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魏齐的外一章-2

作官莫作怪

例如春秋战国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论上,固然仍须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实上,却只是巩固自己的权势,当然离开民瘼愈远。汉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视二干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离下层民众还是很远。唐代重刺史——即等于汉代重视二千石郡守的遗风,然而在盛唐以后的刺史,大多数是分发考取功名的进士们来担当其任,因此难免有“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的气概,而于基层民间的疾苦,也就愈来愈远了。于是,外面则藩镇(军阀)专权,目无中央;内廷则宦官操政,女祸把持,天下事就不问可知了。

顺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诗,夹点笑话给大家轻松轻松。这首诗是描叙一个人一生的转变情况,现在如用来比方过去历史上官与民之间隔,却也很有趣。它的前面两句,便是刚才提到的“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可以作为旧时代达官而兼名士的写照。接着是“而今事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后面两句可作为一般社会民生基层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职后清苦生活的写照。这不是很幽默吗?

明清两代,承元朝的政治体制演变,自中央级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级政治,即所谓省、府(州或道)、县治。虽然注重亲民之官的县官大老爷,但是那些多半是从进士、举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读书做八股文的书生。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师爷——刑名与钱谷两个得力助手的机要秘书。因此有人说,清代的政治,是为绍兴师爷所把持的天下。上自内阁中书衙门,下至府县,的确也是如此。至于真正的民间疾苦,所谓下情而能上达,几乎比登天还难了。

我们只是粗枝大叶地把历史上这些事实作个了解,那么,便可知道过去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悬空独立的。各级的官吏,在理论上,应该是沟通上下,为民办事。而事实上,一旦身为地方官,“天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任所欲为的事实也太多了。我们试想,以此图功,何事能办?以此谋国,焉得不亡!然而,我们的民族性,素来以仁义为怀,老百姓始终顺天之则,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们做到如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安居乐业,日子虽然苦一点,还是不埋怨的。除非是你使他们真的受不了,真的走投无路了,否则你做你的皇帝,当你的官,与他毫不相干。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哲学的重点之一。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官吏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是如此,在邹穆公问孟子的时候更是如此。那么,他问孟子这个问题时,甚至内心气愤得想杀些人来发泄一下,镇压一下,这岂非超越于政治原则之外,无乃太过乎!

现在是民主时代,也是注重基层政治工作的时代。为民服务的基层工作,实在是一件神圣伟大的使命,很不简单,最上层到中枢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节一节地统统汇集到了基层。其间事务的繁忙,头绪的芜杂,并不亚于上层执政者天天开会,随时开会的痛苦。而最难办的,往往是各部门的政令,缺乏横的整体的协调,致使政令达到基层时,有许多矛盾抵触之处,无法执行,只好一搁拉倒。还有许多政令,可以用在甲地,却不适用于乙地,更不合于丙地的事实,但是也例行公文,训令照办不误。实在难以作到,也只有一搁了事。还有最重要的,什么高官厚禄,实至名归,风光热闹的事,都集中在上层朝市。基层工作者,必须具备有愿入地狱的菩萨心肠,和成功不必在找的圣贤怀抱。照这样情况,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穷乡僻壤,长期担任一个国民小学教员,是不是真能心甘情愿地尽心尽力去做得好?我对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己所不欲,何望于人。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总之,所得的结论便是,从古至今,基层的工作,能于的不肯干,肯干的不能干。因此,真正参与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干,就是不肯干的人。往往为政府帮倒忙,作了丧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么办?至于说贪污不贪污,那还是另一附带的问题,不必去讨论。

有时朋友们与我谈到的美国的社会政治,基层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说,不错。美国还年轻,历史还浅,所以历史文化的包袱也轻。

甚至还没有背上历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们永远如此年轻,不要背上历史文化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历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当然愈难,那就得慢慢地潜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立竿见影了。

至于经过民选,来自民间的现代官员,他们的功过、是非与善恶,且等历史作定评吧!不过,千万要记住,历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镜高悬,可以照见善恶而使原形毕露的作用,大须留心从事,多读民族文化的宝典,培养仁心仁术,以立己立人。

记得明人冯梦龙就有段论调怪诞的小品,写得很好,特别抄录一节,给自认为民主时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个借镜。

