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来自我在《华尔街日报》曝光希拉洛斯丑闻所做的工作,如果没有贯穿整个2015年和2016年、冒着巨大个人风险与我对话的那些秘密信息来源,本书绝无可能。其中一些人,如泰勒·舒尔茨已经采取公开身份的形式,以他们的真实身份出现在我的笔下。其他人则是以化名出现,或者仅仅作为不具名的信息来源而提到。所有这些人无视他们面临的法律和职业风险,坚持与我沟通,只是基于一个高于一切的关怀:保护病人,免遭希拉洛斯错误的血液检测带来的伤害。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正直与勇气。他们是本篇故事的真正英雄。

如果没有其他数十位希拉洛斯的前员工,本书亦不可能形成,他们克服了最初的惊惶,与我分享他们的经历,帮助我重新建构了公司十五年的历史。对于我,他们慷慨地付出时间,极为支持我的工作。我也要感谢那些实验室科学家们给我上课,教给我晦涩难懂然而充满迷人魅力的血液检测科学。其中,纽约威尔康奈尔医学中心的斯蒂芬·马斯特慷慨地在出版之前审阅了手稿,帮助我减少错误。

本书起始于2015年初的一条爆料。我要感谢长期以来鞭策我、坚定支持我去追踪那条爆料的人:我在《华尔街日报》的编辑迈克·西克诺尔菲。不仅对于我,而且对于一代一代的记者而言,迈克都是一位导师,是《华尔街日报》所秉承的伟大新闻直觉的旗手。在我将这些事件公之于众的追寻中,迈克并不是我唯一的同盟军:杰森·孔蒂现已担任道琼斯公司的法律总顾问,他与他的副手雅各布·戈德斯滕花费了无数的时间审核我的报道,击退了希拉洛斯的律师发起的法律威胁。我还对调查团队的同事克里斯托弗·韦弗(Christopher Weaver)心怀巨大的感激之情,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帮助我采访监管调查和其他附带事项,其中包括我休假的一段时间。

在《华尔街日报》工作的一个额外好处,是我多年来在这里结下的友谊。其中一位朋友克里斯托弗·斯图尔特(Christopher Stewart)写过几本非虚构的书,他慷慨地与我分享他在出版行业的经验和人脉。正是通过克里斯,我遇到了我的经纪人,弗莱彻公司(Fletcher & Company)的埃里克·鲁弗(Eric Lupfer),他立即看到了这个项目的潜力,推动我去追寻这个故事,不管有多少障碍横亘在路上。埃里克永远的乐观精神会传染,在我迷茫的时刻是完美的解毒剂。

我很幸运,本书由诺普夫出版社(Knopf)的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经手。安德鲁的热情和对我的坚定信任,给了我所需要的信心,使本书开花结果。我也很荣幸得到安德鲁的老板、诺普夫·道布尔戴出版集团主席桑尼·梅塔(Sonny Mehta)的支持。从我进入兰登书屋大楼的那一刻开始,安德鲁、桑尼和他们的同事给予我热烈的欢迎,令我有回到家中的感觉。我希望自己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本篇传奇故事耗费了我生命中过去三年半的时光。在此期间,我有幸从朋友和家人那里得到建议、支持和温暖。伊安西·杜甘(Ianthe Dugan)、保罗·普拉达(Paulo Prada)、菲利普·希什金(Philip Shishkin)和马修·卡明斯基(Matthew Kaminski)——这里只能列举几个——经常给我鼓励,以及我非常需要的放松调节剂。我的父母简(Jane)和杰拉德(Gérard)、我的姐姐亚历山德拉(Alexandra)一路鼓励我到最后。不过,我力量和灵感的最大源泉,是与我分享生命的四个人:我的妻子莫莉(Molly),以及我的三个孩子萨巴斯蒂安(Sebastian)、杰克(Jack)和弗兰西斯卡(Francesca)。谨以本书献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