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车站码头边那黑影憧憧的是人是鬼?

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起点,也是生命的最后归宿。它温暖又温馨,中国人对家的营造和珍爱家的传统美德至今仍令西方世界羡慕。曾有一个美国的年轻博士为了体验中国家庭的亲情,在北京一位普通市民的家里生活了三个月,而正是这样一次普通而短暂的体验,使他把自己一生的美好前程和远大理想一并永远地留在了中国。

他如此感叹地说:在中国,我找到了真正的家的内容与感受,这一切也许比我的整个生命还重要。……

谁都知道,没有家的人就像一叶漂泊在大海上的孤舟。

可生活里,竟然还有些无情地将自己或他人的孩子逐出家庭、弃之门外,让其流浪四方,从小便成了尝辛酸的人——

这一幕我无法忘记:

那是前年我到石家庄出差,回来的时候乘的火车,在到达火车站时还有约一个小时的开车时间,孤单一人在候车室里很无聊,几张小报翻不了几分钟便把上面的内容来回看了几遍,予是只好坐在那儿装睡——周围吵吵嚷嚷的不可能真睡得着。突然有人用脚轻轻碰了我的腿一下。我睁开眼睛,不由吓了一眺:站在我面前的一中年男子,手中抱着一个婴儿向我乞讨道:“行行好给点钱,好让我给这娃儿治病……”听了这中年男子的话,我便瞟了一眼他怀中的孩子,这一瞟可把我惊得不轻,因为我还没有见过病成这样的小孩子:那孩子看上去不足一岁,硕大的脑袋却与成人的头脑不相上下,再看看那张蜡黄的脸,一双蛋黄色的眼睛大如核桃,孩子的眼神几乎看不到,只有偶而眨动一下的眼珠,说明他还活着。

“这这……这孩子是什么病?这么严重呀!”我不由得惊叫着问道。

“黄疸。”那中年男子毫无表情地说。

“这么重的病你还不带他上医院?”

“没钱。先生行行好吧。”

“给……我当即拿出一张百元钞票。”

“我代孩子谢谢你……”

“不用谢,给孩子看病要紧。”

那抱孩子的中年人走了,我赶紧闭上眼,可满眼却是刚才那可怕的婴儿硕大的蜡黄脑袋——我发誓从没有见过病得那么重的孩子。我甚至在默默想着这家人也够可怜的,孩子都病成这个样了,还靠乞讨治病,等钱乞讨齐了,那孩子还有救吗?

“走开走开,你这个骗子还有没有点人性?把孩子折腾成这个样了,你还拿他当摇钱树呀?呸,给你钱还不如喂狗!”突然,有人在大声嚷嚷。

我睁眼一看是离我座位不远的一个上了年岁的等车人,正在骂那个刚才向我讨钱的抱孩子的中年人。

这人,不愿给就算了,说这么难听的干嘛?我见状有些不平地喃咕了一句。

“先生,你不知道,那抱孩子的人才缺德呢!刚才我看你给他钱,要是早点坐在你身旁我也不会让你给的。”不知什么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姑娘对我说道。

“为什么?难道那抱孩子的人真是骗子?”这回轮到我瞪眼睛了:“我不相信,孩子都快死了,他干吗还要骗人呀?”

“哼,他就靠这样缺德才能骗到钱呗!”

“怎么说?”

“你以为那孩子是他家的孩子吗?”

“不是他家的孩子,还有谁家肯把病重的婴儿交给这样的人满世界跑?”我一惊。

“说那中年人缺德就缺在这儿,他把这些垂死的孩子当做摇钱树,像你这好心人不知其故,他可怜兮兮地抱着病孩伸手向你要钱,你不就给他了吗?”姑娘一脸鄙视地说。

“这也不失为一招,若能要到钱,就可以给孩子看病,总比见死不救好些吧?”

不想那姑娘瞪了我一眼,说:“我说这世界怪就怪在这儿。明明有人是骗子,偏偏有人傻呼呼地给他提供机会嘛!”

