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展，靠上海。”这话是吴克铨喊出来的，后来成为了昆山百姓家喻户晓的口头语。在与上海攀亲的过程中，昆山人尝到了甜头，也吃到了苦头。甜头是人家送来的，苦头应当说是自己找的。你想，有上海人答应到你昆山来办厂，这本来已经是“阿拉上海人”给足你昆山人面子了，哪知穿着皮鞋下来的上海“阿拉”竟然要赤着脚走几个小时的路还到不了目的地，“这个野猫不拉屎的地方还想办厂？别拿阿拉开玩笑好伐！”有几个上海人到周庄看厂址，竟然走了6个小时还没到地方，说啥第二次也不想来了。

这么个干法不行，得有块像样的地方好让人家来得方便、看得舒心嘛！吴克铨把自己的想法在县常委会议上亮了出来。“是个好办法。要不人家一看我们穷昆山，哪还有兴趣来办厂嘛！”班子成员意见非常一致。

哪个地方能够划块地出来呢？吴克铨与县政府的几位副手发现老县城的东边有块地可以利用。这块地上，过去在60年代还曾经办过一个“红旗工业区”，由于当时觉得远离县城，职工上下班不方便，更主要的是那时办所谓的工业区条件不具备，所以荒废在那里。

“该让沉睡的红旗区苏醒了！”看过这片土地后的吴克铨那一天心情格外激动。凭着他对工业经济的熟悉，吴克铨一眼就看出这块废弃的工业区其实是块非常难得的新工业开发区的好地址。一是它离县城相对比较近，可以依托县城的一些基础设施，减少投资，比如工业开发区必要的“五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在这里就比其他另划一块地盘要省下很多钱；二是由于离县城近，一旦开发区建成后，人才资源调集比较方便；三是“红旗区”与县城之间有约十公里距离，给未来老城和开发区之间建起一座新城留下了空间；更有一个好处是，这里交通方便，有利于上海人或其他到昆山来投资的客商能够舒服、便捷地在此生活与开展商务活动。

“就是这了！”1984年8月，昆山在县城东边的老工业区划出一块3.17平方公里的面积，成立起了后来彻底改变昆山命运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当初叫“工业新区”。这个工业新区成立时既没有举行盛大的仪式，更没有请任何上级领导，因为这是蔡长林、吴克铨等昆山人擅自做出的决定。而在当时像昆山这样的县级市一是不允许成立“工业新区”和开发区一类的东西，另则也不会有哪一级会批准他们的这种做法。吴克铨等人清楚这种胆大妄为的“违规”做法最好的办法是别招人显眼。

但建开发区的目的是为了办厂、办工业，对本地工业几乎是零水平的昆山人来说，开发区建起后最首要的任务是招商——把昆山以外的那些大企业、有钱人招到自己的家门口办厂、办企业是最根本的目的。

说来也巧，有一个县计委的同志给吴克铨打电话报告道：在苏州办事时，偶尔听苏州市中国银行的人说，你们昆山是不是有家手套厂，有个日本客商想在苏州搞合资生产手套，问我们感不感兴趣。吴克铨一听跳了起来：有啊，你们怎么回答人家的？计委的同志说：我们不敢轻易回答，因为那客商是日本人，所以我们特向县长报告呀！吴克铨连声说我明白了。第二天，他赶到苏州，先到轻工局，再找市计委陈主任。陈也是第一次与外国人谈生意，就说，原来日本人准备到某某县的，既然你们昆山感兴趣，那你们就谈谈看吧。

吴克铨好不高兴。接下去就是直接出面和委派副县长等与日客商谈判。

不几日，一个日本人来了。他被人带到了昆山，并且来到了吴克铨他们的“开发区”。

“这里？办厂的开发区？”日本客商望着眼前的一片庄稼地，踩着满是烂泥的土路，问吴克铨。

“是。先生尽管放心，这里很快成为你所满意的工业区，至于道路嘛，我想三个月就可以修好了……”吴克铨不知哪来的底气，还是纯粹为了想拉住第一个外商，顺口就这么回答道。

“三个月？三个月你能把路修好？”日本客商瞪大眼睛瞅着吴克铨。

“是。三个月保证把路修好！”吴克铨这回认真了，脸色铁青，并且十分坚定。

日本人上下打量了这位中国的县太爷足足有几分钟，然后打赌似的说：“你如果能三个月把路修好了，我就在这里投资办厂。”

“好，我们一言为定！”吴克铨把手伸向日本人。

“一言为定。”

三个月后，那位日本人又一次被邀来到昆山，来到三个月前他曾经站过的那块土地上。“哇！了不得！了不得！这里的路太漂亮了！不可思议！”他惊异地看着眼前宽阔的马路和平整的土地以及道路两边郁郁葱葱的绿化，大呼小叫地欢呼着。

日本人自然不会知道这三个月里的吴克铨是怎么过来的。别说修路的过程有多复杂困苦，主要是时间紧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他手上没有钱。办开发区，县上根本没有钱，“当时我手上仅300万元资金，还是我当副县长时留下来的技术改造费。这回全用上了，我用50万元把跟日本人打赌的那条路修好了，其他的钱用来建厂房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开发区开工那天，一是我们根本不敢请什么人来，二是根本没有钱能干啥事，就只在席棚里做的动员，我一个，建筑局副局长一个，其他人都是工地建筑队工人。我记得当时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在这里建一个新昆山，好让昆山人从此扬眉吐气，闻名全国！现在还真的闻名全国了……”现已是两鬓斑白的吴克铨在昆山的一座优雅的古建筑内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

岁月如流。二十多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里犹如弹指一挥间。

“我决定在这里投资100万美元！这是我的中国苏旺你！”面对昆山人的速度和诚意，日本商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而且当场承诺以后还会在昆山更多地投资。

“苏旺你”是昆山历史上的第一家外资企业，也是苏州和江苏的第一家外资企业。它的意义对昆山和苏州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性的。外资企业，100万美元，这在当时的昆山来说，它简直就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为了这个苏旺你，吴克铨曾一连跑了七次苏州。

苏旺你老板是位小儿麻痹症患者，也许是生活带给他太多的辛酸与磨难，其情感特别脆弱和敏感。昆山人与他的谈判也变得异常艰巨。几位副县长先后出场的，后来书记蔡长林也跟着出场。谈得不好时，苏旺你老板就哭，谈得好时他也哭（那是激动的泪水），弄得吴克铨他们常常不知如何是好。但最终因为“三个月修好路”这个赌让昆山人赢了，苏旺你如愿落户在昆山开发区。这个外资企业的开业，对昆山来说具有历史性意义。

