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二块七与十几万王跃文

某官奉调入京,位居要津。越明年,电令旧部,搜集其往日著作,出版文集。旧部如接敕令,翻箱倒柜,文海钩沉。此公著述颇丰,十六开纸的文稿,足有半麻袋。旧部办事认真,代编目录,以便首长检索。可目录编出之后,视觉效果有些怪诞。计有五篇文章题目都叫《政府工作报告》,七篇文章题目是《在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四篇文章题目为《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别的文章若干,题目稍有区别,却也大同小异,差不多都是《关于某某的调查报告》。

我有些迂,冷眼旁观着,怀疑出版此等文集有何意义。想起读旧书,说到某人生平,会详述历任何官,官至几品何职,有何著作行世。想这位官员大概也想身后人们知道他著有《某某文集》。时间会发酵,年月越久远,有些东西就越醇香。一百年之后,这位官员的后人会骄傲地说起,显祖某公,当过方面大员,晚年入京做官,出版有《某某文集》。而那时此类文集注定早已失传,某公家谱里也只有存目而已,这位显祖就越发神武。后人不知道祖上出过何等重要著作,会十分遗憾;越是遗憾,越会“慎终追远”。

大凡文人都珍爱自己的文章。小年轻发了豆腐块处女作,会细心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那是心血啊!某公因文章反正不是自己写的,不曾有切肤之痛,随手就丢了。待后来想起还可出出文集,好歹可以挣些稿费,便让旧时手下找去。稿费不会很多,印上两万册,除去印刷费,剩得的全归自己,哪怕不完税,最多也只落得个十几万。虽只是个小钱,可是这钱不赚白不赚,何必斯文?何况自己只需个创意,事事都有人代劳,就连票子都不须自己去数,何乐而不为?难怪有阵子大报小报鼓吹“点子经济”,原来创意如此值钱!

鄙人十七年公职勾当,写的尽是《某公文集》那类文章。起初年轻,这些文章尽管署着别人的名字,毕竟又是自己的血汗,就细心收藏着,以为纪念。在某县干了整整八年,等要调离了,翻出替人捉刀之旧作,也足有半麻袋。当时,我忽然感觉到某种虚无,觉得留着这些文章很可笑的。便叫来收破烂的,当废纸卖了。记得共卖得三块钱。那拾荒老妇递给我三叠数好的毛票子。当时正是盛暑,便嘱同事拿去买西瓜吃。稍候,同事抱来西瓜,笑道:每叠票子只有九毛。原来我被那位朴素老妇用最朴素的手段骗去了三毛。我拊掌而笑,仿某伟人句式说:智慧总是掌握在群众手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事后每想起此事,总免不了暗自幽默:自己八年心血,只值二块七毛钱!

权也拳哉王跃文

儿子读书粗心,总写别字,权拳不分,权力写作拳力,权利成了拳利,拳头错作权头。我屡作纠正,他仍似懂非懂。后来我偶然想起些事情,发觉儿子的别字真错得有些意思。是不是生活中一些很常识的事情让他权拳错觉,也未可知。

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还应记得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青年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左手夹着雨伞,右手握成铁拳。我记得小学学过一篇说明文,课文题目与油画同题,文章对毛泽东那拳头作了重点描述。看看后来的历史,似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就是这拳头的某种艺术意向的延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似乎也是这拳头的演进。

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一幅宣传画很常见:一个硕大无比的拳头下面压着地富反坏右。我记得当时画艺再低劣的画师或画匠,画出的拳头都一律的坚强有力,而拳头下的牛鬼蛇神们正因为作画者技艺粗糙而不堪入目。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的打砸抢在很多地方就成了政权的天职,政权彻底沦落为“政拳”。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分子”,所以看着拳头下面那个戴眼镜的“右派”作痛苦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似乎那就是我的父亲,尽管他并不戴眼镜。

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我还老听说农村干部为抓计划生育、催收上交款而去农民家抄家,发现拳头仍是很多机关部门的重要工具。报载,一位农民,仅仅因为将《人民日报》和当地报刊上登载过的国家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搜集起来,在群众中间宣传,就被当地政府认为有罪,抓了起来,殴打致残。有位在当地乡政府吃过苦头的农民向我哭诉道:那些当书记、当乡长的,他们也是农民的儿子,却跑到我们这里来欺负农民,他们自己的父老乡亲在家里也受着他们一样的农民儿子的欺负!

