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有组织的哺乳动物群体中，无论个体之间如何合作，总是存在着争夺群体支配权的斗争。每个成员在争夺的过程中都获得了特定的社会等级，都在群体的等级系统中获得了特定的地位。等级系统的局势绝不会长期稳定，主要原因是，争夺者都会衰老。当霸主或“最高领导者”衰老后，其资深地位受到挑战，并且被直接下属取代。于是，争夺霸权的新一轮斗争随即开始，每个成员都在社会阶梯上略有上升。在等级系统的另一端，年轻的个体在迅速成长，构成自下而上的压力。此外，某些个体会病倒或夭折，这些空位必须要迅速予以填补。

总的结果是常恒的“地位紧张态”。在自然条件下，这样的局势可以忍受，因为社会群体的规模有限。然而，在人为的禁锢环境中，由于群体的数量过多，或生存空间太小，那么争夺地位的“激烈竞争”就会失控，争霸之战就无法收拾，集群、群落或部落的首领就受到极大的压力。这一局面出现时，群体中最弱的个体就会被无情地追杀，原来受到限制的攻击展示和与此相对的反攻击展示就蜕变为血腥的暴力了。

霸权之争还产生其他后果。为了清理这种不自然的复杂身份关系，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以至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育儿就被忽视了，其后果严重，破坏力极大。

如果动物园里的争霸斗争给拥挤的被禁锢的动物带来了困难，那么显然给人类动物园庞大无比的超级部落带来的困境更大。自然界的地位之争有一个基本特征：争夺建立在社会群体内的个体关系上。对原始部落人而言，这个问题比较简单。然而，从部落发展到超级部落后，个体关系日益冷漠，于是，地位问题就迅速变成争夺“超级地位”的噩梦。

然而，在探讨都市生活这一敏感部分之前，先看一看地位之争的基本规律大有裨益。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主宰动物的观点来纵览这一战场。

如果你想控制你的群体，成功地捍卫自己的权力，你必须遵守以下十条金科玉律。这些规则适用于一切首领，从狒狒群的首领到现代的总统和首相，无一例外。确保领导地位的十条金科玉律是——

1．你必须要清楚展示凛然在上的仪表、体态和姿势

对狒狒而言，这条定律的意思是：有光滑漂亮的皮毛；无纠纷时平静、轻松的姿态；活动时意志坚定的步态。绝不能表露出任何焦虑、犹疑、踌躇的迹象。

只需做一点表面上的修正，这条定律就适用于人类领袖。华丽的皮毛换成了统治者富丽与华贵的专用服装，其光彩照人远在臣民之上，颇有戏剧性。他端的架子显示统治者独一无二的统治角色。当他轻松愉快时，会倚靠在宝座上，或坐或站，其他人未经允许绝不能效仿，而是必须毕恭毕敬地肃立伺候。这也是狒狒首领的典型体态，它可能会慵懒地趴在地上，焦虑的下属以机警的姿势在附近恭候。每当它做出攻击的姿态、强势突出自己的身份时，情况就为之一变。不管是狒狒或是王子，此时它必须起身，比它的下属更令人注目。它必须比下属挺得更加笔直，用这一姿势匹配它的心理状态。对狒狒首领而言，这很容易，因为它本来就更加魁梧，它只需端坐就可以凌驾于下属之上。比较胆小的狒狒蜷缩着身子匍匐在地，首领的地位就显得更高了。对人类的首领而言，人为的辅助手段势在必须。他峨冠博带、罩袍披身，以显得更加伟岸。他的地位可以用御座、高台、坐骑或车辇来抬高，甚至用臣属来抬高。弱小狒狒的匍匐姿态有若干程式；臣属降低高度的方式有：鞠躬礼、屈膝礼、跪拜、叩头、额手礼、匍匐礼。

人类的聪明才智使其领袖能够两者兼而有之。坐在置于高台的宝座上，他既可以享受轻松姿态的被动的凌驾态势，又可以同时享受抬高了的位置，即主动的凌驾态势，这就是他展示权力的双重姿态。

人与狒狒有许多相同的展示领袖威仪的手段，在今天的我们身上，这种展示仍然有许多表现形式。在将军、法官、高级祭司和幸存的皇室成员身上，仍然可以见到最原始而显著的表现。这样的展示往往局限于特殊的庆典，比昔日的范围小；然而一旦举行，它们盛况不减当年。在隆重场合，即使最有学问的学者也无法不受华丽服饰的影响。

