燃着几点星火,大概是阿巴桑烧祭留下来的。我蹲下身去,划亮了一根火柴,点燃了手里那串锡箔。那些元宝烧得嘶嘶的响,一个个烧成了灰,一缕一缕,飘落到地上,颤颤地独自闪着暗红的火烬。我抬头望去,天上那轮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的月亮,又红又大,偏西了,正压在远处高楼的顶尖上。

返转房中,我连衣裳也没有脱,汗黏黏地便倒卧床上去。我的身休已经疲倦得发麻,四肢瘫痪在草席上,好象解体了一般,动弹不得。在黑暗中,我看见窗外反射进来那些酒吧的霓虹灯,象彩蛇般,在窜动着。渐渐地,我的脑子却愈来愈清醒起来。三个多月了,这是头一晚,我突然感到我竟是如此思念着弟娃,思念得那般渴切、猛烈。

13

晚上八点正,我们到了中山北路的梅田。我们的师傅杨教头只带了原始人阿雄仔跟我两人去,老鼠因为乌鸦不准出来,吴敏头晕,在杨教头家休息。杨教头穿得正正经经,一件泡泡纱草青条子的西装上衣,一身粽子一般,箍出了圆滚滚的几节肉来,还系着根宽领带,绿绸子底爬满了朱红的飘虫,一头一脸的热汗,白衬衫早沁得透湿。他把阿雄仔也打扮了一番,套上了一件不合身的花格子西装,袖子太短,露出里面一大截衬衫来,拱肩缩背象足了马戏团里穿着外衣的大黑熊。在梅田门口,杨教头转身叮嘱我们:

“今晚规矩些,在人家华侨客面前,莫给师傅丢脸!”

梅田果然有点情调,装潢是东洋风格,门口跨着一拱小桥,桥下水池,流水潺潺,桥尾迎面还有一座假山,山顶闪着一盏小青灯。里面收拾得窗明几净,冷气细细地凉着。四周墙上镶着扇形的壁灯,晶红的灯光,朦朦胧胧,几个女招待的笑靥上,都好象涂着一层毛毛的红晕一般。餐馆尽头,有人在演奏电子风琴,琴声悠悠扬起。一位女招待迎上来,把我们带上了二楼,楼上是隔间雅座,女招待揭开第二间的珠帘,小玉及那位华侨客林茂雄已经坐在里面等候着了。我们进去,林茂雄赶忙起身过来迎接,小玉紧跟在他身后。林茂雄是个五十上下的中年人,两鬓花白,戴着一银丝边眼镜,一张端正的长方脸,一笑,眼角拖满了鱼尾纹。他穿了一身铁灰色西装,系着根暗条领带,银领带夹上镶着一颗绿玉。杨教头抢上前去,先跟林茂雄重重地握了一下手,又替我跟阿雄仔两人引见了。林茂雄把杨教头让到上座,将我跟阿雄仔安插在杨教头左右。大家坐定后,杨教头一把扇子指向小玉,说道:

“怎么样,林祥?我这个徒弟还听话吧?”

“玉仔很乖哩,”林茂雄侧过头去,望着小玉笑道,他说得一口东北腔的国语,小玉挨坐在林茂雄身旁,笑吟吟的。他穿了一件水绿白翻领的衬衫,一头长发,梳得整整齐齐,好象刚吹过风,一副头干脸净的模样。

“玉仔,他这几天做我的导游,我们看了不少地方。台北,我是完全不认识了——”

林茂雄一手扶在小玉的肩上,微笑着。

“今天中午,我才带林祥到华西街吃海鲜来,林祥说,比东京便宜多了,又好吃!”小玉面带得色地笑道。

“你说吧,林祥,怎么谢我这个师傅,”杨教头唰地一下,打开摺扇,扇了起来。饭馆有冷气,杨教头的胖脸上,汗珠子仍然滚滚而下。

“就是说啊,所以今晚特地要请杨师傅来喝杯酒呢!”林茂雄笑应道。

“光喝酒是不够的,”杨教头摇头道,“日后咱们有机会到东京,林祥也得导游一番,叫咱们开开眼界。听说东京的孩子也标致得紧哪!”