我看过当年苏旺你在昆山开业的现场照片，很简陋，在一个工棚里，有几十个人，多数是建筑工人，吴克铨等几个昆山县的干部去了，苏旺你的老板在现场也发了言，这回他又哭了，他边哭边高兴地说，中国人够朋友，中国的昆山人更够朋友，没有人瞧不起他这样的残疾人。苏旺你是个手套厂，第一期投资后，引发了许多日本商人对昆山的兴趣，后来日本企业一个接一个地到昆山落户，与苏旺你的表率作用和影响力有直接关系。苏旺你本身也在昆山获得了大的发展。没几年，苏旺你又开办了第二家、第三家厂子，后来成了在昆山的第一批外国独资企业。在80年代初中期，仅这家企业就能为昆山创汇1000多万元，那个时候1000多万元创汇水平在一个县级地区是十分了不起的事。

没有人告诉我“苏旺你”是什么意思，但我对“苏旺你”三个字却特别在意，不知道它是不是“苏州兴旺你我他”的意思？不管是不是这个意思，但“苏旺你”实际上在昆山和苏州所起的作用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昆山人对那个爱哭的日本残疾年轻人是有感情的。他们非常尊重和关心他，使他后来成了名副其实的新昆山人。这是后话。昆山人都知道“苏旺你”的老板名字，他叫三好一郎。

三好一郎值得昆山人和苏州人尊敬。两年后的1986年，苏州市也有了第一家外资企业。

话说当年第一个外商来到初始的开发区，这对昆山人振奋极大。

吴县长竟然把外商都招来了，我们还不能把内商招进来？招商！招商第一！招来商，就是对昆山的最大贡献！招来商，就能提拔升官，就能有翻身的日子！一时间，全昆山的“招商热”如飓风般地在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吹开了……

招商多了，就得有块像样的地方把这些企业“装”进去。于是“依托老城，开发新城”策略真正开始启动。昆山由此有了第一个小开发区，面积3.17平方公里。

有了这么一块地方，有了搞开发的方向，就得有人去领着干。于是蔡长林对吴克铨说，有个人你可以让他去干开发区。

谁？

陆杨镇的宣炳龙。

“万元户”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非常向往的一个富裕目标。那时谁能当上“万元户”绝对受人眼红和尊敬。宣炳龙却把全乡的人都搞成了“万元户”，所以他很牛是自然的事。

宣炳龙这样被调到县上搞开发，这一干就是23年。宣炳龙因此也有了“宣开发”的美誉。“我经历了昆山13任书记，是全国开发区中当‘第一把’资历最老的一个。”瘦削型的老宣，心直口快，却是个典型的实干家。他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的特殊敏感力和丰富经验，甚至连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都对他极为尊重。宣炳龙被调到县上搞开发后，从此成为吴克铨的得力助手和昆山开发区的元勋。

在这时，蔡长林和吴克铨从昆山大发展的战略考虑，还在1984年初就将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充实到乡镇一线去伸展才华。其中有后来成为苏州“园区王”的王金华。这是后话。

话说吴克铨和宣炳龙等人筹备开发区初期，条件十分艰苦不说，关键是小昆山搞开发区在当时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因为国家明确指出办开发区必须经过国家批准，当时国家已经批准十四个国家级的开发区，昆山算老几？国家怎么可能批准它搞开发区呢？

吴克铨胆子大，说国家不让搞，我们就自己悄悄干。

有人说，搞开发区光通路通电通水等基础设施没有几个亿的钱，想都别想。

吴克铨说，我们穷昆山搞开发区就是在做梦，不过我们这个梦是为了彻底改变穷昆山的面貌，让老百姓能够尽快富起来的美梦。

这……这可能是白日做梦吧？有人怀疑。

只要是美梦，就是白日做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吴克铨是铁了心地要干。还是宣炳龙，也认为只要路子对头，肯定能有所作为。

有人总认为县委书记蔡长林思想保守一些，可蔡书记自从到日本访问和到深圳、蛇口参观后，思想比谁都超前。“深圳了不得啊，人家卫生间都有电话了！家家户户用上抽水马桶了！”那时的县委书记对深圳的现代化生活水平羡慕到如此地步。再看看小昆山，整个小县城才4.1平方公里面积，6万来人口，一条最漂亮的人民路两公里长，全县城最宽的马路12米，全县城最高的楼是4层的县委大楼。县上没有一辆小车，只有两辆大巴车，剩下就是几百辆三轮车。几十万人口的一个县，一年财政收入不到6000万元。于是蔡长林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第一次昂着头高声道：“比深圳、比苏州其他县市，我们昆山起步晚了，但起步晚不见得起点低。国家搞特区，我们能不能搞个工业小区呀？！”

昆山的第一个工业开发区，最初叫“工业小区”。

小区的名称可以防止一些政治风险：既然叫小区，就是试验着干。干好了，方向对了，就把“小”字拿掉，往大的方向干。干错了，干出毛病了，上面怪罪下来，就把“小区”收拢便是。

但即使如此，也有人说：“我们昆山工业小区不是国家批准的开发区，银行不给贷款你吴克铨咋办？”

“那我们就自费搞开发区呗！”吴克铨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其实吴克铨和昆山人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自费开发区”会给昆山以及他们个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带来哪些麻烦。简单地说：当时的昆山人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

“当时昆山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一个亿，听说我们要搞开发区光基础设施就得几千万元，一些原来赞成搞开发区的人也站出来反对，有人甚至在公开的场合指名道姓地说吴克铨他是想把我们的昆山折腾穷光才开心，因为他反正不是昆山人。意思是我吴克铨成心不让昆山人过好日子。那时我想放开嗓门告诉大家说搞开发区就是为了让昆山人过上好日子，大家并不相信我。所以我只能顶着头皮往前冲，一直到几年后开发区像模像样了，县上的财政直线上升后大家才相信我的话是对的……”吴克铨在我采访时笑谈当年的蹉跎岁月。

因为是违规的“自费”开发，所以本应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开发运动在昆山只能是偷偷进行。这么大的一块面积，想在那儿偷偷摸摸干惊天动地的事容易吗？太不容易了！昆山人当年办开发区就是这样干出来的。偷偷摸摸四个字里包含了多少辛苦与艰巨。

吴克铨出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昆山的母亲河娄江的边上。其实就是几间“人民公社”似的小平房。不过它的斜对面是昆山首批与上海“恋爱成亲”了的金星电视机分厂那雄伟高大而整齐的厂房。“将来我们这儿会有无数比金星厂更漂亮的厂房和办公大楼。”吴总指挥用这样的话鼓励参与开发区的劳动者和干部们。

然而那些建设者们望着规划图上那密密麻麻的线条和一片片长着庄稼的农田，似乎除了憧憬吴克铨说的那份“未来”之外，所感受到的是创业的艰辛与一场场白手起家的苦战……

办开发区，没钱是让人苦恼的事，但要送走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的老百姓、让他们搬迁则是难上加难的事。今天我们常在新闻和媒体里看到搬迁的难事，那时昆山的“偷偷摸摸”搞起来的开发区，又是在没钱的情况下让百姓搬迁，可想而知，难度会有多么大。这恐怕只有吴克铨、宣炳龙这样的创业者才知道。

