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死亡时刻 第四章

10月28日这场屠杀,是蒋介石亲自授予的整个重庆大屠杀的一个开端。而真正大开杀戒的日子应当算是11月14日这一次的30人集体枪杀。《红岩》中“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等人就是在此次屠杀中牺牲的。

为什么特务们选择了11月14日这一天,重庆市民们其实并不清楚,监狱里的“犯人”们更不知这一天是他们告别世界的黑暗日。

因为这一天,蒋介石又一次飞到了重庆。毛人凤、徐远举等效忠于老蒋的特务头子们很会办事,他们要给节节败退、灰心丧气的“委座”打点气,给个“见面礼”。所以这一天的大屠杀就是毛人凤、徐远举等特务分子精心策划的一场“戏”而已。

进入11月份,我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已经突破川黔防线,11月8日的鄂西战役,我军歼灭宋濂部2万余人。12日又是解放黔江。贵阳解放也已近在指日(蒋介石到重庆的第二天贵阳就解放了)。蒋介石已经知道西南形势对他的国民党残余力量极为不利,所以仓促之中决定再次亲临重庆。

同日随蒋介石而来的毛人凤,一到重庆,即饬令保密局西南特区将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案犯”造册送核。徐远举随即命令手下分头行动。下午4时,毛人凤到林园谒见蒋介石,到底说了什么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毛人凤必定要让主子获得一份舒坦的心情。所以他才会一下飞机便立即吩咐徐远举等特务分子“马上行动”的屠杀计划。

“什么时候动手?”徐远举待喽罗们将几处要杀的共产党人名单汇总后,便请示毛人凤。

“天黑前吧。”毛人凤说完补充道:“动作快一些。完事后你到我住处还有要事……”

“是。”

徐远举接受毛人凤指令后,迅速命令手下“立即行动,分头将要毙的人集中起来,再分批押到电台岚垭刑场给灭了!”

关于此次大屠杀,徐远举后来有一段交代材料上这样说:密裁齐亮、江竹筠等30人的计划,是由西南特区拟具,送西南特区代区长廖宗泽核定后由“中美合作”的电台岚垭执行。主持屠杀的刽子手由雷天元、龙学渊、熊祥等特务分子。具体是:由雷天元及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将被杀的革命人士以转移关押点名义,从渣滓洞骗出,随后一一捆绑押至刑场,再由熊祥、徐贵林、王少山等特务用卡宾枪扫射“解决”。在刑场外围,由中美合作所地区的交警大队及西南长官公署警卫连进行严密警戒。屠杀完毕后,将他们的遗体拍成照片,台湾备核。

根据红岩烈士陵园保存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遗留下的档案,当年特务机关对残害江竹筠等30位革命志士的大屠杀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下面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关于此次“密裁”的具体行动计划的部分原始档案记载:

奉令密裁匪谍三十名一案,遵照指示会同二处二科科长雷天元同志、警卫组组长漆玉麟同志、第二看守所所长李磊同志、本区行动组组长熊祥同志等,研究商讨乃于本(11)月7日先赴造时场实地勘察并即研究执行技术问题,谨将研商结果与意见分呈于后:

一、执行主官拟由本区二处二课、科长共同负责主持。

二、执行地点经实地勘察结果拟以造时场山后岚垭(即前本局电信总台)为最适宜,该地区无人居住,仅有卫兵二人,事前可先调离,由挖坑组人员驻守,以保机密。

三、执行工具拟用手枪予以击毙。

四、执行时间拟于挖坑工作完成后之次日开始执行。为便利拍照起见仍以白天执行为宜。

五、执行布置与准备:

1.拟设挖坑组,由警卫组派警卫六名,本区派警卫二名,以出公差名义携带行李,事前不告知其任务与地点,由熊组长祥偕事务员易大清率领,赴指定地点开始掘坑工作。在工作期与外界隔离,食宿由区负担,膳食由易大清同志负责办理(购炭米自办)。挖坑三个,每一方丈宽,二丈深,预计二日至三日完成。

2.拟设执行组,派熊组长负责,以本区行动组六人、警卫组二人担任执行。

3.摄影工作拟由张法官界担任,为免照坏慎重起见,借备相机两部,并购备胶片,每机对匪尸连拍两次,以免冲洗不清之虞。

4.拟分三批执行,以10人为一批,于一日内完成密裁任务。

5.拟请发购置挖坑工具、相机、胶片、膳食等费用等五百元,并拨卡车一辆,事后报销。

6.拟于工作毕后,会同二处签请核给奖金。

六、执行步骤,拟以新设立第三看守所名义将第二看守所移解三所借以掩护,免在押犯人骚动,于提解时,由张法官界、李所长磊讯明正身制作笔录并签名后提至刑场枪毙,并由主官莅场验明无讹,于尸身标识姓名摄成照片后由掘坑组掩埋,又于执行时其警戒由挖坑组担任,掩埋时由执行组担任警戒,事毕报备。

