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七、黑水剿匪始末

——雪域高原摧毁“陆上台湾”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这也是国民党势力在中国大陆所盘踞的最后一座大城市。

然而,真正的和平并未就此到来。从全国各地溃逃麇集于成都的国民党潜伏特务、落魄军官很快窜逃至川西北阿坝地区的雪山草地,拼凑起数千喽啰,四处兴风作浪。正是这撮号称“陆上台湾”的匪军,成了新中国的肘腋之患。

1951年仲夏,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派出一个秘密情报站,代号“208”。他们广泛依靠藏、羌、回、汉各族群众,积极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雪山草地间支起了一张隐形的情报网,导引着剿匪大军犁庭扫穴,荡平匪患。

一、“小公安”领导“老特务”

1951年7月上旬,一个闷热的下午,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侦查员李守福受命来到了会议室,接受领导布置的一项机密任务。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60年,已是80岁高龄的李守福仍清楚地记得那次会议的每一个细节:

“会议室正中摆着一张桌子,我坐在一边,对面是政保室主任林佐夫、侦查科长王禾、老侦查员刘传弗。屋子的一角有个老式电风扇,一直在‘吱吱扭扭’地响个不停。”

会议的气氛让当时还年轻的侦查员有些紧张。

林佐夫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任务的情况。

茂县专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流窜着五六千作乱叛匪,这是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利用雪山草地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有计划布建的反共游击武装,这些人不同于一般土匪,而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匪帮。中央军委决定组建西南公安师,担负清剿雪山草地叛匪的任务。

雪山草地社情复杂,敌在暗,而我在明。为配合部队剿匪,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决定组建一个秘密情报站,潜入叛匪活动区域,进行情报侦察。

而这个代号“208”的情报站,就交由李守福负责。

“我?”李守福对组织上选择自己担此大任有些惊讶——那时他年仅21岁,看上去还是个毛头小子。

不但是李守福,记者对这个决定的因由也很是好奇。不过,了解了李守福的详细资料后就会发现,除了年龄有些小之外,他的确是这个职务的最佳人选。

李守福1930年生于山西洪洞县。1945年,还在读中学的李守福就参加了革命,当时就是地方公安系统的侦查员。1950年,他作为南下干部分配到成都,在政保室工作队任侦查员,负责缉捕逃亡潜伏匪特、挖缴非法电台及武器等。虽然只有21岁,李守福却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公安”了。

现在已是古稀之年的罗克刚和毛思寇,曾对成都市公安局60年的历史进行过全面整理,对李守福再熟悉不过。他们告诉记者,当时政保室共有两个组,李守福已经是侦查组的组长,在这个职位上表现出很强的工作和领导能力。李守福不但精明强干,而且为人热情、豪爽,这一点特别有利于在多民族杂居地区独当一面,与少数民族群众交往。

虽然有些出乎自己意料,但李守福还是“深感光荣和责任重大”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不过,领导接下来的话又让他心底一沉:

“这个情报站,只有你这个站长是公安干部,其余都是国民党原警特人员。”

交给李守福的是这样一张208情报站成员名单: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长康伯桃、大队副白德伟、督察室主任张尚钰、稽查处社侦组副组长何麟、原四川省会警察局分局长钟添麟、原国防部二厅川西游击区情报员马秀生……共17人。

为什么选择国民党的警特人员?李守福当时也是满心疑虑,但经领导细说其中用意,很快心下释然。

“藏族有句谚语‘只有老鼠才能找到老鼠洞’,我们的做法就是‘以特制特’、‘以毒攻毒’。”李守福对记者笑着说,“当然,这些原来的国民党警特已经是我们的同志了,他们也确实是最熟悉那些匪帮的情报员人选。叛匪中许多人是这些情报员原来的同僚或上司,便于开展内线侦察和分化瓦解。”

自然,列入208情报站成员名单的原国民党警特人员,是逐个甄别审查后挑选的。他们都是起义或自首立功人员,历史罪恶不大。成都解放后,他们亲眼见证了新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心实意拥护党和人民政府,自觉自愿想立新功。

当年的情报站站长李守福,也不清楚“208”这个编号的由来,可以肯定的是,潜入雪山草地的秘密情报站远非208一个。在此后三年的剿匪战斗中。208却是工作最为突出的一个。

1951年7月18日,西南公安师四千剿匪大军从什邡挥师进入阿坝地区。同日,李守福率领208情报站的侦察小分队,也从成都向着雪山草地进发。等待他们的,不仅是恶劣的雪域高原、草地沼泽,还有各种力量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