“昆山老百姓今天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可当年他们是付出代价的。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宣炳龙曾这样深情地对我说。

拆房、搬宅基地、挖祖坟，这些都是老百姓最不愿意的事，他们宁可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但也不愿被人赶着搬家、掘祖坟。“开发区？在庄稼地里建大工厂？没听说过！想哄小囡啊，没门！”别看昆山人离上海那么近，有些农民不仅自己这辈子没到过上海，就是上三代人也没一个人去过十里洋场的外滩。他们才不相信吴克铨、宣炳龙等人说的那些“天边的事”，一句话：“谁要拆房子，我们就跟谁拼命！”

农民毕竟是农民，你把工作做到了家，他还是挺老实、挺听话的，尤其是吴克铨他们把未来的昆山描绘成上海一样的“花花世界”，再加上发动一些党员一带头，最后大伙儿还是没怎么出特别的难题。

那个时候拆迁搬家也没有多少补偿，老百姓基本上靠“听党话”的觉悟。但轮到一些单位拆迁就难多了。

有条朝阳路拓宽改造工程，牵涉到18个单位的搬迁，光拆除房屋面积就达6890多平方米，而且绝大多数是无偿拆除，加上这路通着苏沪交通要道，每天七八千辆车子来来去去，施工的时候恰逢雨季，拆房拓路，吴克铨与副县长石泉忠等人天天像泥猴子似的滚打在现场，依然天天有人出来吵吵闹闹，甚至扛着铁棍扬言要折腾个你死我活。最后还是吴克铨他们官大一级压人，用党性和组织说话，终于摆平了这些单位。

“改革初期大伙儿的眼光虽然短浅一些，但想的问题还是比较简单，换上现在，你想拆一处房子、整一块地，那代价就不是当年的那种无偿了……”如今的吴克铨说起当年的那场“惊心动魂”的事，心存对昆山人民的一份深深的感情。他说昆山现在的现代化，不是哪个人的功劳，应该是全体昆山人民的功劳，他们当年的无私奉献最可贵。

老县长这话说得有道理。共产党人执政能够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从来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奉献。昆山当然不例外。

为了招商引资，吴克铨他们在完成对新区与老县城之间的道路拓宽的同时，也着手对那些已经同样靠自费建起工业小开发区的乡镇之间进行了道路的拓宽、修建工程。这钱就不再是几百万，而是几千万上亿元……

“你们说说到底能有啥办法？”接任蔡长林的县委书记是毛阳青，这也是个改革派，他希望助一把力给老伙计吴克铨。

吴克铨苦笑道：“只有一个办法：我去当叫花子，给那些财神爷们磕头吧！”

他真去了。该磕头的磕头，但磕完头你再不给，他吴克铨也来硬的：“你这个厂长想不想继续当下去了？想当下去，你就出点血。不想当的，你可以不出血，但你得腾位子。”那些厂长经理们怕见吴县长，他哪是叫花子，整个儿是个“强盗”。讨钱的吴克铨则自嘲自己是“强叫花子”。

但换一个副县长出面要钱就费劲了，人家不听他的，你说修路搞开发区怎么怎么重要，他说他的工厂企业现在怎么怎么困难，磨破了嘴他们就是朝你笑笑：“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最后这位副县长哭了，这一哭竟然让那些铁心肠的厂长经理们动情了，心软了，于是三万五万，纷纷“出血”……186公里长的老城区通往新城区、县城通往乡镇的柏油马路和264座桥就这样建起来了。

这种翻天覆地的干法，吴克铨和县政府工作做得再细致，也还是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写信告状。“人民来信”一封又一封地飞往苏州城、南京省城甚至还有的到了北京。

“得去看看，这昆山到底在搞啥名堂嘛！”正当吴克铨等昆山人已经在县城边圈出一块地打造深圳、蛇口一样的“昆山小特区”时，越来越多的“昆山人在疯干”的传闻不时在苏州市府机关传开。一天，市委书记戴心思坐不住了，找来吴克铨问：你把你们现在的搞法跟我说说。

吴克铨本来早有此意向上级领导汇报汇报他们前阵子的干法，只是太投入眼前已经折腾起来的十四个项目，加上人家市委书记那么忙，也就没了专题汇报的机会。这回好，市委书记亲自过问，于是他一五一十地把昆山如何通过与上海“恋爱”、“结亲”、从而加速自己经济发展的事儿说了，又把通过这样的攀亲所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式、为什么修那么多路和拆迁的事跟戴书记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戴心思终于明白了，并连声称道：原来如此。我看你们大方向没有错，照这么个路子干下去昆山很有前途嘛！

“那我们继续把攀亲的事做下去？！继续把路修宽一些？！”

“当然，从长远看，这些都是好事，你停下来不做了，我反倒会责问你的。不过，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是要做细致一些，尤其是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

“我明白。总有一天我要向那些作出牺牲的老百姓和单位加倍偿还他们的贡献。”吴克铨发誓道。

“这我就放心了。”

戴心思和吴克铨最后以这两句话作为告别，彼此的脸上洋溢着开拓者对未来前景充满信心的那份激动。

路修好了，开发区的地盘也像个样子了。就在吴克铨他们等着凤凰来昆山筑巢的当口——具体地说，就在吴克铨急切地期待上海金星电视机厂把办分厂的属于“亲家”出的那份钱投到昆山来时，突然上海方面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下来了，我们是国营企业，得无条件服从上面的精神。

“啥意思？”昆山人紧张了。

“就是我们原先说的投资不能再出了呗。”上海金星厂的人说。

吴克铨一听有些傻了：才几天充满胜利喜悦，怎么就不行了呢？他感到不能就这样“失恋”了，于是立即跑到上海跟人家说：“婚姻”大事，不能这样草率儿戏。如果办联营厂你们上海方面不便出资金的话，我们帮着借总可以了吧！当然是以你们的名义。

上海方面想想，这倒是个办法。至少反正没动厂里的钱，不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嘛！

就这样，昆山人讨媳妇，结果媳妇的嫁妆还是由他们昆山人自己备的。吴克铨喝了一口带着几分苦涩的喜酒，最后还是把与上海金星电视机厂这档子“婚事”给办了。

与此同时，攀结的另外十几桩“婚事”也这样轰轰烈烈地给办了——说办了，是因为办的过程都带着某些“贴老本”的味道。为了“完婚”，吴克铨和昆山人付出了必须的代价。然而这毕竟是在国家“控制”政策下的“大干快上”，所以昆山人“不听招呼蛮干”的议论也随之四起。昆山这么干到底行不行？似乎谁也拿不准。

