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机锋转语-2

权能问题

孟子答复他,假如叫一个人,把泰山挟在腋下,跳过北海,这人说,这种事情我办不到。正如现在我们叫世界拳王阿里,挟起日本的富士山来,跳过太平洋,落到美国西海岸去,阿里说,我办不到。这是不能,是能力不够,不是不愿意去做。

假如叫一个人去为一位老年人,折一根树枝,而这个人说,我没有办法,折不下来。

那么,这个人是不肯做,而不是他没有能力。

孟子引用这种譬喻,粗看起来,很像一个童话故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内涵很深。一个普通人,当然不能“挟泰山以超北海”。但是如果领导,集中一国人,或天下人的力量,那就另当别论了。再进一步来说,一个普通人,对于举手之间,折下一根树枝,这件小事当然可以做到,但他不肯做,这又是一个问题了。这正是孟子暗示齐宣王,你有此权能,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只是你肯做不肯做而已。因此,答复厂齐宣王这个问题以后,马上直截了当指到事实上来。于是他紧接着说,如果你齐宣王能走王道的路子,肯施行王道的政治,以你现有的国力和所处的政治环境而言,并不像挟泰山以超北海那么困难,并不是没有推行王道政治的能力,就像不愿为长者折枝一样,是你不肯去实行,而不是没有实行的能力。

孟子又不待齐宣王插嘴,继续向齐宣王推销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最高理想,以大同世界为目标的王道与仁政。他说,假使你齐宣王施行仁政,从你本身做起,然后推行到全国的老百姓。先敬重每个人自己的父母长辈,然后推而广之,同样地敬重别人的父母长辈,每个人都爱恤自己的子弟,然后把爱恤自己子弟的心,推广开来,扩而充之,同样地去爱别人的子弟,等到你做到了这种程度,那么天下就可以运筹在你的手掌上了。

正如《诗经·大雅·思齐篇》上所说的,先做一个榜样出来给自己的太太看,使她也做到这样,然后再推广到你的兄弟身上,再扩大来教化整个的家族,乃至于治理一个国家。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教我们推己及人,把这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心,扩而充之。如果能扩大仁心,推恩出去,保护四海的百姓,就能够保有天下。否则的话,只顾自己的权位、利益,刻薄寡恩,那么到头来,会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保不住了。

在历史上,有不少刻薄寡恩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得善终。所以古代的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乃至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人,他们在思想上、功业上,所以能够大大地超越别人,使他人望尘莫及,并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本领,他们不过善于推广他们的仁心,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那种推己及人的恕道。

譬如你想吃好的,穿好的,也让别人吃好的,穿好的。从心理建设、建立恕道开始,行仁政就是这样去做的。

可是现在你齐宣王,对于一头牛,看见它发抖,就那么慈悲,不忍心杀了它。

而你对你的老百姓,却没有像对这头牛这样的有爱心,你的恩惠并没有用到老百姓的身上,他们并没有获得你给他们的什么利益呀!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给禽兽恩惠,唯独不给老百姓恩惠呢?这就是孟子从心理行为上,对齐宣王的一个分析了。

接着孟子又举出一项物理性的事例,说出一个逻辑。他说,譬如一件东西,用秤称过,才知道它的轻重,用尺量过,才知道它的长短。世间万物,也都是这个样子,要经过某些标准的衡量,才知道究竟。而一个人的心理,更应该如此,经常反省衡量,才能认识自己,改善自己。

我们要注意孟子的这句话,人的心理行为,应该经常自我检讨,这就是《论语》

上曾于说的“吾日三省吾身”。我们如果不及时反省。就会犯错误,而心理反省对道德修养的重要,就和秤与尺在权衡上所占的分量一样重要,所以,检讨了自己的行为,多加反省,就可知道自己是不是合乎道德的标准。如不反省,就无法知道自己的思想、心理,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过,有哪些地方需要发扬光大。正如齐宣王放了那头牛,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一样的。在佛家的唯识学里,这种反省功夫,也只能叫做“比量”,还不是佛学心理的最高境界。其实严格地说,“比量”也就是“非量”,这是对形而上的本体而言。至于形而下的起用来说,就不能不用“比量”了。

孟子举出心理上的衡量,更重于物质的衡量,并请齐宣王仔细省察他自己的心理之后,进一步向齐宣王追问,难道你是要兴甲举兵,发动战争,使自己国家的官员百姓,受到战乱的威胁,同时在国际上,造成紧张的敌对情势,你才觉得痛快吗?

换句话说,杀一头牛,你心里就不忍,便发慈悲。难道去发动凶恶的战争,你心里反而感到痛快吗?

世上无如人欲险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欤?”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欤?轻暖不足于林欤?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欤?声音不足听于耳欤?便嬖不足使今于前欤?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俗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托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欤?”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孟子问齐宣王,是不是要发动战争,才觉得痛快。齐宣王说,不是的,我哪里是想发动战争来求得自己的快意呢!不过,我有一个大的愿望,希望能够实现。齐宣王没有直接说出他的这个理想是什么。于是孟子便问他,你这个愿望是一个什么样的大愿望,可以说来听听吗?

齐宣王对于这个问题,只是笑一笑,并没有答复。在他这一个笑容里,也许有故作神秘的味道,也许表现了“你猜猜看”的反问眼神;也许根本就懒得对这位孟老夫子说;我们没在场,就不得而知了。假如把这一段故事,用现代的戏剧表现出来,那么舞台上齐宣王的面部表情、眼神、笑声,或是无声的笑,或者打个哈哈摇一摇头就不说下去了。该如何去表达齐宣王这时的心理状态和情绪,那就要导演去揣摩,去指导了。

总之,齐宣王没有说话,没有直接把他的大愿望说出来,孟子对他没有办法,也只好故作猜哑谜状了。于是就说,难道说你是为了吃的方面不能满足,想吃得更好?或者是为了身上所穿的衣料不理想,不够柔软,不够暖和,又不够轻巧?或者是要有好看的,或者是要好听的呢?以现代的视听享受来说,别人有录放影设备,而你还只是一架彩色电视机放在客厅里,或者你只有一部钻石唱针的留声机,而希望有八声道、立体声,收、录、放三用的声响设备吗?拿古文和现代语一对照,就看出今古文章的写法不同。古文精简几个字,涵盖的意义很广,现代只讲电视、录音机两种视听上的享受,就要说上一大堆了。这是顺便说一下文学方面古今不同之处,其余的还是由大家自己去体会它的文学价值。现在且回到原文吧!

