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史书，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段历史记述：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按手印分田，从而掀开了中国农民的又一场伟大革命……

其实，最早分田到户的并非小岗村，从笔者实地采访和掌握的材料看，台州市的白水洋镇皂树村远比小岗村18户农民的分田包干要早出好几年，而且分田到户的范围和所经历的过程比小岗村所经历的要更加惊心动魄！

2006年4月23日，当我采访完台州诸多现代化的先进企业和令人振奋的民营经济后，提出要到台州目前仍比较落后的山区看一看时，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与临海市联系了一下，结果有关人士带我到了临海、天台和仙居三县市交界的三水洋镇。与高度发展的台州市区相比，偏僻的山区小镇白水洋确实更像我记忆中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方小镇。虽然这里的居民也能通过电视看到大洋彼岸的奥斯卡奖颁奖的现场直播，但人们住的、商店里陈设的基本上还都是一些日用品，时尚的奢侈品很少见。镇政府的文化站长小杨将我们领到镇会议室时，已经有几位老干部在等候我们。其中一位叫王植江的老同志指指会议室，说他在上世纪70年代当副区长时，这会议室和办公楼就是这个样。近40年了，镇政府的办公条件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白水洋历史上可是蛮有名气的呀！方圆几十里，就这儿街市热闹，有‘台州京城’之称的临海的城里人，都称我们这儿是‘小上海’。”

老区长的话让我对白水洋刮目相看。一个山区小镇，有5万人居住在这儿，仅凭这一点，我相信它在方圆几十里的百姓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在白水洋镇最繁华的地方走了一程，总体感觉这里偶尔也有一些年轻人能够上上网，但百姓们基本上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那种逍遥自足的状态，与大都市那种人赶人、车挤车的情况相比，白水洋人的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很让人有种怀旧的享受感觉。

白水洋镇现在管辖二镇一乡，即原来的白水洋镇和双港镇及黄坦乡，与中国农村乡镇变革一样，这些年里白水洋镇并并合合，管辖的行政村也由过去的145个撤并成了122个。双港和黄坦也不再叫镇与乡了，改为白水洋镇下属的办事处，就是过去的公社。

我们这些当年“人民公社”社员，自然很知道三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公社的情形，然而当我离开白水洋，往大山深处的双港和黄坦两地再一次目睹“公社”时，仍然不敢相信中国之大、中国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之大。

双港小镇还算说得过去，有那么一些街道和居民。可黄坦的公社所在地我就无法认辨了。

“公社”所在地竟然只有一座半山腰的破落小院子。主人告诉我，现在的白水洋黄坦办事处和过去的黄坦公社，都是在这座小院子里。这与我小时候所看到的“公社”和近些年走过的江浙小镇相比，黄坦实在是“大西北”水平了！由此我心中想象得到：双港和黄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所发生的一切完全可能是必然了。

白水洋、双港和黄坦三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间，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演变过行政管辖权。白水洋镇凭着历史悠久、镇大人多，所以从来都是以“中心镇”的优势在这一带雄踞龙头地位。“老二”的双港则曾经在镇之前的行政区划内一度作为县下面的区政府所在地，而“小弟弟”的黄坦始终是受白水洋和双港的领导与管辖。现在从台州市区的中心到白水洋，汽车路程也就是三四个小时，从临海到白水洋也就两个来小时，可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前一二十年，别说台州市领导，就是临海县的领导能够跑一趟双港或黄坦，也实在太不容易了。难怪当我把黄坦和双港人在六七十年代就大面积分田到户的史实告诉在临海当了十几年领导的台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广建时，他十分惊诧地说：“我怎么不知道黄坦和双港有这么伟大的事情？”

“他们当然不知道！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这儿农村的分田到户大包干，从公社和区委、区政府的干部开始，所有人都是瞒着上面干的，根本不会让上面知道一点儿风声，知道就麻烦大了！”老区长王植江这样解释。