“话不能这么说,我给他钱总比没人给他要好吧?”我依然认为自己方才的做法并没有多少错。要说错也该是那抱孩子的人不该采取这种办法,说不定就把孩子耽误了,如果他要不到那么多钱看病呢。

不想我的话引来姑娘的一阵讥讽:“看你戴一副眼镜的模样,大概也是属于那类书呆子吧?我实话告诉你吧,那人抱的孩子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说他太缺德。”

“真不是他自己的孩子?”我再次惊诧起来:“世上竞然会有这样丧尽天良的人呀?”

“这还用说嘛!这年头啥样的人没有?”姑娘一副很懂世故的样子教导我:“所以你今天是上当了,那100块钱又可以让骗子美餐一顿了。”

我当时脸色一定很难看。“这真是见鬼了!”

我常在这儿乘火车,所以见得多了,这样见鬼的事多了。姑娘开始有些友好地对我说:“在石家庄火车站这些年经常看到一些装得可怜兮兮的人或者抱着少胳膊少腿的孩子或者拖个像刚才那祥半死不活的婴儿在车站行骗。我也被他们骗过几次,但现在本地人都不会上他们的当了。他们能骗的也就是你们这样的外地人……”

“可我不懂,既然孩子不是他们的,那谁家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他们这些骗子呢?再怎么着,就是看不好病,人家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嘛!”我始终不明白。

“那当然。换谁也不会把那么可怜的孩子交给这些骗子。”姑娘告诉我:“他们这些骗子的手段多着呢。通常是在一些公园和垃圾堆等地方捡的孩子,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别人丢下的,要么是私生子,要么就是生下后见有残疾便不要了,还有一些是属于超生的……”

“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你是……”我对身边的这位姑娘产生了某种好奇。

“职业关系。因为我是报社记者。”她向我掏出一张名片:“看样子你也是同行?”

“算是吧。我出于礼貌也递给她一张名片。”

“噢——,是何先生呀?《落泪是金》是你写的吧?”

我点点头。

“太好了!那书在社会上反响可大呢!你这回又是来石家庄采访的?”

“不,是出差。”

“噢,是这样。”女记者马上一副很认真的样子:“我建议你写写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题材。应该向社会呼吁呼吁。这帮拿孩子当做摇钱树的人太可恶了,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我曾经追踪采访过,有几个人竟然还抱着自己家的孩子出来骗钱,整个儿一点亲情都不讲,能把人气死!”

“能举个例吗?”

“我在公安局里采访过一个人,他是在汽车站行骗长达三个多月后被公安局收容的。那人是内地来的,他孩子生下后,脚先天性残疾。本来是到石家庄来看病的,医院说看病动手术和住院得先交3000元钱。那人口袋里只带了2000多元,钱不够。他就到大街上行乞,后来发现一天下来还真能乞讨到三五百元,于是他每天开始沿街讨钱了,日久天长后他把孩子治病的事反倒扔在脑后,天天打着为孩子治病的幌子在外面乞讨要钱。石家庄的大大小小的街道都讨过后,他便到了车站,发现这儿比大街上更容易讨到钱,于是就干脆在车站里安营扎寨了。在汽车站的那些日子里,他最多一天竟然乞讨到近千元钱,这么多钱可把这位穷惯了的人心也给养黑了,其实给孩子看病的钱他也要够了,但他直到最后也没把看病放在心上。用他自己的话说:看病还要花钱,看好了又能怎么样?于是这位父亲从此把自己残疾的孩子当做了摇钱树,时间一长,他连家都不愿意回了,干脆以此为生。带着孩子走遍了石家庄和邻近的几个城市,就连天津、北京等城市他也都去过。有一次他带着孩子在保定车站时,因为上厕所,结果出来一看自己的孩子不见了,这下他可急坏了——他不是急可怜的孩子,而是急自己的摇钱树没有了。你说,孩子丢了,反正他自己也不喜欢这个孩子,丢就丢吧,可这位已经连良心都被钱吃掉的父亲,怎么也不甘心从此断了财路,于是他千方百计开始寻找别人家的孩子……”