孟子讲述了物质声色上的享受,又继续转到人事上来。他说,假如你不缺乏这些物欲上的享受,那么难道是在你身边那些服侍你的臣仆,以及你所宠信喜爱的男女官人,不够称心吗?事实上,现有的大小臣仆,男女宫人,已经是够你使唤,可以把你服侍得舒舒服服,难道你还不满意吗?

齐宣王说,不!这些倒不是我所要追求的。

到了这个时候,孟子便直截了当说出齐宣王的心思来了。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看来,孟子应该早就知道了齐宣王的大欲是什么。也许一开头说穿了,双方都难为情,齐宣王还可能会加以否认。所以先说一些声色货利等琐碎的事,把齐宣王套住,让他先否定了这些以后,才真正地放矢,直中红心,说到他内心深处。因此这时候便说,既然这些都不是你的大欲,那么除此之外,你的大欲,说来也就可以想象得到了。那就是希望扩张领土(在战国当时来说,扩张领土,自然就是掠夺别家诸侯的土地,划入自己的版图的侵略行为,孟子不便当面指他侵略,只有含蓄地说扩张,因此用这个“辟”字,不用“夺”字)。增强国力,让目前国际间的最强盛的秦国和楚国,都向你低头,向你朝拜进贡,那么你站在霸主的立场,以中国之主的地位,去抚顺四夷(东方的夷族,西方的戎族,南方的蛮族,和北方的狄族),要这些没有文化或文化落后的民族,都来归顺你。换句话说,你的大欲是要成为全中国的领导者。但是,以你现在这样的做法,而希望能够实现你这样的理想,满足你这样的欲望,就好比是爬到树上去抓鱼,永远也达不到愿望的。

关于齐宣王说到的大欲,在后面他还会很坦诚、很直率地说到他个人还有好勇、好货、好色等私欲,而有别于这里所说君临中国的大欲。孟子在前面所说的那些衣食声色等方面的享受,也只是小欲而已。其实,这里所说的大欲和小欲,只是比较的说法。

就人类的欲望而言,在《礼记》中记载孔子的话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这是每一个人,上自帝王,下至百姓,人人共有的大欲。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一个人到了某种地位,某种环境,某一时间,某一空间,他的欲望是会变的,不断地增加累进。尤其作了君侯的人,除了饮食男女基本的欲望以外,他的大欲就是君临天下,要权势,要更大更大的权势。普通的人,满足了饮食男女,就是求功名富贵,拿现代的话说,是发展事业,事业成功了,要权力,可以支配别人;有了权力,又希望君临天下;君临天下以后,还是不能满足;那么,希望长生不老,永远活下去,永远掌握着这个权力,所以秦始皇派人到蓬莱三山去求长生不老之药,当然是求不到,但求不到还是要求,希望在家天下的支配欲上延伸,把这份已得的权力,传给自己的万世于孙,永远掌握下去。

在明、清之间,有一本闲书名叫《解人颐》,这个书名就说明了,只是使人破颜一笑,松弛板起的面孔,咧开嘴来笑一笑的意思。这本书里许多记载,的确有令人发出会心微笑之处。不过它也是像《聊斋志异卜一样,大多以狐鬼的故事来讽世。

它所搜罗的许多可笑的文字中,笑里或有血,或有泪,蕴含了许多做人处世的道理,启发人们的良知,在过去的时代,的确是深具教育意义的一本闲书。

这本《解人颐》中,有一篇很有哲学意味、描述人类欲望无止境的白话诗:

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具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头扣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薄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作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

这其中“作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两句是我随便凑上去的。这位作者写这篇白话诗的时候,正是君主专政的时代,当然不敢连皇帝也写进去。而在历史的事实上,像秦始皇、汉武帝一样,作了皇帝又想长生不老的例子也不少。所以齐宣王虽然已为一国之主,但还想君临天下,那也是很自然的趋势。

这篇七言韵文的白话诗,可说道尽了人类欲望无穷,欲壑难填的心理状态。本来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连吃饭都成问题,一天到晚,劳劳碌碌,也许是贫户登记,扫街掏沟的。好不容易,赚的钱吃饱了,就觉得身上穿的毛线衣,已经穿了三五年,下水洗过很多次,不够暖和,去见朋友时,也不体面,于是在衣服上讲究起来了。等到衣食两个问题都已解决,那么正如谚语所说,饱暖思淫欲,想娶一个漂亮的小姐作太太。后来,太太也娶了,孩子也生了,一家数口,融融乐乐,过得蛮好的,可是还不能满足。念头一转,家无恒产哪!总得买幢房子,弄点田地什么长久的生产之道,打下经济基础,让下半辈子生活安闲,子孙也不愁吃穿。这些都齐全了,还想买汽车,坐在八个汽缸的全自动别克名牌汽车里,又想到警察昨天开了一张违规的红单子,税务员的面孔不大好看,而朋友张三做了官,比较吃得开,还是弄个一官半职在身,才不吃亏受气,于是竞选去,或者走门路,搞个官来做。官也当上了,可是这县政府的科长、秘书,能指挥的人太少,来指挥自己的人多,还是不过瘾,应该想办法当大官去。又这样往上爬,结果当了皇帝还是有欲望,又希望成仙上天,长生不老,所以这位作者最后两句结论是,人类这永无止境的欲望,除非到死方休。其实人的欲望,是死也不休的。

梦似人生

中国文学里,有三个很有名的美梦,是指点人生哲学的妙文。一个是庄子的蝴蝶梦;一个是邯郸梦;还有一个便是唐人李公佐着的南柯梦。纵然南柯梦醒,但人欲无穷,仍不肯罢休。死了还想升天堂,到他方佛国,也许在那里,可以满足了在这个世界上所不能满足的欲望吧!