“难道就没透过风声？”我问。

“也不能说上面没发现过。我经历的就有两次：一次是1976年底，一次是中央出台农村包干政策之前的1979年。”王植江一讲起当年的大包干，顿时情绪高涨起来，说：“先说1979年，因为我们双港和黄坦两乡的土地基本分光了，所以附近乡的干部就向县里报告了。有一天县里的领导就把我和区委书记卢凯同志叫到县里询问。当我们承认有这回事时，县领导就责令卢凯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作检查，那会儿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两个凡是’风还很严重，谁要搞分田到户，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要坐牢杀头的事。我们的卢书记真是一条硬汉，他理直气壮地告诉县领导，说让我检查可以，但让我动员农民把分的田再收回来，我不干！我也干不了！县里领导一听，气得嘴都歪了，说：你是区委书记，你不执行上级组织的命令，还要你这个区委书记干什么？卢书记说：我这个书记的乌纱帽你们可以随时摘掉，但你们谁也无法阻止农民分田的行动！卢书记的态度，让这事闹大了，周围的公社怕我们的分田到户风刮到他们那儿去，于是在我们双港、黄坦二乡通往外面的一个叫花冠岩的地方特意竖了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赫然醒目地写了十个大字：堵住花冠岩，防止双港烂。意思是我们双港已经被资本主义烂掉了，现在紧挨双港的花冠岩村是其他乡村的最后防线，一定要堵住不让我们的分田包干风吹到他们那儿去。”才30多年前的事，现在我们听听当年所发生的那一幕，会捧腹大笑。

“后来呢？”我问。

“那个时候，农民们想过好日子的心早已像干枯的水秧苗，靠一块牌子、一个命令是挡不住的。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双港、黄坦周围的河头、沿溪、张家渡等山区乡村，也有不少农民偷偷仿效我们把地分了。但分得最多、最普遍的还是我们双港和黄坦二个公社……”王植江老人谈起那一段往事，颇为得意。

“你们的分田到户，与安徽小岗村相比到底时间比他们早多少？方式有什么不同？”这是我所关心的事。

“我们这儿的分田到户，最早的一些生产队上世纪70年代前就分了，我敢说要比小岗村早出几年，甚至十几年！我们这儿的包干、分田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一开始就是按人口分的，不像小岗村，他们是那种几个农户联合起来形成的一种反抗集体土地制的形式。”王植江进而介绍：“比如黄坦公社有个皂树村，在1977年前就已经把地全部分完了，后来到80年代中央出台农村实行分地到户的责任承包制政策时，皂树村就没有重新再分田分地，因为好几年前他们就把地分完了……直到前两年中央出台的新一轮土地承包政策时，他们因村里的户籍人员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才重新调整了本村的土地承包划分。”王植江说完这话补充道：“我在双港和白水洋当干部到退休，已经几十年了，都是在农村工作，对这里发生的每一件稍大一点的事，全部记得清清楚楚。”

“那你能说说你老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并支持农民们分田包干的呢？”

“可以。”王植江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我第一次清楚下面分田包干的事是在1976年。当时我任双港区副区长。”

“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农民其实早把地分掉的呢？”

王植江很骄傲地说：“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这里农业的一些基本情况吧。”老人到底是农村干部出身，知道应该先让我明白些什么，“我们双港区除了白水洋镇情况好一点外，双港和黄坦是临海最穷的地方，尤其是黄坦，基本都是山区，又是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方，农民们一直吃国家返销粮过日子。但由于人民公社后，土地归了集体，农民们吃返销粮仍然不能吃饱，所以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有生产队把土地按人头分给了各家各户。可那时毕竟全国农村都是不允许分田到户的所谓社会主义，因此上面听说有人分田分地后，就要求我们去割资本主义的尾巴。1976年夏，我当副区长时，上面又要求我们组织工作组下乡，对那些分田的农民动粗。当时上面给我们工作组的精神是：只要共产党在，就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搞单干。