“怎么着,还有谁家甘心情愿把可怜的孩子交给这种人嘛!”我摇头说。

“你是常规思维。”女记者有些讥笑我。她说:“这个没人性的家伙就开始在医院旁边守着,因为在那些小地方的医院里,经常有人把有病或者有残疾的孩子扔掉,或者是那些私生子被偷偷地扔在公园和垃圾堆里。他还真又抱到了自己想要的孩子,令他想不到的是那次他在一个公园抱到一个放在一张坐椅上的婴儿时,竟然还碰上了这样一件好事:等他喜出望外抱起那个襁褓时,突然有人在背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当时他吓得差点把孩子丢在地上,因为他做缺德的事心虚呀!但后来出现的一幕又令这人简直高兴死了,拍他肩膀的人是那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很年轻的父亲。那个年轻父亲塞给他1000元钱,说你是个好心人,一定要把孩子带好,不要让孩子受苦,即使以后你自己养不起也想法给家好人家。这1000块钱就算是对你的报答。说完那孩子的父亲就走了,再也没有出现。当时这抱孩子的人还真激动了一番,他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么好的运气,重新找到了一棵摇钱树不说,还白白得了1000块钱!开始几天他见这捡来的孩子还真是小宝贝哩,比自己那残疾的娃儿不知好看多少,那顆还留存着—点儿人性的心动了一下,想自己抚养。”

“可一想到钱,一想到能通过抱着孩子行骗轻轻松松一天骗回三五百六七百的花花钞票时,这仅存的一点儿人性也丢在了脑后。他继续回到从前:抱着襁褓,装出一副更可怜的样儿出现在车站码头,向那些善良的人们伸出那双罪恶的手,乞讨道:看在这可怜的孩子面上,因为家里穷,这孩子有黄疸住不起医院可怜可怜吧……这个骗子有时还从地摊上买了劣质的黄色化妆品给婴儿脸上涂了厚厚的一层,以此来蒙骗。好心的人看到一个如此可怜的婴儿因为没有钱治病而纷纷伸手相助,于是这骗子的口袋便鼓鼓囊囊起来……日复一日,那孩子后来真的有病了,好端端的孩子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病了,他不仅不给孩子上医院看,相反觉得影响了他的生意,再加上孩子又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用他自己的话说:人家亲生父母也没有把孩子当回事给扔了,我凭什么对这样苦命的弃婴那么上心?他活该可怜!后来孩子死了,他就趁没有人的时候扔在了一个垃圾站里。而在扔掉这死婴时,他又听到了另一个弃婴在垃圾站的一只铁筒里啼哭着,于是他再一次抱起那孩子,脸上带着少有的那种贪婪,开始了他新的行骗生涯……”

“真是丧尽天良。”我感到无比愤慨:“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对这样的人采取措施?”

“怎么采取呀?”女记者说:“我曾经呼吁过,但人家说我们无凭无据,怎么好抓人家?公安人员曾经在我一再督促下派人跟我追踪过一个这样的拿弃婴骗取钱财的人,但当抓到这个骗子时,那人死不承认自己是在把孩子当摇钱树。他还振振有词地对公安人员讲:我是在乞讨,可我也是准备把讨来的钱给孩子治病的。你们不相信的话,那就把孩子交给你们处理,说完他把已经病得奄奄一息的婴儿往公安人员怀里一塞便完事大吉。这一下让公安局的同志为难了。接吧,把那骗子抓起来,你还真拿不出什么证据能证明他是在做违法的事,更重要的是这奄奄一息的婴儿怎么办呢?”