然而，帝王让位于民选的总统和首相以后，个人居高临下的展示不再那么明显了。领袖角色的重点有所转移。新型的领袖是人们的公仆，其高位是偶然现象，他不会既是公仆又是统治者。为了突出他对这种境遇的接受，他的穿着相当朴素，但这只是一种手腕。这种小小的欺骗使他更像“普通人”，但他不敢玩过火，否则，在他来得及反应之前，他可能真的再次成为普通人。因此，他必须要继续用不那么明目张胆的个人方式展现自己的主导地位。由于他手握现代都市环境各种复杂的资源，展示个人权势并不难。虽然服饰褪去了华贵的色彩，但补偿机制不少。他发号施令的办公室可以极其奢侈，他工作和生活的建筑可以雄伟壮观。他保留了出行时的排场，摩托开道，马队先行，专机来去。他可以拥有大批的“专业随从”——助手、秘书、服务员、个人助理、卫士、侍从，等等；这些人的一部分职责仅仅是让人看见他们对他卑躬屈膝，借以放大他的社会优越感的形象。他的姿态、动作和手势可以保持不变。这些权力信号是人类最基本的信号，人们不知不觉就接受了，所以它们可以不受限制。他的动作和姿态或平静而轻松，或坚定而刻意。（除了自愿参加锻炼时，你何曾见过总统或首相奔跑？）谈话的时候，他把眼睛当作武器，不时射向下属，下属会彬彬有礼地避开他们的目光；下属凝神注视时，领袖的目光却偏向一边。他们不会手足无措、扭动身子、坐立不安、步履蹒跚，这些动作是下属的典型反应。倘若领袖如此，他一定出了大问题，他作为群体首领的角色就会受到严重伤害。

2．在激烈对抗的时刻，你必须要以攻击的姿态威慑你的下属

一旦察觉下属任何最微小的挑战迹象，狒狒首领会立即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威慑性展示。威慑性展示有全套的行为，攻击性主导、带有一点点恐惧的行为是一个极端，非常畏惧、略带一点进攻性的行为是另一个极端。后面这一极端叫“出于畏惧的威胁”，是弱小但敌视者的反应，身居高位的动物绝不会表现出“出于畏惧的威胁”，除非它的首领地位已岌岌可危。当地位稳固时，它只会展现最富有攻击性的威胁。它可以非常安全，它所需要做的就是表明它将要威胁，而不必真的去执行。只需向那个不太守规矩的下属的方向略微转动硕大的头颅，就足以镇住这个下属。这些举动叫作“意向动作”，其运作机制在人类身上完全是一样的。有权势的领袖被下属的举止激怒时，只需头部猛地转向下属的方向，瞪一眼，就可以成功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倘若他不得不提高嗓门，或重申命令，他的主宰地位就略有动摇；在他重新获得控制权时，他就得通过实施某种谴责或给予象征意义的惩罚来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

提高嗓门、大动肝火是领袖虚弱的迹象，那是对直接威胁的反应。当然，强势的领袖也可以自然地或刻意地将其作为重申自己地位的一般手段。狒狒首领有可能表现出同样的行为，它突然冲向下属、恐吓下属，让它们记住谁是老大，这能使它赢得几分；以后只需脑袋动一动，它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人类领袖偶尔也用类似的手段，他发布严厉的训令，以突袭的方式巡查，发表咄咄逼人的长篇训话。如果你是领袖，如果你长期不说话、不露面，不让下属感觉到你的存在是危险。如果环境不足以使你展示权力，那你就必须创造条件展示权力。你必须要让人看见你的权力。自然而然的威慑性展示就具有这样的价值。

3．在身体受到挑战的时刻，你（或你的代表）必须能压倒发起挑战的下属

如果威慑性展示不奏效，则必须进行身体攻击。倘若你是狒狒首领，这是危险的一步，原因有两个：首先，在肢体争斗中，即使战胜者也可能受伤，而伤情对首领的危害比对下属更为严重，因为对后续的攻击者而言，首领已不再那么令人生畏；其次，下属总是比首领多，如果把它们逼得太紧，它们就可能结成一帮，联合起来打败首领。这两个事实使威慑性展示成为首选，对地位高的个体来说，这一方法比实际的攻击更受欢迎。

在一定程度上，人这个物种里的领袖克服了这一不足，他起用了一个特殊的压迫者阶级，这就是军队和警察，他们履行职责时非常专业、非常精到，只有全民的大起义才能将其推翻。在极端的情况下，暴君会用进一步的手段，他会雇佣一个更专业的压迫者阶级（如秘密警察），其职能就是镇压那些不守规矩的普通的压迫者。凭借高明的操纵和管理，领袖有可能将这一攻击性体制玩弄于股掌之间，只有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有足够的了解，才能控制局面。除他之外，人人无所适从，只能等待上级的命令。这样，现代暴君就能够独揽大权，实施有效的统治了。

4．如果挑战者用的是脑力而不是蛮力，你必须能智胜发起挑战的下属

狒狒的首领必须要狡猾、机敏、聪明，还必须要强壮、好斗。显然，这些品质对人类领袖更加重要。在有继承式领导体制的情况下，愚蠢的个体被废黜，或者沦为实际领袖的傀儡。

今天的情况太复杂，领袖不得不身处知识专家的包围之中；尽管如此，他还是需要富有机智。最后拍板的人是他，清楚明快决策的人是他，他不能有丝毫的优柔寡断。这是领袖极其重要的品格。坚定不移、雷厉风行的决策，比正确的决策更加重要。许多强势领袖在偶尔的错误决策中幸存下来，因为其决策风格干脆利落、坚定有力，但很少有领袖在犹豫不决中幸存下来。这是领导力的黄金法则，在理性时代这是很难接受的，这条法则是：至关重要的是你做事的方式，而不是你做了什么。一个以正确的方式做错事的领袖，某种程度上会比一个以错误的方式做对的事情的领袖获得更多的忠诚和更多的成功。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文明进步因此屡次受挫。如果领袖做正确的事情，且遵守这十条金科玉律，那就是社会之幸，但这样的幸运实在罕见。在伟大的领导和反常的政策之间，似乎有一种不祥的并不只是偶然的关系。