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制止和刹住单干风，关系到能不能保住共产党政权的天大问题。老实说，当时我带着工作组，就有种同单干风生死斗争的味道。你可以想象，我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权，而他们搞单干、分田分地就是与共产党唱对台戏的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嘛！可一下去，我们才发现农民们分田单干的实在太多了，多得让我们简直无从下手。为了给那些分田搞单干的人点颜色看看，工作组也曾采用专政的手段，揪了几个人，像斗地主、斗走资派一样，押着游街和游村。但这些措施还是不管用。一方面搞单干的人太多，我们不可能把所有搞单干和分田的人都抓起来；另一方面你今天到某一个生产队把他们分的地合起来，明天你工作组还没有离开村子，他们又把地分了。开始有人报告后我不相信，说哪有那么快就把地分了嘛！一调查才有人告诉我说，区长这还不简单，我们熟悉每一块地，你们工作组白天把分的地收拢了，晚上我们再开个会，几句话就又把地分了。我听后，心想可不是，农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对每一块土地了如指掌。于是我动员工作组人员，说为了防止农民们偷偷分田单干，让白天从地里收来的黄豆全部倒在生产队的晒场上，这样谁的黄豆就分不清了，你们想单干也单干不成。我自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农民们没辙了，哪知他们笑着将我领到晒场，然后用脚轻轻扒开满地的黄豆。我一看，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农民们在黄豆下面或放了几根稻草，或放上几块小石头，将张家李家的黄豆分得一清二楚……”

“哈哈，农民们就用那么简单而充满智慧的做法蒙混过关了！”我听后忍俊不禁。

老人也笑了，说：“没办法，他们的招数太多了，无论我们工作组想什么法子来割‘尾巴’，最后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我们工作组开始反思了：一是思考为什么农民们那么强烈地坚持要分田到户搞单干？二是从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凡搞单干和分田到户的地方，农民们的日子就相对好一些，基本上没有出去讨饭的。相反，那些靠吃国家返销粮又不分田的村子，则每年会有很多人出去讨饭。基于这种情况，我立即向区委和卢凯书记作了汇报，结果其他几个工作组了解的情况跟我们一样，农民们就是愿意分田单干。基层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也都支持分田单干。而且这些基层干部明确告诉我们工作组：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去执行不让农民们单干分田的话，他们就全部自动辞职。这一态度在乡以下干部中占了90%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要求乡、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执行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动员农民们上交已经分的土地和停止单干的话，那么乡以下的所有基层组织将基本瘫痪。在那个年代，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谁也担当不起的事，所以区委，尤其是本来就支持农民分田的卢凯书记的态度，我们那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工作组后来完全站在了农民这一边。比如我领导的六个工作组，几十号干部，没有一个人说农民单干和分田有什么坏处。

但毕竟作为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我们几个负责人，还要对上面负责，所以最后我把六个工作组的队长召集在一起，我们共同商量了一个对上的对策。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上面最关心的是在‘祖国一片大好形势下’，如果哪个地方出现成群结队的讨饭和流浪的老百姓，才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所以我们几位工作组的队长约定：在我们负责的那些生产大队，对农民们的单干和分田分地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上不再去管他们了。工作组的任务将向上面保证：所进驻的地方，如果出现有外出讨饭的人，我们将负政治责任。当时我们还盟誓向上级保证：要让所进驻的农村，少要或不要国家的返销粮。县上后来听说我们双港区派到下面的‘割尾巴’工作组能够保证上面的两点，自然非常高兴，之后也就不再怎么逼着我们问到底有没有解决分田单干的现象，最多问问现在又收了多少土地，至于分掉了多少土地似乎并不在统计之列。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1979年、1980年……所以后来听说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有人跟着学他们时，我们这儿的干部和农民们只是笑笑而已，因为到那个时候，整个黄坦乡的土地基本上已早分光了，双港乡和白水洋的土地也都分得差不多了。”

王植江说到这儿，突然想起一件重要事似的，抬头瞅了瞅我们正坐着的白水洋镇会议室，说道：“大概在1979年吧，有个经济学家叫薛暮桥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做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文章后，引起了全国大讨论。当时我们区里各乡的干部都坐在这个会议室开会讨论，议题只有一个：分田到户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场讨论涉及的是农民们的大事情，所以我们干部在会议室开会，各乡的老百姓也来了不少人，他们在外面听着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讨论整整持续了一天，当社员们听我们会议室的干部说分田到户没有什么错时，他们立即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等我们会议结束时，各乡、各大队、各生产队那些没有分的土地，几乎在一夜之间又全部给分掉了！”