七、执行时之受刑名单由二处二科造册办理。

八、拟执行时地报台局备查,执行完毕检具照片名册报台局核备。

……

这份“密裁令”上可以看出毛人凤、徐远举等刽子手们在屠杀共产党人方面表现出何等冷血,又何等周密,他们甚至连杀人后如何分发奖金等问题都考虑得如此详细。据徐远举后来的交代材料上讲,毛人凤还非常“周到”地安排这些参加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们一旦完成任务后,可直接派飞机送到台湾,以免被人民解放军捕捉后受到人民的严惩。这也使得那些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刽子手们少了后顾之忧,所以一旦接受任务后,表现得异常残暴,完全丧失人性。其实在对付共产党人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们从来都是残忍的,犹如畜牲一般,无半点儿人性。

“齐亮、王敏、杨虞裳、蒋可然、何忠发……还有李青林、江竹筠,你们统统出来吧!”

“快快,张文端、李群、左国政……报到名字的都出来!”

晚饭前夕,突然几辆吉普车驶进渣滓洞后,荷枪实弹的特务们在院子里像疯狗似的叫嚷起来。

“为什么?你们想干什么?”渣滓洞顿时气氛异常紧张,楼上楼下的十几个囚室里的共产党人一见情况不对,便纷纷簇拥到牢房门口,愤怒的责问声时起彼伏。

“不许嚷!不许嚷了!”敌特看守和前来执行的刽子手们赶忙掩饰道:“他们是转移到另一个看守所,履行公务,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这样的谎言骗不了谁,更何况是渣滓洞这些已经有了丰富监狱斗争经验的革命同志们。于是,多数被点到名的“囚犯”们,都作好了最后的准备,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敌人的子弹和生命的结束。

“把你们的行李收拾好一起带走。动作快一点啊!”特务在这样喊着,可从牢房里走出来的革命同志几乎没有人带着自己行李——其实他们(她们)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带的。

“这张手巾,它沾满了我受蒋匪酷刑的鲜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如果有人将来幸而出狱,就请设法交给我的一位弟弟叫蒋怀勤,让他永远记住这阶级仇,民族恨,让他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楼上六室里,34岁的中心县委书记蒋可然同志双手捧着一块透着紫色血迹的手巾,交给了同室的难友。同时又把身上的一件外衣,连同被盖,甚至连头上戴的一顶布帽都交给了同室的同志们,然后昂着头,无所畏惧地走出牢房,像去参加一场新的战斗。

这时,七号牢房的王敏“王铁拐”也从囚室走出,蒋可然一把挽住走路一跛一拐的囚友,偏偏断腿的“王铁拐”硬是坚持要自己走。身残却异常活跃的王敏这时回头朝自己的囚室战友招招手,乐观而又镇定地向战友们告别道:“同志们,我们先走一步了,再见!”

共产党员王敏被捕前是活跃在梁山、大竹、垫江、达县一带威震敌胆的游击队领导人,又有一副好口才,人称“王才子”。当时国民党曾公开挂名捉拿他的价码:活的奖赏一万银元,死的五千银元。“现在我分文不值了,他们竟然还要让我坐老虎凳,喝辣椒水,国民党特务们太不够意思了!”这位善于演讲的游击队员常把牢房的特务看守们弄得十分尴尬。

同是被叛徒出卖的王敏同志,在关入渣滓洞狱后,敌人用尽了酷刑,却始终没有从他口中获得半点有价值的东西。相反倒是王敏以他特有的“狡猾”,时常捉弄特务分子,所以他是特务眼中的“滚刀肉”。下面有一段是人称“猫头鹰”的特务徐贵林刑讯王敏的对话:

“猫头鹰”威胁道:“到这里来了,你不交出组织是不行的。我们看了你的材料,你在川东、川北是有名的共产分子,你的组织关系,我们已查出了一些,你自己保留了一些。今天把你找来,你还是自觉一点好。”

王敏满不在乎地收说“上次审讯已经都说完了,没有说的了。”

“猫头鹰”眼睛睁圆了,吼道:“王敏,你放老实点!”

王敏眼珠子溜了一下:“以前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不信,你们去调查吧!”

“猫头鹰”气急败坏地与特务们一起将王敏弄上老虎凳,凶神恶煞般地瞪着眼珠:“你说不说?说不说?”

王敏痛得汗流满面,对敌人说:“你们放开我,我才能说。”

“猫头鹰”只好令特务们停止用刑。“说吧。”

王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的腿都被你们撬断了,哪有不说的呢?”

“猫头鹰”气得七窍生烟:“再加砖!”

老虎凳上的王敏面对畜牲们的酷刑,一边用衣袖拭去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一边作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嘲讽敌人。

这下,王敏的腿真的断了。从此,“王才子”变成了“王铁拐”。

回到牢房,同志们关切地对王敏说:“你受那样大的罪,还笑呢!”

王敏则笑道:“今天我又一次胜利了,那些家伙从我这里什么也没捞到,怎能不笑呢!”