二、“陆上台湾”

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原称茂县专区,是块地域广袤、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的高寒地带。当年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指的就是这里,那是长征中最艰苦、最漫长、最危险的战斗历程。夹金山、毛儿盖、马尔康……这些冷僻的地名铭刻着那段血肉和生命铺就的伟大征程。阿坝遂有了“雪山草地”的别称。

红军胜利走过雪山草地之后的14年中,乾坤逆转。

随着中国大陆最后一座大城市成都的解放,国民党残兵败将窜入了雪山草地,借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条件苟延残喘,积蓄力量,妄图东山再起。

这些匪帮实际上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前布下的一颗颗“定时炸弹”,受蒋介石集团的直接领导。朝鲜战争爆发后,川西的反动军事力量被美国中情局看作“插入中国腹地的一把匕首”,暗中加以扶植,不断地为其空投特务、物资和军事装备。蒋介石更是慷慨地为各路匪首“加官晋爵”,各种委任状、嘉奖令随着空投一起到达。一时间,反动匪帮的司令们“将星闪耀”,部队的番号、人数任其吹嘘。

当时,香港一家杂志用来自台湾的消息刊登了题为《陆上台湾——傅秉勋和他的黑水根据地》的文章。文章说:“短短几个月内,四方义士风聚云涌,如今傅的大旗下已拥兵10万,且多为国军正规军人……”

“陆上台湾”的名头就此叫响,但它的“十万大军”却是痴人说梦。

阿坝地区的敌情、匪情错综复杂,抛开一众宵小不谈,形成规模的反动军事力量主要有三股,总人数五六千人。

其一是傅秉勋匪帮。

傅秉勋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是蒋介石的“门生”,先后在胡宗南、杨森的手下任过师长和军长,官至少将。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傅几次转投靠山,两次携款潜逃。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将其列为通缉犯,甚至把他从黄埔军校的名录中除名。

成都解放后,傅秉勋私藏千两黄金逃到阿坝地区的靖化藏区。在那里他遇到了国民党某师残部400余人。傅亮出自己的军衔和黄金,遂成了这支残兵的“司令”,并与台湾取得了联系。

蒋介石获知傅秉勋在大陆后方拉起了一支队伍,大喜过望,不但收回了通缉令,还电命傅秉勋为72军军长,官升中将。傅秉勋以400余人枪为资本,收罗各种社会渣滓,成了匪患力量的主要军事指挥者。

其二是周迅予匪帮。

周迅予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元老之一,老牌特务头子。上世纪30年代,周迅予在上海曾参与策划暗杀著名“左派”人士杨杏佛和《申报》社长史量才。1949年任成都稽查处长时,一手制造了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一次大屠杀——成都十二桥血案。

成都解放前夕,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组建“反共救国军”,其中第三纵队司令即是周迅予。成都战役开始前,周迅予即带领一帮军统特务、反动武装向川西北逃窜,沿途勾结豪吏劣绅,收罗残余匪特,裹胁地痞流氓,拼凑了一支号称千人的所谓“敌后国军”,活动范围在草地的松潘、理县、茂县等少数民族地区。

其三是何本初匪帮。

何本初原是茂县专区专员,当地解放时曾假起义,暗中组织茂县专区反共自卫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委任各县伪县长为所属各部司令,纠集地方武装,组织叛乱。

若只是这三股匪帮的几千人马,在把国民党800万军队都打垮了的人民解放军眼中根本不足一提。当时阿坝地区的敌情、匪情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这些反动力量把当地的民族势力裹挟了进来。

当时,川西北藏区土司林立,各霸一方,各自为政,时而联合,时而厮杀,互扰不已。国民党特务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极尽胁迫利用之能事。一方面进行反动宣传,歪曲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以高官厚禄相许。一些少数民族头人、土司被国民党特务蒙蔽,为他们提供庇护支持,甚至与其同流。

时值抗美援朝期间,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正在进行。流窜在雪山草地间的数千国民党匪帮,成了新生的共和国的肘腋之患。

毛泽东这样定义川西北剿匪的战略地位:“就全国军事大事来说,本年度(1952年)是抗美援朝第一,进军西藏第二,黑水剿匪第三。”