看来，超级部落极其复杂的条件造成了诸多危害，其中之一是：面对重大问题时，几乎不可能理性地做出明确、清晰的决策。这是因为证据极其复杂、变化多样，且常常互相矛盾，任何合理、理性的决策都必然包含不适当的犹豫不决。超级部落的领导人无法享受那种奢侈的沉重的自我克制和“进一步考察事实”，那是学术名人的典型特征。作为主宰动物的生物学特性迫使人类领袖必须迅速决策，否则他就会丢脸。

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局面显然有利于那些不正常的个人，使之容易被视为出类拔萃的领袖；在狂热煽动之下，他们准备清除超级部落中大量矛盾的证据。这是生物学属性的部落人变成人为环境中的超级部落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寻找富有魅力、引人注目、坚持自我、多姿多彩的人格里那种精明、理性、平衡而思想深刻的领袖。矛盾吗？当然；不可能吗？也许是吧。但总有一线希望：引起问题的超级部落本身规模宏大，所以它在产生问题的同时又提供了数百万计的潜在领袖候选人。

5．下属争吵时，你必须予以平息

狒狒首领看见不守规矩的下属争吵时，即使这场争吵不对它构成直接威胁，它也可能会干预和压制。一方面，这给它提供了展示统治地位的机会，另一方面，干预有助于维护群体内的秩序。首领的干预尤其针对争吵的幼兽，以便在它们小小年纪时就向它们灌输强势首领的思想。

对人类领袖来说，这种行为相当于控制和管理群体的法律。在这个方面，早期相对小型的超级部落统治者展示出强大的活力；到了近代，这些职责逐渐委派给其他人了，因为直接和领袖地位相关的其他重负日益增加。然而无论如何，争吵的社群不可能高效运转，必须要维持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影响。

6．你必须要犒赏直接下属，允许其享受高位者的特权

狒狒首领的直接下属对首领来说是危险的对手，但面对外来威胁时，它们又能给首领提供宝贵的支持。如果受到过分的压制，它们有可能结伙反对首领，废黜首领。所以，它们能享受弱小成员不能享受的特权，同时还享受了更多的自由，被允许靠近首领，而其他年轻的雄性是不允许靠近首领的。

凡是没有坚守这一规则的人类领袖很快就陷入了困境。他需要更多地得到直接下属的辅佐，他遭遇“宫廷政变”的危险比狒狒首领更为严重。瞒着他策划的事情确实很多。犒劳那些地位仅次于他的权势者需要精明的手腕。如果奖赏错了，那就给强劲的竞争对手过多的权力。麻烦在于，真正的领袖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友谊。友谊只能够在大致相同的等级中发生。当然，上下级之间也有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友谊，但这种友谊总是受到级别差异的影响。无论朋友的意图多么美好，居高临下和趋炎附势总是会悄然潜入这样的关系，给它蒙上一层阴影。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领袖永远不会有朋友，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没有朋友。他那半真半假的朋友恐怕比他想象的还要不真诚。如我刚才所言，给直接下属宠爱时，领袖要有高明的手腕。

7．你必须要保护弱小的下属，使之免受迫害

哺乳期的雌性往往会簇拥在狒狒首领的身边。如果雌性或无助的幼崽受到攻击，首领一定会发起无情的进攻。作为弱者的守护者，它确保了未来的成年狒狒能够存活。人类领袖把保护弱者的行为拓宽到保护老人、病人和残疾人。这是因为有效的统治者不仅需要保护成长中的儿童，以期壮大拥护者的队伍，他还需要减少壮年人的焦虑，因为衰老、疾病和残废对他们而言是难以避免的威胁。对大多数人而言，帮助老弱病残的冲动是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合作本性，是这一天性自然而然的发展；但对领导人而言，这样的帮助既能够消除人们对老弱病残的担心，又能够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8．群体的社会活动必须由你决策

狒狒首领决定迁移时，整群的狒狒都会追随它。它休息时就全体休息；它进食时就全体进食。当然，人类超级部落的领袖失去了这种直接的控制，不过，他可以鼓励群体沿着比较抽象的方向前进，在这一点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可以促进科学发展，推进军备建设。或许，这一条定律严格地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和其他定律一样，按这一定律行事是至关重要的。即使社会运行轨迹一帆风顺、人人幸福、个个满意，他也必须在某些方面修正前进的方向，以便让全社会感觉到他的影响。如果仅仅是在出错时才做出反应，小修小补，那是不够的。他必须自动、自主地开发新的发展路线，否则他就会被认为没有魄力，没有色彩。如果他没有现成的爱好和热情，他就必须要创造出来。如果在某些问题上他表现得胸有成竹，他在所有问题上都会受到更认真的对待。许多现代领袖似乎忽视了这一点，他们的政治“平台”极端缺乏创意。即使他们打赢选举战夺取了领导权，那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激励选民上胜人一筹，而是因为对手在这个方面比他们逊色。

9．必要时，你要安抚最底层的下属

狒狒首领很难不惊扰地靠近下属，因为靠近下属的行为本身就带有威胁性。为了消除这样的威胁，它可以展示让下属安心的动作。它轻轻地靠近，不做突然或剧烈的动作，露出友好的表情（咂嘴）。这会有助于消除弱者的恐惧，使之平静，这样，首领就可以靠近下属了。