一个冬夜,中央某新闻单位驻某省记者站的站长约见我,专门同我说起基层干部欺压农民的事情。他说的是桩桩血案,听了令人心酸。这位年轻人就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良知,写了很多“内参”上报真实情况,而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我只是默然地听他讲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一道论述题王跃文

有个顺口溜,说的是官员进党校:学习学习,休息休息,密西密西,联系联系。此说偏颇,大谬不然。看看某官员做的一道哲学论述题,自然会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一道很传统的题目,想必领导干部都做过的:请联系实际,简论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

有位官员答题如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所谓物质,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客观存在,比如洋房、汽车、女人、钞票等等。所谓精神,就是指物质作用于人的感观系统所产生的相应反映,比如满足、舒服、自在、快意等等。对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不同回答,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唯心主义的错误在于夸大精神的作用,将其凌驾于物质之上。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对唯心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成语中的“画饼充饥”、“黄粱美梦”等,就形象地说明了唯心主义是多么幼稚可笑。没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哪来巨大的精神满足?试问画饼真能充饥吗?美梦醒来不依然是一枕黄粱吗?一位伟人说过,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古人有云,食色,性也。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就通俗地说明了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所谓吃饭,指的就是指摄取物质;而第一件大事,也就是讲的第一性。食色,也是物质;性,即本性,意思也就是人们第一位的需要。

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和精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众所周知,吃饱喝足之后,亦即猎取大量物质之后,就会产生惬意、兴奋等一系列精神反应。同样,当人们拥有花园洋房和名牌轿车等大量物质之后,相应的精神反应就是做了人上人,浑身飘飘然。俗话说,饱暖思淫欲,此乃物质享受转化为精神需求的极典型极深刻的例证。相反,精神亦能反作用于物质。显然,当人们萌发精神欲望时,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动力,并最终拥有大量物质。这已是被广泛证明了的不争之事实,亦是人们一再实践着的普遍规律,不用赘述。最后,精神依附于物质而存在,物质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比方说,任何人本身都是物质的,即碳水化合物;同时,依附其上的特殊地位、职权等等就是精神的东西。这种情况下,物质和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既能获取大量自身之外的物质,又能释放巨大的精神能量,包括提高自身精神质量(获取更高的地位,谋取更大职权等)、为别的物质体(亦即别人)创造更多精神收益(亦即地位、职权等)。

需要补充的是,唯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过分强调信仰、道德、立场等等精神范畴的作用,忽视物质对人的巨大推动力。所以我们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少谈些主义,多弄些物质。

评语:论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证有力,论述清晰。优。

政府可以打瞌睡王跃文

往日在政府机关公干,经常听人感叹:真不想再干了,哪怕不下海,就算给企业当当顾问也好。发此感叹者,必是肩负一官半职、多少握有尺寸之权、自我感觉非常之好。

我闻得此言,嘴上不便多说,心里却忍不住暗笑。这类官人,不仅假作淡泊之相,而且有些忘乎所以。他们真以为自己是神仙,只消他动动嘴皮子,稍加点化,企业就会财源滚滚。他们平日也许到企业做过所谓调查研究,或是在自己办公室里听取过企业汇报,他们煞有介事地说上几点意见,企业头头们都是如沐甘霖的样子;于是,他们就飘飘然了,总以为自己的指示无比正确。其实,这不过是场面上的逢场作戏,当真不得的。

企业家们非常明白,官员们大而无当的指示,莫说有害,至少无益。谁真傻得按政府官员的瞎指挥去办企业,只有死路一条。记得当初参加政府官员的决策会,常听首长们口口声声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结果提出的具体措施完全是老皇历,比方派工作队进驻企业,真把政府官员当天官天将了,似乎只要他们一下凡,如观音菩萨般拿出宝瓶洒几滴甘露,企业便逢凶化吉了,便遇难呈祥了。政府官员如此英明,何不干脆让他们直接去办企业呢?

