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孟子的向善 一、人性向善

1、人性向善?

人性是什么?一般提及这个问题,多会想起《三字经》开头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许多人认为“人性本善”是儒家的思想。但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六个字,既不是孔子说的,也不是孟子说的,而是宋代以来的学者概括出来的。这个“本”字是后代的解释,并非孔孟的原意。根据我个人多年研究体验儒家思想的心得,我要把这个“本”改成“向”,我觉得儒家并不主张人性本善,而是强调人性向善,1980年我到耶鲁大学念书时,初到的第一星期就去拜访了一位神学院教授,与他谈及人性的问题。我问他:“基督教主张人有原罪,岂不是言人性本恶,是否太消极了些?中国人主张人是本善的,较积极,也较为正面。”我还将“人之初,性本善……”背给他听。结果这位教授不跟我讨论经典,只问我:“中国社会中有没有坏人?中国人会不会做坏事?”“会”“人性若是本善,恶从何来?”一句话把我问得哑口无言。我当然可以反问:“西方人会不会做好事?人若是本恶,善从何来?”但我也料及他定会说:“善从上帝来,你信上帝吧!”如此一来,不但辩论输了,也让中国儒家思想有点“灰头土脸”的感觉。

“人性本善论”过于幼稚、天真,且不顾现实,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脱节。人性若本善?那么人为何要受教育?所做的善行又值得称赞吗?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人性本善”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实际经验及初步反省。

自从和那位神学院教授谈论后,我始终在思索儒家思想的真正精神所在。何谓人性?在《论语》中,孔子很少直接谈这个问题,虽然他说了“性相近,习相远”这句话,但没有进一步阐释人性,因为当时没这理论的要求。换句话说,孔子的学生中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只有子贡曾提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没有跟他说人性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子贡的资质不适合跟他谈人性,只有颜渊可以谈,但颜渊对孔子心悦诚服,且不幸早死,所以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但孔子不谈,并不代表他对人性没有清晰的主张;相反,他对人性的观察是十分深刻的。他从经验界看到人有各种弱点。譬如“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不曾见过任何人爱好美德像爱好美色一样。爱好美色是生物性的本能,爱好美德呢?如果后者也是天性,那么它的力量显然不是绝对的或全面的,因此不宜说“人性本善”。顺着这一思路,孔子提醒人在每个阶段都要警惕: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人不能没有血气,血气有各种毛病,如此一来,怎能说“人性本善”?没有说“人性本恶”已经算是客气的了。

所以,孔子根本不曾说过人性本善,他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习”代表后天环境、习染造成的结果,人人有别;“性”代表先天本来面目。但是,既然是人所共具的先天本性,孔子为何不说“相同”,而说“相近”呢?答案一:如果人性原本具有某种可以称之为“善”的东西,则应该说“性相同”。换言之,如果有人主张“人性本善”,同时又宣称“性相近”,那么我们可以追问:“善”是“质”,还是“量”?是“量”才有程度多寡,才可说是相近。但是,善怎能以“量”来计呢?若是“质”,则非有即无,如何相近?答案二:人性并无善恶,只有“善的倾向”。就“倾向”而论,可以说人人皆具,但是敏锐程度各不相同。换言之,只要是人,就是向善的,他的内心“必然”会对某种状况感到“不安”或“不忍”。有些人见了落花就流泪,有些人不到亲自受苦不觉得难过,程度相去甚远,但是必定都有“不安”“不忍”的可能性。

事实上,“心安不安,忍不忍”是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也是理解孔孟思想的入门关键。这个关键在孔子和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中体现得很明显。宰我质疑“三年之丧”,认为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人文世界不行礼乐,礼乐随之瓦解;自然世界一年为循环之期,守丧何不也以一年为期?孔子听了,只问他:如果守丧一年,你就恢复平日的生活享受,吃好的,穿好的,“于女安乎?”你心里安不安呢?很多人讲中国禅宗“直指人心”,事实上孔子早就“直指人心”了。他没有跟宰我讨论“守丧三年”的人文与自然这些外缘条件,却把焦点指向人心,要看你内心安不安?结果宰我回答:“安。”孔子只好说:“女安则为之。”你心安的话,就那么做吧。

