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不过呢,从乐观的角度讲,尽管我们出了种种问题,就像我,在美国住了那么多年搬回来,还会感觉到这地方一方面乱七八糟,一方面生气勃勃。它有好多地方 不规范,小儿科,令人难堪,还有好多事情气得你想跳楼,可也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在发生,包括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人和事。恰恰因为变化快,有很多东西 把握不住看不清,难以预卜明天,所以也许你可以做点儿事情。而且你会为在这种环境里头脑清醒坚持工作的人感动,你会特别尊敬他们。这种生活有它独特的 魅力。

刘索拉:对,是,中国人经历了这么多的动荡,有一种心态是任何地方都没有的——随时可以让自己身在其外。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失落,所以再怎么失 落都不太要紧了。一方面大家都想过天堂的日子,但随时都可以马上享受地狱。前两天北京发大水,就是下大雨造成的,第二天,报纸上登的头版头条新闻就 说,北京人为此太兴奋了。这种情绪要是在任何别的国家里,都是很悲伤的,房子淹了,财产没了,情绪混乱了等等,外国居民会说,这么大的雨怎么不掏沟? 保险公司怎么赔偿?但是北京人说,我这辈子没有看过北京被淹成这样,下这么大的雨,我一点儿都不害怕,就是太兴奋了,觉得太好玩儿了。这真是典型的北 京人心态,天塌了还得看热闹。

查建英:北京人有一种把生活当成一台大戏看的心态,他觉得这戏就得锣鼓喧天,就得出点儿事,有人得发财,有的人可能就会倒霉,然后大家摇着扇子, 在那儿乘凉时都有故事可讲。也都不想下头这个孙子儿子再继承什么财产,都备好没有,这些都不太费神去想。

刘索拉:不想,没有这个计划,北京人的魅力就在于此。北京人喜欢凑合,今天高兴,大家就都高兴,明儿就不知道了。今儿就今儿了。北京城经历了多少 社会的大变动呀,换了多少朝代呀,所以北京人拥有的特殊心理,是国外人不懂的,国外人看到北京人这种情况就着急,说你们怎么能这么消极呀,你们怎么不 干点什么?北京人说,干什么呢?这不是挺好的吗?北京人这种反应,我觉得挺特殊,也特舒服,世间难得,挺好。

查建英:你绕不过去这个,这地方就是我们的老家,甭管好赖,它永远揪着你的心,你惦记它、盼着它更好。不像美国或者欧洲,制度全都建成,社会很成 熟,而且都建成好几代了,一切在一个稳固的轨道上进行,你从生下来就知道你大概会上什么学校,上完学以后你大概会找什么工作,然后多少岁数以后你大概 买什么房子,买什么车,然后开始抚养下一辈,怎么怎么样,然后养老金。倒是安心,但我觉得这要成了一种惯性也压抑、也无聊。倒是享受,但光是坐享其成 也有些别扭,毕竟是别人的“成”:人家几代辛苦铺了路种了大树,你搭车来乘凉了,有点占便宜的感觉。

刘索拉:所以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心态正常的话,想想八十年代出现的事也挺好玩儿的,跟北京发大水似的,突然下了场大雨,马路上全是沟,下水道全 都不通,水都积在马路上,车都不走了,白菜和西红柿都飘在水上,大家都发疯,然后又觉得特别高兴。八十年代不就是这种感觉吗?

查建英:也是一场戏。你就说刘再复,就是当年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他那时一演讲文学主体性呀什么的,据说有上万人去听;在公园里办诗歌朗诵会,能 站满了人;把尼采、海德格尔译过来,居然能成畅销书。

刘索拉:是,我们班同学的那种现代音乐会居然能够卖黑市票。所以说起来国外人都不相信,说作曲家的现代音乐会怎么能卖黑市票?跟流行音乐一样了, 怎么可能呢?都觉得特别奇怪。但是这些事就是发生了,而且呢,还是一个挺好玩儿的时代。

查建英:所以人心里面本来就有一种很矛盾的东西,一方面他希望做一个正常人,另一方面太正常他又觉得很无聊,所以他又希望有一些不正常的事情发 生,他能有的时候发发狂。就像理性和非理性一样,他不能永远在理性上,理性到头了他会转向非理性。

刘索拉:所以反过来咱们也不能批评八十年代太狠了,把八十年代骂了一通,批评得体无完肤……

查建英:其实它还是挺可爱的。

刘索拉:所有时代的变化,都跟那个发大水的公路似的,站在里面玩儿水,玩儿垃圾,是不是一样的感觉?

查建英:当然发大水绝对不是个常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老发大水你绝对淹死了,但是有时候下那么一场,你觉得挺兴奋的。

刘索拉:时代的大潮也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来的,八十年代的风潮也不是老有的,就那么一回,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比地震还少有。回头看,只能观 赏,不能把它变成负担,也不能把那种兴奋变成今后生活的焦点。生活不是必须每天都有那种偶然性的兴奋、那种光环、那种运气……

查建英:撞大运……

刘索拉:永远生活在撞大运的感觉里,其实挺没劲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如果谁撞上了什么运气,明白那是一个偶然事件,然后就完了。

查建英:而且说实话,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有限,人其实需要生活在平缓的底子上,然后有时起来一些浪花、有时打雷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