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湖湘子弟满天山 三、陈修明: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

我们幼年文工队共五十多人,是1951年3月8日随二军军长郭鹏一起从长沙出发的,因为他要回新疆,就把我们捎带上了,所以我们这批进疆女兵可能是人数最少的一批。

我是湖南郴州人,三岁丧父后,母亲改嫁,所以只能跟着叔叔过。当时郴州号召我们参军是以抗美援朝的名义。说是九军的人已开往朝鲜了,只有番号还留在国内。

我到新疆后,分在二十七师七十九团,该团驻地在和硕滩,那是一个很穷很苦的地方。只有戈壁滩,看不见一棵树、一个人。风遇不到丁点阻挡,特别劲猛,有时能把站着的人掀翻。狼则有恃无恐地一边嗥叫,一边奔突。

当时排节目的时间很少,一般都是和大家一起劳动。每天天不亮,那首《戈壁滩上盖花园》的歌就唱起来了——


没有工具自己造,

没有粮食打野羊。

自由的种子撒下去,

幸福的泉水流不完。

…… ……


等到天黑尽了,我们才又唱着这首歌返回营区。

我人小,但一到部队,就让我当班长,领着大家劳动、开会、读报、讲怎样受压迫。所以领导表扬我说,你虽然出身不好,但还没有留下阶级烙印,要我一定好好干。

听领导这么说,谁不感动呀!我恨自己不能长出三头六臂,把所有苦累活儿都揽下来。

乌库公路是王震亲自筹划的,1952年2月正式开工,由新疆军区工兵团担负北线施工,二十七师担负和静至天山冰达坂的南线工程。

自古以来,天山就阻碍着南北疆的交通,乌鲁木齐和库尔勒之间,雪山横亘,冰峰高耸,悬崖千仞,恶水激荡,历史上乌鲁木齐到南疆都绕道白杨河、托克逊。民间谚语说:“千年冰峰人难开,要开除非神仙来。”

我跟着二十七师的筑路官兵上山了,当时正是风雪肆虐、严寒凛冽的时节,大家背着行装,带着武器和工具,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向天山腹地进发。

乌库公路工程在我国公路施工史上是罕见的,它几乎集中了我国修筑公路的所有难点:气候恶劣,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复杂,施工难度大,工程艰巨,生活艰苦。天山山谷气候变化无常,冬天冰雪覆盖,河水结冰,塔松挂满晶莹的冰凌,雪崖时时坍塌堵路,狂风阵阵刮倒工棚。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把地表冻得如钢板一般坚硬,施工战士呵气成冰,人人鬓发须眉上都结上冰霜,赤手一沾钢钎便撕掉一块皮肉。崇山峻岭,连绵不断,悬崖峭壁,激流湍急,乱石坠落,随时发生。高山缺氧,呼吸困难,连馍馍也难蒸熟,开水不到九十度便沸腾,加之生活困难,缺肉食,缺新鲜蔬菜,不少人的指甲下陷,不少人得了夜盲症和雪盲症。筑路的指战员们在海拔4200米的天山主峰——胜利大坂,穿云破雾,劈开一个隘口;在峭壁悬崖上凿石,在急流深谷架桥,在泛浆地带铺路。

我们文艺组是踩着大部队的脚印前进的,开头坐马车,到了天山脚下后,就开始爬山。沿着羊肠小道走了好几天,才到达要翻越的天山达坂下。前往达坂的路连羊肠小路也算不上了,好多地方是沿着人凿出的脚窝子,四肢并用,像猫一样往上攀登。岩壁立,危崖突兀,使人既不敢往上望,更不敢向下看,那可是真正的上天山。

到了山里后,由于后勤供应困难,粮食紧张,蔬菜更是没有,大家只能早上吃盐稀饭,中午吃盐炒饭或盐水咽干馕,晚上是吃盐拌饭。

那里的气候也不好,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乌云遮天,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风雪交加,弄得人不知该穿什么衣服才好。

我们文艺组的主要任务是把当天的好人好事、先进个人、工程情况现场编成节目,唱跳一番,然后就是帮战士们洗衣服,谁洗的衣服多,谁就是先进。雪水冰冷刺骨,十分难受,但大家一点也不在乎,有些女兵来了例假,照样在冰水里劳作,很多人从那以后,就落下了病。