昔富平孙家宰在位日,请进士谒选,齐往受教。孙曰: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岂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样。民主时代的民选,更须切莫作怪。我们看了这一段似幽默,其实严肃的小品文,再回转来看孟子答邹穆公的问题,便可以说,只恐穆公守上有责的有司们,早已经国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结论一句话:“君无尤焉”,又怎能责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邹穆公的观念中,认为他守土有责的重臣们既能尽忠,为什么更下层的干部们,就不能为他们尽节?这个道理,在理论上讲,说来话更长了。总之,要了解中国文化的重心,无论是儒家或诸子百家的学术修养,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为一的。仔细体认历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业功名是成就了。但不能说他做人也成功了。有的人,一生做人成功,但并无事业功名上的成就。如果兼而有之,应该是不圣亦贤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张江陵——居正,是万历当时的权臣名相,可算是一个大政治家,但因个性急躁,修养不足,所谓“操切为政”,往往便不能优容气节之士。好多理学名儒,因为意见不合而被压制不伸。但在张江陵当政的时期,的确做到了兵强国富,其功实有不可掩盖者。可是当他身死以后,结果弄得抄家破产,大儿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离失所。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风,惯于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处。但张江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败,实在也不免有话分两截的必要。

当时有人经过张江陵的住宅,看到荒草丛生,一片凄凉的景色,和当年的煊赫对照,便大生感慨。就拿笔提诗在张宅的破壁上说:“恩怨尽时归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这两句诗,和张江陵的生平,正好用来作为邹穆公问孟子这个问题的答案。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两大之间难为小

在春秋、战国两个时代,膝、薛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国。但在《论语》及《孟子》书中,都有所论及。所以国虽小,在孔孟的声光照耀之下,却也有名起来。

《论语·宪问》篇中记载着:“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就是这个滕国。不过孔孟两个时代不同,滕、薛的情形也不一样了。

这次是孟子从齐国再度回来,路过滕国。滕国是一个小国,而东北面毗邻了强大的齐国,南面又和强大的楚国接壤。我这个小国,夹在这两个大国的中间,所谓“两大之间难为小”,我应该向齐国靠拢好呢?或者是投向楚国比较好呢?

滕文公把这个难题提出来,向这位高人孟子请教。孟子也的确是高明,他答复滕文公说:“你提出这个问题,对不起,我也没办法。有办法也不能讲,碍难启齿。”

滕文公听孟子这样的答复,当然非常失望,脸色就沮丧难看。孟子见他这副样子,又过意不去,于是对他说:在不得已之下,那么只有一条路比较好。你把你自己的内政先理好,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团结起来。然后,加强你的国防设施,把护城河挖得深深的,把城墙加高加厚起来,巩固你国防线上的防御工程。和全国老百姓,上下一致,同心合力,保卫自己的疆土,虽然战死,也不离开本位,甚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自强自立,宁可亡国,也不向任何一个大国投降,先有这样的准备,还可以有所作为。

在这里,我们看到孟子答复“两大之间难为小”的基本原则,只有自强自立的一条路。其实个人作人也是一样,不自强,不自立,不从自己本身想办法,在两大之羊,怨天怨地,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来为自己解决困难,天下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个人事、国家事、天下事的原则是一样的,只有自强自立,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尤其以一个小国家为然,介于国际上强国之间的自处,除了自立自强以外,绝无其他妥协的良策。况且愈妥协,将愈增加困难。因此孟子便指出,宁可亡国,也不可丧失国格或人格的原则,作为答复。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四:“昔者大王居邪,狄人侵之,去之歧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有一次,滕文公再进一步向孟子请教说,薛和我一样是个小国,可是出现强邻的齐国,要在薛国建筑城池,也就是在薛国的领土上,建筑坚强的军事基地。薛国也是我的邻近小国,有同病相怜,唇亡齿寒的威胁。看这种国际趋势,下一步很可能要轮到我头上了。这种威胁实在让人忧虑。你看,该怎么办好呢?

这个薛国也早已归入了齐国的版图,被齐宣王封为孟尝君田文的地盘。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门下客,弹挟而歌的冯讠爰,强作主张,代表孟尝君到薛国收取租债,一把火烧了所有债务人契据,以收买民心的名城。

孟子又是拿出他最崇拜的,也是周代历史上最能谦让、最光荣的一代——太王的史实。他说,从前太王住在分阝地,狄人侵犯他,难以自处,因此搬到歧山下面去住。并不是因为歧山比分阝更好,土地更肥沃,而是在分阝被好勇斗狠的胡人欺凌,没有办法,不得已才避到岐山去了的。当时太王虽被迫迁移,但却忍辱负重地生聚教训,所以后代子孙——文王、武王起来,才建立了周朝几百年的政权。你可以效法他这种为善的精神,后代的子孙就一定能称王天下。大丈夫要创业就要树立一个美好的典范给后人,为了使子孙能够继承下去,在个人方面,无论读书、经商,或任何行业,都应如此。一定要有这个志向,能不能成功,那是天命。如今你地方小,四面又有强邻,只有用太王这种精神去做,勉强站起来,但不是站起来去跟人争强斗胜,而是自己勉励为善,巩固内部,自立自强,然后才能慢慢强大,受到别人尊重。