“公安局有收容所,可对这么小的有重病的孩子也真难处理。有一次某市公安局曾抓到一个用婴儿骗钱的人,在报上登出一则弃婴寻亲启事,结果孩子的亲人还真找上门来,因为那孩子的脖子挂了一个标志物,人家一看启事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公安局。那孩子的家长上门不但没有感谢公安部门的同志,还把人家骂了一通,说他们是超生了,孩子是让那个抱走的人准备找个好人家收养的。公安局的同志告诉孩子的亲人说那抱走孩子的人是个骗子,并且押来那人当面对质。这骗子还真会耍花招,一口咬定是受人之托准备给孩子找个好人家的,但因为中途孩子得了病,自己又没钱,所以才不得不到车站码头乞讨的。结果就在这当口病重的孩子死在了公安局。这下孩子的亲人们不干了,硬说是公安局耽误了孩子的性命,非要跟公安局打官司,闹得死去活来。那人家心里也不是不明白,假如跟那个骗子闹能闹出个什么名堂呀?跟你公安局闹说不定还会赔给他万八千的。公安局可就倒了大霉,那骗子是抓到了,可也白白给那死孩子的亲属赔了5000元安置费才算了结了一桩麻烦事。这么着,骗子们就越来越嚣张了。”

“于是这样的骗子在车站码头到处都可以大摇大摆地干起缺德事?”

“不是这样又能是怎样呢?”

我对这位同路的女记者表示感谢。但石家庄车站的见闻,却很难在我脑海中消失。日后我在每一次外出采访或出差时,都会特别注意一些城市的车站码头的情况,几乎毫无例外地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一次在某省城车站,我坐了不足半个小时,竟然连续有四五个小孩子走过来向我讨钱,他们的那种职业性讨钱法令人吃惊。

可怜可怜我们吧!这样的话本来是一切乞丐们都要说的话,但这浑身脏兮兮的孩子根本连这样的话都不说,他们伸着手,在车站或者码头的候车室和候船室里挨个地向乘客们讨钱,什么话都不说,只是用非常职业性的眼光看着你,将手伸得长长的。如果你是一个穿得很绅士的人的话,他就赖在你身边死缠着不走,知道你为了顾面子非给他不可。你给少了他还是不走,直到他认为你应该给那么多时才换个主儿;如果是一对情侣,那他她肯定成功,因为他们知道这时的男士总是很大方;如果他们碰到早已盯着他们的人时,他们会远远地离开你或者躲过你换个人再伸手,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人肯定是不会给他们钱的,弄不好还会遭到一顿臭骂。在郑州车站时,我特意注意了一下这些小乞丐的行踪,发现他们每讨完一圈后就躲到一个人少的厕所边去。原来在那儿有个成人在指挥着他们!显然那人是乞丐头目和帮主。那家伙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在指挥着整个车站大厅的四五个小乞丐的行动,而且都用其实并不怎么隐蔽的手法回笼着每一个孩子讨来的钱。

“可恶!那一次因为时间来不及,要不我会走进车站的警务办公室找到公安局的同志把这帮职业讨钱的乞丐们给一网打尽。”

