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总理说，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一把护身的利剑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2月5日，根据中央社会部(以下简称中社部)李克农部长的指示，由冀热辽社会部部长王范、中社部干部尚山羽、薛立平、李培仲组成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到达北平。王范任队长，尚山羽任副队长，在李克农部长的直接领导下，专为中央迁入北平做准备。在此之前，中社部在河北省平山县西黄泥办了一个训练班，也是训练一批担负侦察任务的便衣警察，专为中央迁入城市后做警卫工作。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大部分是从中央警卫团和石家庄步兵学校调来的连排干部，共146人，2月中旬进驻北平，主要任务是在中央迁入北平时搞好西直门到香山一线的警卫工作。他们在西直门、海淀、香山、颐和园等地派出了便衣人员，化装成蹬三轮的、摆小摊的、修自行车的，也有穿长袍的，以各种形式分布在公路两侧。

北平曾经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华北的中心，解放初期社情非常复杂。根据1949年2月北平军管会掌握的情况，当时北平有国民党军统、中统等8大系统的特务机关114个，特工人员1.6万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5万多人，各种饭店旅馆、戏院和妓院800多处，还有社会上的恶霸、流氓，从华北、东北逃过来的地主等。

当时北平的社会形势和治安状况，给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的工作增加了复杂性和艰巨性，仅靠原来的中央警卫团和华北军区步校改编的北平市纠察总队已远不能胜任。为此，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一支内卫部队，将四野第四十七军第一六〇师改为第二〇七师，隶属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司令部，执勤业务由中社部领导，与中央警卫团一起担负中央首长、机关和首都的警卫任务。

几十年战争的创伤有待医治，国民经济亟待恢复，社会秩序也亟待整治。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和巩固人民政权。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一把护身的利剑。新中国的内卫部队，就是党和人民手中的这把利剑。

在众多的军、师干部中，军委选中了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三师师长吴烈。解放天津后，部队正在天津以南的叉沽港地区整训。那时吴烈正忙着补充兵员。天津一战，减员不少，上面有规定，可以征集一部分，也可以从被整编的国民党军队中改编一部分。他不太愿意接受改编人员，希望吸收一部分刚从解放区参军的青年，这时通信员找他回去接电话。电话是参谋长刘亚楼打来的，叫他到办公室来。放下电话，吴烈就急忙赶到刘亚楼办公室，部队正准备南下，他以为是去分配任务。到了刘亚楼办公室。他见第四十七军第一六〇师政委邹衍也在，才知道叫他是有别的任务。

1949年1月，吴烈奉调至第一六〇师任师长，邹衍任政委，副师长蔡久，参谋长章申，政治部主任桂生方。师部驻在北京市南郊大红门，以后移驻颐和园附近的大有庄地区。师辖三个团和警卫营、炮兵营、工兵营、警察连。当时的兵力部署是：师司令部驻颐和园北面的大有村；政治部驻颐和园东宫门；后勤部驻清华园和北京大学。一团分别驻海淀、植物园、动物园至西直门一线地区；二团驻八大处、磨石口、田村、黄村地区；三团驻清河兵营；师直属部队驻在青龙桥、东北旺、西北旺地区；师警卫营驻香山。

政委邹衍开始带的部队是东北独立第八师，解放长春这个师归了十纵，参加平津战役后，归了第一六〇师。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四野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找邹衍谈话，要调他这个师到北平。这个师当时有13000多人，战士绝大多数是在东北参军的，都是贫雇农，没有富农以上的，政治上比较纯洁，剿匪有经验。连营干部大多参加过抗日战争，营团干部许多参加过长征，师以上的都是红军干部。师长那时刚从苏联回来，对部队和国内的情况不是很熟悉，就把吴烈调来当师长。吴烈搞过警卫工作，在延安时是警卫团团长，邹衍是陕甘宁保卫团的政委，吴烈直接受中央书记处领导，邹衍直接受陕甘宁政府领导，他们在延安待了很长时间，对毛主席和党中央都非常熟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央最后决定将他们俩调到一起。