“杨师傅到东京来,我一定做向导,带你到新宿去观光。”

“那些日本孩子看见我们师傅,只怕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了!”小玉在旁边插嘴道。

“呔!我把你这个不孝的畜生!”杨教头手一扬,厉声喝道,旋即却放下手来叹了一声:“林祥,你不知道,徒弟大了,师傅难做,呕气得很!这几个东西,笨的笨,蠢的蠢,都上不得台盘,唯独这个小家伙,鬼灵精怪,一把嘴,又象刀,又象蜜,差点的人,也降不住他。林祥,我看他跟你竟有点投缘。”

“玉仔跟我两人很合得来。”林茂雄笑着拍了一拍小玉的后脑袋瓜。

一个十六七岁的女招待揭帘走了进来,端上一盆洁白的冰毛巾让我们揩面,又递给我们一人—张菜牌。林茂雄先让杨教头:

“杨师傅,你是行家,请先点吧。今天是玉仔的主意,吃台湾小菜。”

“我随和得很,什么都吃,连人肉也吃!”

我们都笑了起来,女招待笑得用手捂住了嘴。

“那么,就来碟西施舌吧,尝尝美人舌头的味道!”

“嗨。”那个女招待赶忙应声写了下来。

“玉仔,你想要吃什么?”林茂雄转头问小玉。

“烤花枝,我要吃烤花枝!”小玉嚷道。

林茂雄又让阿雄仔,阿雄咧开大嘴笑嘻嘻地说:

“鸡、鸡——”

“现什么宝?”杨教头低声笑骂道,“给他来道烤鸡腿吧!”

“嗨。”女招待又赶忙应道。

我点了一碟盐酥虾,林茂雄自己也加了几个菜,一道烧鳗,一道家常豆腐,一碟酸菜炒肚丝。

“日本人不吃内脏,我有好些年没有吃到炒肚丝了。”林茂雄笑叹道。

“先生要喝什么酒?”女招待怯生生地问道。

“把你们的陈年绍兴热来,”杨教头命令道,“加酸梅!”

女招待去暖了一壶绍兴酒来,一只高玻璃杯里盛着酸梅,她要替我们斟酒,小玉却赶忙接了过去道:

“不必了,让我来。”

女招待应着走了出去,小玉把酒筛到装酸梅的杯里,浸渍片刻,先替林茂雄斟上一杯,又把别人的酒杯都注满了,才立起身来,双手捧起酒杯,朝林茂雄敬道:

“林祥,今晚是你给我面子。我先干了这杯酒,表示我一点敬意吧。”

说着小玉便举杯,一口气咕嘟咕嘟将一杯酒饮尽了,一张脸顿时鲜红起来,一双飞挑的眼睛,眼皮也泛了桃花。

“慢来、慢来,别呛着了。”林茂雄赶紧伸出手制止道。

“我从来不喝急酒的。”小玉笑道,“今晚实在高兴,所以放肆了!”

“啧、啧,”杨教头砸嘴道,“林祥,你本事大。这个小家伙脑后那块反骨大概给你抽掉了—一竟变得这般彬彬有礼起来!”

“玉仔一直很懂礼貌。”林茂雄笑道,自己也吮了一口酒。

“没有的事!”杨教头摆手道,“他在别人面前,张牙舞爪,就象只小斗鸡,你真是把他收服了!”

“等一下菜来了,先吃点才喝,空肚子闹酒,要醉了,”林茂雄低声对小玉说道。

“好的。”小玉点头应道。

女招待送菜上来,头两道是烤花枝、烤鸡腿。林茂雄挟了一块烤花枝,搁在小玉碟子里。阿雄仔看见那盘焦黄油亮的肥鸡腿,伸出只大手爪便去抓。我整天只吃了两枚烧饼,老早饿得肚子不停地叽咕叽咕发响,一闻到那阵烤鸡腿的肉香,顿时一嘴巴的清口水,手上的筷子跟阿雄仔的手爪差不多同时伸到盘中最大那只鸡腿上。

“喂,你们客气些!”杨教头喝道,转向林茂雄道歉道:“林祥,请多多包涵!我命苦,收了这么个傻仔,又加上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徒儿,处处出洋相!”