换句话说,孔子对人性的理解在于人心有“安”与“不安”的能力。人性不是静止的,人性是动态的、活泼的。因为做一个人最主要的特色在于他有自由,他可以选择。离开自由选择的能力,就没有人的问题。正因为人的可以自由选择,所以人心是“活的”,它有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受到阻碍时,就会产生反作用让内心觉得安与不安。那么,孔子为何认为守丧三年才会心安呢?宰我离开后,孔子谈了理由:“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十二个字正是我们了解儒家人性论的出发点。在孔子看来,人心对父母的深情是由具体的成长经验所孕生的。小孩子生下来到了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生理上长期受到父母照顾,心理上也形成了与父母相互关怀的情感,始终会感念父母之恩,所以父母过世,守丧三年是很合理的。也就是说,“三年之丧”代表伦理,“于女安乎”代表心理,“子生三年”代表生理。人性是由生理、心理、伦理三者连贯而成。儒家人性论的焦点在于“心”之自觉能力,它是以生理为基础,并以伦理为发用的。由于心安与不安的程度,人与人之间确有不同,因此只能说“人性是向善的”,有的“向”力量强,有的“向”力量弱,这是因天生的资质与后天的遭遇不同而有所区别。

孟子对人性提出更为系统的解说。他对人性有一个很好的比喻: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

这段比喻论证力极强。他说牛山上的树木长得非常茂盛,但不幸的是它邻近都城郊外,有些人为了盖房子把树木砍光了;有些人放牧牛羊把花草吃光了。结果好好的一座山变成了秃山。请问:“秃”是山的本性吗?显然不是。那花草树木是山的本性吗?也不是,因为如果是本性,怎么会被砍光、吃光?在此,“花草树木”代表人性本善,“秃”代表人性本恶,两者皆不是山的本性。那么,山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是“能够”长出花草树木,只要给它机会,它就会长出新的芽。换言之,山本身并不显示本性,我们所见到的“秃”或“草木茂盛”只是山的现象。山的本性是只要有了雨水、朝露,新的芽就会长出来。若新的芽被吃光,变成秃山,再给它机会,山又会长出新芽,变成花草树木。因此,山的本性在于“能够”,而不在于“是”什么。“能够”就是一种潜能、趋势和力量。人也是一样,人的本性是善?是恶?都不是。人的本性是向善的,只要给予机会,且存养充扩,就是善的;否则“旦旦而伐之”,久而久之心灵也会麻木。儒家谈人性时,此点是非常精彩的,人性是种趋向,说明人生是开放的,永远是一种对自我的要求,且此种要求由内而发,不是由外在给予的。因此,人活在世界上就可以实现自我向善之本性。

也许有人怀疑,那也可以说人性向恶啊?因为人性只是“向”善而已,你也可以选择恶,那为什么说向善,不说向恶呢?举个简单例子:我今天早上起来,不孝顺父母,不尊敬兄长,心里觉得不安、不忍,这就证明人性向善。反过来说:我今天早上起来,不去杀人放火,不去打人、骂人,心里觉得不安、不忍,这是人性向恶。请问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哪一种呢?当然是前者。再举个例子:在公车上遇到老人不让座,会觉得良心受煎熬,这便是人性之所在。因此,人的心是种趋向,如果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或者去做不该做的事,心里自然会产生一种压力,无法面对自己。这就是儒家的人性向善论。

2、善是什么?