“你想得太简单了,那是些社会毒瘤,就像长在人身上的牛皮癣一样,可不是一下子能治得好的。”想不到有一次我在某省城车站的公安处采访时人家竟然这么回答我。这个省城的车站公安处处长告诉我,他们曾经多次对这类专门以孩子出面向旅客索取钱财为职业的乞丐帮进行过清理工作,但打了几次后不仅没有打掉,反而越打越多,他说仅他们那个车站大约有三四十个这样的少儿小乞丐,其中还有五六个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你今天抓走他们一批,明天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批人来,总是铲除不尽。”老处长不无为难地对我说:“可恨的不是有没有乞丐的问题,而是社会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没爹没妈没家没亲的孩子!有一年我们作过统计,全年在车站上出现的孤儿、流浪儿多达97个!有一小部分是跟大人在一起外出旅行时不慎丢失的,而大部分是被大人半途有意甩掉的,这些孩子可怜哟!他们不是身上有残疾,就是弱智者,或者是离异家庭的孩子。有一次我就碰上一对甘肃小兄妹,大的男孩子十岁,小的女孩子七岁,他们还都知道自己的父母叫什么名字,也知道自己的村子叫什么,可再多的情况就说不清了。孩子说他们的父亲在三年前死了,母亲开始带他们在西安做事,过了两年,有一天说带他们到南方去,就在经过车站转车时,一转眼小兄妹俩就再也找不到他们的母亲了。人生地不熟的,孩子当时吓哭了,他们就在车站等啊等,希望他们的妈妈出现,但一等几天都不见,后来饿了,没有吃的,他们就到卖包子的摊铺那儿看人家吃剩扔掉的就捡起来吃,后来摊贩见了就赶他们走。没有办法,这些孩子又不敢找警察,怕把他们抓起来送到监狱里——他们自己这么想,于是就自己每天在车站向过路的客人讨钱。他们白天做乞丐,晚上就钻在车站旁边的一个旧水泥管道里,这么着过了一年零三个月,要不是后来那个小女孩生病死了,她的哥哥哭着找到我们,我们还不知道这车站四周还有二十几个这样的孤苦伶仃的流浪儿呢!”

“你们进行搜査清理出来的?”

“可不。”

“这么多孩子就这么长年寄生在你们车站?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呀?”

“除了乞讨,就是偷和抢呗!”老处长说到这儿长叹一声,直摇头。“平时这些孩子在车站见我们警察就像老鼠见猫似的。可我们有时为了整顿车站风气也不能不去管管他们,但你把他们抓来后一问,每一个孩子给你讲一个他们的故事,你听后就再不忍心去抓他们了。在常人眼里他们这些动不动向人讨钱的小乞丐确实令人讨厌,而且有伤我们社会的风气,但要我说,这些孩子其实没有多少责任,有罪孽的应该是我们大人们。有一个孩子才三岁,他知道自己的家就住在武汉市,他父母因为打架时撞翻了衣柜,把这孩子砸成了瘸腿,后来父母离了婚,母亲带着这个孩子总觉得是个累赘,将孩子带到我们这个车站,骗他说给孩子买上北京的车票去,便一去不复返了。三岁的孩子,你说可怜不?这样的孩子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碰上一两个,这些孩子的大人们简直连一点点人性都没有,别说是亲情了,自己的骨肉呀!忍心看着孩子在失去亲人后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嘛!”

五十多岁的老处长,说到此处两眼泪汪汪的。

是的,孩子们懂得什么?他们天真地跟着父母远行,还以为前面等待自己的是天堂,哪知正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把他们送进了地狱。

在北京火车东站和西客站,据说每年收容这样的丢失孩子都在三位数以上。在昌平收容所里,至今仍有二十几名大至十五六岁、小至刚刚学会走路的弃儿,他们有的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一两年,公安部门对这样的孩子甚至有些苦不堪言,因为这些孩子如果是身体和思维健全的一般都被有关机构送走或者被好心人领走了,留下的这些残疾的弱智的,叫公安干警们怎么去管理他们,或者说到底管到哪一天算是出头之日?

在河北某车站的收容所里,我见到一个长得相当漂亮而且身体和智力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女孩子,她知道自己的名字叫娜娜。小娜娜见生人一点不胆怯,我问她:“家在哪儿?”她说:“在草原上。”

“那你爸爸妈妈为什么找不到了?”

小娜娜说:“我没有爸爸妈妈,我只有奶奶。”

“那奶奶现在在哪儿?”

“奶奶死了。”

“怎么死的?”