“有这么快吗？”我有些不敢相信。

“一点没错。就分得那么快。”王植江瞪大眼睛向我证实，“分不分土地，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有没有活路的大事情，他们太关心了！所以听我们干部说没什么不对时，他们一下把消息散了出去。你想想，咱们这儿虽然是山区，可一传百、百传千……一顿饭的工夫，区委干部赞同分田到户的消息还不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吗？”

原来如此！“王老，据你所知道的，当时分田搞单干的，在咱们双港、黄坦两个公社中，哪个村最早、最典型？”

“黄坦的皂树村。”老人不假思索地告诉我。

皂树村从此烙在我的脑海中。第一次采访台州没有时间了。2006年5月22日上午，在我第二次采访台州抵达目的地后，立即请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安排到皂树村的采访事宜。下午3点40分左右，我们到达皂树村。

这正是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四面环山的小村庄，坐落在环山的半山腰间，背靠的大山顶峰，有一块冲天巨石，十分雄壮巍峨。皂谢村的正面，有一块小盆地，种着绿油油的水稻，满山都是绿林。那天我们去时，正是雨后，所以整个村庄和盆地，飘舞着湿淋淋的云雾……

空气显得特别清新。村边的一条小溪，响着潺潺流水，无论是举目远眺，还是低头观草，无处不让人心旷神怡。

村民们告诉我，皂树村得名是因为村子后面的大山上有棵两人合抱的大皂角树，这树的荚果像肥皂一样，能用来洗衣服，所以得名“皂树村”。据老者讲，这村子有一百多年历史，过去住在这里的没有几户人家，抗日战争后，山下搬来不少怕打仗的人，所以慢慢村子就大了。现任村支书李方满接待了我，当我在他家坐下后，立即有十几个村民跟我们围坐在一起。原因是，上午镇上有干部告诉他们我要来了解当年他们村上分田单干的事，加上老区长王植江跟着一起过来，所以我们一出现，正在家里闲着的村民们纷纷来到了村支书家。

“我已经快三十年没来过了。基本上还是老样子……”王植江老前辈望着小山村，感慨道。

“我当会计那会儿，村上的人最多时共有296人，101户。现在少多了，常住在这儿的有70来人，其他的都出去打工了，有65户到临海、台外买了房子，甚至还有到杭州、上海买房子的。他们都不会回来了……”李方满向我介绍说。

真不敢相信，在如此小而偏僻的山村，同样有许多向往都市生活的人，并且竟然也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别看我们村小，现在也有人当千万富翁了！”李方满指指村中央的一栋新楼房，说那家主人就是个“千万富翁”。

“是干什么的？”我吃惊不小。

“在杭州和台州等地搞建筑的。他是我的前任，当过村主任。”李方满说。

台州农民就是了不起，连这么一个大山深处的穷山村，竟然也会冒出个让我们感到敬佩的大亨，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皂树村都姓李。全村有100亩粮田，其中旱地30亩，水稻田70亩，还有460亩山地，是个很小的山村。人民公社时，我们曾经是一个行政生产大队，根据自然村又分了三个生产队。因为都是山地，种植的粮食不够全村人吃的，在吃返销粮的那些年里，全村得到的返销粮在1万斤左右。到了‘文革’后，返销粮断断续续，村里的百姓日子就难过了。可日子总得过，怎么办呢？光靠外出讨饭不是个事，尤其是‘文革’那阵子。社员出去讨饭，是要生产大队开证明的，那会儿谁也不敢给社员开证明，你一开证明就等于说你允许坏分子出去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个责任干部是担当不起的。所以外出讨饭不行，国家的返销粮不来，人民公社大集体种田的收成又不够大伙吃，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把地分给社员自己去种……”

“这么说，分田到户，其实都是逼出来的？”