就在这时，一位大经济学家来到了苏州，他对昆山的种种议论产生了兴趣。他正是为国家谋划出台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军师”，他叫薛暮桥。

“你给我说说。”薛暮桥把吴克铨叫到自己跟前，眼睛直盯着昆山县长。

这回吴克铨格外谨慎，开头的每一句话他都是一边说一边观察薛老的表情，后来发现老爷子越听眼睛越亮，脸上的表情分明是赞许嘛！有戏。数天来一直处在痛苦和迷茫中的吴克铨一下子看到了希望，于是干脆从头到尾将昆山的做法如实道来，并且举出了十四个项目在确立和筹建过程及相关的横向联合经济所带给合作双方的好处。

“好嘛，你们昆山无山却有玉嘛！我看这个做法很好。”

“薛老，您是专家，德高望重，看问题宏观全面，您听听是不是这个理啊——现在中央批超高速度，我们当然拥护，宏观失控了，就得从宏观上去控制。但我也感到，再好的方针政策，都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仅从表面上去理解，也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我们国家那么大，各个地方情况不同，就我们一个苏南地区那么一块地方，情况也各不相同，我们总不能套用一种政策、一种发展模式吧。如果我们照上面的政策做，好像看起来是‘坚决照办’，实际上是在偷懒，是教条，这其实也是对中央政策的不尊重……薛老您看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对对，你说下去。我想听……”让吴克铨大出所料的是，眼前这位力主宏观控制的经济学家不仅丝毫没有不悦之色，反而脸上泛起兴奋的红光。

吴克铨胆子大了起来，接着说：“举个例子说，我们昆山费了很大心思通过跟人家有实力的地方进行联姻后，一些项目已经投入上马了，如果这个时候停下来不干了，岂非一种更大的浪费吗？所以我们并没有听顺某些上面的精神，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将项目搞了起来，让它们为昆山经济发展起作用。有人说我们这是超高速，我们就是有点想不通，而且我们也并不觉得自己的做法就是违反了中央政策，您看是不是这个情况……”

“我们批超高速并不是说的你们这种情况，固定资产投入不能算超高速嘛！”薛暮桥忍不住插话道，“而且我主张的宏观控制是指国家整个经济现实，像你们这里的情况，能够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子，已经投入并见成效了，那就不是宏观控制的问题，而是要尽快抓见效的事嘛！”

“昆山从实际出发，要的高速是对的。”经济学家加重语气肯定道。

一阵风雨之后，昆山的天空再次出现彩虹。彩虹下面的无山昆山城内再次闪耀着玉色光艳——那颜色光亮且鲜明，令人目眩。

这道鲜亮的光艳就是：依托上海，借他人之东风，走一条横向联合的经济发展之路。

这时，也正好有一件事推进了昆山人准备攀远亲的决心和胆子：昆山有个名叫寒山牌冰箱厂的，开头还凑合，到后来冰箱行业的名牌迭出，寒山真的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地步。为了寻找出路，吴克铨让副县长去上海与上海航天牌冰箱厂洽谈联营的事。上海与昆山的交情已经有了不少先例，所以双方的谈判很快成功，正准备过两天签约时，突然上海的厂长告诉昆山人，说他们的上级有话，原本决定同昆山的联营之事现在被苏北的一个地方拉走了。

怎么会有这等事嘛！昆山有人生气了。

问题反映到吴克铨那里，吴克铨沉默了一阵，说：“我们不能光把‘横向’的好处给昆山，既然我们昆山可以‘横向’，人家其它地方也有权横向嘛。横向本身就是‘自由恋爱’，我们不能强求人家上海厂方。我们让。”

让负责联营谈判的昆山人有些憋气，但又觉无奈。就在这时，寒山冰箱厂的一个副厂长到上海出差，住在旅馆里，跟几个同室出差的外地人无意中谈了这件“失恋”的事，旁边的一个人说：“听说贵州风华冰箱厂也是航天部的国营大厂，你们不妨与人家风华冰箱厂谈谈看？”

对呀，为啥只盯着上海“阿拉”，干吗不把“恋爱”的视线放远一点呢！昆山人一听好不高兴，于是立即派人到贵州风华厂，盛邀对方的厂长到昆山看看。风华厂厂长吴明展见突然冒出个昆山来客，有些意外，便笑嘻嘻地说：“我干吗跑到你们昆山去，那儿跟我又非亲非故。”昆山人一腔诚恳道：“你们是大厂大家，我们昆山寒山厂是小地方小厂，就是请您去指导指导，您一定赏光，路费全由我们出……”风华厂的吴明展厂长就这样被昆山人“骗”到了昆山。

“这个地方好嘛！离上海这么近，如果我们的冰箱厂能在这里搞个分厂，运输就省下好大一笔费用嘛！”吴明展到了昆山，才知道这里是个想都想不出有多少好处的地方，于是当昆山人再与他谈办横向联营事宜时，他笑眯眯地说：“你们的‘谈恋爱’水平确实很高明哟！”

吴克铨好不开心，因为从此他的“恋爱”范围和重点已经开始转向宽广无限的中国大“三线”——这是中国“文革”时期留下的国家经济战略转移中的一个巨大无比的国营大企业群体，它有昆山挑不完的“好对象”可以开展横向联营与合作。

同大“三线”的横向联营，使昆山就像掉进了“美女”堆一样，“恋爱”成功率高出无数倍，而且都是优质“美女”……

“不要满足，要挑更好的。不能放过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吴克铨如一头永远吃不饱的饿狼，格外贪婪地对属下叮咛道。

重庆汽车厂党委书记陈世生是昆山人，他到上海考察汽车销售，打算开辟一个窗口，顺道回老家探亲，也看望一下儿时的老师金达。金达听说自己的学生现在是个大企业的头头，便想到了一心想横向合作的吴克铨。

“我马上派人去见陈书记！”吴克铨一听这样的好事，便立即派县上的一位干部去见陈世生，请他在昆山城内城外转了一圈。中午时分，吴克铨亲自招待陈世生，并在饭桌上诚恳地询问重庆汽车厂是否有什么项目想在上海附近一带安置。

陈世生一笑，说：“我看可以，具体的你们派人到重庆走一趟，我们再细谈……”

“一言为定。”

吴克铨知道有戏，人家陈世生是昆山人，肯定不会让老家的父老乡亲失望。于是立即派了副县长和陈世生的老师一起前往山城重庆。两个昆山人一看人家的厂，心里甭提有多高兴！啥？因为重庆的这个红岩汽车厂原来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是个军转民用企业，生产了很多产品，但都积压在仓库里，显然销售是他们的一大苦恼。