其中一个唐代文学上有名的梦,便是邯郸梦。这是说一个庐姓书生,进京去考功名,走到邯郸道上,疲倦了想休息,旁边一个老头子正把黄粱米洗好,要下锅作饭,就把枕头借给这个庐生去睡。这个书生靠在他的枕头上睡熟了,睡中他作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考上功名,中了进士,娶妻生子,又很快地当了宰相,出将入相,四十年的富贵功名,煊赫一时,结果犯了罪,要被杀头,像秦二世的宰相李斯一样,被拉出东门去砍头。他一吓醒来,回头一看,旁边这个老头儿的黄粱饭还没煮熟。

老头子看他醒了,对他笑一笑说:四十年的功名富贵,很过瘾吧!他一想,唉呀!

我在作梦,他怎么知道?他一定是个神仙来度化我的。于是不去考功名,跟着老头儿去修道了。

有的说,这个邯郸梦的主角,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神仙吕纯阳,那个老者,便是他的老师钟离权。这个故事,是教化性的,宗教哲学性的,要人看破人生。所以在后世的文学中、诗词里,很多提到黄粱未熟,或黄粱梦觉。

但是后来有一个读书人,却持相反的意见。他也落魄到了邯郸,想起这个故事,作了一首诗说:“四十年来公与侯,纵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向先生借枕头。”即使是梦中事,也可以过过富贵瘾。这首诗对人欲的描述,真可说淋漓尽致。

我们除了引用《解人颐》中的一首白话诗,来说明齐宣王在人性上,很自然地会产生君临天下的欲望以外。其次,我们再从历史上来看齐国当时的背景、国情和环境,来了解他这欲望的由来。

据历史上的记载,当齐宣王即位的第二年,魏国梁惠王发动了战争,用庞涓为大将,率兵攻打赵国。这一仗,赵、韩联盟,韩国向齐求救,起用孙武子的孙儿——函瞑的战争计划,歼灭魏国的名将庞涓,打败了魏国以后,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安定生活,可以说是当时很有福气的一个君王。他在安定中,把内政做得还算不错。

在这时期,他娶了一个历史上最有名的丑女人“无盐”作君夫人,这是后话,留待下次再说。他这样把齐国经营得几乎有了国际间霸主的气势,当然,君临中国的大欲自然而然地就慢慢形成了。在这二十年当中,他虽有这种欲望,可是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只有对北方的燕国,有一次还不算太大的战役。在《孟子》本书中,下文便有记载,在宣王晚年,到他儿子泯王的阶段,割据了燕国一小块土地,埋下了后来被燕国乐毅连下七十余城,几乎亡国的仇恨种子。幸好有田单在莒、即墨二城,又兴起反攻复国的事。但是当孟子在齐国的这个阶段,也正是苏秦去齐国游说合纵的时期,从《战国策》中,“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这篇记载中,便可了解到孟子见齐王时,那时齐国的国情了。

齐国富强的素描

“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原文:

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曰:齐南有太山,东有郸邪(山名,在今山东诸城县东南),西有清河(《史记正义》:即贝州),北有渤海(案下云四塞之国,则大山、琅邪、清河、渤海。皆以山川形势言,以郡邑当之恐误。《方舆纪要》曰:齐西有清河,即济水也。当以济水为是。),此所谓四塞之国也。

齐地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锥如疾矢(小矢也,喻劲疾也。),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大山,绝清河,涉渤海也。

临淄(齐都,故齐城,在今山东临淄县北)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率,固已二十一万矣。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囗囗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户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不能当。今乃西面事秦,窃为大王羞之。

且夫韩、魏之所以畏秦者,以与秦接界也。兵出而相当,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以亡随其后。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

今秦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故城在今山东曹县北,故卫地)之道,径亢父(故城在今山东济宁县南,故齐地)之险。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行,百人守险,千人不能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

是故恫疑虚揭,高跃而不敢进,则秦不能害齐,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臣固愿大王之少留计。

齐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赵王之教诏之,敬奉社稷以从。

这篇资料,一开头就指出了齐国在战略上极其有利的地理形势。国内为一大平原,而四面的疆界,都有大山巨川或深海,可为险阻。所谓“四塞之国”,易于防守,而外敌不易入侵。

次一段,是指出齐国国富兵强的实际情形。苏秦把齐国的兵力,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指出,齐国正如现代的强国一样,军队有数十万人。粮食的储存,堆积得像山一样高。军队的强盛,攻击力量的尖锐,行动的迅速,可以雷电疾风作比拟。这当然是苏秦夸张性的形容,但仍可见齐国的军力之强。他并指出,这样强大的武力,一旦有敌人来侵,可以不必离开自己的国境,就把敌人击退,使得难越雷池半步。

接着他叙述齐国首都临淄的情形,当时人口就有七万户,如果以战国时代的人口比率来说,则当时七万户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国际名都——纽约市的人口。依照苏秦的估计,一户有三名兵役年龄的男子,那么临淄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动员二十一万的士卒,不必再从外县市征调,这是首都一地的充足兵源。

再看临淄的繁荣,经济上的富庶,所表现在居民日常生活上的状况,真是富足得不得了。社会安定,经济富裕后,社会的趋势就一定会变,于是吃喝玩乐都来了,或者是玩玩竿、筑、琴、瑟这些乐器,或者是斗鸡、跑马、打球以及各种赌博性的娱乐。在路上,车子太多,轮轴常常互相磨擦。路上的行人当然比车子还多,挤在一起,有如台北的西门町,走起路来都感到困难。这些人把衣裳的下摆连起来,或者把袖子接连举起,就会形成一块大布幔,密不透气的。这时候如果大家同时流汗的话,就会像下雨似的。

由于人们都过得殷实而富裕,所以一个个都显得志得意满的样子。“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八个字,是苏秦对临淄居民的生活写照,我们在今天读史时,对于这八个字,就要特别注意了。这八个字,从另一面看,也是一种弊害的源头。当一个国家,经济安定,社会繁荣,国民收入增加之后,往往就流于浪费,生活方式多半都骄奢淫逸,精神生活方面则道德堕落,产生优越感,看轻别人。这就是当时齐国的情形,和今天美国的情形差不多。

下面是苏秦的说辞。他说,以你齐宣王的英明,领导国家建设,趋于如此的地步,各国诸侯,没有比得上你的。可是你却还要对西方的秦国低头,去听他的话,我苏秦实在替你暗暗惭愧,真是不必如此啊!