山城解放指日可待,就在前些天,王敏在牢房里曾风趣地对难友们说:“我王铁拐不能跛着脚出去迎接解放军,这太损害我的形象。如果明天早上大军进城来了,我要在腿杆上用竹杆绑成高脚狮子,走出通城迎接解放军,谁会认出我是跛子呢?”

现在,王敏真想找一根竹杆绑在自己的腿上,去迎接英勇的人民解放军。

“五室的唐虚谷!磨蹭啥子嘛?快出来!”特务仍在不停地催促着。

“老大哥也要走啦!”特务的一声“唐虚谷”,使整个监狱内的“囚犯”们心头异常沉重起来。43岁的唐虚谷,就是《红岩》中所描述到的“老大哥”,这位以渊博的革命理论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著称的共产党员,在狱中威望极高,实际上超过了“许云峰”和“江姐”等人物,是同志们心目中真正的“精神领袖”。

胡春普,渣滓洞仅有的十几名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一,他在监狱里与唐虚谷关在同一室,相互之间非常熟悉。胡春普在前几年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中如此介绍自己的难友唐虚谷——

1948年八、九月间,唐虚谷同志被送进渣滓洞,身穿土布挂衣短裤,脚穿空心布鞋,光头,眯缝看眼睛,皮肤褐黑色,很像一个赶乡场的小商贩。

一天,我们打篮球,各室囚犯照例分享一点在牢室外,站在走廊上静观的自由。中间休息时,球场上的“运动员”有喝水,抽烟、蹓跶的自由;“看台”上的观众,有通过球场上厕所的自由。唐虚谷同志,听见球友曾叫我的名字,借机走到我身边,低声问我:“你可是渠县的胡某某?”我答“是”。他紧接着说:“我是唐虚谷”,又指着女室那边说:“那是江东琼,我的爱人。”“有没有办法同外面通信?”我说“有”,他就说:“我们是在万县被捕的,还有两个小孩子,只十来岁,流落在那里。通知我家里设法找到,领回渠县。”后来,我通知外面,把他们的孩子领回了渠县。至于唐虚谷同志如何知道我,并对我这么信任,没有问过他。估计也像我知道他一样,从渠县朋友处听来。唐虚谷同志住楼五室,当时,正传说楼五室有托派。我把这一情况告诉唐虚谷,要他注意。与唐虚谷认识后,一有机会,我们就走到一起。逐步知道,他被捕时是万县中心县委书记,在万县对岸开一家鸡毛店。大概一两个月后,唐虚谷同志专门跟我谈起楼五室托派问题。他说,那里有什么托派,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家把问题弄清楚了,观点、认识一致,没有争论,也团结了。

原来,唐虚谷同志来以前,传出楼五室有托派,我把情况告诉唐虚谷同志后,他就留心观察同室各个人的表现、言论。知道他们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几乎每天都分成两派,争论一些理论问题。双方都引经据典,好像都有一点道理,却又不能说服对方。他们看唐虚谷同志像个乡巴佬,可能听不懂他们高深的理论。因此,两个相持不下的阵营,只要没有看守人员在楼上,就开始争论起来。唐虚谷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旁听,把他们争论的问题概括起来,归纳成几个问题。逐个考虑成熟后,一天正当双方争论十分激烈时,唐虚谷问他们,想谈点看法行不行,双方表示欢迎。于是,唐虚谷同志就把他归纳出来的几个问题,提出来问他们,争论的是不是这几个问题。他们认为是这些问题,然后,唐虚谷同志先以某一问题为例,说明甲方的观点,哪些认识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整的。哪些方面,乙方的观点认识是正确的,哪些那些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整的。进而指出哪些正确观点出自马、列哪本著作;那哪些错误观点是苏联什么时候的提法等等。而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之所以有些错误观点,或带有片面性,是因为他们为寻求革命真理,找寻苏联出版的书籍阅读,很困难。只要能找到的都读了。实际上,这些书籍中,有的是已经批判了的;有的甚至是十月革命前出版的。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缺乏革命实践经验,因此,都各自装进一些似是而非的、片面的、甚至错误的东西。在争论中,形成各不相让,互不服气的局面,导致一方说另一方是托派。唐虚谷同志还讲了什么是托派,托派有那些理论,托洛斯基的理论在中国革命中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等等。大家听了唐虚谷同志的分析后,一致表示同意,接受他的观点。从此,争论停止了,楼五室团结了。约十一月份,原住楼五室的蔡梦慰烈士调到楼下一室,同我住一室。蔡对唐在楼五室的威信,表现非常推崇,每提到唐虚谷同志,都称“唐老大哥”,而不直呼其名。

唐虚谷的地下党老战友、解放后任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熊扬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回渠县给县属机关干部讲述他当年担任第七工委委员时在渠县领导地下斗争故事时有过这么一段话:“唐毅(唐虚谷)不仅自己很特别,而且他的一家也很特别,一家人中会有那么多地下党员,连他的弟弟唐成煊,双目失明后,还要求入党,我派人去吸收了他入党。他那位大哥,已经年满五旬也要求入党,我派人前去吸收了他入党。……”唐的另一位地下工作的老战友胡春普在解放前专做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上层统战工作,解放后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统战部副部长,胡春普则对唐虚谷这位战友有更高的评价,“精通马列主义的乡巴佬”。