“我们离上海近，可以争取一些优惠政策，一定帮你们把积压产品销售出去。”昆山人对重庆汽车厂人说。

“真的？我们都进不了上海，你们能行吗？”山城人有些不太相信。

没关系，销售不掉算我们的。昆山人的爽，竟让山城人暗暗吃惊。“试试吧，反正昆山是我老家，跑不掉！”陈世生书记最后拍板敲定，其实他心里也直打鼓，可为了照顾老家人的面子，他只能把自己的政治资本一起搭上。

这个时候的吴克铨盘算着一个大战略：与上海攀亲自然要加热加温，而“西接大三线”则更要全力以赴，因为一旦突破，小昆山的大战略实现的美景定会提前到来。

“我们一起把这事做漂亮！”吴克铨对副县长郑慧珍说。

就在重庆的陈世生他们充满怀疑的时候，昆山人已经把重汽的车子开进了上海，这条路靠的还是昆山已经建立起来的“亲家”……

与重汽的联营厂刚刚签订，9月份昆山便以联营厂的名义在上海开了一个订货会。重庆方面的陈世生书记也来了，昆山的女县长告诉他：这回我们至少要订出5台车。

“你先别放大话！我们重汽厂这么多年还没有一台进到上海过。”陈世生偷偷地对郑慧珍说。

“放心陈书记，我不会给你丢脸的。假如销不到5台，我们昆山也要把它吃进自己肚里！”女县长的豪气让陈世生刮目相看。

吴克铨听说此事后夸奖自己的副手，同时关照她赶紧把联营厂的牌子做起来，要不人家订货方到昆山来一看，还不骂死昆山人！

女县长这时才手忙脚乱起来：可不，至少要搞个牌子吧！于是她和筹备联营厂的几个人在县农机二厂的大门口竖了一块木牌子，像模像样地写上了几个字。

合作者重庆汽车厂的人见后，大倒胃口。碍于陈世生书记也是昆山人的面子，只能摇摇头表示这样的联营“无话可说”……

不几日，就是重汽人卷铺盖准备回山城时，昆山人突然兴高采烈地前来告诉他们：订货会上共订了60多辆汽车的销售合同！

真的？

当然真的。你们看看这合同。

小昆山这回让重庆的国营大厂佩服得差点没喊爹。剩下的“恋爱”程序也减了，双方直奔“完婚”和“生儿育女”——重汽提供汽车底盘，昆山分厂负责改装……接下去的三年内一下改装了230多辆，而且买主竟是上海宝钢！

“哈哈，你们现在信了吧！我们昆山人不仅讲信誉，而且能耐也大吧！”这回陈世生书记在自己的干部职工面前着实扬眉吐气了。

“我们昆山现在能够成为有世界影响的重要电子基地，就是靠当年与大三线来昆山落户办分厂的那些国家著名电子企业打下的雄厚基础。”现任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这样对我说。

吴克铨等昆山人“东连上海”、“西接三线”的战略，使昆山在短短几年里建起了几十家联营企业，原来的“工业小区”已经不能满足众多厂家的落户需要了，于是县上又命令宣炳龙他们将“小区”扩大一倍，达6.18平方公里面积。

“嗯，我看现在有点像开发区的模样了！”吴克铨望着扩张了一倍的规划图，对宣炳龙说。不过他又马上补了一句：“你得有准备，可能再过三年，还得在此基础上再扩大一倍。”

“我想应该是我们今后三五年内的奋斗目标。”宣炳龙回答得毫不含糊。

吴克铨死死地回看了宣炳龙一眼，十几秒钟后，突然放声大笑，“当初县上调你老宣来搞开发看来没错！”

“谢谢领导信任！”宣炳龙是个嘴上不饶人的家伙，不过吴克铨和县领导更欣赏他干事的劲头。

这个时候，昆山在吴克铨等县领导的指挥和身先士卒的影响下，像宣炳龙那样的一批招商和搞开发的能人在各乡镇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并呈现你追我赶之势。其中宣炳龙原来所在陆杨乡依然走在前列。该乡党委书记周振球就是一个主力搞联营和开发的“少壮派”，他的乡在当时的昆山是已经出了名的工业先进乡，在与上海联营过程中频频出招，乡镇企业产值连年翻番，1985年就成了昆山第一个“亿元乡”。

“2008年的昆山全市GDP为全国县级市第一名。但在23年前，陆杨乡成为亿元乡对我们昆山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在当时的苏州诸县中，亿元乡已经不少了，惟独我们昆山才刚刚冒出一个陆杨乡为亿元乡。”吴克铨回忆说。

周振球干得相当出色，没一两年，他的乡又出了个“亿元厂”，这也是昆山的第一个亿元厂，只是这个厂是昆山与上海纺织品公司的联营厂。庆祝昆山第一个“亿元厂”时，苏州市委的王敏生书记和上海纺织品公司的领导亲自到场。

“看来昆山的路子确实值得总结和发扬。”王敏生书记当时对昆山人这样感慨道。

周振球后来在昆山改为县级市时出任市委副书记，再后来到了昆山邻县太仓任县委书记，他把昆山人的改革精神带到那里并以更加昂扬的革命热情和干劲蠃得了当地人民的拥戴。这也是后话。

另一位昆山当年的风云人物，他就是王金华，吴克铨最得意的“开发王”。王金华是被派到城北乡任党委书记的。城北在当时是个穷乡，王金华去任职时，不说城北没啥工业，就是在其他地方很吃香的学校老师都纷纷要求调出城北乡，原因只有一个：学校条件太差，待遇又特别低。

怎么办？城北乡根本没有什么财政，向县里要钱？县长吴克铨明确告诉他：县上在搞开发区，你那里自己想办法吧。

能想啥办法？王金华心想：你真让我白手起家？白手起家四个字好说，但真正靠白手起家是不可能的。王金华与乡长余荣合计：还得“借鸡下蛋”——这是继吴克铨的“东接上海”、“西联三线”之后昆山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发展战略思路。

昆山人现在还能记得住当年王金华提出的这一条“昆山发迹经典”吗？

“借鸡下蛋”，得先找“鸡”。于是王金华把党委一班九个人召到一起，说，我们分一下工，除了负责组织人事、纪委和办公室的三个人以外，其他的六人，全部到抓经济一线去。

有人问我们去干啥？

王金华说：去到有钱的地方借钱。

于是包括王金华在内的这六个党委委员“用艰苦拼命的精神，用诚恳专一的信誉，用使人信服的效益”，东进上海，北上京都，四面八方，全面出击……为此，王金华最初在昆山出名的不是叫“开发王”，而是叫“借钱王”，有人形容他借钱的本事可比马季相声的水平——谁都佩服。