“那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画押，也是逼出来的，他们那个地方饿死人的特别多，他们的分田到户，其实是农民兄弟跟死神在决斗。我们呢，是同饿神在决斗。相比之下，我们这儿天高皇帝远，大山沟里，以前上面的干部一般不会走到我们这儿的，最多区委和公社的干部几年来一趟，偶尔来一趟也不会呆上几个时辰，他们说什么我们听听而已，该做什么还是自己的事。再说，当年我们的区委干部、公社干部都是些非常不错的人，他们跟我们农民有感情，他们只要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看着我们农民过的日子，他们是不会昧着良心去做些丧尽天良的事。王区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问问他是不是这个情况？你说。”李方满指指身边坐着的王植江。

“是啊，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睁一眼闭一眼，谁也不得罪。”王植江抽着乡亲们递上的烟卷，点头道。

乡亲们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干部和工作组只要睁一眼、闭一眼，我们就有日子过了！”有乡亲站起来，给王植江敬烟、敬茶，说着当年多亏了老区长开恩一类的话。

这时的王植江感到特别自豪，连声说：“我这辈子风水一直很背，唯独当年对你们的分田到户我是支持的。”

“仅凭这一条，您老功德无量！”乡亲对他说。

王植江老人听后连连点头，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笑容。

“那——你们能不能准确地说出你们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分田到户的呢？”这是个关键性问题，我希望皂树村的乡亲们能够准确回答。

“不是1965年，就是1967年！”有人马上说。

“应该是1967年。”有人则说。

“那到底是1965年还是1967年呢？”我想弄清楚，因为这很重要，如果这一时间成立，等于说皂树村的分田到户，其实要比安徽小岗村早出十年！

“这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拍胸脯保证比他们那儿分田到户早得多！”

“早得多……后来报纸上说学习安徽人分田的事，我们这儿早就把地分掉多少年了！”

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儿的分田到户总的时间远比小岗村要早。那么到底早多少年呢？现任村支书李方满的话可能比较接近事实，他说：“我是1966底、1967年初当生产队会计的。在这之前，我们村上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搞起来的食堂已经停了几年，记得1964年、1965年村上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我当会计时，生产队就研究决定先把30亩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零碎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户。但这一招还是没有根本上管用，第一、第二年下来，社员们普遍反映粮食还是不够吃的。这可怎么办呢？这时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村上还有70多亩好田好地怎么种就是上不去产量，而相反已经分掉的那30亩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那些零碎地倒是产量挺高的。总结来总结去，只有一条理由：就是大田好地是集体在种，社员们不像对分到各家各户的那些旱地和边角地种得认真，所以生产队的粮食总产量还是上不去，社员的口粮还是不够。针对这个情况，生产队最后决定把剩下的70亩好田也按人头，全部分到了各家各户……”

原来如此。“这事上面一点不知道？”我问。

“知道。公社知道的。”

“知道了他们还同意分？”

“怎么会同意呢？”李方满说，“那是‘文革’最疯的时候，是打击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年景！我们哪敢顶风公开分田嘛！”

“那你们采取了什么招数？”

“这你问问我们这些老干部。”李方满指着隔我而坐的一位老汉，说：“他是大队的副大队长，又是三队队长，他知道。”有人马上告诉我，老汉叫李文君。我便让李文君老汉坐到身边，请他讲讲当年如何分那些大田的。老汉说：“公社才不会让我们分田呢，分了大田就等于是反革命分子！我们是以种菜地和猪口地等名义分的……”

“啥叫猪口地？”我不懂了，便问。

“就是猪的口粮地。当年农业学大寨时，我们农村养猪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支援‘文化大革命’，这是上面号召的，还有种菜子地也是上面号召的，所以我们借上面的号召、为多种菜子地、种好猪口地名义把地分了……”李文君咧着掉了好几颗牙的嘴巴，憨厚地朝我笑着说。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们其实一直很聪明，当苦难的生活逼得他们无路可走时，人间的许多奇迹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而人类文明史的推进，尤其是靠他们的这种创造力和发誓改变命运的积极性。而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高度文明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许多人似乎正在忘却农民的功劳，这其实是非常幼稚的。

