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特”不起来的特区

“我们村的许多年轻人都到大陆打工去了,”李云(化名——作者注)坐在自己药店的柜台后面,对我说,“我也在深圳打过工,体力活,又脏又累,但收入比我现在开药店的收入还高。”

李云大概二十六、七岁,在海南省五指山一个苗族山寨做乡村医生。此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使用“大陆”这个称呼的,并非只有台湾人。

“那你为什么又回来了?”我坐在柜台边上的一条长凳上,一边逗弄着他的三岁的儿子,一边问道。

“我毕竟学了几年医,不想荒废掉。”他回答说。

“那为什么不在大陆那边的大医院找份工作?”

“我是山寨出来的,在大陆那边谁都不认识。要是能在大医院找到工作,我也不会干那一段体力活了。”他苦笑着说。

但他的山寨药店生意实在不怎么样。在我们交谈的三、四个小时之内,他只做成了一单生意:一个穿着典型的苗族服装的妇女,带着一个不断咳嗽的男孩来到了他的药店,李云一边向母亲询问着什么,一边用听诊器听着孩子的胸部,他们谈的苗族话我听不懂,但那对母子拿了药,似乎没交钱就走了。事后,李云向我解释说:“她说现在手头没钱,先赊着。”

李云也是苗族人,但能说流利的汉语,他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与“大陆”那边的城里汉人没啥两样,但与坐在我旁边的他的胞兄反差很大,似乎来自两个世界。

李云的胞兄只比他大三、四岁,但看起来就像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也在“大陆”那边的广东省打过工,因学历比弟弟低很多,就更只好干体力活了,而且干的是最辛苦的建筑工人的活。

哥哥的汉话,我听起来就很费劲,还得弟弟帮助解释:“说不好汉话,也是我哥最终回乡务农的原因之一。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建筑工地的活,既危险,又辛苦,不能长干。嗨,趁着年轻,挣几年钱就回来吧。”

“听长辈说,过去是大陆人都往我们海南跑,但现在,是海南人都往大陆跑。”在来海南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对我说。

我的这位邻座也在“大陆”那边的广州中山大学上学,五一黄金周返回海南三亚探望父母。他告诉我,他毕业后肯定不会回海南工作:“广州、深圳的机会还是要比海南多得多。”

据说,在中国,衡量某个省份是穷是富,有个相对简单的标准:看它主要是农民工输出地还是接收地。例如,中国最著名的几大农民工来源地,如河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都是相对贫穷的省份;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这些沿海发达省份的农民,如果离家打工,也大多会在本省大城市打工,即使去外省,也大多是经商。当然,这里说的穷富都是相对而言的,至于赤贫之地的农民,连路费都筹措不到,也只能守在家里种田了。

海南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也曾经是大陆移民的热门流入地:移民中不仅有外省农民工,还有大量内地城市精英,但如今海南却变成了移民流出地:流出去的不仅有去大陆打工的海南农民,还有本岛城市青年和大陆回流人才。进入新世纪,仍然流入海南的,大概只剩下一类特殊“移民”了:高考移民。历史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吊诡,令人唏嘘。

“那些大陆人当时涌到海南,到处圈地,盖房子,后来又纷纷跑回大陆,留下了一大堆烂尾楼。”在海南省省会海口,一位杂货店女店主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楼,用带着浓重海南口音的普通话对我抱怨说。

那栋楼的基本框架犹存,就缺房顶、窗玻璃、外部粉刷,当然还有人气,就像一副巨大的人体解剖构造标本,阴森森地矗立在那儿,挺瘆人的。教科书上是这么解释“烂尾楼”的:“在泡沫经济中因资金链断裂而搁浅的建筑物。”

“当年闯海南的大陆人,大多数都走了。像我这样留守的人不多了。”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开餐馆的老杨感慨说。餐馆客人不多,作为老板的老杨居然有时间看着我吃饭,陪着我聊天。

老杨是陕西人,也是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因海南建省、设立经济特区而涌动起来的“闯海潮”裹挟而来的。他见证了近20年来海南经济兴衰、人潮涨落的全过程:“我是一路赶潮,1988年海南建省,我从陕西辞去工作来到海口,1992年洋浦签约,我又从海口赶到洋浦。嗨,说句实话,小小的洋浦,就是整个海南的缩影。最初人们对洋浦经济前景的期望值很高,淘金者从全国四面八方大批涌来,如今,这些人走得都差不多了。我也尝试过很多东西,都失败了,如今只能靠这个小饭馆维持个基本生存。等客人少到都无法供得起我自己的伙食,我也该离开了,像海南的农民一样,去广东,为别人打工。”