第一六〇师改为第二〇七师，从准备南下作战突然变为留在北平担任警卫任务，这是很大的转变。任务变了，斗争形式也由公开地与敌人作战转变为与暗藏的敌人进行斗争。

为了净化北平，清除敌人的反动武装组织，这支部队花费了很大的力量，市委书记彭真和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对部队作了四句话的鉴定：经住了考验，保持了清白，完成了任务，提高了自己。北平经过清理净化，基本上完成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进城的准备工作。

1949年3月23日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常的日子，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向北京出发。这一天天气格外晴朗，和煦的阳光把西柏坡的山山水水照得金光灿烂。因为毛主席在西柏坡住的时间比较长，和当地群众的关系非常好，走的时候，一大早院子里就聚满了欢送的人群。毛主席与送行的人一一握手，当地群众一个个热泪盈眶。出村的时候，当地群众夹道欢送，许多男女老少，翻山越岭送了一程又一程。告别了送行的群众，毛主席和周恩来上车时，周恩来对毛主席说：“休息好了吧？”

毛主席兴致盎然，幽默地说：“今天是进城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

在场的几位中央领导听后都笑了起来。这时周恩来说：“我们都应该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毛主席朝大家笑了，又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二、在返回香山住处过程中毛主席突然“失踪”

担负护送任务的是中央警卫团一营一连，在团长刘辉山的统一指挥下，全连分乘几辆大卡车，在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车队的前后行进。为了确保安全上万无一失，3月20日晚，四野政委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紧急约见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令他负责沿途的保卫工作。中央领导原定当天赶到保定住下，当时路况不好，四野刘亚楼派了一个汽车团，200多辆车一跑，尘土飞扬。有些路面汽车很难走，耽误了不少时间。见天色已晚，为了安全，临时决定在一个小山村住下。毛主席一行也住在这个小村里。沿途警卫都是华北警卫部队。

毛主席坐的是一辆中吉普，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汽车驶上华北大平原，毛主席摘下挡尘口罩，突然问同车的警卫排长阎长林，战士王振海、李德华、李银桥，司机周西林，“你们知道李自成吗？”

有一位战士回答：“知道。”

毛主席又问：“为什么他们进了北京又失败了，被人家赶出来了呢？”

这一下大家都答不上来了。

一路上，毛主席用很长的时间给战士们讲李自成的故事。

离开西柏坡前的一些日子，毛主席对党的高级干部谈得最多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他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像李自成那样，一进城就变了。我们这些人是要上历史的，要约法三章。面对即将胜利的形势，如何防止共产党执政后重蹈李自成的覆辙，确实是他日夜思虑的大事。

第三辆车是毛主席的家属江青和孩子，刘少奇的车排在第四，他坐的是一辆卧车。第五辆是刘少奇的家属，警卫人员坐吉普车在前面警卫，周恩来、任弼时坐在一辆车上，和他们一起的还有胡乔木和叶子龙两家，最后一辆车拉的是警卫团的一个步兵排。这个车队共有12辆车。赵太和与毛主席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在一起，从西柏坡到北京，一路上是周恩来指挥。

3月24日，他们一行到了汤县。叶剑英早晨赶来，迎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发起天津战役。战役进行过程中，叶剑英和彭真一起被召到西柏坡毛主席的简陋办公室，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到来，同时也受到了河北省领导的热烈欢迎，省里的领导都在城外迎接。下车后大家洗了一下脸，然后开始听省委书记林铁汇报。

周恩来说：“汇报要简明一点，时间不要太长，我们2点钟出发。”

林铁说：“汇报可长可短。”他简单地汇报了一下城市管理的情况，毛主席听了很满意。听完汇报简单地吃了点饭，车队就动身赶路了。当时的公安局局长提出，毛主席来这里时间很短，保定刚解放，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否全城戒严。

周恩来说：“不能戒严，采取内紧外松方针。”车队途经保定时，街上的群众见到长长的车队，惊奇地驻足观看。卫士长张林见人很多，就叫司机把车开得快一点。主席听后，不高兴地说车不能开快，要慢开，群众要看就叫他们看，看一看也死不了人，如果车里坐的是外国人，他们跑还来不及呢。