有了钱好办企业，好发展工业，好跟上海人和其他外地人办联营厂，就这么着不到两年时间，城北乡改变了落后面貌，王金华刚下去任职时全乡的工业产值只有1400万元，两年后城北乡也跨入了“亿元乡”之列。他王金华也成为了苏州“八虎”之上，这“八虎”中有后来名声显赫的张家港的秦振华，秦当时也是一个镇的镇党委书记。

“县长啊，你可不要听王金华他们吹牛，城北乡的发展是虚的，他们借的债已经快把全乡的经济压垮了！”开始有人说这种话时吴克铨没在意，但说的人多了，吴克铨有些坐不住了，决定“不带任何框框”，到城北王金华他们那里去实地调查。

1988年11月，吴克铨来到城北乡，先听王金华他们汇报，然后要王金华他们拿出几张报表，当然是实实在在的报表。吴克铨是搞统计出身的，一看报表就知道个大概。然后他又看了几个企业，再到当地的老百姓那里瞧了瞧……有数了！吴克铨对王金华说：你们放心干！城北所借的这点债，比起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和城北的发展及效益来说，是小莱一碟。

“县上要在你这儿召开个现场经济工作会议，你好好准备一下，把你们的借鸡下蛋的经验给大家介绍介绍。昆山下一步要大发展，‘借鸡下蛋’与招商引资一样地重要，你给我好好总结总结！”吴克铨临走时把王金华拉到一边，悄悄说：“你不用担心有人给你写告状信，我看没有几件是让人相信的。我只信你的‘借鸡下蛋’不是胡搞，而是实实在在地给城北百姓带来了好处嘛！放下包袱，好好干，前途大着呢！”

县长的这番话，让铁骨铮铮的王金华差点落下热泪。

城北“借鸡下蛋”的现场会，让全昆山的乡镇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而生动的教育，同时也学到了王金华的真经。

“借鸡下蛋”创造了昆山走自己发展模式的一条光明大道，同时也给倡导这一模式的王金华本人创造了一条人生的辉煌之路。一年过后，王金华被提拔到昆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没多少时间，苏州市在城边要建工业开发区，他又被调去任常务副总指挥，从此走上了他与苏州市同辉煌的现代化“园区经验”之路。

王金华后来的故事我们留在后面说。昆山之路在1988年、1989年时，面临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暴风骤雨……其实这也是必然事，因为在此之前，吴克铨他们搞的“昆山开发区”是自费的，说白了是“地下的”。在中国，一个政府想把一盘轰轰烈烈的伟大变革搞成地下和半地下的可能几乎没有。

昆山人经历磨难是必然的事。

吴克铨的记忆中，那位曾经主导批准全国十四个开发区的中央领导是1987年11月26日来到昆山的。估计昆山自费办开发区的事多多少少传到了北京，所以这位中央领导到苏州后点名要到昆山看一看。在参观完后，他与吴克铨有一段对话——

来者问：“你这开发区用了多少钱办起来的？”

吴答：“1200万元。”

问者惊诧道：“3.7平方公里面积，你才用1200万？其他地方的开发区基本上每开发一平方公里就是一个亿。”

吴说：“是这样。因为我们昆山底子差，所以只能省着花钱。”

问：“你的钱哪儿来的？”

吴说：“借的。”

“没拿国家一分钱？”

“没拿。”

“全靠自费？”

“可以这么说。”

“不可思议。”中央领导对昆山人自费办开发区的精神深为震动。他转过身，对随行的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椿林说：你们帮他把债还清了！随后他用力地握了一下吴克铨的手，眼里流露出几分赞许。

“为什么你们不叫开发区？”

吴答：“不敢叫，我们还没有申报批准呢！”

“噢，你们是自费开发区。”中央领导自言自语地，“人家昆山自己搞起来搞得这么个样子，得给人家一条活路嘛！”

“谢谢。谢谢中央对昆山的理解和支持！”吴克铨握着这位中央领导的手，热泪盈眶。打自费办开发区以来，虽然县委和苏州市委对吴克铨和他并肩战斗在开发一线的战友们的支持、理解一直没有间断过，然而毕竟作为自费开发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一县之长，吴克铨时时刻刻处在风口浪尖上。不要说拆迁搬家得罪了多少人，也不要说那些到处当叫花子的低三下四经历，就是招商引资见了成效，一个接一个的企业在创造出效益，为昆山创汇和交税直线上升之后，也还有人在私底下说，他吴克铨这么卖劲搞开发区，与外商打得那么火热，还不知道为自己拣了多少好处哩！

这样的误解还好说，关键是一顶顶吓死人的政治帽子让吴克铨常常憋得快透不过气来。什么搞开发区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本主义，吴克铨是想把昆山变成上海人搞自由资本主义的乐园，是想把昆山彻底卖给外国人等等一类的话语，以及一封封有名和无名的“人民来信”没少给吴克铨的头上扣屎盆子。

“我们是把昆山的全部家当抵押在搞开发区上，一旦失败或半途而废了，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谁也担当不起的啊！”吴克铨从1985年力主搞开发区以来的几年里，他内心一直被上面这些问题敲击着……

“自费”是个什么概念？尤其是国家实行宏观控制的年份里，他吴克铨的“自费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与中央“对着干”。这种政治结果一旦被认真起来，有他吴克铨好看的？肯定没有。

“一县之长”，他吴克铨其实早已为自己设想过这种结局。

在吴克铨任县长期间，有一任搭档、某某先生任县委书记时，就因为提出为了招商，干部就应该上台跳舞。现在听起来这样的事很难理解，干部们为了工作，学跳舞有什么大错呢？但那个时候不行。有人就用“人民来信”告这个县委书记是资产阶级作风，“用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腐蚀广大干部和昆山人民”，结果这个非常有作为的年轻县委书记被告下了台。吴克铨身为主抓经济和开发区工作的县长、县委副书记，他不可能不被这样的政治境遇所影响。

现在中央领导终于认为昆山的开发区做法是对路子的，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他吴克铨能不激动吗？钱虽重要，但毕竟与开发区的合法问题相比，仅仅是一桩小事。如果开发区还是“地下”式的，如果开发区永远不被国家承认，你昆山再大的能耐也最终只能退出到改革开放的边角，继续默默无闻地承受着苏州“小八子”的地位，老百姓也只能过紧巴巴的生活。

吴克铨最不愿看到这种境况。现在摆在吴克铨和昆山人面前惟一要做的事是：尽快让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落实到昆山头上。

昆山和吴克铨梦想的是要把昆山开发区挤进国家的“十四加一”的经济开发区行列中去，这样就可以获得中央和地方名正言顺的支持与政策上的优惠。

那位中央领导走后，吴克铨好一阵兴奋，对宣炳龙等人说：你们在家把我们的工作再进一步夯实，我负责上北京争取给我们开发区拿到“出生证”。

宣炳龙说：市长你放心，家里的事我们一定把它办得更漂亮，并且把下一步的招商引资情况和第三次拓展开发区的计划作个初步汇报。“这回我们做了一个14平方公里面积的图纸，等你回来我们就报请市委、市政府和人大审议。”他拿出一大沓图纸和资料。