孟子这理论非常对,两大强国的斗争之下,处在中间的弱小国家,若想自立自强,的确是很难的。我们看宋初的局面,吴越王钱鏐的孙子钱椒,本来和赵匡胤、李后主一样,也是独立为王,他一看到天下大势,自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号令天下的章法,他便表示投诚拥护,推赵匡胤当中国的老板。到宋太宗时,自己取消了国号。他认为这样做,则自己后代的子孙,不失为诸侯,永远是方面大员。否则的话,自己估计一切的能力,未必可胜得过宋朝。战败了,不只是自己难保,就是子孙也难保。其实他这样做,还是在等候时机,要想办法再起来,希望自己留有最后一点小本钱,必要时才能有所作为。

至于同时代的南唐李后主就不同了,虽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曾经向赵匡胤上表称臣,奈何他一天到晚感叹在诗词之中,诗词做得太好了,下不了决心,如果下得了决心,真正能够有所作为,早就起来有所作为了,即使打败了,也是光荣的。等到曹彬的大兵团攻到南京的时候,用一根绳子上吊也行,又怕死,要投降又觉得没面子,最后当了俘虏,被曹彬解送到京,只有在船上作诗感慨,那又有什么用?赵匡胤批评他说,李煜肯把作诗填词的精神来治国,就不会是今天的下场了。所以要嘛,就强为善;不能强为善,就保子孙,留元气,以待后来。

国家大势如此,个人事业也如此。站得起来就站起来,站不起来就得见机振作。

但是社会上,有许多人,他在站不起来时不肯爬,爬不动时又不肯躺下,还老是觉得自己是站在那里,其实并没有站着,这样就很可怜了。总之,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道理一样的。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邪,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者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

去邪,逾梁山,邑于歧山之下居焉。邪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人贵自立

在《孟子》书中,这一段和上一段,怎样看,都是同一个问题的重复记述。只是一个详细,一个简化而已。可能是孟子门人编辑时的疏忽,但无法考证清楚。

胜文公又问,我就算尽心竭力地奉承这两个国家,最后还是免不了他们的侵略,该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还是告诉他说,从前周太工住在分阝地,狄人侵犯他。大王拿皮货和币帛去贿赂,可是没有用。又送狄人喜爱的狗和马去讨好他,仍旧没有收到效果。最后拿珍珠和宝玉去,仍免不了狄人的侵犯。(这等于后来宋朝对辽金元的情形一样,非常痛苦,也非常可怜。)在这种情形之下,太王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迁都另作他图,离开分阝这个地方。行前召集分阝地的父老们,告诉他们说,我曾经听说过,一个君子仁人,是不会拿用来保养大家的事物,来作害人之用。现在外族人来侵略我们,我曾经为了大家的安居乐业,送给他们好多财物,可是他们的侵略,始终没有停止。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我们这块土地,得不到这块土地,将永不罢休。

本来我是希望以我们现居的土地,使大家过安定生活的,而现在竟因为我有了这土地,使狄人不断来攻击我们,那等于我用土地来害大家遭受战争之苦,这是不应该的。像我这样的人,多的是,你们不必顾虑找不到更好的领导人。为了不牵累你们,我将离开这里,你们多加保重了。

我们从孟子这段叙述,可知在古代宗法社会里,一个好的领导君主,也是那么可怜的。孟子只讲周太王这个例子。其实,上古史中,如周太王的情形也不少。后世和元朝的创业之主成吉思汗,在少年时代,和他的寡母生活在沙漠地带,经常被人欺负,也是非常的可怜。境也是和周太王当时的情形差不多,只是元朝民族没有文化根基,所以不如周代绵延久远。

接着孟子又说,大王对他的子民耆老们谈话后,就带了家人,翻过梁山,跋涉到歧山下面定居。但是居住在原地分阝的老百姓们都说,太王是一个好领袖,我们不可以失去这样的领袖,于是大家也放弃了在分阝的土地,跟着太王到歧山下面一起居住,重新开辟新的天地。这样跟来的人很多,一股新兴的力量,像市集一样涌进歧山之下,巩固了大王的基地。