中国今天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工业社会，其实就是靠像皂树村和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改革精神所打下的基础为推动力的。

“当时我们还利用政策，掩饰了我们分田到户的做法。”李方满说，“人民公社讲的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于是我们根据这一政策，就把原先的三个生产队，再分成小小生产队，又三分为九，成了九个小生产队，这一分，全大队等于把所有的地通过合法的政策，全都分给了各家各户……”

“我不太懂这层意思。”我被聪明的农民们有些搞糊涂了。

“哈哈……”于是全屋的人大笑。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我们皂树村本来就都姓李，基本上是一个族的本家人，再分成九个小小生产队，所以便成了“父子队”“夫妻队”“兄弟队”“亲戚队”为主的“分田到户”和“包产到户”了。

真是聪明绝顶！合理合法的分田到户、到人制度，与当时的社队三级所有制又相符……

“后来公社知道了，又派人来，要求我们合并。在上面看来，三级所有制是大事，不能随便再分什么小小队，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形式上重新合并成原来的三个生产队。这大约是1973年、1974年的事。”李方满回忆说。

“公社的人走了后，我们几个干部坐在一起又商量，这回采取新办法：按耕牛分田！”李文君介绍说。

“按耕牛分田怎么讲？”我又不懂了。

李方满忙接过话茬，解释道：“我们是山区，基本上家家户户养着一头条牛。当时上面根本不会同意按人、按户分田，一听按人头、按户分田，那就是了不得的搞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就想出了个办法，你不是不让分成小小队吗？那我就按耕牛来分田，牛是农业学大寨时的主要生产工具，政策鼓励大力养牛，按牛分田，上面就没法说不同意，因为中央文件上没有哪一条规定不能按牛分田，只有鼓励大力养殖耕牛的精神。我们就是借这一个精神，来了个‘按牛分田’……”高，实在是高！我忍不住伸出拇指把皂树村的农民们夸耀。他们笑着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我听后，说这是“真正的高明办法”——因为它既没有与当时的政策相抵触，同时又结合了皂树村的实际。

“那会儿，政治形势非常紧，别说是分田到户，就是发现谁种了几条丝瓜也算是‘资本主义’。农民们辛苦干一天只有0.24元收入，根本没办法过日子。上面又不让我们劳力外出，谁外出干活，就是不正派的人，就是流氓、盲流和坏分子、反革命；政策是把所有劳动力都捆在土地上。如果是田多人少，或人多地好，可能还过得去。可我们皂树村是人多地少，而且田地又都是非常差的山地，二三百号人捆在这么一块山窝窝里，不想点法子，真的肯定会饿死一半人哪！分田到户是逼出来的。”李方满说。

“可不，要不是怕饿死人，谁敢冒着掉脑袋去搞分田到户嘛！”李文君指着满屋的人，挨个问：“你们对作家说说，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是，是这个理。”众乡亲异口同声，像要向我发誓似的。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憨厚老实的农民，自有皂树村的一百多年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哪个记者、作家来过村上，除了为生存而不得不多次向上面来的干部们隐瞒分田到户说过假话外，他们从来没有说过第二回假话，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相信。

“如果就从1967年算起或者以耕牛数量分田的1973年、1974年算，到中央决定可以分田的1980年，这中间有六七年、十来年，是中国政局比较复杂的‘文革’时代和‘文革’刚结束的‘两个凡是’阶段，你们的分田到户搞包干，有没有因此受过牵连？”我进而问。

“有。越到后来斗争越艰巨！”李方满指着李文君：“老队长最清楚了！”李文君点点头，抽着闷烟。我突然发现，老汉的眼里闪着泪花……

“老队长你能说说吗？”