乌库公路全长四百多公里,当年就通车了。为修这条公路,共有一百多人牺牲,平均每四公里就埋着一位兵团战士的尸骨。

公路通车后,我去乌鲁木齐参加了军区文艺汇演。结束后,就派我到山东去。去干什么呢?当时新疆还有一部分老同志没家属,急需解决。因为山东是个老解放区,有好多仗都在那里打,好多男人在战争中战死了,寡妇很多,另外,山东当时据说女多男少,就准备上那里去招些女的来。这次在年龄上要求非常严,必须是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其他条件基本上不作要求。

每个师去十一个人,合起来组成新疆军区赴山东招聘总队。对哪个师到哪个地区、动员多少妇女实行划片。我们二十七师到莱阳专区做动员。当时,招聘总队的山东人极少,这是怕他们知道新疆的情况,进行反宣传,人家不来。我们也不许说新疆不好,并把它作为一条纪律。这项工作我很反感,但又不得不去做。

和我们一样,许多山东女兵对新疆的情况一无所知。几乎每个我接触的人都会问我,同志,人家说新疆很可怕,你认为怎么样?

当然好,那是个好地方。

新疆的人身上都长毛吗?

你看我是新疆来的,我身上长毛了吗?

听说他们还吃生肉,是这样吗?

那是传闻。

那里的人也像我们一样,一天三顿都是吃地瓜干吗?

不,那里的人吃玉米和小麦,有时还有米。

听说招我们女人去,男的站一排,女的站一排,对上谁了就和谁结婚,是不是?

我是1951年去的,现在还没结婚。

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回答了多少遍。它像外交辞令一样圆滑。我用别人对付我的方式来对付这些姐妹。后来,我开始逃避她们的询问,但怎么能逃避开呢?

有一天,一个寡妇来参军,她已三十五岁,她十五岁结婚,婚后不久,丈夫就当兵出去了。先是在国民党部队,后来又到了共产党部队。她丈夫在三○年和四一年捎过两次话回去,使那女人知道他还活着。她就一直等他。等到解放,再没有消息。过了好久,才知道他在四八年就牺牲了。她等了整整二十年,没想等来个死讯。她问我是不是分配婚姻。我想她是我母亲辈的人了,就点头说是。她说女人天生苦命,能有一份衣禄,也没什么。反正,她问新疆的情况,我都如实说了。她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说要去那里,不去那里,怎么活下去呢。

其实,我跟她们说实话,只是要给她们一个选择的余地。这些女的大多是农村的,她们的选择大多是为了寻找活路,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可能都左右不了她们。她们是知道实情来新疆的,思想都很稳定,因为无论遇到什么,那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而开头不知实情的,自上路后就大吵大闹,她们没有文化,骂人特别厉害,骂的话难听得很,有些性格刚烈的,甚至跳车。但我们师却没有这种情况。

自山东女兵来到新疆后,每个连队都有女的了。但当时还只能轮到连级干部结婚。

从山东接兵回来,我就在团政治处负责妇女工作。我那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却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了。比如说,有时连长、指导员都喜欢上了一个山东姑娘,闹了矛盾,我就得去调解;还有三个女的都看上了年轻的小文教,我也得解决。

教导员侯同兴看上了团部的一个山东女兵,捎话人也是我。因为当时部队都在下面开荒,连星期天也没有,他根本没时间到团部来。

教导员把信交给我,我再交给那女兵,那女兵很生气。

不久,教导员提升为政委,为了让他们见面,我们就把她推进房里去。

政委问,你刚才在干什么?