人性向善?善又是什么呢?这是儒家思想的又一重点。首先,善是一种价值。价值不在某个地方,它需有主体的选择才能呈现。例如这里有两个杯子,一个装钻石,一个装水,你说哪一个比较有价值?大家一般会说:当然是装钻石的比较有价值。但假使今天身处在撒哈拉沙漠中,水的价值恐怕就比钻石高太多了。因此,水和钻石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与价值无关,它们只是纯粹的事实,任何价值都需要经由人(主体)的选择才能呈现出来。譬如山上有一朵百合花,在没有人爬上这座山,看到这朵花之前,百合花只是存在而已,没有所谓美不美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人看到这朵花,说:这朵百合花真美,我喜欢它。在他喜欢的过程里,这朵花美的价值就呈现出来了。再譬如大家如果都说黄金比铁差,那么黄金的价值就会立刻贬低。其实,黄金、铁、石头、钻石有什么差别呢?对动物而言是没有差别的。你见过哪一只狗喜欢黄金或哪一只猫喜欢钻石呢?又或者哪一群鸟夏天往北飞或冬天往南飞的时候,会带着粮草走呢?只有人类在搬家时才会带着家当,选择这个,选择那个。因此,价值是人所特有的问题。离开了人类的世界,宇宙万物只是事实而已,不是价值。价值只对人类有效,亦即只有人类才可以让价值呈现。因为人有选择的自由,有了自由选择,价值才可通过选择而呈现出来。

善是一种价值,因此善也是人所特有的问题。离开人的世界,就没有所谓善的问题。以《鲁滨逊漂流记》为例,鲁滨逊是孤岛上唯一的人,不会有人评判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只有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无所谓好、坏。任何善或恶必须放在两个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呈现,离开了人群的脉络,则无善恶可言,人性是向善的,因此人也必须在人群中实现自我。这是儒家一个很重要的见解。

那么,人与人之间如何来判断善?这是一个大问题。譬如我们说一个人很孝顺,但他不一定是好的朋友;一个人是好的朋友,但不一定是好的老师;一个人是好的老师,但不一定是好的父亲。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个人要把所有的“好”都做到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当你说一个人好时,不能抽象的说他好,必须指出他对谁好,离开他所对的对象,他的善根本是空洞的,是假的东西。做善人可不可能?理论上可能,但实际上不太可能。因为善人必须满全一切适当的关系,把他所有相关的人对他的期许都完全加以实现,使其人际关系网上没有一点缺失,这才叫做善人。这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不太可能”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一个人一生中要扮演的角色多种多样,但这些角色之间往往相互冲突。举个简单例子,一个男孩结婚后,发现他不可能同时做一个好儿子和好丈夫,就是不能满足两个人的要求。妈妈和太太同时要求你做不同的事,你该听谁的?你只有一个人、一个时间,到底该做哪件事?这就是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人的社会里那么辛苦,在人生里充满挑战、考验和不幸。因为大家不能互相体谅,都只从自己的角度看对方该有的责任和要求,而忽略了他还有其他角色要扮演,还有各种责任要去满足。于是,就会产生误解与怨恨。所以孔子才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我没有见过善人,只要见到有恒的人就够了。“有恒”是指人的内心有向善的要求,虽然做不完美,仍然心向往之,设法努力去做。

儒家思想的意义就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善人,但是每一个人又都可以成为善人。生命充满向前开展的动力,人性是趋向于善的,这种力量由内而发,没有人可以彻底消灭它。所以对人性要永远抱着希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行善是无穷的要求,不能有所间断。我们在世界上所见的,只是做了一件好事或几件好事的人,哪里有好人呢?你说他今天是好人,那么他明天能不能变成坏人?绝对可以,下一刹那就可以变成坏人。事实上,他也不是坏人,只是做了一件坏事的人。一个人做事是其人性扭曲发展的结果;做好事则是人性正常发展的结果。人性是一种趋向,是开放的,是等待被实现的潜能。此点若能掌握,就可以由内而发对自己有所要求。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只要活在世界上,就要经由不断的努力奋斗,使自己越来越好,使我的人格越来越高。但你行善绝对不是负担,而是真正的快乐,因为这快乐完全符合“人性向善”对自我的要求。当你满全这种要求时,你就享有最大的快乐。