苏秦这个论调,对当时的齐宣王来说,实在是够刺激的。

苏秦指出了齐国当时地理上的先天优势,以及充沛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然后再进一步对齐宣王分析当时的国际情势。他说,韩国和魏国会怕秦国的原因,是他们的边界和秦国的边界连接在一起,如果打起仗来,双方出兵,力量都差不多,不出十天的时间,就可以决定胜负。韩、魏两个国家,如果打败了秦国,这场战争,必然是很刺激的。虽然胜了,也会损失一半的国力,余下的一半力量,实在不足以保卫疆土,在国防实力上,还是处在空虚危险的状态中。假如打了败仗,当然更惨了,跟着来的,就只有亡国的命运。由这样不利的形势,韩、魏就把和秦国作战,看成了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们避重就轻,只好对秦朝贡称臣,以博取和平。

苏秦的这一分析,确实是有相当道理的,这又证明了他刺股用功,不止是读一部《阴符经》而已。而是得到《阴符经》的启示,晓得要注意到各国的形势,去搜集国际资料,了解各国的国情和国际现势。年轻人今天读书,实在要把握这一点,才不会读死书,变成书呆子。

他作了国际形势的分析后,再进一步将齐国的国际关系,分析给齐宣王听。他指出:秦国当然也有他的大欲,也想君临中国。不过秦国如果要攻击齐国,情形就不一样了。

第一,齐秦之间,还隔了韩、魏这两个国家,还要借道于卫国的阳晋,再经过亢父一带险要的山区。这一段路,战车无法顺利通过,马匹也不能并行。只要派一百人守在那里,那么成千的兵力都攻不进来,是十倍兵力所不能攻克的战争死角。

还有,纵然秦国冒了最大的危险,深入内地进犯。它也还要狼顾一番。(中国相法中,“狼顾”是奸诈的表象,因为狼在走路的时候,是低着头,眼睛向左右回顾四周。“鹰视”是眼睛发现一个标的时,睁了大眼盯着看,眼神中含有贪婪的掳掠意味。有时狼顾鹰视并用,这是描述一个人的奸诈、贪婪而又狠毒。)要分心注意到韩、魏这些国家,是不是会动脑筋,乘它秦国攻击你齐国的时候,在它的背侧,向它进攻。

以秦攻齐,既处于不利的战略形势,又有后顾之忧,因此,这只是唬唬人的心理战术。虽然秦国的确是跃跃欲试,可是却不敢轻易付诸行动,所以,秦国不足以为害你齐国,是很明显的事了。

苏秦分析了这些情势,最后作了结论,也是他对齐宣王的进言:现在,你低估自己,没有想到秦国是奈何不了你齐国的,它根本不敢来攻打齐国,而你反而要去听秦国的话,跟着它走。帮你出主意的大臣们,实在是估计错误了。如今,假使能照我的意见来合纵,那么齐国不但在名义上,不需称臣于秦;而且实质上,还是一个真正强盛独立自主的大国。我希望你能多加考虑。

齐宣王听了,于是“敬奉社稷以从”,加入了这个合纵的国际组织。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知道,苏秦之所以能够同时把六个国家的相印,挂在他的腰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从这一段苏秦口中所说的齐国情形,齐宣王用孙膑打败魏国后,二十年来的经营,达到国强民富的地步。而苏秦以“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两句话,说动了齐宣王加盟合纵,这证明孟子见齐宣王时,齐宣王正有称霸天下的心思,这也就是他“笑而不答”的大欲。

在那个时候,天下知名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在齐国,像今天的美国一样,齐宣王当然想开疆辟土,使秦楚来朝,进而平定天下,这是很自然的。孟子当然知道他有这个野心,这里不过是用饮食、声色这些基本的欲念来套他的话,诱导他行仁政。孟子并没有阻止他这种欲望,只是告诉齐宣王,以他现有的政治做法,而要实现他这样的理想,就好比爬到树上去抓鱼吃,是绝对办不到的。在他认为,齐宣王的行为与理想是背道而驰的。

于是齐宣王说,依你这样说,我现在的所作所为,错得这么厉害吗?孟子说,事实上你的作为,比缘本求鱼还要严重得多。爬到树上去抓鱼,虽然抓不到鱼,再爬下树来就是,不会有后遗症,不会有什么祸害。可是你现在的情形不同,以你现在的做法,去追求你那个莅临中国,抚有四夷的大欲,纵使你竭尽心力也不可能达到目的,而且会有后遗症、副作用,会带来灾祸的。

曰:“可得闻欤?”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正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国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上朔下心)于王。

其若是,孰能御之?”

缘木求鱼

齐宣王听孟子说得那么严重,以他多年来的经营,到达了《战国策》中所描写的富强情形,还说有后遗症,当然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对孟子说,你说得那么严重,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是不是可以说来听听看。

孟子说,假如我自己的故国——邹,和现在南方的强国——楚国打仗。你看是哪一方面胜利?

齐宣王说,那当然是楚国会打胜的。

于是,孟子说,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小国当然不能去敌对大国,兵少的不能和兵多的打仗,力量弱小的也不能去对抗力量强大的,这是不变的原则。如今,你齐国虽有千里之广的土地,但却只占了天下的九分之一而已。你现在以九分之一的力量,想去征服其他九分之八的力量,以达到称霸天下、统一中国的目的,就等于邹国去打楚国一样,最后一定失败的,而失败的后果就严重了。所以你最好从根本思想上,回过头来重作考虑,放弃用武力统一天下的想法,改变国策,从实施仁政做起,使天下读书人——知识分子,想做官的人,都愿意做你的干部;所有的农人,都喜欢到齐国来耕种;所有的商人,都愿意到齐国来作生意;而观光客们也都愿意到齐国来游览;国际上,所有对他们领导阶层不满意的,都到齐国来向你投靠。

到了这个地步,虽然你不动一兵一卒,谁又能和你相对抗呢?