“让他们去吧,”林茂雄笑道,“难得孩子们吃得这么开心!”

林茂雄说着把外衣也卸了,小玉赶忙接了过去,挂到衣架上。杨教头也除下了西装,把领带也松开了。林茂雄双手端起酒杯来,向杨教头敬酒道:

“杨师傅,请你先受了我这杯酒。”

杨教头也慌忙不迭地举杯回敬道:

“林祥是远客,我应当先敬。”

两人对过杯以后,林茂雄沉思了片刻,却向杨教头郑重地说道:

“杨师傅,今晚请你来,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玉仔是个聪明孩子,我看他也还懂得好歹,由他这样浪荡下去,恐怕糟踏了——”

“林祥!”杨教头将扇子往桌上一拍,“你这句话,正说到我的心坎儿上!我是他师傅,难道还不望他好?他从前那些干爹,有的开店铺、有的开洋行。他肯上进,谋份正经差事,还不易如反掌?偏偏这个小家伙,天生一副贱骨头!没常性,三天两头,一言不合,大摇大摆地就开小差。他自己不爱好,我当师傅的,拿他也无可奈何。”

“当然、当然,”林茂雄赔笑道,“师傅哪有不疼徒弟的道理?是这样的,咱们成城药厂,在台北松江路设了间经销处,要雇用一批人,我想把玉仔安插在公司里,有份差事,学个一技之长,对他日后是好的。所以先向师傅问准,备个案。”

“那敢情好!”杨教头应道,“林祥肯提拔,是他的福。只是一件:要看他本人如何。小家伙肚里的鬼,只怕有一打!”

“我已经问过他了,他自己说愿意。”林茂雄侧过头去望着小玉笑道。

“替林祥做事,我尽心就是了。”小玉一脸正经地说道。

“这回可是你自己说的,”杨教头指向小玉,“咱们等着瞧吧—一这倒好,日后伤风头痛,直到小玉那里拿药就是了!”

“我们销的,大部分是补药,‘胖美儿’之类。”林茂雄笑道,“台湾市场小,西德货竞争又厉害,生意恐怕也不太好做。”

“人事呀!这里什么都讲人事!要拉大医院,又要拉大医生,药品才销得出去。”

“我们已经开始做广告,征经销员了——我的意思,就是想叫玉仔跑跑外务经销。”

“那行,他那把嘴还要得!”杨教头嘉许道。

谈笑间,我跟阿雄仔两人已经把鸡腿吃得只剩下几根骨头。一时菜都上齐了,而且林茂雄又一直叫我们不要拘束,我跟阿雄两个人,筷子调羹并用,虾子鳗鱼豆腐肚丝,一人盛满了一盘。梅田的台湾小菜果然胜过青叶梅子,味道精致得多。我心里想下次不知几时才有机会上馆子,吃够本再说。

“这些年,我一直想回来看看——”林茂雄呷了一口酒,缓缓说道,“没料到台北竟变得这么繁华,好象十年前的东京一样。玉仔今天带我走过八条通——从前我们的老家就在那里——那在全是旅馆酒店,眼都看花了!”

“那一带变动得厉害,”杨教头接嘴道,“从前咱们在六条通开了一家‘桃源春’,轰轰烈烈了一阵子——现在那家酒馆民经换了两个老板,改成什么‘阿里山’了!门口漆得大红大绿,走过那里我看着就刺心!林祥这次回来,亲人都看到了?”