3、心之四端

孟子认为“性善”,心是关键。人有自由,可以选择各种行为的表现。但表现出来的都是现象,内心才是我们的本质所在。如何知道人的本质呢?孔子会问,你心安不安呢?孟子则会问,你心忍不忍呢?我们对于别人的遭遇,会有自发的感受,是即所谓同情之心。孟子非常重视这种感受。他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快要跌到水井里去的时候,心里都会感到惊恐、怜悯;并不是想跟小孩的父母做朋友,也不是想在乡党朋友中被称赞,更不是不喜欢小孩的哭声;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目的、理由的,纯粹是自动自发地对“孺子入井”感到心里不忍。为什么会不忍?因为这就是人性,人性是会不忍的。这是孟子对人性的基本理解。

这个理解在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用实验证明。因为今日生活条件异于往昔,水井已经难得一见了,不然也成了供人参观的古迹了,孟子的比喻很难激发起我们的想象力。不过几年前美国德州的一则新闻,倒是证实了孟子的说法。德州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不慎失足,落入一口枯井中。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成为上自美国总统,下至贩夫走卒都极为关心的事。副总统还亲自慰访了小女孩的家人,许多人纷纷为小女孩祈祷。这份同情心使许多人重新发现自己内在的向善要求。可见人不分古今,地不分东西,恻隐之心确实是人的本来面貌。因此,孟子才会肯定地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此看来,没有怜悯心的,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的,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的,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的,不是人。怜悯心是仁德的开端,羞耻心是义行的开端,谦让心是守礼的开端,是非心是明智的开端。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样。

孟子连说了四个不是人,有人觉得会不会太夸张了,没有这四种心,真的就不是人吗?不过,你听到孟子骂你不是人,你很生气,他就会说恭喜你,你又变成人了,因为你生气了,说明你还有羞耻心。这就是儒家的思想,儒家认为人在自然情况下的直接反应,才能表现出内心的真实情况。不过,孟子说人心有四种开端,并没有说人有四种善。“开端”代表萌芽、开始。四种开端如果发展扩大,才可以造成仁、义、礼、智四种善。善必须是你去行动之后才能实践的。譬如“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只是善端,而并非善的完成,善的完成还需以行动去实践。因此,一个人只须有此心,就是人;是否有仁爱的行动,那是第二步的问题。万一连此心都丧失,就表示麻木不仁,无从感受别人的遭遇,那就是“非人”了。其次,恻隐之心有程度不同,有些人较为敏感,不仅对别人不忍,也对一些小动物不忍,甚至会像林黛玉一样,见了落花也掉泪。有些人则比较迟钝,非要等到重大刺激才觉悟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同胞亲情。不论敏感或迟钝,只要还有感受力,就还有希望。希望在于能够扩充此心,努力行仁。就像孟子所说的,“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火开始燃烧,水开始畅流,看起来小小的源头,最后竟可以成就伟大的善行,而这一切都出自一点点恻隐之心。

孟子还把人性比喻成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人性对于善,就向水总是向下流。人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现在,用手泼水,让它飞溅起来,也可以高过人的额头;阻挡住水让它倒流,可以引上高山。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这是形势造成的。人,可以让他去做不善的事,这时他人性的状况也是像这样的。

“水”的比喻十分恰当:正如“下”是水之“向”而非水之性,“善”也是人之“向”,而非人之性。什么意思呢?用手泼水,用管子接水,让水倒流,这是外在的形势。我们有时候说“形势比人强”,外在的形势会改变水的自然趋向;而一个人去做不善的事,也是受到了外在形势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让一个人自然发展,他就会顺着本性行善;相反的,外面的形势恶了,人就为恶了。所谓“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孟子·告子上》),一个时代经济繁荣,年轻人就好吃懒做;经济条件不好,年轻人就会凶暴,比如抢劫什么的。孟子的意思是说,一个时代的经济好坏对于年轻人会有直接的影响。一个社会必须在政治、经济、教育上设法造成一种自然的、正常的情况,让每一个人都能去自然发展,这时人性向善表现出来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所以,“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试问,“下”是水的向,还是水的性呢?答案很清楚。以“水无有不下”来比喻“人无有不善”,人与善的关系,也必然是人性向善,而不是人性本善,而“心有四端”就是人性向善的力量。