孟子的这些主张,是反缘木求鱼的。而他把齐宣王有做法,比为缘木求鱼,的确比喻得很妙,所以这句话也就成了后世几千年来,大家常引用的成语。

说到缘木求鱼,想起另外一句成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句鼓励别人的话,和缘木求鱼的意义不一样,作用也是不相同。一般人听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话,都很高兴,认为是被夸奖励,而没有仔细去想一想,为什么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试想想看,在地上竖立了一根一百尺高的竿子,当一个由地面向上爬,爬到了一百尺的竿上,已经到了顶点了,还鼓励他更进一步?

这一步进到哪里去?再一步就落空了,落空可不就又掉到地下来了吗?所以这句话的意义,是勉励人,要由崇高归于平实。也就是《中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一个人的人生,在绚烂以后,要归于平淡。

在明人的笔记中,有一则类似“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故事。叙述一位道学家求道的故事。这位道学家修道,研究了许多年,始终搞不出一个堂来,得不了道,非常苦恼。于是有一天,带了一些银子,出门去访名师。不料在路上遇到一名骗子,知道他是出外访师求道的,身边带有许多银子。就打他的主意,设法和他接近。骗子当然是很聪明的,和他一聊上天,两人就很谈得来。可是尽管这个骗子,假装是得了道的道学家,使这位求访名师的书呆子道学家,对他十分钦佩,但就是骗不到他的钱。后来,到了一个渡口,要过河了。这名骗子脑筋一转,对道学家说,要传道给他了,而且选择在船上把道传给他。这位道学家听到有道可得,非常高兴。两人上了船,那个骗子告诉道学家,爬到船桅顶上就可以得道。这位求道心切的道学家,为了求道,为了便于爬桅杆,他那放有银子而永不离身的包袱、这时就不能不放下来了。当他爬到桅杆的顶端,再无寸木可爬的时候,也没有看见什么道,便回过头来,向这位传道的高人请教:道在哪里?不料那名骗子早已把他留在甲板上的包袱银子拿去,走得无影无踪了。船上的其他乘客都拍手笑他,上了骗子的当。可是这位道学家,在大家拍手笑他的时候,他在桅顶上,突然之间真的悟了,所谓道就在平实之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什么东西啦。于是立刻爬下桅杆来,对大家说,他不是骗子,的确是高明!的确是吾师也!他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这虽然是一则讽刺道学家迂腐的笑话,透过这个笑话来看,实在有其至理。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哪句话一样,道就在平庸、平淡之中,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理。

笑话说过了,再回到《孟子》的本文。我们看他在大原则上,对齐宣王说,不要用武力,而以仁政,使天下归心,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都会愿意到齐国来,作齐国的臣民。如此,自然就可以“范中国而抚四夷”,齐宣王的大欲,就可以达到了,这当然是没有错的。

但是参考苏秦、张仪,这些所谓纵横家的谋略之士们,依据各国的情势、地理环境、时代背景、战略地位,再配合国际关系的说辞,则与孟子之说有所不同了。

就战略、政略问题的讨论上来说,我们不妨牵扯一点孙武子所着《兵法》中的两段记载。孙子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兵者,诡道也。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泰,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由孙子来与齐宣王见面,那么他将会说出上面这些话的。

从这里看到,以一师之众,要十万人作后盾,而所花费的战费,是多么庞大,所以作战用兵久了,绝对不可能对国家有利。后人也说兵贵神速,如果战争拖下去,绝没有好处。抗战期间,日本人估计,只要三个月便可征服中国了。而我们对日本人的战略,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尽力设法把战争拖延下去,使日本人渡太平洋而战的部队,师老兵疲,自尝败亡的苦果。所以,如果没有把作战的害处弄清楚,就不会懂得用兵,当然也就不会得到战争的胜果。因此,作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又是个不同的论点。

经济和政治

王曰:“吾瑉,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同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民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王欲行之,刚益反其本矣。”

齐宣王听了孟子这一番行仁政的王道理论,似乎还听得进去,对孟子的态度也算客气,称“夫子”,不像梁惠王只称他“史”。所以他对孟子说,我真有点糊涂,没有你看得那么远,这方面还有什么更高深的道理,希望你帮助我,明白地告诉我。

虽然我还不够聪明,或者可以听你的办法,试着去做。

于是孟子提出一个原则来,也成为后世的千载名言。不过名言是名言,有时候又会事实归事实。因为在某一种时代,某一种情况,或某一种特殊的因素,这种种客观的条件下,现实与理论会互相违背的。

孟子这句名言的意思是,有恒产的人才有恒心。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假使一个人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而对一件事,一个观念,或一个中心思想,能够专心一致地奉行下去,中途并不因穷困而改变他的节操,不见异思迁,不改行跳槽的,只有那些品德好、有修养、有学问的人才做得到。普通的人,一定要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讲礼义廉耻。四川朋友有两句谚语:“最穷无非讨饭,不死总会出头。”一个人既然穷到了讨饭,他还有什么顾虑?这时候名誉根本无所谓了,什么操守、人格的,更是管他去的。为了填饱肚子,为了活命,什么都做得出来。一般没有固定产业的人,既没有恒心,就没有中心思想,平日的生活行为,或者是任意妄为,放肆胡搞,或者是稀奇古怪,吊儿郎当,或者走邪门,或者挥霍无度。因为在没有恒产的心理上,认为反正就是这么点钱,花了再说,享受了再说,所以没有钱的,反而舍得花钱。钱花惯了,虚荣心越来越大,总有一天钱不够用了,于是心存侥幸,动起脑筋作奸犯科,无所不为了。