相比而言，人类领袖对直接下属的态度一般是严厉强硬、不苟言笑的，但在面对最底层的下属时，他们时常做出温和的样子。他们摆出夸张的姿态：谦恭有礼，笑容可掬，挥手致意，一个接一个握手，甚至抚摸婴儿。但当他们转过身，微笑很快就会消失，消失在无情的权力世界里。

10．你必须要主动进攻，挫败外来的威胁或攻击

在反击外来进攻时，狒狒首领总是冲在第一线。它扮演着群体保护者的重要角色。对它而言，敌人通常来自另一物种，但对人类领袖而言，敌人是同一物种里的敌对群体，在这种时刻，他的领袖地位会受到严峻的考验。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平时期的考验更为严峻。我在上一章里指出，外来的威胁会产生强大的内聚力效应，以至于领袖的任务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容易了。他越是大胆无畏、不计后果，就越是显得在保护那些陷入狂热的群体，无论其行动多么非理性，也没人敢质疑（就像在和平时期一样）。战争激发的畸形狂热浪潮推动他前进，强势的领袖应运而生。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他的团队成员相信，杀人是光荣而英雄的壮举，既使他们深信杀人是最可怕的罪行。此时，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对的，即使错了，他犯错的消息也会被压制下去，因为这会影响士气。万一走漏了风声，他所犯的错误也会被归咎于运气不佳，而不是判断失误。在和平时期，领导人往往会编造外国强权的威胁，或者至少是夸大其威胁并使之成为潜在的敌人。再增加一点凝聚力就更好了。

这十条定律就是权力模式。我想清楚说明，狒狒首领/人类领袖的对比并没有暗示：人类从狒狒演化而来，或者人类争霸的行为从狒狒的行为演化而来。诚然，在远古的演化史中，我们和狒狒有相同的祖先，但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和我们的祖先一样，狒狒离开了茂盛的森林，来到艰难的空旷原野，更加严格的群体控制就成为生活的必要条件。树栖猴和树栖猿的社会体系松散得多，其首领的压力要小得多。占优势的狒狒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我挑选它作例子的道理就在这里。狒狒首领/人类领袖这个对比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人类上对下的支配模式的基本属性。两者显著的相似性使我们能够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权力博弈，并认清其本质：这是基本的动物行为。在此，我们必须要搁下狒狒比较简单的任务，更加仔细地来看看人类境遇的复杂性。

对现代人类社会的领袖而言，要扮演这种主宰的角色显然有许多困难。他握有畸形膨胀的权力，这就意味着，唯有其自我高度膨胀他才能驾驭超级部落；这种人主宰社会时，危险始终是存在的。而且，巨大的压力可能会推动人类领袖去动用暴力，诉诸暴力是应对超级地位压力的自然反应。再者，极端复杂的任务使他不得不全神贯注，这使他远离了和追随者相关的普通问题。地位超级的领袖高高在上，极其孤立，掉进了权力机器的陷阱，所以他迅速脱离民众。

有人说，现代世界里成功的领袖不得不准备凭借最低限度的信息去作出重大的决策。这是管理超级部落的可怕方式，然而这样的决策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任何个人需要吸收的信息都太多了，而且，超级部落的迷宫中还隐藏着更多的、永远不可能获得的信息。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抛弃他强大的领袖形象，降格到适合首领的古老部落状态，用一种组织力量来取代他，这就是计算机辅助的、独立的专家组织。

当然，接近这种状态的组织业已存在。在英格兰，任何公务员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管理国家的实际上是公务员制度。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会告诉你，议会开会期间他的工作深受影响；只有在议会闭会期间，他们的工作才能够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进展。这一切都很合乎逻辑。遗憾的是，这不符合生物学的逻辑；他所谓的运转中的国家是由生物样本组成的，这里的生物样本就是超级部落人。不错，超级部落需要超级控制，如果这个任务对个人太难，合理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把一个强势人物转换为一个强势组织。然而，这并不能满足其追随者的生物学需要。也许，他们的理性是超级部落人的，但他们的感情仍然是部落人的感情，所以他们将继续需要一位容易认定的、独一无二的个人担任领袖。这是他们的物种模式，难以规避。机构与大脑可能是主人宝贵的仆人，但它们绝不可能成为主人（当然科幻故事除外）。散漫的组织、没有面孔的机器缺乏基本的特性：它既不能激励人，也不能被人废黜。于是，那位独一无二的主宰人注定要挣扎下去，公开露面时，他表现得像一个部落首领，神气十足，信心满满；但私下里，他却不得不吃力地对付那难以完成的控制超级部落的任务。

当代领袖的负担极其沉重，现代超级部落里的男子成为群体优势成员的机会还不到百万分之一，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一地位的渴望却看不出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在社会阶梯上往上爬的冲动太悠久、太根深蒂固，对新情况的理性评估并不会削弱这样的冲动。