黑水,即为川西北国民党匪帮巢穴所在。

三、利源商号

杂谷脑,阿坝州理县县府所在地。这个散落山腰的荒凉小镇,西扼阿坝马尔康,东连松潘、茂汶,北接黑水地区,是内地进入藏区的交通要冲和门户。

新中国成立之初,杂谷脑居住总人口不足千人,却聚居着藏、羌、回、汉等多族人口。在内地,这样的规模只是一个小村子,而在地广人稀的阿坝地区,杂谷脑已经算得上个繁华市镇了。

1951年7月下旬,一位汉族货郎买下小镇东面山坡上三间羌式石屋,又雇了几个羌族工匠将其修缮一新。这个货郎也是受人之托,为准备在杂谷脑开商号的另一位老板备好了铺面。

是年8月中旬,一位年轻的汉族老板带着一个十几人的商队来到杂谷脑。他们把人背牛驮的几十包货物摆进石屋。盐巴、砖茶、针头线脑……各色在藏区有着极好销路的货品摆了两间铺面,另外一间则开了诊所,也做住宿之用。

一面白布旗号挂在房檐,上面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着:“利源商号”。

利源商号的老板,就是208情报站的站长李守福,随他而来的那支商队,则是情报站创建之初的全部成员。这个利源商号,是李守福侦察小分队进入阿坝地区之后建立的第一个情报站,也是由此向广袤的雪山草地辐射情报网点的“208”总部。

从成都到杂谷脑,其实不过200多公里的路程,208情报站的成员们却走了将近一个月。回想起那段艰苦的行程,李守福至今感慨良多:“都说‘蜀道难’,可我们走的这趟线连一条称得上‘道’的路都没有,仅有些牧群踩出的羊肠小道。这一路,有一大部分是靠手脚并用爬过来的。”饶是道路难行,这支商队还要把在成都购买的货物全部随身携带,一路翻山越岭,行路愈发艰难。

出发前,成都军管会公安处为208情报站拨款60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6000元),全部购买了茶砖、盐巴等货物。

“这笔钱可是不小的启动资金呢。”李守福笑着说,“利源商号一开张,就是当地最大的商号,后来又在几个镇子开了分号。我这个‘李老板’成了大富商,在当地可是很风光的。”

在几乎没有道路交通的情况下,阿坝腹地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的,与外界的信息、经济往来,靠的就是利源商号这样的商队。这也为208情报站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掩护身份。

利源商号虽只是个掩护,卖的却是货真价实的藏区畅销货,生意也着实不错。开张三个月后,不仅基本解决了营业之初的资金紧张、情报员生活无保障等难题,经营所得利润还足以支撑情报站的自身运转。

商号开张,李守福就以老板的面目坐镇指挥,情报站的其他成员,都成了货郎,背着背篓或骑着马,游走四方,明里卖货,暗中收集情报。情报员钟添麟懂得医术,就扮作走方郎中,背着药箱四处行医。因其医术当真了得,还被当地群众誉为“我们的好门巴(医生)”。

而与此同时,李守福等人还在藏、羌、回、汉等各族群众中不断吸收情报员,发展情报关系。在208情报站展开活动的三年中,共发展情报员88名,建立情报关系200名,其中10人被国民党残余匪帮发现后惨遭杀害,没有一人叛变。

一位名叫索朗的藏族情报员,至今提起仍令李守福唏嘘:“他不但是我的情报员,也是我的好兄弟。”

索朗本是甘肃藏民,为躲避军阀战乱,举家逃到阿坝,又遭奴隶主迫害,沦落成一个四处乞讨为生的流浪艺人。李守福在逃亡奴隶和乞丐聚居的阿坝县塔洼与他结识,两人喝了血酒,结为兄弟。藏族人重义守诺,喝血

酒是最庄重的誓言。

成为208情报站的情报员之后,索朗不惧危险,经常孤身一人潜入匪巢,摸清匪帮所在位置和人员数量,带回了大量的宝贵情报。1953年,索朗前往侦察一支残匪。这股土匪向来凶残。行前,索朗还笑着对李守福说:“放心吧,完不成任务绝不回来见你。”没想到一语成谶,索朗在这次行动中被匪首察觉。

据后来被捕的匪特供称,索朗受尽折磨,始终不发一言,最后惨遭活埋。

随着情报员队伍的壮大,208情报站的情报网络也由近及远,从点到面。在“陆上台湾”匪帮盘踞的周边地区及其活动逃窜路线和匪巢内部,“208”先后建立情报网站148个,覆盖三分之二的雪山草地,约5万平方公里的地域。