“她带我到这儿找爸爸妈妈,没找着,就生病死在了医院……”小娜娜说到这儿便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收容所的同志告诉我:当时他们从医院接到电话,说有个从内蒙古来的老太太病死在医院,她身边有个小女孩让我们去收容。后来我们听医院的人说,那老太太从内蒙古到我们这儿时已经病得相当重了。据老太太死前说,她家住在内蒙古一个草原旅游点旁边。有一年一对年轻人来到他们家,那女的一到她家就分娩生下了这个女孩。老太太说,人家出门旅行在外生孩子,她是个信佛的,一生以慈悲为怀,便让这对年轻男女留了下来,她还精心为那年轻的产妇坐月子做这做那,就像伺候自己的亲生女儿。

可不出半月,有一天老太太从外面采蘑菇回家,却发现那对男女走了,婴儿却还在。她开始以为那对男女出去玩了,可等了一天又一天,最后老太太终于明白人家是借她这地方生下这可怜的孩子后便远走高飞了。老太太孤零零的一个人生活,就这样又当妈来又当奶奶地带着这个小娜娜过了一年又一年,后来孩子也能走路了,也能说话了,而且长得十分漂亮可爱。老太太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孙女那样疼爱着一手带大的小娜娜——连孩子的名字也是她给起的。但前年老太太发现自己得了绝症,于是就想帮这个孩子找回亲生父母。老太太只记得当时那位年轻女人曾经说过自己的家在河北沧州北边一带,于是她便带着小娜娜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城市寻觅孩子的生身父母。然而善良的老太太没能实现自己的遗愿便先走了,只留下可怜的刚刚三岁的小娜娜……

“小娜娜,你想爸爸妈妈吗?”

“不,我要奶奶……”

小娜娜泪眼汪汪地看着我,那样子真叫人心碎。

广州和深圳是近十年间外地人口进入最多的南方城市,那儿的车站码头上的黑人也就最多。所谓黑人是指既没有常住证,也没有身份证,更没有固定的居住处,他们以车站为家。有的据说已经在那儿有了第二代。武警某支队的政委是我的一位老战友,他从20世纪80年代在车站当执勤中队长到现在当管辖车站一带的内勤工作的全支队一号首长的13年里,收容和遗送无户籍的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就已经超过3000余名,这3000余名少年儿童中的故事可以写成一个长篇——老战友在几年前就期望我有时间写一写这方面的事。这回为了调査亲情方面的材料,我想应该对他的期望作一回应了。而令我吃惊的是从他口中我了解到的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的凄凉境遇让人有太多忧伤和愤懑。

故事之:有个男孩是从江西去的,一口南昌话。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就到了广州。那是四年前的一个暑假前夕,学校又要进行期末考试,这孩子准备逃学,因为父亲在前几天已经告诉他:语文算术再不考到90分以上成绩,就去死。孩子害怕了,知道考试没几天了,自己的死期也快到了,所以他作出了一个不死的决定:逃跑。那天他把所有课本连同书包一起烧了个精光,他已经恨透了这些东西,使他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这五年里饱受了父亲的拳头和母亲的责骂。他偷偷地拿了抽屉里两百块钱和一身衣服,便乘人不备之际,混上了从南昌开往广州的火车。上车后他藏在餐车的一个垃圾管内,因此一觉醒来就发现车上的人都在往外走,他也跟着出了车站。车站好大呀!人又多,他便不知往哪儿跑了,于是便在车站广场的一处台阶下,坐下,坐着坐着他便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发现有人在嘲笑他,原来他被一个老板弄到了一间离车站不远的大房子里。

“小孩,你是哪儿来的?是偷跑出来的吧?要不说我就送你回去!快告诉我,告诉我就给你好吃的,怎么样?”那老板手里拿着一只脏兮兮的鸡腿在他面前晃动着。两天没有进食的小孩咽着口水,可就是不敢向眼前的这个生人开口。

“不说?哈哈哈,不说也没关系,到我这儿的娃儿开始都像你这样胆小,可过不了几天胆子大得连杀人都不怕。”老板露着一口黄牙,一边啃着那只鸡腿,一边这么说着。

“我……我有钱,不住你这儿……”小孩怯生生地将手插进口袋,起身想要走。

“走?想走就走?”那老板眼睛一瞪,过去一把从孩子的口袋里掏出钞票,“好嘛,两百块!就算付了我这个二星级饭店一天账单吧!”说完就把孩子的钱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伯伯,你把钱还给我,还我……我还要回家呢!”孩子害怕地哭了起来。

“哈哈哈……你还想回家?知道你家在什么地方吗?乘哪趟车吗?对了,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回不去了,你一出我这个门就会被警察抓起来关进黑乎乎的监狱里,让你跟毒蛇住在一起,而且永远别想出来!”

