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级煤老板 共产主义者

悲壮的家族史,永远的老父亲

我爸是个孤儿,是被太行山上的一个老猎人养大的。老人给我爸取名为“郝二铁”。

二铁13岁那年,老人生了场大病,后来从症状判断可能是肝硬化之类的绝症。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的三十年代,哪里会有山里人看病的地方。

一天,老人让二铁多拾些干柴回来。二铁挑回来两担柴,老人说不够,让他继续去拾。二铁一连拾了两天柴,老人觉得够了,就让二铁把柴垒成一个中间留空的圆圈。

垒好之后,老人把柴堆推开一个口子走进去,又用柴把自己刚才推开的口子垒好,然后坐在柴中间,让二铁拿火镰来。

二铁吓蒙了,问老人:爹,你要火镰作甚?

“爹不想活了,死逑算了。”二铁嚎啕大哭,磕头捣蒜地求老人不要这样。

老人觉得反正活不长了,与其活受罪,不如早点死。二铁哭道:要死也不能这么死。

老人说:咱是没根的人,不用花棺材钱,烧成灰,洒在山上就行了。

二铁哭得几近晕厥,跳进柴堆,要和老人一起死,被老人狠抽了两耳刮子,扔了出来。父子俩纠结到最后,老人死意已决,叮嘱二铁盐罐子下头还压着五块银元。在让二铁走远一点后,老人点火自焚。

后来,二铁揣着五块银元下了太行山,走到黄河岸边的柳湾镇。当时这里是共产党的根据地,民兵连长梁双将把二铁编入抗日儿童团,让二铁从此过上了有组织的生活。

二铁很能干,胆子也大,曾多次被派到日寇占领的县城送情报;15岁时和日本人在高梁地拼过刺刀;17岁被马步芳的队伍抓住,严刑拷打下,一字未招…

1949年,23岁的二铁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后被任命为柳湾附近的井泉乡乡长,并迎娶了双将的妹妹,哑巴姑娘梁三女为妻。也就是我的母亲。

二铁不识字,但对共产主义极为信仰,某种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毛主席的崇拜。二铁常在家里的饭桌上由衷地赞美共产主义太好了,大家人人没私心,劳动一起干,好饭一起吃,好日子一起过,红火热闹,美得很。

共产主义还没来,“文革”先来了。舅舅双将和父亲二铁作为当权派被造反派抓了起来,而造反派的头子武喜正好是舅舅的仇人。

当年一听说日本鬼子要来柳湾镇扫荡,老百姓都会逃到附近的山上,只有双将和两个民兵会留下来。他们留下来不是要打日本人伏击,而是在镇上巡逻抓小偷。前两次日本人来扫荡,柳湾镇的人提前跑光了,谁知道小偷赶在日本人扫荡之前,先行把空无一人的镇子扫荡一遍。

每次我想到这个情节,总是敬佩小偷的专业精神,真不得了,听着远处传来日本人的皮靴声,还能开开心心地偷东西,非人的心理素质,不踢足球可惜了。

果然,双将在巡逻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了鬼头鬼脑的武喜,于是朝武喜的屁股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让武喜从此走路有点瘸,也让武喜在成为造反派头子后,半夜把抗日英雄双将用麻袋装起来,捆在自行车后座上,驼到黄河边,像扔垃圾一样把麻袋踢进黄河。

双将离奇失踪后,父亲听到了武喜骑车丢麻袋的传闻,于是从被关的地方跳窗而逃,拿着菜刀冲到武喜家,连砍了武喜五刀。

武喜命大没死,父亲被打断腿后关进监狱,被取消了共产党党籍,一直关到“文革”结束,整整五年。

谢了顶的父亲从监狱出来后,儿童团团长、少年抗日英雄、年轻乡长的履历统统算是作废了,他成了无业、无地、无党籍的破落户,家里有个哑巴老婆和五个上不起学的孩子,比他的猎人养父都惨。