孟子又说,还有人持另一个论点,认为凡是世代相传下来的土地,所谓的“世居之地”,应该好好地守着,不可以在你这一代手里,放弃祖宗的基业。那么你就宁可战死,宁愿亡国,也不要轻言放弃,只有死守了。

这是从守土有责的论点出发,也是千古不易的至理。所在北宋时代,辽、金互相消长的时期,辽国末代的宰相左企弓在朝中力争,不可放弃河北,而有:“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的主张,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孟子这样画龙点睛一说之后,跟着又告诉滕文公说,你在这两者之间,不可矛盾,也不可因循,只有选择其中一条路去走。

历史上凡是动乱时期,像滕国这种环境的遭遇也很多。我们由此可了解,一个小国处于大国之间的艰苦。近如现代正在纷争的中东问题,那些小国之间,就有许多困难存在。现在世界上,不论欧洲、非洲,全球各地的小国,所遭遇到的困难,许多和战国时代的滕国一样,所处的环境,都非常矛盾。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不容易了解的。

其次,个人的人生也是一样,自己不能矛盾,当受到艰难或迫害的时候,就要改变自己的环境。当环境不能改变时,就要自己站起来,坚强起来,宁死而不向困难环境屈服。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金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来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

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口:‘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王鼎与?”

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谓通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去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论立身出处的原则

这是孟子晚年,回到邹鲁,退居以明志的一段记录。鲁平公身边有一个得宠的近臣(弄臣),当然不是什么大臣,但随时跟在他的身边,在某些事情上,会成为重要的关键人物——后世得宠的宦官,就是这一型的人物——这个人叫臧仓。有一天,他看见鲁平公外出的车辆、卫队等等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出宫了。这时,他问鲁平公说,你以前出去,事先都会通知随从的人们,目的地是到什么地方。可是现在,车辆人员都准备好了,下面的人还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他们又不敢来问,所以我来请示一下,你要去什么地方?

鲁平公说,我要去看看孟子。臧仓一听,马上抓住机会攻击孟子。他对鲁平公说,你为什么要去看他?你尊为一国之君,为什么轻易地亲自去看一个平民呢?你以为他是一个贤人吗?为人处世,能够合乎礼义的才是贤人。换言之,一个贤人所做出来的事情,就一定合乎礼义的。像孟子,父亲早死。后来母亲去世,他办理母亲的丧礼,远比以前办父亲丧礼隆重得多。对于自己的父母,办丧礼时,前后都有厚薄的差别,这就是不合礼制的事。这种人,你还去看他吗?鲁平公说,那我就不去了。

这里我们看到小人的厉害处,往往是在小的地方,找到一点点小事,轻轻地一拨,情势就转变了,这就叫做“谗言”。每个人的心理,具有先天性的缺点,最喜欢听信谗言和小话。尤其作一个高居上位的人,大道理、大话听多了,厌烦了。谗言小语乘虚而入,往往非中不可,此所以历史上都赞叹明智之君的难得。其实,何止为君,凡作领导人的都要注意。乃至当一个平民的家长,处理任何一件小事,也都要注意。古人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是不易的名言。

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是孟子的学生,那时他已是鲁国的大夫。鲁平公有一次与齐王会面修好,在商谈国际问题时,乐正子趁机极力推崇孟子。当时随行的其他大臣,也都说孟子如何如何好,所以孟子这次回到鲁国,鲁平公想要去看看孟子。现在乐正子得到消息,鲁平公取消了看孟子的主意,就去问鲁平公,你为什么不去看孟子。鲁平公因宠信臧仓,当然就多少对他有所回护,答复乐正子时,就只说,有人告诉我,孟子办他自己父母的丧事,都有厚薄之不同,像这样的人,道德修养不够,所以我不去看他了。

乐正子说,这话从哪里说起呢?大概听人说,他对母亲的丧礼超过以前他对父亲的丧礼吧!这是因为他前一次是以士礼丧祭,行的是鱼、豚、鸡的三鼎祭礼。而后来他母亲死了,当时他有了大夫的身份,行的是羊、豚、鸡、鱼、肤的五鼎祭礼。

(在抗战以前,大陆上行祭礼,还有三牲祭和五牲祭的分别。三牲是家禽(鸡)、鲜鳞(鱼)、豚肥(猪肉)。五牲是上面的三牲加上家雁(鸭)和肤(兔)为五牲祭。)这并不是他对父母的祭礼有厚薄轻重的不同,而是他的环境、身份、地位不一样了,他还是在依礼行事啊!