在我们庞大的社群中，必定有数以万计的失意的领导人没有任何出头的希望。在向上爬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什么？那一切能量用到哪里去啦？当然，他们可以放弃或退场，但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情况。退场者的解决办法有弊端，他实际上并没有退场：他呆在原地，对周围的激烈竞争嗤之以鼻。大多数超级部落人能够规避这一令人不快的状态，简单的办法就是到超级部落里那些次级的专门群体里去寻求靠竞争得来的角色。对有些人来说，要比其他人容易。竞争性的专业或行业自然有自己的社会等级，但即使在这些领域，获胜并求得领导地位的概率也可能很小。结果，人为制造的一些亚群体就应运而生，在这里竞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各种奇特的兴趣组织建立起来了，从金丝雀的繁育、记录奔驰的火车号码、观察UFO，直到健身的各种联谊会无所不有。每一种活动的表面性质都不太重要。实际上，这样的追求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等级系统。其中的规则和程序很快建立起来，委员会组建了，最重要的是领导人产生了。如果不参与这种专门的亚群体，金丝雀繁育的冠军或健身的冠军就不可能得到任何令人陶醉的优胜的果实。

如此，渴望成为领袖的人就可以回击压在他头上的沉重的社会罩子，他在庞大的超级部落里向上爬时就遭遇这样的罗网。大多数体育、消遣、爱好和“善举”的主要功能不是它们自己宣称的具体目标，而是更加基本的目标：追随领袖并尽力取而代之。不过，这仅仅是陈述，而不是批评。实际上，如果众多无害的亚群体、假性部落不存在，局势可能会严重得多。它们像漏斗一样地疏导了由于向上爬受挫而郁积的恶气，否则，这种郁闷的情绪会产生相当严重的破坏性后果。

我说过，这些活动的性质并不重要，然而有趣的是，许多体育活动和消遣活动都表现出一种仪式化的攻击性成分，远远超过简单竞争的攻击性仪式。例子有：“瞄准”起源于典型的攻击性协调模式。如今，它改头换面又在广阔的范围内以爱好的形式冒了出来，保龄球、台球、飞镖、乒乓球、槌球、射箭、壁球、板球、网球、足球、曲棍球、马球、射击和用渔叉捕鱼等都有“瞄准”的动作。在儿童玩具里和露天游乐场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比较明显的伪装之下，攻击性的“瞄准”又大量用来描述业余摄影的魅力：“射”（shoot）胶片，用胶片“捕捉”（capture）影像，快“射”几张照片（shots）；于是，摄影机＝手枪，胶片＝子弹，配长镜头的摄影机＝步枪，电影摄影机＝机枪。固然，这些象征性等式有助于我们理解，但它们绝不是寻求“消遣活动中的优势地位”（pastime dominance）的必要条件。收集火花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当然，条件是你必须要能联系到有类似爱好的对手，他们和你一样入迷，你才有可能超过他们的收藏，取得你的优势。

组建专门的亚群体并非解决地位困境的唯一办法。地区性的假性部落也是存在的。在超级部落内，每一个村子、小镇、城市、国家都形成了各自的地区等级系统，它们为受挫的超级部落领导层提供了进一步的替代品。

在更小型的规模上，个人也可能有由友人组成的关系密切的“社交圈子”。个人的电话簿里有非商业性的通讯录，这充分显示了假性部落的广泛分布。和真部落里的情况一样，他认识假性部落里的所有成员，这一点意义重大。但和真部落不同的是，假性部落里的朋友未必都互相认识；这是因为社交群体交叠和交叉，形成了复杂的网络。然而，对社交假性部落里的人而言，这个部落给他提供了另一个领域，他可能在这里突出自我，表现他的领导水平。

另一种重要的超级部落模式是社会阶级体系，它既可以分割大的部落群体，又不至于使之土崩瓦解。自文明发轫的时代起，这样的阶级体系基本上就是这种假性部落形态，它们是：一个上层阶级或统治阶级；一个由商人和专业人士组成的中产阶级；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成的下层阶级。当这三个阶级膨胀时，它们可能进一步分割为较小的群体，详细情况千差万别，但基本原理保持不变。

承认特色分明的阶级使顶端阶级以下的各个阶级能够在各自范围内争取优势，这是更加合乎实际的地位优势。在特定阶级里的归属身份不仅仅涉及金钱问题。一个人在自己阶级顶端所挣的钱可能超过上一个阶级底部的富人。在自己这个阶级占优势地位所获得的报偿可能使人非常满意，以至于根本就没有意愿放弃他这个阶级—部落。阶级交叠的情况说明，阶级可能拥有非常强烈的部落属性。