昆山这个时候已经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县长吴克铨也随之成为了首任昆山市市长。

吴克铨随手拿起扫了一眼，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说：“14平方公里可能还不够啊！”

“你说14平方公里还嫌小？才5年时间，我们已经从3.17平方公里，一直发展到6.18平方公里，这回做出14平方公里的规划等于在前5年的基础上扩充了一倍呀！”

“一倍就大了？你想的还是昆山小开发区。”吴克铨放大嗓门，“现在我上北京是去拿国家级开发区哟！”

“哈哈，对啊，我们不再是小昆山的小开发区了，要建国家级的大开发区了哟！”宣炳龙一向认为自己的眼光放得比别人远，但听市长这么一说，觉得自己盘算的开发区前景还是小了许多。“好，我知道下一步规划如何做了！”

“别别，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这回轮到吴克铨泼冷水了。

“为啥？”宣炳龙瞪大眼睛问。

吴克铨没正面回答，则在转身时放下一句话：“我们的开发区现在还是‘私生子’，给‘私生子’办户口有那么容易吗？”

“不是‘皇帝’点头了吗？”

“那也得‘衙门’下文呀！”

噢——宣炳龙明白了，于是他重新拿起那份14平方公里面积的“规划图”，若有所思起来。

老练的吴克铨没有陶醉，他深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特性，一个没有得到“上级”认可和正式批准的开发区，即使再有“经验”，再有效益，也照样可能被一夜之间毁灭掉。

什么事都没有把“出生证”办下来更重要的了！吴克铨多次在县政府会议上强调道。而他内心清楚，这事非得自己亲自出面“跑”才可能办好。于是他一边让秘书整理出中央领导来昆山视察时的讲话要点，一边让办公室订票。第二天他便到了南京——吴克铨深知，要想得到“国家级”待遇，你首先要得到“省级”待遇。

改革开放以后，江苏省从彭冲同志当书记后的数位领导，都是十分坚定地支持改革，尤其对苏州和昆山工作相当重视。昆山搞开发区初期，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韩培信和女省长顾秀莲，都非常关心。1986年，昆山自已搞起来的开发区已经瞒不住了，秋天的某一日，韩培信书记来到昆山，就提出要看开发区。当时的县委书记蔡长林和县长吴克铨非常犯难：到底让不让省委书记看呢？不看不行，看了，万一省委书记“震怒”而让昆山停办呢？

“不要紧，看看再说。”是陪同韩书记的苏州市委副书记林瑞章说了这话，吴克铨他们才壮大了胆子跟省委书记一起走进了他们一直保密的“工业新区”（当时的名字）。

在现场，韩培信一边看，一边听汇报，又常常一言不发地在思考。回到招待所，他对吴克铨说了一句话：搞得不错嘛！随后还让吴克铨将开发区的总体构思重新说了一遍。

“韩书记，你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非常感动，但现在有人说我们与上海搞联营是当上海人的殖民地，所以我们一听心里就感到害怕。”吴克铨见韩培信书记对开发区和与上海联营办厂很肯定，便掏出了心底一个最大的担忧。

韩培信这回眼珠子直了起来，看着吴克铨认真地说道：“你告诉那些人，我们支持昆山做上海的‘殖民地’。如果上海领导愿意，我江苏都愿意做他们的‘殖民地’。”

“行！”吴克铨觉得省委书记此行给了他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保障，这比几个亿的开发资金还重要。

正是这次省委书记的“昆山之行”，使得昆山开发区从“地下”转到了公开。而现在中央领导的视察，则使昆山开发区真正有了出头之日。

韩培信那次回到南京后，专门在省常委会议上讲了昆山开发区的情况，并建议让省领导们都去看一看。这之后，省长顾透莲，副书记沈人达、孙家正等先后来到昆山，他们看完这里的开发区和百姓所发生的变化，非常高兴，充分肯定昆山搞开发区的方向没有错。让昆山人感到扬眉吐气的是在次年的省人大会议上，省长顾秀莲还在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里专门提到了昆山开发区。

带着中央领导在昆山开发区讲话的记录稿，吴克铨北上南京，去争取昆山开发区的“出生证”。省里非常顺当，将昆山的开发区批准为江苏省的重点经济开发区。

吴克铨当年在国家计委工作过，他比普通的县官更懂得与北京的中央国家机关打交道，所以在完成省里的相关手续后，他带着两份重要文件（一份中央领导在昆山的讲话记录，一份江苏省批准昆山经济开发区的批件）来到北京，找到前些日子跟随中央领导到昆山视察的特区办主任何椿林，请求批准昆山开发区的“国家级”待遇。

何椿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吴克铨，但告诉他：要把昆山的自费开发区变成“国家级”身份，必须履行一个手续，这就是说国务院要在已批准的十四个开发区之外进行“加一”的特别决定。这“十四加一”需要国务院专门会议才能决定。

“何主任，这事我们只能请您多多劳驾了！看在中央领导已经肯定我们昆山开发区的分上……”吴克铨知道这事非同小可，而要办成这件事，非何椿林主任莫属，一则他主管这方面的事，另一个关键是何椿林主任实地考察过昆山，他说话能影响众国务院领导。如果能允许磕头相托的话，吴克铨当场肯定要给何椿林磕三个响头。

何椿林不愧是位体贴下面苦情的好领导，他肯定地告诉吴克铨：昆山这个忙一定是要帮的。“不过钱的问题你们得找财政部。”何椿林告诉吴克铨。

“财政部的事我们去找。”吴克铨谢别何椿林后马上到了国家财政部。国家对所批准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是有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的，吴克铨知道打通财政部关系的重要性。昆山缺钱啊！

财政部官员说：钱可不能随便给。

吴克铨一听，那张原本兴奋起来的脸一下蔫了，求情道：“请领导们帮帮忙，我们昆山开发区已经办了好几年，从来就没有花过国家一分钱，多少也请照顾点我们。”

财政部的官员看看昆山送来的材料，又看看中央领导在昆山的讲话，再瞅瞅吴克铨的一副可怜相，终于发起善心：“这么着吧，正好现在讨论地方向中央包干上交财政收入的事，你们昆山如果赶上这一拨，可以从你们昆山上交的财政收入中少交一些用作经济开发区建设资金。”

“好啊，我们昆山现在向国家上交的财政收入包干数是一个亿，而且每年还有递增6%。能不能在这个数里，请财政部照顾照顾？”吴克铨是全县经济的大管家，这财他十分清楚，于是这样道来。