人称 “老大哥”的唐虚谷,渠县人,17岁前名叫唐成瑞,18岁时自已更名叫唐毅,直到转战下川东工作时,又正式更名叫唐虚谷。1921年,13岁小学刚毕业的唐成瑞,并不完全自愿地服了从他老爹的安排,只身到渠县县城一家杂货商店做店员学徒,“学做生意”,开始了他人生独自闯荡的生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那杂货店的五年栖身的日子里,得到了非常大的收获。一个是,他经过偷师学艺学到了做生意的一系列知识和方法;第二个是,经过四年时间的自学,他读完了中学的文史课本,几乎将自己的文化水平提高到了中学的相应水平。第三个也是最不简单的一个是,他有一个在外地读大学的哥哥,给他买回来了大批诸如《通俗唯物论》、《通俗辩证法》、《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革命书籍,他像着了魔似的读啊读。一遍、两遍、三遍……反复地读,并且带动远房表妹张静芳(即后为他的妻子)一同读那些书,并一起联系思想和时局深入讨论,进而两人共同树立起了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思想,并成为一对革命伉俪。

聪明好学的唐虚谷,通过刻苦自学,使他最终以一个小学生的文凭直接考上大学,而且先后进了三所大学学习。尤其是他所具备的相当雄厚的政治理论知识基础,使他后来在革命斗争活动中传播马列主义成了得心应手的一件事。尝到读书甜头的他,也极其关心他人的读书学习。抗日战争初期,他从上海带了五大箱马列主义革命书籍回到渠县,立即组织“爱知读书会”,将知识青年凝聚在一起,一方面学习马列;另一方面培训骨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暑假期间,为将“爱知读书会”成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引向深入,他在清溪分会举办了一个名叫“哲学进门七日通”的讲座。有一百多个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七天时间里,每天上午都由他讲课,他深入浅出地将辩证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知识讲述得十分透彻。再经过每天下午的讨论消化,师生反映效果很好,所以在当时的川东地下党组织里,唐虚谷有“马列主义理论家”之称。

1948年6月的一天,唐虚谷和妻子张静芳因叛徒出卖,在万县龙驹镇“安普客栈”被捕。他们的七岁小女被张静芳巧妙支走而幸免入狱。充满斗争经验和斗争艺术的唐虚谷在入狱后与敌人的斗争中更是显现出他超凡的意志与智慧。

夫妇俩被捕后押至万县县城。唐虚谷却发现他们并没有被送进警察局,却关在一家旅馆里,这是为了什么?唐虚谷立即警惕起来。晚上,“迎风招待”他“盛宴”的却是“老虎凳”。才加到两块砖,不愿在敌人面前示弱的他却偏偏大叫起来:“哎哟!你们把我的腿骨都弄断了哇!好痛啊——!”

“不许叫!”特务怕秘密抓捕共产党的行动会惊动左邻右舍,被唐虚谷这么一叫反倒紧张起来。

“哎哟——!”唐虚谷不管这一套,在加到第三块砖时,叫得更响了。其实他是借故在敌人尚未掌握自己的证据之前,死咬住“守法生意人”的口供不变,并乘机大叫示警。显然这个战略很有效,他在这摸索中的第一场斗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心里十分放松,觉得“这一群笨蛋,并不怎么可怕嘛!好对付!大不了受点皮肉之苦!”

这时,突然一个熟人进来了。唐虚谷心头顿时明白了:自己被人出卖了。

“唐先生不会认不得这个人吧!?”敌人指着刚进来的人问道。

“他么!认是认得,那时他是个人,不过此时却变成一条狗了!”唐虚谷连头都懒得抬。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还是主动交代的好,免得再受更大的皮肉之苦哇!”

“既然那条狗落在你们手里,又还在你们掌握之中,他知道的你们也都必然知道了,何必多费口舌再来问我呢?不过我得告诉你们,休想从我口中得到半点那条狗所不知道的东西!”这回唐虚谷抬了一下头,冲打手们硬了一句:“我这把骨头还顶得住,不信你们把什么招术使来试试。”

打手当然不信,接连用刑,且越用越重,而唐虚谷也确实做到了——他真的像是骨头越来越硬。无奈的特务们又想从唐虚谷的妻子张静芳身上打主意,可女共产党员也很硬,来回就那么两句老话:“我是一个字都认不得的家庭妇女,丈夫做的事,我不晓得。”几天后,审迅无进展,唐虚谷和另一批被敌人抓捕的“政治犯”一起被送往重庆。