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今的官员们曾经都是书生,至少大学毕业,硕士、博士也不少。他们原本并非“百无一用”,而是学有专长,可一旦在政府机关打磨些时日,大脑内存就只剩几句官话了。久而久之,百无一用。一海归博士自京师来,相约叙话。饭局间,博士每每说自己是学者,而非官员。常人说自己是学者,有骄狂之嫌;官员说自己是学者,则谦虚了。暗中有个逻辑:官员谦虚,便成学者。可见,官员到底比学者高级。席间难免论及有关人事,但凡说到某某官员,博士必说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吃过饭。其实,我觉得此君更愿意我们把他看作官员。于是想起一位前辈的调皮话,套用之:此博士必定在官人面前作学者状,在学人面前摆官员谱。此类书生,纵使出身哈佛、牛津,也枉然了。

听说最近派了些政府官员去美国进修,倘若得法,实乃善举。不知他们是去人家企业,还是去政府机关?我想他们应去美国的政府机关,看看人家政府是怎样办事的。他们不妨学学美国式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不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绞尽脑汁替任何经济法人想点子。政府只做自己该做的事,别狗咬耗子。有句话虽极而言之,却颇有道理:政府打瞌睡,经济就发展。

不可思议王跃文

耳闻目睹很多荒唐事,见怪不怪。能忍就忍,忍不住就在茶余饭后说说;今天实在手痒,写篇短文,随意列举几桩。

报载,某人才招聘市场,求职大学生纷纷填写《入党志愿书》。原来,据说很多用人单位愿意招聘党员学生。新闻是讲究导向的,我不明白这条新闻想说明什么问题。战争年代,有战士在枪林弹雨中火线入党。听说这种党员的党性,成色最足,差不多是三个九的纯金。后来很多艰苦条件下的突击入党,都沿用着火线入党的说法。人才招聘市场上的入党,该叫什么入党呢?难道叫饭碗入党?这种叫法自然准确,却与共产党的宗旨相违背。共产党员需是先人后己的,可是这些饭碗入党的人,却在同普通群众争饭碗。又据说,新闻都是有新闻内幕或新闻背景的,我不知道这条饭碗入党的新闻背后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果是有关部门特意在人才招聘市场现场发展党员,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有年北京“两会”,某日本朋友来长沙访问我,说他永远弄不清中国的十万个为什么。因问其故,他说在机场、车站乃至别的服务场所都贴上了“两会代表、委员优先”的标语。这位日本朋友纳闷的是:“两会”代表、委员,应是人民中间的优秀分子,他们应处处让普通群众优先,怎么自己倒要优先呢?我说,他们得赶去开会,参政议政,很是重要,耽误不得。日本朋友说,普通群众的工作比他们开会更重要。比方说吧,耽搁了电厂工人的工作,开会就得黑灯瞎火;耽搁了自来水厂工人的工作,他们开会时大小便就没水冲厕所;耽搁了厨师的工作,他们开完会就得饿肚皮。我闻之哑然失语。

意识是有形态的。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还没有见到个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也许正是看不见摸不着,就方便某些专门人士故弄玄虚。意识形态也就被研究得五花八门。拿意识形态吓人,是项伟大的发明。此玩意儿之所以具有杀伤力,全在其虚无缥缈。看不见的东西总是很吓人的,比方鬼怪。据说新加坡政府提倡优雅的文化、创造优雅的生活,我闻之心有戚戚。所谓优雅的文化和优雅的生活,用不着拿什么伟大的理论去阐述,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却是最务实和最人性的。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总听人说向领导汇报思想。可我见到的却是有些人到领导那里讲假话、拍马屁或打小报告。我便一直拒绝向任何人汇报思想。思想谁见过?没谁看见过。所以汇报思想的时候,便可以顺着领导的意图,随心所欲地捧出自己的思想。而领导需要的思想,无非是看你对他是否俯首贴耳。即便是这种玩意儿的思想汇报,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事了。如今似乎不太流行思想汇报一说,革命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既然汇报思想,不管讲真话讲假话,总得讲得堂而皇之。比方说:领导哪,您是最廉洁的,我一定向您学习,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可是,你分明刚送了个红包给领导,这些话怎么说得出口呢?不是拿领导开涮吗?所以,下级去领导那里,不再是汇报思想,而是句流行的广东话:搞掂。