主席这样一说，司机就不敢开快了。 　　车出了保定市，赵太和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25日凌晨，迎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列车来了，共8节车厢，中央领导每家分了一个包厢。首长们上车安顿好后，团长刘辉山指挥部队，按分工上车。战士们分别在车窗、车门及通道上设岗布哨。天亮时，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

3月21日，为迎接党中央和毛主席进北平，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曾经开了一个会，研究搞一个欢迎仪式，以示庆贺。他们把这一打算电告中央，毛主席接到电报后，坚决不同意开庆祝会，并让周恩来告诉华北局说：“闻此地将开庆祝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会，因以我党中央名义，号召人民庆祝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各地的庆祝活动。”

经过长途跋涉，大家都累了，吴烈接护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到了颐和园内的“益寿堂”暂时休息。在这之前，吴烈和邹衍已经把毛主席休息的地方检查了一遍，连驻地也没有放过。到北平后，主席要到西郊机场阅兵。周恩来中午先坐着车到西郊，一是去看看安排的情况，另—个就是看看主席的车要走多长时间。从驻地到机场要两个小时，安排在下午阅兵主要是为了防空。

毛主席检阅完部队回香山的沿途，李克农把市民都清场了，只留下穿便衣的警卫人员。毛主席不知道这件事情，对身边的李克农说：“没想到北京这么萧条。”毛主席这么一说，李克农就不好意思了，后来毛主席再到什么地方，他都不再清场了。

为了确保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1949年4月7日，中社部部长李克农在颐和园主持召开了由北平警备司令部、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北平公安总队、纠察总队、中央警卫团、华北军区、北平市政府等单位参加的“西郊治安会议”。吴烈和邹衍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李克农就中央领导的安全保卫任务进行了分工，并成立了“西郊治安委员会”。汪东兴为主任，吴烈为副主任。开完会，汪东兴和吴烈又召集有关人员进行了分工，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仍然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警卫科负责；香山公园的控制和内部警卫由中央警卫团负责。当时保卫香山是中社部和警卫部队的头等大事，因为毛主席住在那里。为了以防万一，吴烈指挥部队在香山地区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掌握了居民的情况和匪特的活动规律，对警卫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检查。同时，警卫部队还在警卫区域内修补了围墙、修筑了岗楼、挖了防空工事、修补了公路和有关设施，以保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

1949年9月的一天，毛主席由中南海返回香山住处，出发后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有事打电话找毛主席请示。香山的同志说主席还没有到。周恩来不放心，立即打电话找吴烈，要他查一查沿途警戒情况，搞清主席在什么位置，立即向他报告。主席出发一个多小时，按正常情况早就应该到了，主席没有到，吴烈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旦主席出什么事情，这个责任他负不起，忙拿起电话一个点一个点地沿途查。

动物园警戒分队说，主席轿车早就过去了，而香山至颐和园的警戒分队却说，没有见到主席的车过来。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呢？就在吴烈的心提到嗓子眼儿的时候，担任西苑地段警戒任务的三连指导员丁长春打来电话，说主席的轿车停在燕京大学到西苑之间的那段路上。

三、毛泽东很不高兴：什么人批准这个师改为公安部队的？我为什么不知道？

吴烈忙问： “是车出了毛病吗？”

三连指导员丁长春说：“车子没有出什么毛病。”

“那是怎么回事，主席在车上吗？”

“毛主席不在车上，到路边的稻田里去了。”

“你立即派兵加强警戒，随时向我报告情况。”

和丁长春通完电话，吴烈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周恩来说：“一定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放下电话，吴烈立即打电话给三连，叫他们派出警戒小分队，奔赴警戒现场，保证主席的安全，协助司机看好汽车。一切安排好后，吴烈立即坐上车向主席下车的地方赶去，到了那里后他看到毛主席站在稻田埂上，正在和农民交谈，警戒的部队站在距毛主席十几米的田埂上，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由于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新的国家政权即将产生，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执政党，党中央将成为新的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因此保卫好党中央的任务更加艰巨。为了加强北平的卫戍警卫工作，维护北平的社会治安，保证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及中央机关的安全，靠现有的力量是不够的。吴烈和邹衍经过反复考虑，联名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建议第二〇七师改为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担负中央领导、机关、使馆及其他重点部门的警卫任务；以中央警备团为基础，扩编为中央纵队第二师，担负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各部委的安全警卫工作。公安一师和公安二师的两个警卫营合编为中央警卫团，主要担负毛主席、党中央办公地中南海和其他领导同志驻地的警卫任务。