那时万县到重庆要坐一天时间的船路。江中行驶的船上,既没有刑讯,又没其他干扰,善于思考的唐虚谷便集中精力思考和总结了几天来与敌人斗争的全过程,他想起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和“知己知彼”的战斗艺术,并认真对比了时下的形势:“彼”方,力量雄厚,既武装到牙齿,又有凶残的刑具;有组织严密的特殊队伍,有经过特别训练的特务头目,并始终掌握主动权。而“己”方,力量单薄,徒手空拳,单打独斗,始终处于被控制的被动地位,又不能组织起来形成强大战斗力的队伍。这是局部范围内的敌强我弱态势。然而,从全国大范围看,国民党反动派却处在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那又是我强敌弱的态势。而就是在这局部小范围内讲,我方,仍然有胜敌的优势。从几天的斗争情况可以看出大家信仰坚定,意志坚强,都能够忍受皮肉之苦,像这等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敌人是没法战胜的。

想到这里,唐虚谷坦然一笑,仿佛浑身的皮肉之疼也变得那么轻松、惬意。

唐虚谷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更加漫长而复杂的对敌斗争的特殊性。下一步,该怎样继续斗争?显然,敌人是不会罢手的,更不甘心一无所获,他们会使些什么新招呢?旧刑加重,刑具或许还会出新,这是他们的基本信条,“共产党,不怕死,我偏不让你那么快就死去。就叫你欲死不能,叫你受够活罪,垂墨吊线地同你磨,我就不信你不开口!”所以,得作好持久战的准备。敌人还可能耍别的手段,比如:软的“规劝”,欺诈行骗以及其它引诱等等。而我们的同志中,水平不一,对那些经验不足的必须帮助。这帮助又如何去进行呢?敌人是不许我们互相接触的,但也并非莫得一点碰头的机会,因此,如何做到用最简练的语言快速点拨和有效实施帮助,有必要精心设计。当然,自己更是要重于“言传身教”中的“身教”。想到这里,唐虚谷猛然意识到:在那特别的黑牢中,那些散乱的人群并非不能被凝聚起来,结成牢不可破的战斗群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经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坚强战士,信仰坚定。特别是难友中有一大批像自己一样的基础雄厚、斗争经验丰富的骨干,只要大家齐心,实施这个凝聚的计划是完全可能的。

唐虚谷越想越觉得有意思,突然他兴奋起来,既忘记了身上的伤痛,也忘记了自己是被押解的囚犯身份。“静芳——!”他站立起来,大叫了一声。

被惊动的特务立即喝斥道:“干什么?不许说话!”

“哈哈……我是在说梦话呀!难道梦话也不许说?”唐虚谷的一句幽默笑话,把敌人的警兵都逗笑了。

到渣滓洞后,“政治犯”们被分别送进各个牢房。唐虚谷进了楼上的男囚五室。在这里,他意外地见到了一个地下党的熟人、垫江县委交通员刘德彬(渣滓洞的脱险志士、《红岩》小说创作的重要参与者),其余都是生面孔。

第二天,迎接他们的便是更丰盛的“接风宴”——刑讯拷打。第一个受“招待”的“贵宾”当然是唐虚谷了。

唐虚谷一进刑讯室,将挂满刑具的石洞四周扫了一遍后,用貌似诙谐而饱含讥讽的语气说道:“哟!如此隆重的‘迎宾仪式’,再加上越古超今‘满汉全席’,唐某可愧不敢当啊!”

“主人”敌特分子没有给“客人”在万县早“吃”厌了的“老虎凳”、“吊鸭儿浮水”等老“菜谱”,而是搬出更古怪和“高档”的大菜——“干竹笋橇熊掌”,即用竹筷夹手指毒刑。

“怎么样,唐先生,味道还不错吧?”特务们像耍猴似的一边行刑一边讯问。“你是说呢?还是继续给你加道‘菜’?”

“随便!”被折磨得满身流汗的唐虚谷,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小小竹筷算得了什么?告诉你们:共产党人的骨头是钢铁做的,不怕!”

“那好!撬开他的嘴!”领队的特务分子恶狠狠地怒吼起来,于是只见两个彪形打手立即上前脱掉唐虚谷的衣服,随即举起铸满铁钉的钢锤重重地击在了唐虚谷的背上。一锤,再锤……唐虚谷疼得大汗淋淋,但就是不说一句敌人想要的东西。

“再给他尝尝‘披麻戴孝’!”打手们又将驾到另一个刑具上。饱受折磨的唐虚谷“啊”的一声惨叫,立即昏死过去……

受重刑的唐虚谷被拖到囚室后,立即得到了同室难友们的照料和关心。所在的五室内,共有二十来个“政治犯”,十分拥挤,而且吃的特别差,难友们因此编了一则顺口溜:“睡的地铺一尺半,翻身须喊一二三,吃的糙米三渣饭,谷稗沙子占一半。”房内空气不流通,仅有两个天窗,再加门边一个洞口。对囚友们来说,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光是每天一次的放风时间。只有这时,大家才有机会到楼下小院坝里吸收一点新鲜空气,散散步。同时这也是其他牢房的难友碰面的唯一机会。富有斗争经验的唐虚谷意识到这是个不可失去的机会,于是尽管伤势很重,他仍然在刘德彬的搀扶下来到小院坝里。一般来说,受重刑且不出卖同志的人都会受到大家的特别敬重,尤其是唐虚谷,年龄显得大一点,他从难友们的眼神里看到了同志们对他的信任和爱戴,这让他感到异常的温暖和欣慰。