财政部官员商量了一下，说：“假如你们的开发区经国务院正式批下来，我们参照其他开发区的做法，同意你们从现上交国家的一个亿中拔出5000万元用于经济开发区资金，还可以享受免除每年上交额的递增部分。”

“太好了！谢谢，谢谢你们对我们昆山的帮助！”吴克铨万分感激财政部的官员。

“每年5000万元，整十年就是5个亿，关键是还有免除每年递增的6.5%，这等于一项政策，让我们昆山开发区有了比较大的资金来源。”吴克铨事后感慨万千道。

然而，这个财政优惠的前提是：国务院必须正式批准昆山经济开发区列为“十四加一”的总体经济开发区战略方案之列。

偏偏这个时候中国出了大事：由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那位视察昆山的中央领导下台了……

坏大事了！一心拿“圣旨”办开发区“出生证”的吴克铨和昆山人此时急坏了，心想这回要彻底泡汤了。那个时候中国的政局之混乱，还有谁把小昆山的“小事情”放在心上？

“找人！还得找熟人，找对我们苏州和昆山熟悉和有感情的人。”那些日子里，吴克铨和宣炳龙等人苦思冥想，寻找种种可能。突然他们想到了一个重要人物：费孝通。

费老可以帮这个忙！

费孝通作为苏州籍的著名民主人士、人大副委员长，请他出面兴许能帮上这个忙。

费老是大名人，也爱到处走动，尤其喜欢他的“乡村小路”行。这年10月中旬，昆山人得知费老要来苏州，于是吴克铨通过关系，先在某地与费老见了一面，并详细向费孝通汇报了昆山开发区的情况。

这天与费孝通见面是10月15日。五天以后，费孝通先生来到昆山，陪同他的还有江苏省副省长张绪武。这回费孝通是来“帮忙”的，所以他在参观开发区后，直截了当地问吴克铨：“不是说要中央承认你们这个开发区吗？请具体说一说，承认了开发区到底有什么好处？”

没想到费老如此痛快，于是吴克铨赶紧接过话说：“在政策上，开发区可以享受许多优惠。但是我们目前还不算正式开发区，享受不到这些优惠。比如，国家开发区的企业所得上缴是15%，而我们开发区要缴24%；国家开发区的企业有免两年减半3年的政策，即新办企业在前两年可以免缴所得税，后3年则可以减半上交所得税，这样对外商投资办企业就有更大的吸引力，而不是开发区就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费孝通点点头，道：“这样外商可以多得一些便宜，他肯定愿意来了。”

一旁的张绪武插话说：“国家开发区的外汇留成也有优惠，和深圳特区一样，它创的外汇可以全留，一般开发区只不过能留25%。”

吴克铨借机又将办好开发区同时，还能够给予当地周边的加工业和地方政府带来很多好处的话说了一通。

费孝通到底是个大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在听完吴克铨和张副省长的一番话后，突然问道：“我重点问一下：如果批准了开发区，当然有利于地方的发展，于国家呢？国家有多少好处？长远的，现在的，都说一说。”

张绪武副省长迅速朝吴克铨递了一个眼色。吴克铨便直言道：“如果批准，我们的发展肯定要快得多了，发展速度可以达到蛇口工业区水平。蛇口是8年达到工业产值10个亿的，我们不要国家花钱，只要这些政策，8年也能达到10个亿的工业产值。这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和好处。”

“好，这个记下来！”费晓通对此特别关注，让秘书把这一条重点记录下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说服人家为什么昆山可以办国家级开发区。”费孝通再一次点到要害。

吴克铨于是又将昆山的种种优势，特别是地理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及外企在昆山已经获得的成效跟费孝通作了汇报。

费孝通最后表态道：“现在昆山已经具备很多条件了，关键是要做一下具体工作，促成开发区得到正式批准。我这次来看到了，也听到了，我想可以通过人大提案的方式在明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向有关部门提出。理由是：苏北都有了国家批准的开发区，苏南却没有。昆山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办成这么个样子了，我们应该支持和批准它。”

“我会全力支持这个事的。”临别时，费孝通再次对吴克铨说。

“谢谢，谢谢费老！”吴克铨激动地握着费孝通的手，代表全体昆山人民这样感谢道。

日理万机的费孝通不仅没有失言，而且就在视察昆山的两个月后的当年12月20日，向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亲自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他在昆山调查视察时看到的昆山开发区的情况，指出“根据以上情形，我想，昆山开发区可以进一步发展为苏南开发区。苏州、无锡、常州是江苏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昆山就在其中，又最靠近上海，又有这么一个初具规模的开发区。它的条件实在要比苏北的连云港和南通两个开发区好得多。因此我建议国务院能正式批准昆山开发区，并且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同等待遇。”

第二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费孝通又联名江苏省人大代表向国务院提交了批准昆山开发区的相关提案。

然而这也并非万事大吉了。吴克铨和昆山人在1990年等了一年，1991年又等了一年。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国务院关于同意昆山经济开发区列入“国字”号级开发区的正式批示下达。批件是总理李鹏同志签的字，时间为：1992年8月22日。

其实从费孝通写信给习仲勋到向人大提案到最后正式批准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昆山人为这“国批”还做了相当多的“私下”公关——

女县长（后来成女副市长）的郑慧珍是具体操办此事的昆山人，她在这过程中到底上过多少次北京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反正像何椿林这样的国务院高级领导也都成了这位昆山女县长的熟人。郑慧珍上何椿林的办公室，主人一见她就会说：“又来啦？”女县长也很随意地笑答：“又来了。”剩下的时间就是她与领导们就“国批”事宜来回地商议，甚至有时还会争执几句，因为都是熟人和朋友了，这种争执丝毫不会对昆山被批准开发区有任何影响，相反起到好的作用。

江苏省领导也没有少帮昆山人的忙。国务院召开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会议上，省长陈焕友亲自在李鹏总理面前为昆山人唱赞歌。

那一年邹家华副总理到昆山参加沪宁高速公路剪彩，其间，省长陈焕友陪邹副总理参观昆山的开发区。“很好嘛，我对昆山开发区早有所闻，现在一看果然名不虚传！”

吴克铨这时因年龄关系，从市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接替他的是李全林。李全林书记适时请邹家华题词。

邹家华一手好字，写下：加快开放步伐，搞好开发区建设。

陈焕友省长不露痕迹地说：“请副总理写上‘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题’。”省长这话一出，在场的昆山人的一颗颗跳动的心都到了嗓门口，他们知道如果省长的这句话被副总理接受，就意味着昆山开发区的“出生证”将即时成功一半了。

邹家华早听出陈省长的话中有话，笑笑，便提笔写下“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题”11个字，随后将笔一放，朝昆山人一语道破：“这一下你们敲定砖脚了吧？”

“谢谢副总理！”

全场顿时响起热烈掌声。昆山人个个热泪盈眶……

吴克铨听说后，更是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