报告呈上去后，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很快就开会进行了研究。最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1949年6月下旬，军委颁布命令，以中央警备团为基础组建为师。为此，警备团首先进行了组织整顿，缩小直属队，健全各营编制，加强团机关建设。

6月23日，部队接受由华北军区补训团调来的新战士644名。这批新兵是新区翻身农民子弟，成分好，经短期训练后补入各连队。7月底，由山东军区调来3个营，人员来自山东军区所辖的胶东、鲁中南及渤海等各军区，都是从部队挑选出来的优秀干部、战士，政治素质高。7月21日调来东北军区所辖独立第八团，大部分成员是从辽南、辽东各军区所辖独立师选调的，多数人员经过战争考验。至此，中央警备团扩编为师的部队先后到齐，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49年八一建军节，第二〇七师和中央警备团的全体指战员集合于西苑机场，由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中社部部长李克农代表中央军委授军旗。罗瑞卿和李克农两人分别讲了话，对部队的扩编和今后的任务作了指示，号召部队树立长期做好保卫工作的思想，为部队建设服务，为党中央的安全而奋斗。

1949年9月2日，公安部长罗瑞卿下发通知：

人字第一号，奉军委参电字一三八号代电：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暨所属第一师、第二师即日成立，并委任吴烈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兼第一师师长，邹衍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政治委员兼第一师政治委员，刘辉山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师长，张廷桢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政治委员，以上业经本部人字第一号公布令公布，并颁发军委军字参一九一一参二二号委任令吴已到职工作。特此通知。

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就在大家为改编高兴时，没有想到毛主席不高兴了。

北京警卫师改为公安师，是当时的总参批准的。这件事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汇报给毛主席，他并不知道。一次偶然的机会，毛主席看到了文件，就在上面写道：什么人批准这个师改为公安部队的？我为什么不知道？

为了这件事情，总参负责人和罗瑞卿立即向毛主席做了解释。当时罗瑞卿就此事写过报告给毛主席，文件呈到周恩来那里，由于他工作忙，这个文件就给压下来了。毛主席批评了罗瑞卿后，在公安报告上写道：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这件事情发生后，罗瑞卿有些诚惶诚恐，这一细微的变化很快就被毛主席察觉到了。一天深夜，罗瑞卿受到毛主席的召见，他进门后，发现主席已经靠在床上准备休息。

毛主席见罗瑞卿进来就说：“怎么了？是不是我已经同你闹翻了？是不是剥夺你的兵权你不满意？”

罗瑞卿见主席很累了，除表示绝对没有不满情绪外，便反复劝毛主席休息。回来后，他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主席有时间再找他谈一次。第二天毛主席收到信后立即找他谈。罗瑞卿表示，由于没有很好地体会执行毛主席的批示，自己很抱愧，心情很不安，并再一次谈了自己对公安部队归属问题的看法。

毛主席说，有错误不要紧张，改了就行，并要罗瑞卿好好工作，一场风波才算结束。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为保卫这次会议的安全，会场周围的警戒和内部警卫都由公安中央纵队负责，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吴烈和邹衍在重要的复杂区域，增加了流动哨和固定哨，工兵部队每天进行会场内外的安全检查，并派出部队在指定的地带挖了防空壕，以防意外事件发生。同时严格了警卫制度，特别是出入证件的检查制度，从而避免了漏洞发生，保证了警卫任务的完成。

国庆阅兵，公安纵队也组成了四个方队，每个方队400人。这批人都是从师里一个个挑选出来的，无论个头还是气质，都是百里挑一的，因为这是公安中央纵队第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他们是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受阅团，从8月24日至9月下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专门训练，老战士周洪波走坏了一双新鞋，最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1月8日这一天记者去了很多，第二天朱总司令的讲话上了头版头条。公安中央纵队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