然而近年来，超级部落分解为阶级—部落体制的趋势却遭遇严重挫折。超级部落的规模越来越大，其技术越来越复杂，大众的教育水平也随之水涨船高。生活中“各安其位”的舒适感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超越自己地位的激动人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不过，原有的阶级—部落体制还是不断进行反击，而且仍然在进行反击。今天的时尚周期日益缩短，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这样的攻击和反击的拉锯战。新款的时装、家具、装饰、音乐和艺术日益迅速地更新换代。常有人说，这是商业利益和压力产生的结果，然而，和创生新的主题相比，旧瓶新酒的推销还是很容易，甚至更容易。但新的主题仍有需求市场，因为旧的主题在社会体系里很快就饱和了。新主题到达下层的时间越快，排他式的新主题在高层取代旧主题的速度就越快。风格和口味走马灯似的变换，其速度令人难以置信，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当然结果就是：原来僵化的社会阶级体系使假性部落身份遭受严重的损失。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超级部落的分割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新体制弥补了部落身份失落的重大损失。年龄类别出现了。所谓的少年假性部落和壮年假性部落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少年假性部落有它自己的风气和权势体系（dominance system），而且和壮年假性部落日益不同。强大的少年偶像和学生领袖是崭新的现象，于是，假性部落出现了新的重大分割。旧的成年假性部落尝试“收编”新的群体，其努力茫然无序，收效甚微。许多光荣的桂冠被堆砌到青年领袖的头上，少年的时尚和风格的极端形式也被宽容地接受下来；结果却导致进一步叛逆的过火之举。（比如，倘若吸大麻合法化且蔓延开来，直接的替代物又必然出现，正如大麻成为酗酒的替代品一样。）这些过火行为达到顶点，成年人无法压制或拒绝模仿时，少年可能会安分守己地过一段日子。他们挥舞自己的假性部落旗帜，享受新假性部落的独立性，欣赏更容易管理的、自足的权势系统，心满意足。

从上述现象可以获得一个令人清醒的教训：人类需要独特的部落身份，这种悠久的生物需要十分强大，是压抑不住的。一条超级部落的裂缝刚修好，另一条裂缝旋即出现。用心良苦的当局奢谈“全球社会的希望”（hopes for a global society），由于现代传播的令人惊叹的奇迹，他们看到这种发展的技术可能性，但他们仍然顽固地忽略人遭遇到的生物学困难。

这是悲观主义吗？当然不是。只要不能接受人的生物需要，前景就会显得黯淡。从理论上说，没有理由认为，满足部落身份的需要不会对超级部落之间的关系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反过来可以说，这些超级部落就不能通过建设性的互动来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超大型部落。迄今为止，全球性的超大型部落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压制了各群体存在的差异，而不是改善了这些差异的性质；是因为没有将这些差异转化为更加令人满意的、竞争性社会互动的祥和形式。抹平全世界的差异，将其变成铁板一块的、单调乏味的、庞大的统一体——这样的尝试注定是一场灾难。这一规律适用于一切层次，从分裂的国家到分裂的帮派都适用。社会身份感受到威胁时，它会发起反击。如果社会身份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那至少会引起社会动荡，严重时会发生流血事件。我们将在稍后一章里更仔细地审视这一现象；我们暂时必须回到社会地位的问题。让我们在个人层次上考察这个问题。

现代的地位追求者的社会处境如何？首先，他有朋友和熟人，他们共同组成他个人的假性部落。第二，他有自己的地方社群——他的地方性假性部落。第三，他有具体的身份和归属：专业、行业或职业，还有他的消遣、爱好或体育运动。这些具体的东西构成他专项的假性部落。第四，他有阶级部落的残余和新的年龄部落。

合并起来，这些亚群体给他提供了更大的机会，使他能够获得某种优势，能够满足他基本的地位冲动；相反，如果他是一大块均质化的群体里的小不点，宛若庞大超级部落蚁丘上的一只蚂蚁，那么，他就没有多少机会可言。至此一切顺利，但障碍依旧。

首先，在有限的亚群体里取得的优势本身是有局限的。这可能是真实的解决办法，但那仅仅是部分的解决办法。处处都有更大的事情在发生，这是难以忽略的事实。小池里的大鱼固然可能游动，但它失去了到大池里去畅游的梦想。过去，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僵化的阶级体制被无情地贯彻到底，人人都被迫安分守己。这固然秩序分明，但很容易导致超级部落停滞不前。有雕虫小技的人可能会志得意满，但许多雄才大略的人物却受到禁锢，他们的精力用在严格限定的目标上，浪费殆尽。结果可能是：下层阶级的天才机会很少，上层阶级的白痴却享受唾手可得的机会。

僵化的阶级结构是一种分割的体制，自有其价值，但那是荒唐的浪费体制，它最终崩溃的命运并不奇怪。其阴魂不散，不过更加有效的贤能体制（meritocracy）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而代之；从理论上说，这种体制使每个人都能够达到他才干所及的最高层次。一旦达到这样的层次，他就可以利用各种假性部落分类来巩固自己的社会身份了。

这种贤能体制提供了令人激动的格式，但问题还有另一面，激动和紧张如影随形。贤能体制的基本特征是：虽然它避免了人才浪费，但它也开辟了一条清晰的从庞大的超级部落底层直达顶端的渠道。倘若任何少年凭借个人的优点都可以最终成为最伟大的领袖，那么，每成功一个人时，无数的人已然失败。此时，他们的失败就不可能怪罪那邪恶的阶级体制了，因为那是外在的力量。失败者就必须寻找适当的原因，那就是将失败归咎于自己的缺陷。

由此可见，在任何大型、活跃、进步的超级部落里，必然有大批非常失望的地位追求者。僵化、停滞社会的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流动和发展的社会，那是充满渴望和焦虑的局面。苦苦奋斗的地位追求者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答案是：如果他们爬不到顶端，他们就幻想比自己的实际处境略好一点的处境。此刻，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们用侧视的余光来看看昆虫世界的情况是不无好处的。