等他们犯了罪以后,你齐宣王用法令,又把他们抓来,再处罚他们,一定是这样办的。现在,你看见他们犯了罪以后,只晓得去处罚他们,而不改善你的政策,使他们不致于走上犯罪的路,这就等于你设下犯罪的陷阱引他们跳下去,结果又来责罚他们,这就是陷他们于不义。一个真正行仁政的领导人,是不会如此对待老百姓的。

看完了这一段孟子的谈话,我们就可以作几点研究了。

第一,我们读了《战国策》中苏秦描写齐国,尤其描写齐国首都临淄的情形,是那么繁华,那么奢靡,而这种社会形态的内在精神又是什么呢?所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呢?就是孟子这里所讲的:“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而终于“陷于罪”的一种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是病态的,而不是健康的。以现代的理论去衡量齐宣王时代的社会,是没有真正实行民生主义,使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都得到富足、安乐、和睦、健康的生活,而只是表面的繁华而已,只是一个所谓“浮华”的社会,并不是踏实的安和康乐。

第二,孟子的这段话,虽然是对齐宣王说的,可并不一定齐国才如此。战国时代,各国的情况,也都是如此,无以强国为然。所以孟子的话,也可以说是针对整个时代而说的。

第三,在任何时代,任何政权下,政治不上轨道,社会形成病态,都会产生这类现象。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强国富民的均富政治,建立安和康乐的社会?孟子继续说出了他的意见,在现代来说,他指出了民生主义的重要性。他主张先要使每个人经济安定,每个家庭经济充裕,然后达到社会的富裕,国家的富强,仁政一定要以经济安定,安和康乐的社会为基础。在当时,是没有现代这些分门别类的术语,来表达这种政治的境界,孟子只有以具体的事实状况作说明。所以他说,一位英明的政治领导者,实行建设安和康乐社会的政策,必须要使得每个国民,对上能够养得起父母,对下能够娶得起妻子,生儿育女后,要有抚养孩子的能力,更重要的,到年成好,丰收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吃饱;即使遇到歉收的凶年,大家也不会有饿死、流亡的痛苦。假如社会建设到这个地步,每个国民都可以安居乐业,然后再施以教化,教百姓都向好的一面去努力,往好的方面去求进步。这些也都做到了,你有事下一道命令出去,老百姓们很自然地都乐于听从了。

现在你齐宣王在民生问题上的措施,究竟如何呢?你走军国主义的路线,武力第一,只求国家的强大,实施专制的、独裁的、集权统治的政治。拼命榨取人民,扩充国家的武力军备,结果弄得老百姓养不起父母妻儿,家庭破碎。即使年成好,农产丰收,也被集权统治的政权——征敛去充实军备了,老百姓还是吃不饱。假如是遇到年岁不好,粮食歉收,那就更惨了,只有饿死。到了这个地步,活都活不下去了,还谈什么教育,讲什么礼义。所以齐宣王你,如果想行仁政,使全国国民都很乐于服从你,然后以王道领导天下,那么你就应该一反今日的作法,回到根本原则上去检讨,有所改变才行。

我们看到孟子这项主张,就知道儒家的孔孟之道,并不是像后儒所说的那样,坐在那里空谈、讲道,钻研心性微言,讲授孔孟理学,静坐终日,眼观鼻,鼻观心,观到后来,只有“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那才真是误了道,造了孽了。

所以孔孟之道是救世济民的,正如管子政治哲学的名言:“仓凛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都是先要个人的经济充裕了,才有安和康乐的社会,然后才能谈文化教育,谈礼乐。孟子也是如此,大家可不要冤枉了孟子,以为他们是坐在那里眼观鼻,鼻观心的,只讲养浩然之气,讲尽心修道而已!

为而不有的农民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美。谨库序之教,中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一段话,前面孟子见梁惠王的记载中,已经有过。只是“数口之家”,在这里记的是“八口之家”;“七十者衣帛食肉”,在这里记的是“老者衣帛食肉”;这些具体数字的些许差别而已,在文义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这里就不再作字句上的讲解了。

从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开始,到这里为止,他和孟子一波三折,数度起伏的谈话,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就在这一小小段落中,有好几个值得我们研究讨论的重点。

后世常引用孟子的许多名言名句,如“君子远庖厨”,“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犹缘木求鱼”,“邹人与楚人战”,“无恒产,无恒心”及“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等等,不但是文学上的名句,也是学术思想上的名言。无论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社会,乃至于研究民生问题,土地改革,以及心理建设,文化教育等等,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至理名言和最高原则。

它涵盖的意义,相当广泛,值得作更深入的研究。

其次,齐国当时的社会,尤其首都临淄的景象,表面上是商旅辐接,经济繁荣,市面一片景气,简直如欧洲的罗马鼎盛时期,又如今天新大陆的纽约一样。然而,这种繁荣的现象,是真实的吗?是表里一致的吗?不然!在齐宣王的战国时代的政体,一般学说上,称之为封建制度,这是对中央政府的周天子而言。如果以诸侯各国的内部施政,就诸侯与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而言,则与秦以后的专制政体,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一般以为在秦商鞅变法以后,才有“私有财产制”,其实春秋诸侯各国,早已演变成了私有财产制。从孟子建议梁惠王和齐宣王“五亩之地,树之以桑”。发展农村副业以达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的目的,就证明了当时的财产私有制。商鞅不过是就当时演变发展所形成的事实,制作一套更完整的法令制度出来,更便于征敛而已。当时各国的财政、军用,都靠征敛而来。而征敛的对象,唯有从土地上去不断压榨,在农产品上去征收了。

不但战国时代如此,后世两千年来,尽管在汉以后,有了盐、铁资源的开发,所谓“上山下海”,扩大了生的领域,增加了这两方面以及其他商业货物方面的税赋收入。可是直到几十年前,我们还是以农立国,于是不可避免的,农民就挑起了国家财政的重担,成为征敛的主要对象。尤其在战国时代,国家一旦用兵,军费支出之浩大,人力消耗之惨重,如前面孙子所说的那样,实在是农民们的苦难。

所以孟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不只是对齐宣王说的,也是对当时各国说的。不只是战国时代如此,后世几千年来的事实,大多如此。而他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希望,也是几千年来国民共有的希望。尽管几千年来的历史,都在歌颂农民,赞叹农民,但在没有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政策以前,农民的生活始终没有获得保障,始终是一个问题。