国民党反动匪帮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像蛛网上的些微震颤一样被情报员敏锐捕捉,随即传达到剿匪部队的指挥中枢。

四、马尔康分号

1951年11月19日,成都军管处又向草地派出一个工作组,配合即将展开的军事清剿。担任组长的武征,乃政保处侦查科副科长。他在第一线领导208情报站,并负责整个茂县专区向匪帮盘踞地派遣秘密情报员的任务。

与208情报站不同的是,这个工作组的身份是公开的。当时阿坝地区虽然已经宣告解放,但多数地区的人民政权并没有建立,从成都派去的工作组就暂时代行人民政府的各项职责。

武征工作组一行四人,从成都向着马尔康徒步进发。为安全起见,行进途中的工作组仍然化装成行脚客商。因为毗邻马尔康的黑水,即是国民党反动匪帮盘踞的老巢。

走了几日,工作组成员李青孟察觉到一丝异样。这一路崇山峻岭,漫无人烟,常常走上一天也不见行人。而他们四人的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中年人,不远不近地始终尾随。

李青孟说,起初他以为那也是个内地去藏区的客商,与商队随行是安全起见。但仔细观察就发现,这个人的举手投足规范有度,步伐沉稳,明显是受过军事训练。

李青孟把自己的怀疑提示给工作组组长武征。没想到,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武征对此却毫不理会。

12月16日,工作组经过27天的长途跋涉,抵达马尔康,尾随而至的那个中年人也不见了踪影。当晚,武征才向李青孟交底。原来这个尾随而至的中年人是为208情报站物色的又一名情报员。其人名叫刘建雄,原是国民党茂县专区的中尉警官。这次是他主动请缨,打入匪巢卧底。身份公开的工作组,自然不能在明处与刘建雄发生直接联系。

刘建雄不仅对雪山草地的社会政治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与主要匪首何本初所部人员多有交往。他要设法打入匪帮,获取情报,并相机对不同匪首进行策反、分化。

208情报站的情报网向着匪帮老窝张开了。

得到新任务的208情报站站长李守福,也带着几名情报员来到马尔康。他们以在马尔康开办利源商号分号为掩护,针对黑水匪巢展开情报侦察。

208情报站虽然是在进行秘密情报侦察,可他们却没有携带任何特工用具,包括电台。

“用不上。”李守福解释说,“那时阿坝地区没有电,带着电台还要带发电机,天线架起来,谁看不出这是一群特工啊?”

所有的情报,全靠情报员的眼睛、耳朵和嘴,暗中观察,侧面打听,然后返回利源商号口述给李守福。

五、“陆上台湾”美梦破灭

7月20日早晨7时,围剿黑水叛匪的总攻号角吹响了。东、西、北三线解放军按预定部署同时出击。

傅秉勋看到大势已去,带着自己的人马溜之大吉。苏永和走投无路,最终下山投诚。

8月16日,傅秉勋虽被解放军独4团一个连队发现,但傅带卫士陈万林逃脱。

随后,傅秉勋和陈万林被几个牧民活捉。那个地方名叫“安曲独马寨”。第二天,独马寨的土司下令将两人绑送到查理寺贡汤活佛处。贡汤活佛是个爱国的上层头人。傅秉勋刚到黑水时,曾谋划刺杀他,两人仇恨较深。9月26日早上,距离查理寺还有15里时,傅秉勋从押送自己的藏民交谈中发现,是要把他交给查理寺的贡汤活佛。傅秉勋吓坏了,走到一条小溪边,傅秉勋故意栽倒在水中。溪水只有齐腰深,当时只要拉他一把,便可得救,他自己也完全可以站起来。但傅秉勋不一会儿竟淹死了。

当时,傅秉勋化名“唐有余”,陈万林化名“陈志先”。傅秉勋淹死后,陈万林被转押到了阿坝。剿匪部队得知这一情况,一面打捞出尸体,一面电告前指。前指参谋都爱国见电报后,纳闷很久,查遍3000余土匪名单,并无“唐有余”这个人。后据陈万林交代,证件是台湾伪造的,“唐有余”就是傅秉勋。为了保险,都爱国又反复对比照片,最后综合各种情况,认定“唐有余”就是傅秉勋。

1952年9月23日16时,黑水剿匪前指正式向川西军区、西南军区、中央军委、党中央发出黑水剿匪战役取得胜利的总结电报。此役,共歼匪3600余人,缴获枪支4500余支、六零炮9门。蒋介石建立“陆上台湾”的美梦彻底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