许多昆虫有毒，大动物学会了不吃这些昆虫。展示某种警告信号有助于它们的生存，比如，黄蜂身上典型的黄黑相间的条纹就非常引人注目。这一特征十分明显，捕猎它们的动物容易记住。几次不幸的经历之后，猎杀者很快记住避免去碰有这样条纹的昆虫。其他与其无关的无毒昆虫也可能带有类似的模式，它们成为所谓的“警戒色俱乐部”成员。

在当下的语境中，这一现象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些无害的昆虫利用这一体系，它们也长出了和“警戒色俱乐部”里有毒昆虫类似的警戒色。比如，有些夜间活动的蝇类也模仿黄蜂，长出了黄黑相间的条纹。它们假冒该俱乐部的成员，坐收渔利，不用有毒。即使它们实际上可以成为美餐，猎杀者也不会对它们发起攻击了。

这个昆虫例子略显粗糙，但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地位追求者的行为。我们只需将昆虫的有毒替换为人的优势就可以得到启示。有地位优势的人用许多一目了然的方式展现自己的优越地位。他们挥舞的优势旗帜是身穿的衣服、居住的住宅、旅行的方式以及说话、娱乐和饮食的方式。他们佩戴这些“优势者俱乐部”的徽标，其优势地位就一望而知了，下属和彼此都心照不宣；所以，他们不必再用更直接的方式来张扬自己的优势。和有毒昆虫一样，他们不用再去“蜇”自己的敌人，而只需挥舞旗帜表示，他们想要攻击就能够攻击。

顺理成章的结果是，如果无害的下属展示同样的旗帜，他们也可以加入那个“优势者俱乐部”而坐享其成。倘若他们能够像黄黑条纹的有翅昆虫那样模仿黄黑条纹的黄蜂，他们至少能产生优势的幻觉。

实际上，高位模仿这一模式已经成为超级部落里的地位追求者的主要追求之一，所以更仔细地予以考察很有意义。首先，有必要清楚区分地位符号（status symbol）和高位模仿（dominance mimicry）。地位符号是你业已达到的真实社会优势水平的外在符号；相反，高位模仿则是你想要达到却尚未达到的优势水平的外在符号。用物体来表现，地位符号就是你有财力买得起的东西；高位模仿则是你不太力所能及但仍然去买的东西。因此，高位模仿常常意味着其他方面的重大牺牲，而真正的地位符号是不会引起牺牲的。

稍早的社会阶级结构等级森严，显然不会容许大量的高位模仿。我已经指出，人们很满足于“安分”。但再往上爬的冲动是很强大的力量，无论阶级结构多么僵化，例外总是有的。眼见自己的地位被别人的模仿弱化，优势的个人总会做出猛烈的反应。他们制定严格的规章甚至法律来遏制别人的模仿。

各种服饰规矩就是很好的例子。在1363年的英格兰，议会关注的主要是规范各社会阶级的服饰，如今，这个议题更加重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意志，服装超越她实际地位的女子可能会受到的惩罚是颈子上戴木枷。在印度，头巾如何戴以显示种姓是有严格规定的。在亨利八世时期的英格兰，如果男子不能随时奉献一匹轻装马去为国王效命，其妻子是不允许戴丝绒女帽或金色项链的。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早期，如果丈夫没有1 000美元以上的财产，妻子是不允许戴丝巾的。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今天，由于阶级结构解体，诸如此类的法律多半被废除了。所用范围仅限于特殊的类别比如奖章、封号和王权标记；如果不拥有恰当的地位而擅自盗用，那仍然是犯法的，至少是社会难以接受的。然而总体上看，优势者受到的保护大不如前，禁止他人模仿他们的规定没有过去严格了。

但优势者用巧妙的办法来予以报复。他们被迫接受低位者模仿的事实，然后大批量生产仿制的高位商品，并用低位者买得起的价格来推销。这样的诱饵吸引人，低位者迫不及待地上钩。试举一例说明这一陷阱如何诱人。

高位者的太太戴钻石项链，低位者的妻子戴玻璃珠项链。两种项链的做工都不错。珠子不贵，但它们招人注目，并不需要假装是钻石。遗憾的是，它们的价值低，所以低位者的妻子希望得到更有价值的佩饰。没有法律或社会规章不允许她戴钻石项链。通过艰辛的操劳，节省每一个便士，她终于凑钱买了一根小克拉钻石的项链。如果她迈出这一步，脖子上戴着模仿优势者的项链，她就开始对高地位的太太构成威胁，高位者的地位展示就模糊不清了。高位者的丈夫就在市场上推出大号的仿钻项链。这些仿制品价廉物美，于是，低位者的妻子就放弃为购买真钻石而不得不进行的苦苦拼搏，回头安于佩戴仿钻项链了。陷阱挖好了，真正的高位模仿就不再发生了。

表面上看，这并不明显。低位者的妻子炫耀引人注目的仿钻时，她似乎是在效仿高位的对手，但这只是幻觉。要害在于，那仿钻太漂亮，从她的总体生活方式来看，不是她买得起的真货，骗不了人，因此仿钻不可能有助于抬高她的地位。

奇怪的是，这一招很灵，但又常常适得其反。它渗进生活的许多领域，却并非没有产生消极的后果。它摧毁了许多正宗的、显然是低位的艺术和工艺。民间艺术被模仿艺术大师的廉价复制品取代了；民间音乐被唱片取代了，农民手工艺品被昂贵商品的大批量塑料仿制品取而代之。