“老一辈的都不在喽,”林茂雄唏嘘道,“这次回来,我倒想找一位少年时代的朋友——”

林茂雄若有所思地顿了下来,他的双颧,微微地泛起酒后的酡色,墙上的扇形壁灯,晶红的光照在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上,涂上了一层晕辉。他的嘴角漾着一抹怅然的微笑,眼角的皱纹都浮现了起来。

“他叫吴春晖,我们住在一条巷子里,两个人很亲近,跟兄弟一样。那时我们一同上台北工业学校,学化工。两人还约好,日后一块儿到日本去学医,回来合开诊所。谁知道战事一来,我却给征到大陆东北,一去便是这么些年—一”

“我也到过东北.冰天雪地,耳朵差点没给冻掉!”杨教头插嘴道。

“是啊,我刚到长春的时候,生满了一脚的冻疮,寸步难行。”林茂雄摇头笑道,“后来才知道东北人的靴子里原来都塞满了乌拉草取暖的。”

“那个吴春晖呢?”小玉好奇地问道。

“暧,”林茂雄叹息道,“他可怜,给日军拉去东南亚打仗去了,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没有?”

“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小玉问道。

“我只记得他年轻时候的面貌——”林茂雄沉吟了片刻,他打量了小玉一下,笑道,“说起来,你跟他,眉眼间倒有几分相似。”

“是么?”小玉笑道,“那个容易,林祥,我陪你去找!”

“傻仔,”林茂雄搔了一搔他那花白的发鬓,“隔了三十年,我们相见也不认识了呀!”

“不要紧,只要痛下决心,一条街一条街,一个城一个城去找,总有一天找得到。” 小玉颇为自信地说道。

“其正是小孩子说话。”林茂雄摇头笑道。

小玉起身拣了一块烤鳗鱼,敬到林茂雄的碟子里。林茂雄吃了一口,赞道:

“这家烧烤,确实不错。”

“听说东京的中国饭馆也多得很哪。”小玉探问道。

“日本人爱吃中华料理,他们常常在中国饭馆宴客,在日本开餐馆很赚钱。东京有一家留园,是满洲皇族开的,气派大得很,普通人还吃不起哩,一道水晶鸡,日币三千元!”

“林祥,我到东京去,在中国餐馆打工,行么?”小玉问道。

“你会烧菜么?”

“不会可以学嘛。”

“那边餐馆常常请不到厨子。”

“那么我赶快到烹饪学校报名,考个厨子执照去。”小玉笑道。

“你不必打这些鬼主意了!”杨教头道,“林祥回日本,干脆把你装进箱子里,提走了事!林祥,听说这几年东京也繁荣得了不得!”

“东京变得更厉害,”林茂雄叹道,“战后我们去,差不多炸平了,眼看着一栋栋高楼建了起来。我们老板有眼光,一去便在新宿番众町那一带买下一块地,就那样发了起来--- 他是我太太的舅舅,就是他把我们接去日本帮忙的---”

“番众町那里有一家酒吧叫一番馆,里面的孩子穿着和服的。”小玉插嘴道。

“你怎么知道?”林茂雄诧异道。

“一番馆在番众町七十五番地。”小玉笑嘻嘻地说。

“你这个孩子,”林茂雄摸了小玉的头一下,“好象东京去过多少次似的,这么熟!”

“我有一本东京地图,”小玉笑道,“那些街道我都背熟了,我去了,一定不会迷路。有一天,我一定要到新宿一番馆去,瞧瞧那些穿和服的日本孩子去——林祥,要是我穿起和服来,会好看么?”

“你穿上和服,倒象个日本娃娃。”

“‘好色一代男’林祥看过么?”小玉问道,“是一部彩色古装片。”

“‘好色一代男’?”林茂雄皱起眉头思索了片刻,“是好老的影片了吧?”

“池部良演的,”小玉说道,“他在电影里穿了一件白绸子黑缎带的和服,乱潇洒一阵!林祥也有和服么?”

“有一件,在家里穿穿。”

“什么颜色?”

“灰的。”

“哦,我喜欢白绸子的。以后我也去买一件,不过听说好的贵得很。要是我在东京穿起和服来,他们真把我当作日本仔怎么办?我又不会说日本话,只会一句:我哈腰——果哉?一麻司。还是师傅教的。你肯教我说日文么,林祥?”

“那要看,”林茂雄微笑道,“你在公司里做事努不努力!”