生民何计乐樵苏

其次,我们研究政治的也好,研究社会的也好,研究军事的也好,许多都认为历史上朝代的变更,是由于农民不满于政府的压榨,而起义革命,也有的说是农民与知识分子结合而起义。认真地说,只有来自农村的人,知道民间的疾苦,与知识分子结合,起来革命的则有,至于农民本身起来革命的事情则没有。固然汉高祖、朱元璋曾经种过田,但也只是一个短时期,不算是真正的农民。但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社会,几千年来,都停留在“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状况之中,有人起来鼓动一下的时候,社会就乱了。

以上这些是中国的情形,我们放眼看世界各国,又有所不同。例如欧洲的古希腊、西班牙等等国家,先天上没有办法向农业方面发展,只有在商业上找出路。而商业的最好出路,是航海到别的岛屿或陆地做生意,于是形成了海运的发达。当时的所谓海运,老实说,到了陆地,有王法的地方就是贸易,在海上一般人看不见,就是海盗。至于奴隶的买卖,女奴的掠夺,乃至新大陆的恶行劣迹,都是有史可寻的。大概说,十六世纪以前,欧洲国家并不富裕,连黄金都少有,许多都是这些海盗们抢印度,骗中国,这样从东方劫掠过去的。

等到欧洲的产业革命以后,机器发达,代替了人力,资本集中,大量生产以后,资本家的财富愈来愈多,工人愈来愈苦。这时马克思看到当时的景象,才提出了劳工第一,劳工神圣等意识,才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

但是也说明了,在欧洲、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不问其是以农立国或工商立国,在过去的历史,一般百姓们总是过着“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生活。

至于今后如何呢?经济不断地发展,社会福利等措施也不停地扩展,大家都汲汲于全人类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结果如何呢?问题似乎并不单纯,也不乐观。因为还有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有待处理,在心灵的修养,达到相当的程度,精神、物质两方面都满足了,人类才有安定的可能。不然,仍会造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痛苦。

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谈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两人思想上,最大的一个分歧点。孟子是圣贤,圣贤的思想,处处是为了大多数人,普遍的、平等的和长远利益着想,要大家“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而齐宣王是一个国君,尤其是战国时代的典型君主,他的为政,是为了他那笑而不答,隐藏在心里的“范中国而抚四夷”的个人大欲。所以我在前面讲到,历代帝王出来打天下,口里都是说为人民解倒悬之苦,而事实上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权力欲。过去由英雄主义一变而跃登帝王宝座的帝王与强盗,都一样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和动乱。

元朝时有人就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中原莫遣生强盗,强盗生时岂可除?一盗既除群盗起,功臣原是盗根株。”

元人还有一首讽刺帝王政治时代官场的白话诗说:“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锣是金属制成的,所以金字也就是代表锣。

不敢为天下先的后儒

我们研究《孟子》到这里,从书上记载的编排次序,可以知道孟子已见过了梁惠王、梁襄王和齐宣王。前后三位国君,每一位国君的思想观念、处境以及素养,都有所不同。而孟子对他们,却一贯地阐扬王道政治的哲理和政策。

从他和这三位国君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就教育的方法看,他是用诱导的方式,就教化的立场而言,他始终走的是师道与臣道之间的路线。例如:他对齐宣王的谈话,一开头就把握住齐宣王不忍杀牛这一点善念,然后教他将这一点扩而充之,推及到爱人、爱世上面。这就是顺其所念所行而诱导,不像一般宗教或其他说教的理论,以辨别是非善恶的方式,在可以与不可以、善良与罪恶的种种对比中,作强制性的说教。而是先同意、赞成对方的意见,而后诱导对方,使他扩而充之,知道自己所爱好的别人也爱好,自己所要的别人也要,这就是孔子“推己及人”的恕道,也是实施仁义之道的方法。所以跟着下面齐宣王说到自己好乐、好勇、好色、好货的时候,孟子都说没有关系,不要紧,不过要扩而充之,使天下人都能达到富强康乐的生活水准。

我们看到孟子这种教化的方式,联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众所周知,两千多年以来,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是儒家思想的中心。但是几千年来,儒家在推行王道政治,发挥仁道精神的作为上,虽然秉持着师道的原则,但事实上,始终是走臣道的路线。换言之,是“依草附木”式的,依靠一个既成的力量借以推行王道的理想。尽管儒家标榜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历代帝王的盛德,可是他们本身所走的路线,都是依据既成的力量,推行他们的理想;依附别人的门户,并没有自己去走出一条路来,或自己起而行之,去实现他们的理想。

简要而切实地说,儒家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为尧,为舜,也没有这样做过,他们只是希望已经在位的帝王,能够变成尧,变成舜,因此影响到后世两干年来的儒家思想,永远是走臣道的路线,只希望做到“致君尧舜”,使在位的帝王,能够像尧舜一样,施行仁政。

可是,“致君尧舜”又谈何容易!自秦汉以后,历代的帝王,在基本素质上,他们不但并非尧舜的根株,而且都是以征服起家的。正如杜甫《过昭陵》诗说:

“草昧英雄起,诓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这一首五言绝句,短短的二十个字,对于历史哲学的感慨,既含蓄又坦率,直言无隐,和司马迁写《史记》的哲学观点,完全一样,只要懂得古诗写作原则,了解所谓温柔敦厚的含蓄艺术,便可透过他每一句的字面,明了他所说的深邃含义。

第一句“草昧英雄起”,一开头就说明生当乱世时期,英雄都起于草泽之中,成王败寇,很难论断,到了成功以后,便四海沤歌赞颂,认为是天命有归,历数更代,成为不可置疑的真命天子。事实上,他们无非都起于风尘之中,犹如汉高祖,手提三尺剑,斩白蛇而起家。到了以戎衣而平定群雄之后,江山社稷便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了。他由唐太宗的开基创业,而联想到汉高祖等历代帝王,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出来的。