父亲先是在铁厂干苦力,1981年,听广播里说温州有人靠贷款买汽车跑运输富起来,父亲以自己想问题简单的一贯作风,赶紧跑去当地银行贷款。当时银行正愁贷不出去款,让父亲找了个人担保,贷给他一万多块钱。用银行贷来的钱,父亲买了辆东风,领着大哥开始跑运输。

1981年底,上头害怕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紧缩政策,有一条就是不允许个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机动工具从事贩运。受这条政策影响,当时温州著名的“八大王”,像什么“五金大王”、“日用品大王”啦,入狱的入狱,外逃的外逃。

父亲也倒了霉,县里马上成立了一个十人专案组,专门审父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专案组组长义愤地训斥父亲,很多人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你都买汽车了。

父亲说车是贷款买的。

组长更生气了,骂道,用国家的钱给自己买车挣钱,你比资本家还坏。

算上坐国民党的牢,父亲第三次进了监狱,改造了八个月,车也被没收了。

1983年,县劳动局局长亲自来给出狱的父亲道歉,诚恳地说,现在政策又变了,鼓励买车搞运输了,牢是坐冤枉了,但是县政府会补偿你3万块钱。

说到补偿时,局长的表情很是羡慕,好像觉得父亲牢坐得真值。父亲长叹了口气说,组织给我平反是对的,钱我不要了,算是我这个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交的党费。

父亲真一分钱没要,家里的日子依旧很艰难。1984年,父亲让大哥继续跑运输,他和人合伙开了一家煤炭加工厂。当时煤厂不好干,也就是像父亲这样无路可走的人才会去干,干了两年,厂子的大股东都退伙了,父亲咬着牙坚持下来。

大哥很有经商的天分,靠包火车皮运煤成了万元户,有力地支援了父亲的煤厂,随着二哥的加入,我们家终于算是富了。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家在全省已是鼎鼎有名,在挖煤、加工、外运等和煤有关的各个环节都做得很大。

1992年清明,父亲带着一大家子人去了趟太行山,在他养父自焚的地方,磕头祭拜了一番。回来之后,父亲让人给他念了一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本书很厚,父亲听了一个多礼拜。

不久,父亲决定给全县人民免费铺设煤气管道、暖气管道,并承诺将一直免费供应煤气和暖气。全家人都给父亲投反对票,但反对无效。

1994年,父亲决定让柳湾镇的所有人集体搬离房屋破旧杂乱的旧村,搬到自己将投资兴建的新村里。对于新村的建设,父亲费了很多心思,大致是要把新村的山山水水都保护好、治理好,教育、农田用水、工业用电等统统免费,而且要保证村办企业解决村里所有人的就业问题。

我们算看出来了,父亲是想建设一个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新农村。我们苦口婆心地教育父亲,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酌思想觉悟没那么高,尤其是柳湾镇这么穷,怎么可能配合你搞好共产主义新农村嘛。

说实话,父亲从来都不是个聪明人,我们认为对的道理,很多时候他不懂,他只是向我们强调,人一辈子很短,能做的事很少,你们有吃有喝就行了,让老子搞搞共产主义怎么了,迟早会搞成的,急什么。

柳湾新村快建好的时候,父亲快不行了。

武喜拐着腿,拿着两瓶酒、一条烟来找父亲,问新农村建好了,有没有他的一套房。父亲点点头,让他一定要把下一代教育好,不能走歪路。

父亲去世前,让我们把他火化了,把骨灰洒在太行山上。

母亲说,太远了吧,孩子们上坟不方便。

父亲说,不用上,老子是共产主义者。

父亲去世后,哀荣备至,他为全县免费提供了十年的暖气、煤气,价值六个多亿,他为建柳湾新村花了一个多亿,他为各项教育事业捐了两个多亿。而他一辈子吃苦受罪,不愿享受,吃的用的都很简单,还始终不肯搬离老屋,睡了一辈子土炕。

我们终究没有火化父亲,把他土葬在一座很气派的墓园里,不知道父亲在天有灵,会不会骂,谁让你们把老子埋这儿的。

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我们开始向全县人民征收暖气费和煤气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