所谓德政王跃文

某市高层英明决策:推行德政。我闻之愕然。人类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居然还煞有介事地提出要推行德政!设若暴秦时代,秦二世幡然觉悟了,提出德政大计,那就是先进举措。可如今都什么时候了?还把所谓德政当作新花样,自诩为伟大创举,这几乎就像今天恩准人们出门可以穿衣服一样,荒唐可笑。

某市的德政都是些什么呢?无非是安居工程、城市亮化工程、小区美化工程、街道整治工程、供水工程、供电工程等等,都被冠以德政工程。似乎不搞德政,老百姓就不要衣食住行,就不过日子了。嚷着要搞德政的人,也许并不懂得古人德政之真义,只是想从字面上赋于新意,即所谓时代特色。这时代特色也许被人在大会小会上阐述得博大深远,又被机关秀才们整理出的文件敷衍得冠冕堂皇,但被种种具体的德政工程诠释之后,立即就缩水了。德政工程所作的任何努力,只能缩小所谓德政的内涵。这看上去是概念上的逻辑毛病,其实是所谓德政之说,秋行夏令,不合时宜。退回一两百年,轻徭薄赋就算是德政了;现在呢?一切人道的、人本的、人性的、人权的法律和政策,都应是正常社会所必备的,而不是谁发了善心施行的什么狗屁德政。最近萨达姆为了感谢伊拉克人民对他连任总统的百分之百的支持,大赦天下,并推行多项安民政策,应该是大施德政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只要萨达姆有幸躲过此难,他今后想怎么着还会怎么着的。再说了,德政是相对暴政而言的,莫非某市过去推行的是暴政不成?显然更加荒唐了。

说到底,脑子里装着德政的人,仍是把自己当作统治者,百姓是他们治下的子民。他们做了几件份内的事,就沾沾自喜,俨然父母官。百姓永远是儿子、孙子,必须作揖叩头才能表达他们对父母官的感戴之情。亲生父母多有含辛茹苦的、默默奉献的,却未必把自己如何操劳挂在嘴上。而那些自封父母官的人,唯恐自己做了事子民们不知道,出门就得记者们前呼后拥,记录下他们的日理万机,乃至举手投足。于是,大小官员都是电视名星。某老人意欲教育三岁的小孙子,手指电视里的领导人问道:你知道这位爷爷是干什么的吗?小孙子头也不抬,信口答道:知道,演新闻的!

德政向来不是来自百姓意愿或呼声,而是统治者良心发现。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就应感谢高高在上的大人们了?但是且慢,既然德政是人家发了善心才施行的,今后是否能继续一以贯之,还得看人家的心情。好在如今我们的政府毕竟叫做人民政府,容不得个别人随便使性子。但有个道理是明摆着的:既然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同政府之间还客气什么?都是自家人嘛!政府做得好,是应该做的,用不着人民点头哈腰表示感谢;人民倒是有权表扬政府,而不是感恩戴德。如果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就有权批评。当然,我知道自己这番话纯属迂阔之论,很幼稚的。

话又说回来了,德政虽是帝王之术,但不管用心如何,如果真能施行,百姓也可受益。我关心的倒是这旧酒瓶里到底有多少新酒。

屁说王跃文

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的《Rx房与月亮》里,那位美丽Rx房艾丝的男人,人称屁仙喷火王,靠表演放屁,博人一笑,挣些碎银子糊口。这大概可以称之为行为艺术吧。我没有深究阿莫多瓦宏旨何在,却于影片中观众的笑声里觉出些苦涩。由此我想到自己在小说中写到的几个有关放屁的故事。那都是生活中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我只是稍加敷衍而已。

我如果告诉你,有人因为放了个屁,便陷牢狱之灾,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你肯定不相信。不过我向你保证:这绝非虚构。“文革”期间,一个炎热的夏日,某县机关全体干部下农村劳动。大家都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痛。是时,某干部忽觉腹中气流滚动,乃放屁之兆。此君生性滑稽如东方氏,每有妙语。只见他哈腰蹶臀,洪喧一屁,声隆如雷。立时,社员及机关干部掩鼻笑骂,其乐融融。本来都在俯身劳作,此刻都直了腰,停下手中活计,放声大笑,浑身轻松了许多。那放屁者仍不解瘾,想给阶级兄弟们带来更多的快乐,便振臂高呼: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顿时,同志们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四野鸦雀无声,只觉得日头更毒了。沉默片刻,忽听得有人厉声喊道: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揪出来!发出喊声的是县机关来的头头儿。那位不识时务的东方氏还没反应过来,就立即被人踢了一脚,跪在了泥田里。烈日之下,现场批判会开始了。就在当天,县公安局来人,将这位“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喝斥着押上了警车。社员们都被吓坏了,私下里说,这个干部其实很和善的,没想到一个臭屁,就把自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怕要判死刑。没过多久,社员们从墙上贴着的布告知道,那人被判三年徒刑。都说还算好,脑袋保住了。