然而,善于思索的唐虚谷脑子里又转出了另一个问题:一到渣滓洞,敌人就给自己来了个下马威,虽然他们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但要记住斗争经验:敌忙我不能闲,敌紧我不能松。对,眼下我方也要主动行动起来!可该从哪儿先入手呢?唐虚谷反问自己。经过反复思考,他的设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以身作则,另一个则是采用有效的方法关心别的难友,甚至将他们凝聚起来形成更加强大的力量,去对付敌人,在监狱这特殊的战场里打一场持久战。

唐虚谷开始观察和思索……

在熟悉和了解监狱的基本情况后,他首先意识到在监狱这特殊的战斗环境中里,囚友们的“修身”尤为重要。为了让同志们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他决定身体力行。于是唐虚谷每天在室内散步,早晚做两次“八段锦”,紧靠墙壁直着脚打坐。

有人问:“老唐,你为啥子那么长时间地打坐呀?”唐答:“为再坐老虎凳时作准备喽!”其实,唐虚谷明明知道像“老虎凳”这类低等级的刑罚不可能再轮到他这样的“老顽固”,然而他的目的正是要给别的战友做示范。果不其然,没多长时间后,全室的难友都跟着他锻炼起身体来了。

接着是“养性”。他双目微闭,一动不动地闷坐着。如果再加上盘腿就会像一个参禅打坐的和尚在修行。囚友刘德彬过来关怀地问:“老大哥,你的伤口还痛不?”

唐答:“痛,怎么会不痛呢!”

“可我一点也看不出来,你的忍耐力真令人佩服呀!”

唐抓住时机道:“如果愁眉苦脸能将伤痛减轻点,那我一定会愁得很凶。相反,你心情放松、高兴些,伤痛反而会轻一点。这是真的,我有体会。何况我们更应该让特务们看出我们并没有被他们的重刑所吓倒,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囚友们纷纷点头赞同唐虚谷的观点。有人好奇地问:“你刚才闭目深思,就是在想这个问题呀!”

“还不只是这点,我一直在反复回味我们的远大理想和为理想而所做的许许多多的胜利斗争,当然还不断地展望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这么一想,也便自然会感到那里面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和牺牲,而这份贡献和牺牲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身上的这些伤口、巨痛和鲜血……如此等等。一想到这些,所有的私心杂念,痛苦烦恼通通都被扫得一干二净。你说,我的伤痛是不是已经减轻了一半?”唐虚谷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全室难友,大家似乎一下都精神了起来。

“老唐,你真是老大哥啊!你一来,我们同敌人斗争更加有信心了!”囚友们对唐虚谷的这份敬意是从心底里涌出的。

入狱时间一长,身为“老大哥”的唐虚谷想得更多了:要知道,按党组织的规定,从被捕入狱时起,每个共产党员便与党组织割断联系。这样一来,狱中同志间的组织关系自然也就没有了,然而在这个特殊环境里又多么需要有党的组织来领导大家同敌人开展更残酷的斗争啊。如何解决这个既需要党的领导,而又不可能建立党组织的矛盾呢?唐虚谷冥思苦想起来……终于他记起了当年在与党失去联系后,自己曾用组织“爱知读书会”这个党的外围组织来凝聚知识青年的办法。这经验为何不借鉴?唐虚谷想到这里,顿时感到一股精神的力量——他决定在监狱里成立“学习会”这类党的外围组织。

于是,第五囚室便成了唐虚谷成立“学习会”试验点。首先他发起建立了两个组织,一个是“学习会”,名叫“铁窗读书会”。有同志开玩笑说:“应该叫‘铁窗背书会’,因为我们哪有书可读呀?只有背书嘛!”

“背书会也挺好。我来给大家讲,你们就背……”这对唐虚谷来说是轻车驾熟的事,早年他学习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马列著作,几乎都能倒背如流,没想到在这监狱里真成了“无课本”课堂上的教材。

从此,唐虚谷每天俨然像大学教授一样滔滔不绝地讲授着,“学员生”则聚精会神地听着、背着……五室的经验后来被推广到整个渣滓洞各个囚室。

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告诉“老大哥”唐虚谷,在监狱这块地方,所有关进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们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唐虚谷在授课时非常注意将政治理论学习同眼下大家的思想联系起来,目标明确而集中地解决信念和气节问题。在“学习会”一室一室推广后,唐虚谷便想:全监狱应该有个“联合会”,而且各会的“头儿”便是这“联合会”的“委员”。当然这个“联合总会”就由他这个发起人来担任“会长”,只不过用不着去公开它,免得敌人起疑和紧张。监狱的秘密组织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唐虚谷组织和发起的另一个监狱地下组织便是“黑牢诗社”。如今我们读到的许多从渣滓洞和白公馆传流下来的著名“狱中革命诗篇”都出自该“诗社”。