女兵说,在剥玉米。

把手给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就知道你怕不怕劳动。

女兵红着脸就把手递给了他,他握住,在她手心里写了“我爱你”三个字。

女兵的脸就更红了,低着头说,这是你写的,与俺无关。

政委的确非常爱她。那时,年龄太大的老同志大多已与湖南女兵结婚了。后面的男同志年龄相对小一些,加之山东女兵的年龄相对也大一些,文化程度相对低一些,出身贫苦,对生活(包括爱情)容易满足,所以许多夫妻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感情就培养起来了,有些还挺恩爱的。

现在,就说说我自己的婚姻吧。

记得那是我十六岁那年的一天晚上,大家挤在戈壁滩上看电影,政治处保卫股的罗干事让他的老乡来找我,叫我出去。我挤了半天,没有挤出人群。我想,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就继续看电影。

第二天早饭时,我看见了他,就问,罗干事,你昨晚叫人找我有啥事呀?

他脸一红,扭头走了。

其他人见了,“哄”地全笑起来,我才明白了一点。

有一天,他找到了我,脸红了半天——他当时也才二十岁出头,说,我想找你说件事。

我见他紧张得额头上直冒汗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我说,什么事你快说吧,看把你紧张的。

我们谈朋友吧!他像下了决心似的用发抖的声音说。

从内心讲,我还是喜欢他的,因为我们都年轻,因为年轻可以使我们接近。但我当时的确还不知道情为何物。我说,我年龄还小。

我们可以保持关系。

我说,不行,在部队你是知道的,假如我们相处后我对你不满意了,人家会骂我作风不好。

他听后,就默默地走了。

不久,他又说他要去找组织谈谈,说要与我谈朋友。当时他根本不符合结婚条件,组织自然不会答应他。

从此后,我就常常看见他在野外拉小提琴,是那种很悲伤、很忧郁的调子。我听了,心里也很难过,正想着要去安慰安慰他,不想后来那琴声没有了。我一打听,得知他已被调到了别的部队。

后来,组织科长给我介绍了对象,他是四七年从河北参军的子弟兵,在家就是儿童团员,有一些文化,参军后搞机要工作。好多人是徒步进疆,他是跟着王震乘飞机抵达迪化的。来新疆后仍从事机要工作,后到八一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分到了七十九团。

我对他印象不深,只是组织科长出面,我作为一直搞妇女工作的人,自然知道意味着什么——只要介绍了,就表示组织上给你定下来了。

他出身贫农,又有文化,第二年提为教导员,第三年便当了副团长。

有一天,他找到我,对我说,小陈,有几对人今天结婚,我们也结吧,组织已批准了。

我当时连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有多长时间都想不清楚,但一想组织已批准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说,你定吧!

我渐渐地也不奢望什么,只求安然度过一生。他除了脾气不好之外,也没太大的毛病。不想“文革”开始,他就跳出来了。

他一夜之间变成了两个人,在人与魔鬼之间,我分辨不出他属于哪一种,但在当时,他从事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圣——他是“红色战士”的头头。除了他的盲目,还有他自己那“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子弟兵”三块“金字招牌”,加之他口才好、有能力、有号召力,使他迅速进入“革命”和“造反者”的阵营。他带着红卫兵三次进京“朝圣”,回来后就开始批斗团长、师长,以至兵团政委张仲翰……

但“文革”结束后,那一切烟消云散,他从天上跌落下来,摔得很惨,却不知怎么跌落下来的。他两手空空,得到的却只有人们对他的仇恨。他被人怨恨,生活在冷漠之中,他的良心也越来越不安,内心感到越来越愧疚,他在自负和忏悔中早早地去世了——他去世时是八三年,刚满五十三岁。

他没有给我一个孩子——有人也因此骂他,说这是因为他把事做得太绝的原因,我们曾从他老家领养过一个侄女,他去世后,她也回老家去了。

然后,由我独自一人来承受从他身上转嫁到我身上的怨恨。开始我觉得很冤,后来,我觉得作为她的遗孀,我应该承受这一切。“文革”中有那么多人受害,害人的人也应该受到惩罚。如果罪恶轻易地化作了烟云,那么,它可能随时会再次发生。

所以,我选择了不与外界交往,选择了在这间寒冷宽敞的平房里,孤独地生活。

我,就以这种方式承受着敌意和不公,替丈夫赎罪。

故乡因为没有亲人而成了异乡,这里也因为那种彻骨的炎凉也成了异乡,这人间似乎已没有我的居所,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

但我并不想终老于此。我期待到养老院去,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