“嗨,一个省光靠旅游,是富不了的。旅游是人旺财不旺。”在海南最南端的旅游城市三亚,一位来自“大陆”的湖南“的哥”,一边开着车,一边对我阐述着他所理解的地域经济学。在他头顶上方,用毛泽东肖像做成的吉祥物随着道路的颠簸不断晃动着。

是的,旅游业仅仅富了像三亚这样的少数海滨度假胜地,海南腹地的城镇和农村还是很穷的,甚至像海口、洋浦这样的大陆“闯海者”争相涌入的沿海城镇,如今也呈现出某种衰败、萧条、冷落的迹象。如今的海南,除了三亚等少数旅游城市尚有一些外省农民工,大部分地区与其说是移民输入地,不如说是移民输出地。

1988年,海南建省,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当时,海南似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启动十年,中国决策高层有意让海南成为第二个台湾岛,所以给予海南极为特殊优惠的特区政策;地利:海南靠近港澳台、东南亚和珠江三角洲,位于大中华经济圈的中心位置,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金三角”地区;人和:大批人才涌入海南淘金,有所谓“十万人才下海南”之说。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海南未能搭上“金三角”经济高速发展的顺风车?

“海南衰落的原因很多,有领导不力的原因,也有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失误的原因,”在北京西城区一栋老式楼房中,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对我说,“我去过海南多次,也与当地人谈过这个问题。海南建省后,经受过多次打击:汽车走私案被曝光,是一次打击;后来房地产泡沫破裂,又是一次打击。”

但在广州中山大学周春山教授看来,海南衰落的更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发展工业。

“俗话说,无工不富。海南观光业名声在外,但旅游业是旺人不旺财,过分倚重旅游业而忽视制造业,是不对的。”周教授说的“旺人不旺财”,与我在三亚遇到的那位湖南农民“的哥”说的“人旺财不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周春山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我的采访时,拿广东东莞与海南相比,试图说明他的“无工不富”的理论:“在海南,无论是汽车走私,还是房地产热潮,还是过分注重旅游业,背后都是捞快钱、发易财的心理在作怪;东莞则不同,虽然没有海南那么大的宣传声势和媒体关注度,但踏踏实实地吸引外资,从最初无人看好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干起,结果闯出一条致富新路。”

周教授还指出,海南对姓资姓社的问题、对洋浦开发是否卖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影响了外资投资的决心,也使自己失去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后来到1992年*南巡,中国全方位开放,海南也就更没有太大的优势了。周春山回忆说,“洋浦开发之初,很多内地人才涌往洋浦,包括我的许多同学和熟人,我那时想去还去不了呢!但现在他们都跑回来了。”

《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金城也有同感:“我有好几个朋友,原来在海南,后来也跑到广东来。”金城在广州接受我的采访时,如此分析海南的教训:“海南的失误主要是产业选择的失误,它与珠海面临同样的困境,它本身可能比较适合做旅游,但做旅游呢,对财政来说,收益有限,而没有财力的话,就无法推动工业化的进程。海南这两年有一些改善,例如有了石化方面的大型项目,对海南经济有些带动,但海南基础太弱,原来就是一个未开发地区。”

确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叶,中国的“传媒宠儿”是海南,而非东莞;中国城市青年精英的梦想也是“闯海南”,而去东莞的都是来自农村的所谓“盲流”。但近20年下来,物换星移,东莞和海南换了个位置。

这次我去海南采访,曾在海口一家餐馆遇到一位来自海南文昌农村的青年男侍,我问他的收入有多少,他环顾左右,见老板不在,悄悄对我说:“只有500多块呀,只有我在东莞打工时的一半。”

“那你为什么离开东莞?”

“我春节回文昌老家过年。这家餐馆的老板是我亲戚,叫我过来临时帮一下忙。忙完这一段,我还是要回东莞打工的。”他向我使了个颜色,匆忙收拾起我桌前的剩菜,返回厨房。

原来,他的老板从厨房里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