自小就听过一个放屁的段子,总以为是民间演义。村里人却说,真有这回事,说的就是谁谁的爷爷。说是那老爷子最好放屁,有日往镇上赶集,来回十华里,一步一屁,硬是没歇过气。有回要出门做客,场面有些讲究。怕放屁失了体面,就带上小孙子。事先交待好了:爷爷若是放屁,就赖孙子。待要入席,爷爷人未坐定,屁先响了。便道:这小东西,就是喜欢放屁!宾客皆笑:打屁嗵嗵,不是好种。敝乡调侃别人放屁,常说此话,并无半点儿恶意,反倒显得亲密无间。大人喝酒猜拳,攀亲讲古,久久不得散席。小孩子三扒两咽,就吃饱了。那小孙子等得不耐烦了,高声问道:爷爷,你还放屁吗?我想玩去了。爷爷举起筷子就要打人。人们哄堂大笑,自此便有这乡村掌故传世。

敝乡有句俗话:打屁人,自申更。申更,说的是旧时深夜敲更,引申为报信的意思。这句俗话大致义同贼喊捉贼,只是没有那么刻薄和贬义。众人围坐,忽闻臭气弥漫,都会掩鼻皱眉,环顾四周:谁放的屁?最先发问的,十有八九就是放屁人。城里人凡事讲究得体,要放屁了,若有可能,尽量走开些,上策是卫生间里暂避。实在情有不堪,就调息匀和,免得放出声来。别人觉出有不良气息袭来,也只屏住呼吸,谁也不会点破。倘若猜出是某位尊贵者放的屁,更要面带微笑,如沐春风的样子。乡里人率真些,闻得臭屁,硬是要说出来。记得敝乡有年稻谷收成不好,红薯却丰收了。吃红薯最易放屁。那年月生产队三天两头开会。队部被称作仓库,有间屋子专门用作会议室。吃过晚饭,生产队长吹着哨子,扯长了嗓子,高声叫喊:十二队社员,吃过晚饭到仓库开会!男女老少都塞了满肚子红薯,酿着一肚子气。队长高声念重要文件,社员们就高声放屁。没人在意屁声,也没人说谁的屁臭。偶遇一屁奇臭,有男人就会笑道:哪个黄花闺女放的屁?薰得蚊虫死!黄花闺女们个个若无其事,没谁敢拿手去捂鼻子。她们怕人说打屁人自申更。男人们戏言黄花闺女的屁格外臭些,自有一番理论。她们毕竟怕羞,想放屁了,死死忍着。直等到忍不住了,才慢慢放将出来。酝酿时间过长,质量自然不同凡响。生产队长见下面笑声屁声哗然一片,越发提高嗓门念着文件。此等场景,喜欢玩西洋概念的先生们倘若得见,必定惊叹贫下中农个个都是解构大师。

我奶奶有句口头禅:高声说话,大声放屁。意思是说人要直率豪爽,不要那么多弯弯肠子。我小时候由奶奶带着睡。临睡前,奶奶都是坐在床头,欠着身子吹灯。奶奶牙齿掉得没几颗了,嘴巴不怎么关风,总得吹上好多次,煤油灯才熄灭。有回奶奶吹灯时,吹一口气,放一响屁,灯火却顽固地摇曳着。最后奶奶用了最大的力气吹,放了个最响的屁,灯才终于黑了。我格格地笑,说,奶奶,灯不是你吹熄的,是屁吹熄的。奶奶在黑暗中就敲我的头,笑着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不响的屁,乡里人称之蔫屁。敝乡说那种暗地里使坏的人,叫做好放蔫屁。我痴长若许年,没增进见识,却见过各色嘴脸。遇着那类表面温文尔雅,背地里什么都做得出的人,我就想起那个乡野名词:蔫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