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我正式跟刘峰打交道,是他调来半年后。我们跟随大部队拉练行军到川西北山区,扎营七天进行军事训练。假如说我们一年一度“扮演”一次真正的军人,也就在这七天。例行的打靶和投弹训练,都是此时完成。“扮演士兵”对我们是玩游戏,可以不练功,可以过枪瘾,可以把压缩饼干当零食,还可以在“摸哨”时当真打架摔跤。射击训练开始前,军训处简副处长选了两个警戒哨兵,站在靶场最外围,防止老乡进入,让子弟兵不长眼的子弹打了活靶子。我和刘峰入选。刘峰是志愿的,他来自野战军,不稀罕打靶,省下过枪瘾的机会给其他人;我是被大家一致推举,因为我射击一般算不出环数,子弹从来碰不着靶子边,大家怕我拖垮集体打靶成绩。

那年我十三岁差一个月,身高一米六一,体重三十八公斤,伫立于一九七二年的川西北隆冬,在军人和老百姓之间筑成一道血肉长城。密集的枪声从下午一点持续到四点,我从站岗到“跳岗”,为了脚不在这三小时内生出冻疮,我不得不把舞蹈课的小跳组合挪用到此时。一排靶子插在一片红苕(红薯)地里,红苕已经被起过了,黑了的藤子秧子摊得如同烂渔网。舞蹈教员杨老师的大手表戴在我腕子上,我跳三五分钟看一眼,意识到孤单、疲惫和寒冷能使五分钟变成一辈子。四点过五分,枪声完全静下来。打靶应该四点整结束。一个肥嘟嘟的田鼠从我脚边跑过,我目光追着它,不久发现田坎下有个圆润光滑的洞。我想参观一下洞内,便趴下身,用本该警戒四野的高倍望远镜往洞里看,却什么也看不见。我捡了根树枝伸到洞里骚扰,一边学猫叫,不知田鼠跟猫是否敌我矛盾。此时“啪”的一枪,子弹擦着我头顶的榆树梢过去,吹了一声哑哨。打靶不是结束了吗?半分钟不到,又是“啪”的一枪。我还没想明白,就被人从地上拎起来,扭过头,看见一张白脸,两腮赤红,嘴吐蒸汽。我似乎是认识这张脸的,但因为它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写而显得陌生。他说话了,口气很冲:“你怎么回事儿?!怎么把老乡放进靶场了?!”山东口音提醒了我,此人正是另一个警戒哨兵刘峰,他另一只手还架着个驼背老太太。老太太显然是在我骚扰田鼠的时候溜进靶场的,似乎挂了彩,哼唧着,顺着刘峰的手往下瘫,最后黑眼球没了,眼皮夹缝里只剩两线灰白。刘峰“大娘大娘”地叫喊,我吓得不省人事了。下一个印象,就是刘峰抱着老太太在我前面飞奔,一面大声说:“太不负责任了!玩儿心那么重,像个当兵的吗?!……”对面山坡上飘着红十字旗帜,刘峰是把老太太往战地救护队抱。我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摔跤,两个腮帮上都是泪,是摔出来的或是吓出来的还是被刘峰骂出来的,现在我想,应该做全选。刘峰和我把老太太送进急救帐篷,正在“扮演”战地救生员的门诊部医生护士们围上来。接下去的印象就是刘峰和我在棉门帘外面等噩耗。一会儿,刘峰站累了,蹲下来,仰起脸问我:“十几?”我蚊子似的哼哼了一声“十三”。他不再说话,我发现他后领口补了个长条补丁,针脚细得完全看不见。棉门帘终于打开,急救军医叫我们进去看看。我和刘峰对视一眼,是认尸吗?!刘峰哆嗦着问子弹打哪儿了。医生说哪儿也没打着,花了半小时给老太太检查身体,身体棒着呢,连打蛔虫的药都没吃过,更别说阿司匹林了。可能饿晕的,要不就是听了枪声吓晕的。鬼吹灯小说

我们伸头一看,见老太太捧着个军用水果罐头,一勺舀两大块糖水菠萝往嘴里塞。刘峰拽拽我,我们俩赶紧钻进棉门帘。刘峰对老太太又敬礼,又道歉。老太太呼噜呼噜地吃喝,专心给自己压惊,顾不上理会我们。

急救护士轻声说我们运气好,真打着她,她一家老小就不用吃红苕了,全都到文工团吃军粮去了。

回到我们驻地,故事更清楚了。贝斯手曾大胜跟人打赌,剩下几枪,他一定打出三个连续十环。所有人都打完了,曾大胜一人还趴在那里,半自动还剩两颗子弹了,他瞄了三分钟,一弹未发,向身后的军训科副科长借了条手绢,遮住一只眼睛,再开始新一轮瞄准,有人打趣说,这一枪,不打十环对不住科长的漂亮手绢。另一个嘴更损,说十环还值得这么瞄?这一枪非打出十一环来!曾大胜跳起来,跟说风凉话的踢打一阵,再开始第三轮瞄准。到此时,七分钟已经过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打靶已经结束,离开了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