4、人禽之辨

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在《孟子》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要了解人性,就要知道人和禽兽的差别。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很少一点点而已,一般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了解事物的常态,明辨人伦的道理,因此顺着仁与义的要求去行动,而不是刻意要去实现仁与义。”

“几希”就是差别很小。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别很小。首先,人与动物在身体上很类似;我们有五官,禽兽也有;我们有四肢,禽兽也有。其次,人与动物在本能上很相近。人吃饭的时候与狗没啥两样,皆出自一种饥饿的本能;人睡觉的时候和猪没啥两样,皆出于一种休息的本能。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绝非凭借人的身体、本能或四肢五官,而是要凭借其他的东西。

孟子提出“大体小体”之说,把身体称为“小体”,“小”代表不重要、次要;把心称为“大体”,“大”代表重要。大体在内,小体在外。人与动物共同具备的是“小体”,而人所特有的才叫“大体”。“大体”就是人心的“四端”(由之产生仁、义、礼、智)。孟子说:“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四端与四体皆属人之体;分其大小,是指人应以“大体”为重,也即“心”够不够灵敏,能不能自觉和真诚,是其关键。所谓人性在于“心”,孟子认为把这个“心”去掉的是一般人;保存下来的就是君子。问题在于,如果这个“心”可以去掉,也可以保存,那么去掉之后怎么办?是不是一旦去掉,就永远去掉了?一旦保存,就永远保存了?当然不是,否则就不用谈教育了。心,可去可存,代表它是动态的。如果说人的本质是善的,那本质一旦去掉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强调人性向善,人性是一种动态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于心能不能够觉察。譬如有时候我们好像不太敏感,看到老人家摔跤,没感觉;如果有感觉,你马上就上前去帮他了。这种真诚自觉,自我要求去做该做的事,是儒家对于人性基本的规定。如果你没有真诚自觉,“善”有什么用呢?无法表现为行为。孟子说,君子能够真诚自觉地保存这个善,一般人却把它去掉了,去掉之后,人不就跟禽兽一样了吗?所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吃饱了,穿暖了,生活很悠哉,但如果没有受教育的话,就跟禽兽就相差不远了。为什么呢?因为与禽兽不同的这个心没有了。儒家教育的目标即在助人恢复本心的向善自觉,同时以政治及社会各种合理的规范来助人完成心之要求。

接着,孟子提到了舜。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典范人物,孟子尤其喜欢舜。他说,舜正是因为体察了人性内在向善的力量,所以“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由内而发去行善,而不是刻意去做仁和义的行为,因为仁和义的要求是由内而发的。这代表我们在德行方面的表现不是别人叫我做的,不是我做给别人看,而是我由内在的力量叫我把“善”做出来的。人与禽兽的差别就在这里。孟子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一个人如果每天只知道保养自己的身体,那只能算是小人,因为他忽略了更重要的内心的要求。“养其大体”如何养呢?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

孟子说:“修养内心的方法,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少,那么内心即使有迷失的部分,也是很少的;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多,那么内心即使有保存的部分,也是很少的。”

养心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清心寡欲。清朝皇帝有养心殿,“养心”就是提醒皇帝“寡欲”。道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庄子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一个人如果欲望太多,领悟能力就浅。为什么?因为你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看不到内在的真相,你的生命没有根,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所以在心的修养方面,儒家和道家有相通之处,先要从减少身体的欲望开始。儒家的价值观很清楚,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你要追求的不是有形可见的身体上的满足,物质上的享受——这方面的满足和享受到一定时候就会刺激递减,会觉得没什么特别的乐趣,而要进行德行上的修养,设法让心的“四端”发展出来,成为仁、义、礼、智四种善。“小体”存在的目的是为让“大体”可以实现其“向善”潜能,这才是人和禽兽最大的差异所在。

5、三种快乐

人性如果是向善的话,那么行善是天下最快乐的事,因为它符合人性的需要。所以有人跟孟子说:当天下的帝王很快乐吧?孟子说,王天下不算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有三个: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

父母都健康,兄弟姐妹无灾无难,这是第一种快乐;对上无愧于天,对下无愧于人,这是第二种快乐;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而教育他们,这是第三种快乐。君子有三种快乐,而称王天下并不包括在内。