孩子哪经得住陌生人这般吓琥?就这么着这孩子便落到了这个广州车站第一偷手里。一个月后,逃学小孩便成了车站一名小偷,并且一直被牢牢地控制着。半年以后,这个南昌来的逃学孩子已经成了活跃在车站的一名手艺不俗的惯偷了。当他的师父被警察逮住后,他竟然凭着腿快而一度消失在公安干警的视线之外。原来的家没了,偷性也使这孩子早已忘了南昌的老家。过早的成熟使他心目中树起了一个目标:要继承老爸他的师父业绩,争当车站神偷。还真有他的,公安和武警在车站屡屡组织抓捕行动,他却像一只狡猾的小地鼠,转眼就找不到了。原来他在车站广场旁边的一个下水道建立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小天地,平时他吃住都在那儿,谁也没有把那又脏又小的下水道放在眼里,而那狭窄的下水道正好能容下他这么个瘦小的身体。

他因此在公安干警那儿也挂上了小地老鼠的荣誉称号。要不是那个夏天公安干警们逮他的时候正好下着大雨,他的家被大水灌得满满的不能进去藏身的话,他这小地老鼠可能至今仍在广州车站作着孽……

小妮与小宝本来并不认识,他们认识是因为小妮那天饿昏在候车室时,小宝一直守在她身边,直到小妮醒来。把她背到他的住处——车站大广告牌后面的一只脱盖的旧油箱内。

小宝问小妮:“从哪儿来?家里还有人吗?”

小妮只是摇头,说:“不知道,从小就不知道爸妈是谁,她说自己是从一个姨那儿逃出来的,因为姨逼她每天做很多很多的活,她干不了,就逃了出来。”

“我有个妹妹,她长得像你,可是她生病死了,后妈不让我爸给她看病,所以我恨那女人,也恨我爸,我听大人们说到南方可以打竺工,就跑了出来。可到这儿,人家嫌我太小,所以我就在车站卖花。生意不错,够吃的。也有不够时,我就到车站转转,总能碰到有人扔的面包和矿泉水什么的,你喜欢喝矿泉水还是可口可乐?我这儿什么饮料都有……”他像个英雄似的拿出一大堆各种包装的饮料瓶放到小妮面前。

这对流浪儿就这样成了胜似兄妹的车站卖花小情侣,每天出入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之中,以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度过了整整五个春秋。

我们支队那年抓获他们时,这对孩子怎么也不愿分开,那男孩子据说在少年管教所多次逃跑,想看一眼在另一个女少管所接受教养的小妮姑娘。有一次这个男孩子还想逃跑,结果在黑夜里跳墙,不慎……

死了?

听老战友这么说,我的心头感到堵得慌。问:“那女孩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不敢告诉她,怕她受不了……”

我感到无比难过,不仅为这两个可怜的小情侣,而且更为他们的父母——因为是他们的无情无义,使他们的孩子遭受了这么大的不幸。

这样的父母丧尽天良,应该受到谴责。

狗娃没有名字,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只是特别喜欢狗。广州城里有钱人多,养狗的人也多,但爱犬者却总容易丢失一只只价值连城的宠物,那些失去主人的爱犬一旦消失在大街小巷后,就不再被人所宠爱。常常被过路之人痛打。也许有种惺惺惜惺惺的缘故吧,狗娃一见到那些无家可归的狗友,就总是尽力地保护和收养起来。有一回爱犬的主人找到了心爱的宠物,还给了狗娃两百元钱。打那回起,狗娃对所有在街上和夜间不知归宿的狗友都像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好好相待。有道是狗是最通人性的,有一回狗娃病倒了,三天没有吃什么东西,结果等他再次从晕晕乎乎中醒来时,发现身边一堆面包残果,再转头一看,两只跟随他几个月的狗友正趴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他……

狗娃哭了,抱住它们哭了好久好久,一边哭一边说:“我爸妈连狗都不如,他们连狗都不如!”