“他可受大罪了。”有人在一旁说。

屋里顿时静了下来。我猜想着一定是有很悲痛的事……果然，李文君猛抽了几口烟后，瓮声瓮气地说道：那应该是1976年五六月份的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村口有块半亩来大的坡地种了包心菜，全村每人15株，人人都有份。菜地长势好，又在村口边，刚巧被下乡检查工作的公社新上任的那个姓金的书记发现了。其实全村的其他一百多亩大田早也分了，他没发现。这个姓金的书记原来也是区委派到我们黄坦公社工作队的，后来他留在黄坦。这个人“左”得很，他发现我们的那块半亩地分掉了，就把我揪到全公社干部大会上批斗。那是个现场会，放在黄坦乡最高的山顶上开，那儿有个茶场，叫安基山茶场。批斗会就在那里开的。他们在我的胸前挂了一块硬纸牌，上面写着“分田头子”。还让我手拿着一面小铜锣敲，一边走一边敲，从山底下的公社所在地一直往山上走，走到安基山顶的茶场，算是游山批斗吧……

李文君说了十几分钟，说得并不复杂，也并不太悲凉，但在他讲完后，整个屋里的人都不说话了，沉寂了很久。我想，老乡们一定还沉浸在当年那个很可怕的事件之中。

“作家你想想：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村口的半亩地被发现了，还要出现这么大动静的批斗，如果上面真要是知道我们把村上的田地都分光了的话，那不知要落下什么大灾难啊！”是李方满打破了沉寂的气氛。

他的这一问话，让李文君重新开了口：“我敢说，全大队的干部都得下台，几个主要的干部得坐牢去。”

“老队长说的真有可能。”我点头道。

“可不，才半亩地他们批斗了几次，也停了我的职。假如他们知道全村的地都分了，那还了得！性质不一样了！”李文君告诉我，就为这半亩地，他除了受到批斗和撤职外，还被罚15元钱。”管具体分田的另一名队长李义洪也被罚了15元。他家情况好一点，交了现钱：我家穷，没有钱，只好把家里的一只木箱子拿出去抵了，那箱子是我老婆当年的嫁妆……”老队长瓮声瓮气地补了这么一句。

他的话再一次让一屋子的人沉默了，而我听后差点落泪。心想：当年的生产队长也是穷人，或者比一般社员还要穷苦，可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乡亲们活下去，把村头的一块半亩坡地分给了社员，结果落个又是批斗又是撤职，最后还要罚交15元的命运！穷苦的李文君可怜，没有钱，只好把自己老婆的嫁妆上交了才算顶了这事……这是中国社会曾经发生的一幕，离今天的日子并不远。

然而，因为苦难，因为要活命，因为想过得好一些，皂树村的干部和群众，并没有被一次次的批判和惩罚所吓倒，他们顶着坐牢，甚至可能被枪决的风险，早在“文革”最严重激烈的年代，以各种非常智慧的办法，瞒天过海地将土地分给各家各户种植，使得这个小山村的百姓得以继续传宗接代，繁衍生息至今。

这难道不是一场看似无声却比万钧雷霆更巨大的响声吗？

难道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吗？难道我们的党史和社会主义国家史该遗漏皂树村和黄坦乡、双港乡他们分田到户搞包干的事件吗？

中国人多地大，尤其是广大农村。像台州皂树村的农民分田到户事件，我想也许还有不少，他们或许也同皂树村一样远比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要早、要彻底。我后来知道，仅台州地区，像皂树村这样的分田事件还有不少地方，他们的革命精神同样可贵，并值得我们记住。

在台州采访的第一天，市委就安排我见了一位人称“台州农村通”的老干部邢传欣。这位上世纪50年代初就到台州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农工部主任，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被省里分配到台州当土改队长。