“那我一定拚命干就是了!”小玉笑道。

几碟菜我跟阿雄仔两个人,闷声不响扫掉了一大半,阿雄仔用手拉鸡腿吃,两手抓得油渍渍,啃完了鸡腿,又吮手指头。小玉点的烤花枝,他只吃了两夹,其余的我趁他说话,都暗暗地计算光了。几道菜,烤花枝最爽口,又香又脆。吃到最后,一只碟里只还剩下一枚盐酥虾,我挟起送进嘴里,连头带尾一齐吞了下去。吃完菜,我们把两瓶绍兴酒也捣鼓光了才散席。

14

“盛公家开‘派对’!”

这个消息,象—则不胫而走的谣言,从早上开始,便在台北市我们这个隐秘的地下国度里,每一个角落,散布开来。从八德路传到中山北路,从中山北路流到西门町,从西门町越过淡水河吹到三重镇,然后再回头,落到万华三水街那条热臭污秽的死巷中。在大街上,在小巷中,在野人地下室,在新南阳的后排座椅上,当然,最后归集到我们的老窝公园里——大家见了面,都会心地一笑,互相传递,互相印证:

“盛公又开‘派对’了。”

“八德路二段。”

“晚上十点钟。”

十点钟,八德路二段一条弄堂里,早已停满了脚踏车、摩托车,还有一两部小轿车。盛公那幢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外面看去,一片昏暗,连门灯都没有开。楼房上下,门窗紧闭帘幕低垂。外人看见,都会以为宅内的人,早已安息,灯火俱灭。谁也不去查觉,那座外表十分安静规矩的巨宅里,一个秘密聚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只有走近客厅时,才听到里面隐隐约约的人语笑声以及管弦的悠扬。客厅门口,一排排,一行行,早已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有尖着头系带子的老式皮鞋,有镂着小洞的白皮鞋,有泥滚滚发着胶臭的运动鞋,还有几双赤裸裸的高跟木屐。盛公家的客厅,十分宽大,容得下四五十人,可是里面一片黑压压都挤满了人头。客厅中央那盏大吊灯,旋转出红、绿、紫三种颜色的灯光,配着唱机播放出来“碎心花”的探戈节奏,转得偌大一间客厅,象只大水缸,各色水浪,波涛起伏。一个个人的身上脸上,时红时绿,好象—群色彩艳异的热带鱼,在五颜六色的水波中,载浮载沉。里面的人,都扯高了喉咙,叫着笑着跳着,可是谁也听不清谁的话。因为客厅那座两吨半的冷气机,正开足了马力,轰轰地喷射,把人语笑声,镇压下去。门窗关闭得紧,客厅里一迳散着一股清一色浓浊的男人味。

主人盛公坐在客厅一端凸起的台上一张檀木的太师椅上,居高临下,睁着他那双老的眼睛,既感兴味而又无可奈何地瞅着那一群暖烘烘的青春肉体,半刻也不肯安分的蹦跳着,飞跃着。盛公穿了一件黑丝绸香港衫,左边胸袋上绣着一朵醉红的海棠花,头上残剩的一撮稀发,一绺绺梳得妥妥贴贴地覆在头顶上。因为常年风湿,盛公的背一迳痛得弯成—把弓,背后衬着两只软泡泡的黑丝绒的椅垫。盛公的万年青电影公司刚推出一部文艺片“灵与肉”,轰动港台,创下近年来的票房纪录。盛公心花怒放,便开起“派对”,来庆祝“灵与肉”的成功,连电影中那支主题曲“碎心花”也得了一个大奖。盛公对我们,确实是慷慨的,时常无缘无故,他会叫一桌酒席,让我们吃得兴高采烈,他夹在我们中间,拍着我们的背,说道:“能吃就吃吧,孩子。象我,连块排骨都啃不动喽。”盛公镶了一口的假牙,只能吃虾仁蒸蛋、鸡血豆腐。盛公喜欢诉说他过去辉煌的故事,他从前在上海,是天一公司的台柱小生,跟徐来、王人美都配过戏。他说徐来最美,不愧是标准美人。他把他从前那些剧照拿出来,给我们看,我们都笑了起来。盛公悻悻然喝道:“笑甚么?难道你们还不相信这就是我么?”我们确实不相信,相片里那个年轻英俊、眉眼灵秀的男人,竟会变成一个瘪嘴驼背的丑老头。上次盛公开“派对”,我们吃完喝完,大家成群结队,一哄而散,谁也不肯留下来陪盛公宵夜,喝红枣桂圆汤,听他那些讲了又讲的古老故事。在空旷的客厅里,盛公独自颓然靠在太师椅上,茶几上,烟尸酒罐,糖纸瓜子壳,堆积如山。盛公突然感伤起来,淌下了两滋衰老的眼泪,对杨教头慨叹道:

“杨胖子,老来无子,到底是凄凉的。”

杨教头是盛公唯一的知已,盛公的感慨,只有他才能了解。

“算了吧,盛公,”杨教头安慰他道,“养儿子,不孝顺,也是枉然!”

“那块料还不错,”盛公转向坐在左手边子上的杨教头说道,他正觑着老的眼睛,指向人群中一个身着火红紧身衫的少年。少年的身材很帅,长腿细腰,一个倒三角的胴体,宽厚的胸膛上,两块胸肌嚣张地隆起。少年扬面昂首,左顾右盼,一副目中无人的狂态,都堆在他那似笑非笑,上挑的嘴角上。盛公识人,“灵与肉”中的男主角林天,一经他提拔,登时平步青云,熠熠地便红了起来。

“那个骚东西么?”

杨教头用扇子遥点了红衣少年一下,歪过头去,凑到盛公耳下,报告了一段少年的履历:

华国宝,人都叫他华骚包,一天到晚爱亮出他身上那几斤健身房练出的肌肉来。读过一年艺专,便自以为是电影明星了,是个刁狂无比的浮滑少年。然而人却聪明绝顶,也有才,倒真是一块料!看见么?跟在他身后,寸步不离,戴着一顶巴黎帽的,他是谁?是阳峰哪,“悲情城市”,“心酸酸”,从星台语片那个过了气的红小生。他整日在小华身后,就好象在追逐自己的影子一般。这两年阳峰的魂只怕也给他磨掉了,供他吃、供他住、供他读书。华国宝却冷冷地说道;“我并不稀罕!”

老鼠在人群中窜来窜去,趁人不觉,从茶几上攫走了那包还未开封的“长寿”,迅速地塞进了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又挤到那张大理石面的八仙桌边,从一只朱漆的四色糖盒里,狠狠地抓起一大把金银纸包着的巧克力,正要往胸袋放,却让聚宝盆的卢司务一把捉住了手梗子。老鼠咧着一口焦黄的牙齿,无奈地笑道:“卢爷,要吃糖么?”卢胖子笑得象尊欢喜佛,大肚子顶到老鼠的胸上:“糖,我不要吃,我倒想啃你的骨头!”

吴敏那张脸变得愈加苍白了,他退缩到客厅远远的一角,闪躲到那架字乌木屏风后面去,掏出手帕,揩拭他额上的冷汗。他左手上的绷带还没有除去,白白的一圈,套在腕上,手铐一般。张先生刚跨了进来,他穿了一套很体面天蓝色沙市井的夏天西装,头发抿得一丝不苟,下巴剃得铁青。他右边嘴角拖着的那一道深纹,在红艳艳绿森森的灯光下,如同一条阴黑的刀痕,斜横在那里,好象一迳在凶残地微笑着似的。萧勤快跟在他身后,浓眉大眼,茁壮得象头小公牛,见了人便咧开他的厚嘴唇,得意地笑道:“我们刚到华声去看戏:‘灵与肉’。”

心脏科的名医史医生正伸出手去,按了一按三水街小么儿花仔的胸脯,说道:“花仔,你的心长歪了,难怪你这个人也是歪的。”史居生常常要我们到他的永乐诊所去检查身体,他给我们义诊,连金霉素也是赠送的。史医生的诊所里有人送他一块匾:仁心仁术。他确实是一个仁医,非常关心我们的健康,常常给我们讲解卫生常识。