很多人觉得奇怪,今天这种时代,谁不希望当国家领导,谁不希望选上总统,但孟子居然认为比不上这三种快乐。首先,父母健在,兄弟姐妹也都没有灾患,那就是人生至乐了。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在,才能引起我的孝顺之心;兄弟姐妹在,才能引起我的友爱之心,“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为了做一个完全的人,完成我有意义的生命,我必须要有父母兄弟维持这两个最重要的关系网,所以父母兄弟都在的时候,可以使我不断实践孝悌自然的要求,人生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即使是万人欣羡的功名利禄,又怎么能比得上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呢?有人说,孟子为什么这么家族主义,这种快乐好像太狭隘了一点,因为每个人都能得到嘛,孟子为什么把它列为第一种快乐呢?这跟孟子对人性的看法有关。孟子认为,人活在世界上跟别人相处,他的情感是由近到远,从家庭到社会慢慢推扩出去的。譬如我的父母健在,兄弟平安;我出门看到别的老人家,就想到自己的父母,尊重他们;我看到同学、同事、朋友,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关心他们;相反,一个从小孤儿院长大的孩子,成长经验比较痛苦,从小没有家庭长幼的观念,也许不会对别人生起特别强烈的感情,不容易把孝顺、友爱的心推广出去。因此“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之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家庭中心主义,而是发现了人性的真相必须由近及远,逐渐把人性内在的萌芽推广出去,这是人性正常的发展。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就源于此。

第二种快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后一句好理解,就自己的为人处世来说,在于他人有关的部分,尽到我的责任,不做任何对不起人的事。譬如我没欠别人钱,也没有不守信用,我跟每一个人来往都是光明坦荡的,我对别人不觉得有什么惭愧,这种无愧的心情所孕发的自信与自得,是快乐的。但是,“仰不愧于天”,天是什么?从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开始,儒家的“天”就具有特别的意义。譬如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你得罪了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祷告了;你欺骗得了人,欺骗得了天吗?儒家的“天”,不是自然界的天空,而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人类生命所要面对的最高神明,它可以主导人类世界的善恶报应。古代帝王自称天子,要祭天。古代人提到天道,说它“福善祸淫”;你行善,天给你福气,你作恶,天就惩罚你。所以“仰不愧于天”就是你要无愧于上天赐予你的人性,人性向善,所以你就要择善固执,止于至善。你选择善去做,而且做到了,你就无愧于天了,同时你还会从内在产生一种快乐,满意自己的作为。因为善由内而发,快乐也由内而发,这是儒家的思想。

第三种快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当老师的最清楚了,能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来教育他们,确实是人生一乐。不过,谁是优秀人才?智商高,或者考大学的分数高,就是人才吗?错了。儒家从来没有把光会念书的人当作优秀人才,优秀人才还要有一种德行修养,有一种上进心,只要你有心上进,生命就会向上开展,人性向善的要求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展现出来。也即儒家所理解的“英才”包含了道德实践的要求,一个人光有学识还不够,必须进行道德实践,才能走上成全自我的道路。而通过教育,尤其是针对天下英才的教育,我们的理想就可以承前启后,逐步提升。眼见文化命脉由一群仁智兼备的青年传继下去,想象国家的未来前途日益光明,这种快乐显然要比自己一个人志得意满更为踏实。

以上三种快乐,第一快乐是人人皆可珍惜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平平安安,可以让你的人性从家庭慢慢推展到社会;第二种快乐是人人皆可实践的,对上无愧于天,对下无愧于人,把天给你的向善的人性充分实现出来;第三种快乐则是人人皆可努力支持赞助的,能够在自己年纪大的时候,教育天下很多有心上进的年轻人,把自己的经验心得传授给他们。这三种快乐中,第一乐和第三乐都不能由我们来决定。父母、兄弟的健在不是我们所能掌握的,而学生素质的好坏也要靠缘分。只有第二乐仰俯无愧,完全操之于自己。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当我们反省内心,发现自己诚恳,可以对得起自己,那便是无比的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