鲁平公这时候才明白,但是已经转不过弯来,于是说,不是的,我并不是指这一方面,我是说他所买的棺木、寿衣的质料不一样。给他父亲的是便宜料子,而用在他母亲身上的,都是价钱高的好棺木、好衣料、好被服。乐正子说,至于这一点,也不能说是在礼制上有所违越呀!丧祭用品的价格高低,是因为孟子的经济环境不同。他以前作士的时候,收入少,买不起价钱高的。后来当了大夫,薪水高,就可以花高价钱,买更美的棺停衣衾了。这是孟子前后贫富情况不同,关于礼制方面,则没有不对的地方。

这一段文章,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可是几千年来,社会上人情世态,都是这个样子,就是现代欧美各国也一样。中国的古谚,所谓“爱听小语”,以及“远重衣冠近重人”,一般人们,都是用这些小事来评论、衡量一个人的高低、善恶、是非的,甚至成为了道德人格的法码。

乐正子听到鲁平公这种推倭之词,也许心想,你身为一国的国君,又不是棺材店、殡仪馆的老板,注意别人买棺材、寿衣的事干嘛?分明没有人君之度,不似人君,所以无法说下去,也就不必再说下去了。反正知道他只是个爱听小话的人,就不再说了。

于是乐正子回过头来看他的老师孟子。当然,带有几分牢骚地说,我曾经向我们的老板鲁平公提出报告,关于老师的学问道德。鲁平公听了,原本要来看你,不料老板身边有一个亲信的小人———奸臣臧仓,在鲁平公面前说你的小话,放了一包烂药,阻止了我们老板不来看你了。

孟子对乐正子说,他来看我,自有促使他来的因素;他如果不来看我,也自有阻止他不来的因素。他的来不来看我,其实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那是天命。臧仓虽然是一个小人,说了我的坏话,但是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左右我和鲁平公见面或不见面呢?你不必发他的牢骚了。

照文字来看,我们这一段,可用上面解释。但是其中“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这句话,我们如果作一番仔细的推敲,则发现它还有另一层的含义。

这两句话的文字很美,可作两面解释。一种是鲁平公如果去看孟子,那是因为乐正子的促成,他为孟子澄清了误会。他之所以不去看孟子,是另一个因素阻止了他,那是受了臧仓这个嬖人的谗言。而一个作领袖的人,不应该受到别人左右。现在他会受人左右,那么这个领导人也就可想而知,没什么可谈的了。所以不必要怪臧仓,臧仓只不过投其所好而已。在基本原则上,他根本就没有诚心想来看我。

另一种深一层的解释,孟子这句“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说,我的道如果能够行得通,能够实现,那么天下自然就会有人,有力量,使我受到重用,去推行我的理想。如果我的道行不通,那么不需要别人来阻止,我自己也会见势而止的。

老实说,我的道行或不行,“这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机会,救天下,救国家、救社会;不得机会,个人把自己管好。这个“行”或“止”,不是人事可以安排的,在冥冥之中,自有一个不可知的气数。天下该得太平。我的道自然实行;天下该动乱,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所以我与鲁平公不能见面,实在不是人事所可以左右的。你不必去责怪臧仓的挑拨。

上面那句话,可作两层意思来了解,也可以说是孟子立身处世的大原则。历史上,现实的社会中,一个人的立身出处,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这种类似事件的攻击。

只要多读些历史,多经历人生,反而觉得是很平常的事,一切都会处之泰然,看得无所谓了,就如孟子对乐正子最后的结论。

我曾经写过四句只像偈语不像诗的话,也正好在这里提供大家作一参考。“身入名场事可怜,是非争竞奈保天。看来都是因人我,无我何妨人尽贤。”其实,在大道理上,都是因为分别人我而有此烦恼。缩小在现实范围来讲,都是利害的冲突。

人就是这样渺小可怜,但是这只是对个人自处的修养来讲。倘使要作一番事业,作一个领导人,就不能马虎,任凭情绪的冲动而听信谗言了。不然,因此而错失得力的人才,甚至牵一发而动全局,那就太不明智了。

到这里,《梁惠王》的上下两章,大概都研究完了,这也是研究《孟子》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梁惠王》上下两章的内容,是孟子一生中,一心一意想拯救当时极其动乱的战国时代的理想和抱负。他有救世的思想,所以他游历魏齐之间,希望能受重于一个政权,透过这个政权,推行他的思想,对天下,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而他的思想当中,最高的政治原则,哲学基础,就包含在这两章书中。同时也可以说是他学问成就以后,从中年到晚年,出来游历国际间的传记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