“正是他这又哭又骂的声音,才让我们的战士发现了他。”我的战友说。

去年我在四川采访,有个码头的老船工告诉我,他曾经收留过四个没有家的孩子,他们都是因为各种原因被自己的父母遗弃。其中有一个孩子13岁了,但从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样,在他的记忆中父母只是个谜,因为在他出生后三个月时母亲就扔下他到浙江去找她那个当地质工程师的夫君。孩子懂事后听人说,他妈本来是镇上很出名的一枝花,长得特别漂亮,追的男人很多,但她就是不愿意嫁给当地那些没有出息的男人们。后来有一年镇上来了一批说是找油气的地质队员。那些人个个都是彪形大汉,再说地质队员们至少是大专生和大学生,有文化,吹拉弹唱什么都行,说干活吧也是一把好手,这样的男人在当地是找不到的。一枝花就这么着被地质队中一个浙江男人吸引住了,他们好得让当地男人和地质队上的男人们都妒忌。

两个月后,地质队到了另一个地方,又过了几个月,人们发现一枝花的肚子大了起来,这可是又一个不是新闻的新闻。一枝花赶紧写信给在另一个地方找油气的男人,可那男人一直没有回信,把一枝花急坏了,不得不拖着大肚子远行几百里找到那个地质工程师,还算好,人家没有不认她。一枝花回来的时候,欢天喜地地捧着那张结婚证,逢人便说她现在结婚了,以证明肚子里的孩子是合法的。后来孩子生了下来,奇怪的是她跑到浙江与那个地质工程师成家去竟然没有把孩子一起带上,而且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有人说一枝花跟那浙江男人达成协议:人可以过来,但不能带孩子,因为那男人同另一个女人已经结婚,并且已经生下一男孩,他离婚后跟一枝花结婚就不能再要孩子了。令一枝花伤心的是那男人居然对她说:我在你们那儿才几天,我能相信那孩子一定是我的吗?不过呢,比起我原来的老婆,我还是愿意要你。一枝花就是这样才拿到了结婚证书,也就是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孩子……

孩子孤单单地留在了小镇上,成了一只孤鸟,是那些好心的大婶大妈用自己的奶汁喂养了他。后来是老船工收留了他,这老船工对我说,在这孩子心目中,爸爸和妈妈就像上帝一样,尤其是看到其他家的孩子有爹有妈、亲亲热热的情景,这孩子就会对路过的成人男女叫爹妈。时间长了,大人们开始逗他,说你叫我一声爸或者叫我一声妈,我就给你什么什么的,这孩子就亲亲热热地叫上一声爹和妈,从四岁一直这样叫到十岁,大了后他就再也不叫了,而且一改过去对爹妈的崇拜与渴望,相反一有人对他提起爹妈什么的,他就发怒。有一次又有人逗他说你叫我一声爸,我就给你五块钱买可乐喝。孩子生气了,看准逗他的人身边带的不足五岁的一个小孩,噜地冲过去抱住那孩子就往河里跳,当时把船上的人都吓坏了,逗他的那个男人赶紧跳下去救自己的孩子。而那男孩子从河里上岸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船工身边和他出生的小镇,老船工唉声叹气地说孩子肯定是去浙江找他的爹和妈去了。

可他上哪儿去找呀?说不定他妈现在都没找到自己的男人呢!真是作孽,大人们作的孽啊!老船工的长叹回荡在川南的绿水江畔,化作了一个渐渐淡忘的记忆波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