“台州的农民，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是一群最有革命性的农民，他们对土地的敏感和感情代表了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心态。”78岁的邢传欣老人谈起台州的“三农”历史，滔滔不绝，一个上午基本上就他一人在说话：土改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台州的农民们高兴得不得了，分田那会儿，大伙哎呀呀喊着唱着，说我们的土地总算回家了。当时的土改是与抗美援朝工作联在一起的，时间短。我们台州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在临海的洋渡六房村。农民们对初级社很赞成，因为这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制度。土改虽然解决了土地归属，但家庭条件差的贫下中农没有分到什么农具和耕地的水牛，这样农民们就特别期待建立合作社，以解决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洋渡是1951年办的社，第二年他们就大丰收，农民们很高兴。丰收的原因除了土地归属权外，生产上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改革了耕作方法，二是种了双季稻，每亩一下增加一二百斤。洋渡六村办社农民们得了实惠，其他的村子就跟着学，洋渡乡一下办了十个合作社，成为当时浙江省农业战线的第一个先进单位。台州在那时就出名了。但到了1953年、1954年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家庭条件原先比较好的中农有意见了，说入了社、与贫下中农拼在一起种地，“种了稻没有多收谷，养了猪也没有多吃到肉”，于是中农们纷纷要求退社。一时间，台州的退社现象严重起来，甚至惊动了京城的毛泽东主席，土改以来对农民办社倾注异常热情的毛泽东很关注台州出现的倾向，对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邓子恢很不满意，认为照顾中农利益而进行的调整办社方针是“小脚女人”，并且随即提出了著名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八字方针。在毛泽东的这一号召下，全国农村一轰而起，批中农，全党办社风起云涌。1953年，全国实行统购统销，杨渡有个富裕中农产粮不少，可我让他上交1000斤粮食，他竟然哭了一天一夜，说什么也不想交。我一打听，他家里是交得起这些粮食的，就严厉地告诉他：你哭也没有用！后来这位富裕中农还是卖了1000斤粮食。从此农民向国家卖粮成为一种义务。这阶段，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及城市建设贡献极大。但农民交粮的时间太长，农民们就有意见了。到1957年，一些农民开始闹事，因为他们交了粮，自己却吃不饱。仙居县地处台州的深山区，这里的合作社经一些农民一闹，很快全部垮了。后来又波及临海，临海甚至有农民到县乡政府把政府的牌子全给砸了，震惊全国，这又一次捅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大怒，立即提出要严厉打击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行为和新兴的农村破坏分子。台州是重灾区，一下抓了好几百人……这个事件，台州一些上年岁的人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邢传欣老人说到这儿，刹住话题，神情显得凝重。

“后来的情况就变了。1958年后，上面号召所有地方都要成立人民公社，紧接着又是大跃进。再过后，就是三年自然灾难，黄岩和温岭有了饿死人的情况，其他县也出现了死情……

由于有了1957年那个一下抓了几百人的事件，一向敢作敢为、反抗性很强的台州农民从此不再正面起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变得你上面喊什么口号，我下面该做什么照样做什么，用我们本地的话说就是学乖了。”邢传欣老人介绍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从1957年到1961年、1962年这些年里，台州像全国各地一样，出现过不少饿死人的事，但在‘文革’十年中，像安徽等地方的农民因为‘人民公社’大集体种地，死了许多人，可我们台州就没有饿死过一个人。

你问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台州人其实通过各种形式，偷偷把土地或直接分给了农民、或承包给了生产小组，总之形式上是一样在干人民公社，其实是在进行土地所有制的调整和生产生活的自救，也可以说是农民们自己搞的地下革命……”邢传欣这样总结道。

“有人现在把台州看做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硅谷，不是没有一点历史原因的。因为台州人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年代，特别是政治高压的年代，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最大限度地发展自由经济形式，一直在默默地发挥着人的最大创造性和积极性，他们是最讲实际、最求现实的人。‘文革’时期，我在下乡中经常听到农民们这样对我说，主任啊，我只要吃饱肚子，就是做死也愿意。台州人就是这个样。在种地吃不饱的年代，你只要让他们吃饱肚子，他们甘愿像黄牛一样干死也情愿。后来政策松动了，允许干私营经济，允许赚钱发家致富了，他们又对我说：邢主任啊，只要能让我们发财，就是再苦再累、再下等、再被人瞧不起，我们也不会有一句怨言。世界上，能有这样的人，你还不相信他们能创造人间奇迹？”邢传欣最后一句话发人深省，令我内心产生强烈震撼，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台州人能够在今天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