入狱不久,唐虚谷就发现囚室内尽管关的多数是充满革命信念与气节的共产党员,但由于敌人残酷用刑和严厉管制,整个监狱的气氛都很沉闷。唐虚谷觉得这样下去对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来说极为不利,即使革命意志异常坚定的人,长此下去也不利于心态和身体。有一天老唐发现有位叫蔡梦蔚的年青人,总在嘴里吟上几句,诗味挺浓。唐虚谷一下子又想起了与他同时被叛徒出卖的杨虞裳同志也是一位很有诗才的共产党员,于是他利用机会分别同蔡、杨二人谈话,希望他们再邀约一批人,成立一个“铁窗诗社”。

“‘铁窗诗社’,太好了!”蔡和杨都觉得“老大哥”的建议好,蔡和杨通过放风时又征求其他有诗才的囚友,大伙都觉得好。

“铁窗诗社”很快建立起来,且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迅速燃遍整个牢房。在入狱的共产党人中就有许多是青年学生出身的同志,他们平时本来就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尤其是在白色恐怖下,“愤怒出诗人”使得这些革命者几乎个个都不同程度地当上了“诗人”。

“我们坐在牢里,首要的就是要有斗志,常言道:诗言志,今天我把一首《宣誓》奉献给大家,算是抛砖引玉。”在狱中的一个联欢会上,当难友们尽情地自编自演的节目一个接一个、高潮迭起之时,一群“诗友”们悄悄地溜进了楼下一号牢房。激动而兴奋的诗人们聚集在一起,曾任《挺进报》编辑的古承铄抢在第一个说道,只见他将长长的头发往后一甩,一派诗人气质地吟诵起来——

在战斗的年代,

我宣誓:

不怕风暴,

不怕骤雨的袭击。

一阵火,一阵雷,

一阵狂风, 一阵呼号,

炙热着我的心:

脑际胀满了温暖与激情。

我宣誓:

爱那些穷苦的、

流浪的、无家可归的、

衣单被薄的人民;

恨那些贪馋的、

骄横的、压榨人民的

杀戮真理的强盗。

我宣誓:

我是真理的信徒,

我是正义的战士,

我要永远永远,

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战!

“好,写得好。古兄的《宣誓》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宣誓。现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家皇朝的统治不会太长了,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但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去投入战斗,毫无愧言地去迎接革命的胜利,所以我写了一首《迎接胜利》给大家听听……”何雪松说完立即朗诵起来:

乌云遮不住太阳,

冰雪锁不住春天,

铁牢——

关不住战士的身子,

关不住要解放的心愿。

不怕你豺狼遍野,

荆棘满山,

怎比得,

真理的火流,

革命的烈焰。

看破晓的红光,

销铄了云层,

解放的歌声,

响亮在人间。

用什么不迎接我们的胜利?

用我们不屈的意志,

坚贞的信念!

……

“好——!”

“雪松兄的这首诗写出了‘不屈的意志,坚贞的信念’很有力量。现在敌人对我们威逼利诱,党内出了叛徒,我们更要坚持到底,必须要解决为谁坐牢和怎样坐牢的问题。我写了一首《把牢底坐穿》的诗给大伙念念,希望大家提提意见——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这是混乱的日子,黑夜被人硬当作白天,

在人们的头上,狂舞的人享福了。

在深沉的夜里,他们飞旋于红灯绿酒之间。

呼天的人是有罪的,

据说,天是不应该被人呼喊,

而它的位置却是在他们脚底下面,

牢狱果真是为善良的人们而设的吗?

为什么大家的幸福被少数人强夺霸占?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

坐牢又有什么稀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好诗!这样的好诗应该让的所有同志都背诵,我们就会以另一方式对付敌人!”

“真想再出一期《挺进报》,把你敬平兄的诗发表出来,让大家一起学习、欣赏……”

“诗会”越开越激昂。

“蔡梦慰,你在想什么了?快把你的大作拿出来给大家念念。”有人捅捅坐在一旁似乎陷入遐想的蔡梦慰,说。

“对,你老兄的诗呢?快念吧。”

蔡梦慰谦逊地一笑,说:“我正在酝酿一首长诗,起名叫‘黑牢诗篇’,还在构思之中……”

“好,下次听你的了!”