铁牛叉着腰,敞着胸,企立在那里,一头铁硬的怒发,根根倒竖,一条黑帆布的腊肠裤,箍得腿上的肌肉波浪起伏,皮带也不系,裤头滑得低低的,全身都在暴放着野蛮的男性——可是艺术大师说,他在铁牛的身上,终于找到了这个岛上的原始生命,就象这个岛上的台风海啸一般,那是一种令人震慑的自然美。他替铁牛画了好几张面像,他说,那才是他真正的杰作。艺术大师非常鄙薄那一群大学生,“文明和教育,把他们的生命力都撕(这个字又认不出来了,暂且代替)伤了,”他冷笑道:“他们象甚么?一束塑胶花!”然而那群大学生却独自围成了一个小圈圈,嘴里夹着洋文,沾沾自喜地在跳着探戈的花步。

在盛公这间门窗紧闭、帘幕低垂、冷气机开得轰轰响的客厅里,我们一个个都放浪形骸地蹦跳起来,愈跳愈骠悍,愈猖狂,一个个都夸张地笑着,叫着,好象在向外面那个合法的世界挑战,报复一般。在那转得忽红忽绿的灯光下,我看到了盛公那衰老无奈的脸,阳峰那张追悼哀伤地脸,华国宝那张狂傲的脸,吴敏那张苍白的脸,张先生那张一迳浮着一抹凶残微笑的脸。这一张张年老的、年轻的、美貌的、丑陋的脸上,都漾着一股若有所失的暧昧神情,好象都在企图遮掩甚么似的,遮掩一些最黑暗最黑暗的隐痛?一颗常年流着血不肯结疤的心?在那盏旋转灯下,我又看到了那张古铜色高额削腮的脸——立在我面前的是那个头一次带我到瑶台旅社去、小腹练得铁板一般硬的中学体育教员,他正朝着我,伸出了他那筋络崎岖的手臂来。在旋转灯下,我看见了一只只的手:吴敏那只绑着白绷带受了重创的手,老鼠那只被烟斗烙起了燎泡的手,阳峰那只向华国宝伸了出来而又痛苦迟疑缩了回去的手。在这个封闭拥塞的小世界里,我们都伸出了一只只饥渴绝望的手爪,互相凶猛地抓着、掩着、撕着、扯着,好象要从对方的肉体抓回一把补偿似的。体育教员那只手,象钢爪一般,一把扣住我的右腕,拶得我的手骨直发疼。他是那样急切地望着我,红丝满布的眼里,好象又有千言万语要向我倾吐一般。我闻到他呼吸里喷出的酒味,他就象又醉了,就象那天夜里一样,醉得口齿不清,向我倾诉了一大堆他的伤心历史,那样一个北方大汉,竟会恸哭得令人手足无措。我感到非常尬尴,我实在不忍见到那张古铜色醉脸上泪水纵横的模样。在人堆中,肉磨着肉,我盲从奋力地蹦着跳着,一阵突如其来莫名的悲哀,千钧压顶陡然罩了下来。我觉得客厅里的氧气好象骤然抽掉,胸口一闷,令人窒息起来。我猛地挣脱了体育教员钢爪似的手,奋力推开人堆,窜逃到客厅外面去。在客厅门口,我从那堆混杂的鞋子中,找到了我那双打着铁钉张口的皮靴子。

15

午夜,公园里热浓的空气稍稍清凉下来。那从樟木林子,正在喷吐着一蓬蓬沁人脑脾的辛香。十七的月亮比十五的又昏黯了些,托在最高那棵大王椰的顶上,如同一团烧得快成灰烬的煤球,独自透着晕红晕红的余晖。四周沉寂,只有莲花池那边的台阶上,传来剁、剁、剁,一声又一声孤独的步音,焦灼、迫切,渐渐消失到远方,蓦地回头,却又转身过来,愈来愈急,愈来愈响。他那高大的身影,穿过来,穿过去,嶙峋、突兀,从台阶这一端蹭蹬到台阶那一端,无休无止地在徘徊,在踟蹰,直到他跟我撞了个照面,他才倏地煞住了脚,一双钉耙似的长手臂扣到我的肩上,他那双炯炯的眼睛,逼视着,如同原始森林中的两团野火,猛地跳跃了起来。

“我一直在找寻你,阿青,找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