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井冈山走出来的共和国将帅 毛泽东的首任秘书谭政

1928年初,23岁的谭政被组织上选派去前委担任秘书工作。

当谭政迎着初升的太阳,赶到前委所在地砻市时,伏案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正在边抽烟,边休息。

“报告!”

“请进!”毛泽东忙打开房门,“是谭政同志吗?你从草林圩回来了!”

“是!毛委员。”谭政当时率领一支工作队刚从遂川草林圩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回来。

“你的老岳父陈绍纯先生还好吗?”

谭政愣了!虽然他听岳父说过认识毛泽东,可毛泽东又怎么知道他们的翁婿关系呢?况且他还改了名。

毛泽东对满脸狐疑的谭政解释说:“你原来的名字不是叫谭世铭吗?这我已经了解到了。去年我到湖南家乡搞农民运动考察时,在湘乡见到了陈绍纯先生。他说,这个世道得乱透了才能分出个高低、分出个好坏来。说得真痛快!他当时就对我提起过,说把大儿子陈赓打发出去了,二儿子、三儿子也都出去革命了。这不,连女婿谭世铭近日也去汉口投奔国民革命军了!”

谭政原名确叫谭世铭,大革命时,他到了汉口,在妻兄的帮助下参加了革命,并改名谭政。

大革命失败后,他进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特务营担任文书、书记。后随部参加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被编入军官队。部队上井冈山后,在大井集训时,由廖春芳和宛希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打茶陵时,调任一团宣传队队长。

“毛委员,我是来前委报到的。前委在哪里呢?”谭政问道。

“在哪里?”毛泽东哈哈一笑:“就在这儿,我一个书记,加上你一个秘书。”

谭政这才仔细地看了看毛泽东的住处,只见简陋的房间中,最显眼的是那张堆满了书的桌子,砚台上搁着毛笔,一盏油灯旁放着几页刚刚写好的文稿。

毛泽东见谭政满脸狐疑,就对他说:“你把行李搬过来,就住在外间屋。我现在很需要你来帮忙,你看——”毛泽东指了指桌上那些刚刚写好的文稿,“这些文稿,还没抄写呢,你来了,就先做这件事。”

就这样,谭政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前委机关很简单,前委的工作却很繁忙,谭政后来回忆道:我在前委当过秘书,不要想象前委有什么办公室、办公桌,像现在这样,一个机关怎么组织,怎么分工,谈不上。前委就是几个写字的,油印的。没有电话,也没有无线电发报,也没有通讯员之类,写个信还得跑路,靠自己两条腿。文件起草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起草,文件起草好后,就是几个人商量一下,没有什么文字圈阅那一套,简单极了。写字就是用铅笔,毛笔也很少,只有毛泽东同志有毛笔。

1928年5月,湘赣边界特委成立,毛泽东担任特委书记,原来前委机关成为特委机关,仍然没有几个办事员,谭政也继续担任秘书工作。

作为秘书,谭政协助毛泽东做了许多文字工作,其中就有《井冈山的斗争》这篇重要文稿的誊正复写。

谭政清清楚楚记得:“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就是在砻市完稿的。他起草了很久,不是在一个地方起草的。当时我是秘书,是叫我誊正复写的……我还记得清楚《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是我抄写在很薄的竹纸上,字写得很小很密,一共写了两套。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是在砻市发出的。中央派来一名交通员,此人是湖南水口山工人,中央派他送信到井冈山来,住在砻市。我们送他走的时候,把文件卷在伞把子里面带走的。”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谭政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部队在酃县中村时,有一天,三十一团报告,陈伯钧枪走火打死了教导队队长吕赤,请示如何处置。

谭政闻知一惊。他是从三十一团调出来的,吕赤和陈伯钧他都熟识。他很快就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陈伯钧当时很年轻,只有20岁左右。他不知从哪搞到了一支坏了的小手枪,这在当时枪支不多的情况下,的确比较珍贵。他七弄八弄,竟然把枪修好了。他为此兴奋不已。

这时恰巧教导队队长吕赤等几人从外面回来,陈伯钧高兴地从房内跑出,口里叫着:“队长,队长,我把枪修好了。”他兴奋得手舞足蹈,不知怎么竟触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枪响了,吕赤中弹倒地身亡。

打死了教导队长吕赤,这事非同小可,尽管是无意中枪走火的失误,可毕竟是打死了一位军官呀!当时部队对于枪走火之类的事如何处理并无明确规定,红军纪律严明,会不会从严惩处呢?谭政为陈伯钧捏了一把汗。

果然,士兵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少人认为,枪走火虽属意外,但打死了教导队队长,必须严厉惩罚;甚至有人提出要枪毙陈伯钧。

当时,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参与民主管理,对违反军纪的事,要交由士兵委员会决定,轻则批评,严重的就要打手板。可枪走火打死人,却是未曾遇到过,他们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问题提交到了毛泽东那里定夺。

毛泽东说:“不要吧!是走火打死的,不是有意打死的,已经打死了一个,还要枪毙一个,哪不是少了两个吗?”

毛泽东这么一说,士兵委员会觉得有道理,讨论同意不枪毙陈伯钧。不过,手板还是要打。

最后,陈伯钧受到打50手板的处罚。

谭政目睹了陈伯钧枪走火事件处理的全过程,他开始时悬着一颗心,担心陈伯钧会被枪毙。

因为红军本来人员就不多,像陈伯钧这样的年轻干部更为珍贵,如果因为过失伤人而被判了死刑,实在是可惜,也不利于革命事业。幸亏毛泽东没有感情用事,而是从革命利益出发,巧妙地从轻发落,救了陈伯钧一命。

谭政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这种处理方法,并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谭政在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秘书之后,毛泽东曾派他到三十一团检查整顿部队纪律。

这是在部队打下永新城之后的事。当时驻扎在永新城的是红三十一团,它的老底子是秋收起义时的工农革命第一团,按说其基础是不错的。但是,要建设一支完全与旧军队不同的新型军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就在部队准备撤出永新城时,一些人故态复萌,旧军队的旧习气又冒了出来,特别是少数旧军官出身的干部,有逛窑子、斗纸牌的;有搜俘虏腰包发洋财的。

这些干部的表现,直接影响了部队的纪律,于是,有的战士对商业者“一律没收”,商店里的东西乱抓乱拿,小商小贩的挑子也不放过,甚至连理发挑子也滴溜当啷地挑出了城!

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气愤,他将谭政派往三十一团,专门对撤出永新后的部队纪律败坏、违反城市政策、侵犯群众利益等情况进行检查,为的是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

谭政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对三十一团在永新违反政策、纪律的情况,以及部队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检查和整顿,并给前委写了专题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了“军纪是军队的命脉”这样的话,并向红军部队重申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

谭政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不久,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牺牲,毛泽东派谭政去接替何挺颖的工作。行前,毛泽东和谭政谈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及做好政治工作的方法。末了,毛泽东似是玩笑、似是鼓励地对他说道:“谭政,这次可真是谈政喽。”

这时,谭政年仅23岁。从此,他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离开井冈山根据地之后,谭政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人民军队,而且大部分从事的是军队的政治工作。

红军时期,他任过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并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任过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他任过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全国解放后,他任过中南军区第三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1955年,谭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