“铁窗诗社”组织后来一直活跃在牢中,成为鼓舞革命者斗志的重要阵地。而且诗友们还发明了狱中的“文房四宝”, 并在牢房里流传开来。纸,便是监狱中靠大家节约下的“入厕手纸”;笔,是从厕所篾竹墙壁上掰下的一块块篾片,没有刀便用嘴咬破后再磨尖,然后做成“笔”;墨水的制作可费了些劲,想了很久他们才找到设计方案: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再在油灯上点燃后丢进饭碗内,等它燃烧完后变成一团黑灰,再加进水,这样“墨水”便制作成功了……

“铁窗诗社”中还有一个年轻的活跃分子叫余祖胜,他是《红岩》小说里的余新江原型。在创作本书时笔者正好到现今的重庆理工大学计课,这个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欣喜地告诉我,余祖胜是他们的“校友”——重庆理工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著名的21兵工厂附属第11持工学校。理工大的这位“校友”也是位才华横溢、激情燃烧的诗人。他在19岁时就创作过一首叫《晒太阳》诗。入狱后,孤独而寂寞的生活,有时放风时出来晒晒太阳便是一种享受。于是余祖胜的《晒太阳》便成了许多难友们常拿来吟诵的励志诗篇——

太阳倾泻在石头上,

温暖着铁身躯,

啊?这也触犯了吸血的法律,

“哼!不讲羞耻!

眼珠翻滚,怒目瞪瞪。

在这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

道德、法律、武力、金钱……

全是吃人的野兽!

春天,是强盗们的,

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

愤怒地站在石头上,

我要回答——

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

高声宣布:

太阳是我们的!”

理工技校出身的诗人余祖胜在狱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他手巧玲珑,富有创造,经常用稀饭、棉花、泥土混合做成棋送给难友;他用楼板上的钉子磨成小刀,锯一些废牙刷柄,雕刻出色彩斑斓的五角星、短剑和红心,送给难友们迎接胜利和光明。同志们称他是“狱中工艺大师”。也有人称他是“讴歌幸福的诗人”。他的另一首《明天》的诗能说明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性情:

我伏在窗前,

让黑夜快点过去。

希望的梦啊——

总是做不完的。

黑夜里总有星光,

白天怎能叫太阳躲藏?

明天,是个幸福的日子,

明天是我的希望!

“老大哥”唐虚谷创办的“铁窗诗社”先后共创作新旧体诗50余首,大部分于毁于“11·27”大屠杀中,留下来的只有20余首。诗社成员除屈楚同志后被营救出狱,只有傅伯雍在那天大屠杀之夜侥幸越狱脱险,其余全部在黎明之前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他们的诗连同英名永远地留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册里。

自“学习会”和“诗社”建立起,监狱内出现了另一番景象,同志们情绪高涨,斗争意识大大提高。此时的唐虚谷认为时机已成熟,可以开展一次更大的斗争活动了。而这时,监狱的看守和特务们对政治犯的迫害也越来越疯狂。“必须改善眼下的基本生存方式。”于是唐虚谷又想到了狱外搞工人运动中常用的“罢工”武器:我们可以搞“绝食”!对,用绝食来让敌人向我们低头。很快,“刀已磨快,立即绝食”的倡议,在两天内传遍了渣滓洞监狱各牢房。绝食斗争最终取得的胜利,它既震慑了敌人,又大大鼓舞了难友。

“老大哥”的威信在同志们的心目中再次提高,而特务头子徐远举则恨透了他。

“听说唐先生博学多才,而且对你们的政治经济学很有研究。我们打算办一个‘经济研究所’,请唐先生来负责,担任所长。充分发挥你唐先生的特长,不知怎么样?”一天,徐远举把唐虚谷“请”到老街——特务二处办公所在地。

“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点,再加上你们这帮人,想办什么‘经济研究所’,能研究出个什么名堂呢?如果你一定要办,那你另找别人,我可没兴趣当你的什么所长!”唐虚谷一副鄙夷的样子。

“唐先生先别急于拒绝,慢慢思考几天,如何?我可是为你好哇!”徐远举假腥假意地试探道。

“没有必要再考虑!”唐虚谷斩钉截铁地回答。

“没关系,可以给你些时间好好考虑一下。考虑好了再回答我。”这回徐远举显得很有“教养”。

两个月,唐虚谷在老街一住就是两个月。这两个月他不仅吃得好,睡得舒适,而且没有人对他用刑。敌人以为他在软化,哪知唐虚谷利用这个机会每天不停地看报打听外面的消息……

“怎么样,唐先生想好了没有?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份工作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担任的,你意下如何?”徐远举终于等不住了,亲自过来询问。

唐虚谷又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道:“你那个什么所长,我是绝对不会当的。不过,你徐先生愿意让我在这儿待下去,我还是情愿的。”

“没这么好的事!”徐远举不再掩饰他丑恶的嘴脸,对手下的特务们一声吼道:“把他拉回监狱!”

回到渣滓洞监狱,五室的同志们欣喜若狂,像迎接凯旋的将军那样为“老大哥”开了个庆功会。有人问他在老街两个月得到什么收获时,老唐诙谐道:“我呀,倒是有个特别的感受,就是到长街去打了个转归来后,才明白什么叫‘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这句古话的真正含义。”

“什么意思?”有人不明白。

“知道我从他们的报纸上看到多少好消息吗!”唐虚谷卖了个关子,只见他弓了一下背,道:“整整一背箩哟!”

“哈哈……”狱室内,爆出异常欢快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