便“乃翁天下”虽在马上得之,当然不能在马上治之。于是乎才轮到了后世标榜儒家的读书人们,来坐而论道,大谈其治平之学,与孔孟之道了。事实上,那些天子的禀赋,既非尧舜的本质,要想“致君尧舜”,岂非痴人说梦。历史上虽然也出过极少数几个比较好的皇帝,到底距离孔孟所标榜的先王之道,相差太远。可怜的后世儒生们,在文章上拼命讲述“致君尧舜”,而事实上每下愈况,都只是希望自己考取功名以后,“致身富贵”而已。

像孟子一样,极尽所能诱导齐宣王走上王道的路子,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何况既非孔孟之才,又非孔孟之圣,哪有可能?此所以我们过去的文化历史,始终在帝王专制政体中,“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一个模式之下,度过了两千多年。也使孔孟的道统精神,依草附木式地攀附在帝王政体之下,绵延存续了两千多年。

以前我在读《孟子》的时候,也曾为古圣先贤们发出同情的一叹,写了一首不成才的诗:“千秋礼乐论兴亡,儒墨家家争辩忙。尧舜不来周孔远,古今人事莽仓仓。”我说是不成才的诗,那是老实话,绝不是自谦。

在文艺与哲学相凝结的唐诗里,前有杜甫《过昭陵》的五言绝句,后有唐彦谦《过长陵》的一首七言绝句,都是很好的历史哲学写照,而且很典型地具有温柔敦厚的诗人风格。他的诗说:“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杯。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日重回头。”

第一句“耳闻明主提三尺”,是说由历史得知,凡是开国的君主帝王,大都以武功而得天下。这一句和杜甫诗的涵义一样。第二句“眼见愚民盗一杯”,其典故出在汉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说“愚民有盗长陵一杯土即斩首”的法令,此处影射历史上成王(夺得天下即为天子)败寇(侵犯帝陵即便杀头)的人生悲剧。下面两句,也便是我们常有的感慨,自孔孟以来,后世的读书人——儒家们,虽然满腹诗书,究竟有何用?比较有成就的,也只是引经据典,成为第一流的帮闲而已。等而下之,差一点的,一辈子死于头巾之下,谈今论古,满腹酸腐味道,也就是汉高祖——刘邦口头常常爱骂的“竖儒”或“鲰生”、“腐儒”之类,等于近代常用的“酸秀才”、“书呆子”,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唐彦谦在他后两句诗里便感慨地说,最可怜的是像我们这些念书的,生逢乱世,“千古腐儒骑瘦马”,只有一副穷酸落魄的样子,在那夕阳古道,经过汉王帝寝的灞陵之下,回头望望,发思古之幽情,作一副无可奈何的穷酸样,所谓“灞陵斜日重回头”而已。

在宋人笔记上记载着一则故事更有趣。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经过一道城门,抬头一看,城门上写着“某某之门”四个字,他便问旁边的侍从秘书说,城门上写着某某门便好了,为什么要加一个“之”字呢?那个秘书说“之”字是语助词。赵匡胤听了就说,这些“之乎也者”又助得了什么事啊!

讲到这里,同时要注意中国文化的诗和哲学等等,都有我们民族传统的特性,必须具有温柔敦厚的内涵,才算是忠厚之德,不然,就都流于轻薄。中国人喜欢作诗,无论是古诗或今诗——白话诗,反正大家先天秉性就有诗人的才情,这也是我们民族的特殊气质之一。但是有才华,还必需要经过力学的锻炼才好。比如诗圣杜甫,或者较有名的历代诗人们的好诗,都有这种风格。刚才所举杜甫、唐彦谦两首和历史哲学有关的诗,的确是涵养深厚,使人读了虽然有感于怀,却不致愤世嫉俗。

相反地,有同样的思想,但一下笔、一出口,便具有煽动性,容易引起叛乱意识,犹如《水浒传》上梁山泊式的诗,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那便是前面所讲元朝人作的那首:“中原莫遣生强盗”的诗,你能说这首诗作得不好吗?看来浅显明白,而且直截了当便表白了对历史哲学的看法,哀伤感叹、悲天们人的文学心理,都兼而有之,但它在文学的价值上,就不足为训,不足为法,到底是缺乏文化熏陶的根基。前两首与此有同样的意义,但用不同的文字修养来表达,便合于中国文化“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的标准了。前面提过近代诗人易实甫先生的“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那就对了,这也是文化与教育最要注意的地方。

尤其是诸位年轻的同学们,如果去当老师,培养后一代,那就更要注意了。像我现在讲《孟子》,讲《论语》,故意用轻松的办法,嬉笑怒骂,来引起大家对固有民族文化思想的注意,只能偶而一用,到底有流于轻率之嫌,不足为训。所以我始终说自己这些讲解,虽然用心良苦,但却不入正途的。大家千万注意这一点,有的人用来可以改邪归正,但同样的方法,被别人用偏差了,说不定会改正归邪了。

现在我们研究,孔孟当时为什么会走这种师道与臣道之间的路线呢?我们知道,虽然后世的儒家,有了门户之见,对于道家的思想起了争论,但是在孔孟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儒道之分的。老子有三宝之说: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孟的这种作法,也就是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绝对没有挺身而出,亲自扮演尧、舜的思想。

这种自己绝对不来的态度,是儒家的好处,因为他们唯恐会使天下更乱。儒家自己不来,好了儒家,却苦了天下的老百姓,更可怜的是影响后世的儒家精神,只能规规矩矩走臣道的路子,但是要想“致君尧舜”——走上王道,改变现有的状态,却又往往力不从心,受到各种客观环境的限制而事与愿违。在达不到理想的时候,有时只能以身殉道,充分发挥了“臣节”的教育精神,做到了尽忠报国,尽忠报工而已。如果就行为哲学和历史的事实互相参究起来,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历代的名臣和大臣以儒家之学,处身庙堂,尽管有许多作为,有许多成就,可是一遇到帝王本身或者宫廷中出了问题,他们便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儒家只是一直依傍人家的门户,无法自立,也无法对天下有更大的影响。让我们抛一句文言,便可说:“至堪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