民俗学会迅速建立起来，痛惜并试图扭转这一趋势，可惜破坏业已产生。学会的作用至多不过是担当民间文化的标本师。从底层到顶端的社会地位竞争一旦开启，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如我上文所示，社会反复反叛这种“新的单调模式”令人厌烦的统一性，其反叛方式是创造新的模式，而不是支持业已死亡的旧模式。

然而，一心向上的地位追求者不会反叛。对他而言，廉价仿品不是令人满意的答案。他看清了仿品的本质，那是聪明的岔路，是真正高位模仿的幻想版本。对他而言，高位模仿必须是货真价实的商品，他必须要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以便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略微超过了他的实际地位。只有这样，他才能有机会不被人看穿。

为了保险，地位追求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可能存在仿品的领域。如果他有财力买一辆小型车，他一定要买一辆中型车；如果他能买中型车，他一定要买大型车；如果他能买一辆车，他一定要买第二辆车兜风；如果大型车司空见惯，他一定要买一辆昂贵的进口跑车；如果尾灯成为时尚，他就买最新型的大尾灯型号，以便“让后面的人知道他在前面”，就像广告词说的那样言简意赅。他唯一不做的事情就是买一排硬纸板做的仿真劳斯莱斯并将其停在车库门口。在疯狂向上爬的世界里，仿钻没有一席之地。

汽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很重要，因为它们是公开亮相的商品，但狂热的地位追求者不会就此罢休。如果要把自己描绘为竞争者心目中令人信服的地位较高的人，他就必须要尽量伸展拳脚，四面出击，尽量增加存款余额。分期付款、分期贷款和透支的全套把戏所依托的是向上爬的强烈渴望，其体现则是高位模仿。

遗憾的是，矢志不渝的地位追求者落入的奢侈陷阱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意义，以致其意义名不副实。毕竟，这些陷阱仅仅是高位模仿，而不是优势本身。真正的优势和社会地位与权势有关，是凌驾于下位者之上的权力和影响，和拥有第二台彩色电视机没有关系。当然，如果你只有财力购买第一台彩电，却偏要买第二台彩电，那又是另一个问题。这可能会给比你高一级水平的社会成员留下印象，使他们觉得，你准备要加入他们的行列，但这不可能保证你一定能加入。因为你这个阶层的所有对手都开始忙于张罗第二台彩电，他们和你一样也想往上爬，但等级系统的基本定律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再上一个台阶。只有这些成功的幸运儿才有理由给自己的第二台彩电套上一个花环。他们的高位模仿如愿以偿。其余的所有失败者都只能原地不动，处在那些高位模仿物品的包围中；而这些物品却突然原形毕露——不过是光彩的幻觉而已。他们突然意识到，对他们向上爬，这些东西固然有辅助作用，但并非成功的包票，反而只会使他们自食苦果。

过分追求高位模仿造成的破坏可能会十分严重。对不太成功的地位追求者而言，其后果是使人压抑而一蹶不振；而且，它还使这些奋斗结果不理想的人付出很大的心血，使他们没有多少时间或精力做其他的事情。

男性中的地位追求者过分迷恋高位模仿，身不由己地怠慢了家人。他的妻子不得不接过他的家长角色；他的举措使孩子生活在心理创伤的氛围中，他们成人后的性别身份很容易扭曲。年幼的孩子发现，父亲丧失了家长的角色。为了在家庭之外争夺优势，他置父亲的角色于不顾；在超级部落的气氛中，他的失败对孩子心智的成长没有任何好处。倘若这样的孩子成年后身心健全而平衡，那才是咄咄怪事。稍大的孩子懂得超级部落地位的竞争，他会吹嘘父亲在这方面的成就，但即使这样他也会觉得失去了父亲的积极影响，因为父亲的成就没有给他带来什么补偿。即使父亲在外面的地位上升，他也容易沦为家人的笑谈。

我们苦苦拼搏的超级部落人大惑不解。他遵守一切规则，但还是出错了。人类动物园的超级地位要求实在很残酷。他要么失败而幻灭，要么成功却失去了对家庭的控制。更为严重的是，他努力拼搏的结果可能是，既失去家庭的控制地位又不能向上爬。

这就使我们自然进入了一个更加富有暴力色彩的路径，有些超级部落的成员在高位模仿中受挫时，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动物行为学家将这样的暴力称为“攻击转向”（redirection of aggression）。最好的时候，这种转向令人不快；最坏的情况下，它就会产生致命的后果。两只敌对的动物见面时，这一现象相当明显。双方都想进攻，但双方又害怕。如果一只动物吓唬另一只动物，后者应战并发起攻击，而前者却避而不战，使对方无处发泄，那么，第二只动物就会寻求另外的发泄渠道。它就会找一只替罪羊，一只比较温顺的、不那么可怕的动物，就会把它憋着的怒气转向这只替罪羊。而替罪羊本无过错，并不该受到攻击；它唯一的过错就是太弱小，不那么可怕。

地位竞争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下属不敢对优势者发泄愤怒，因为那样做风险太大。他不得不转向其他地方去发泄。他的怒气有可能转向自己的孩子、妻子或宠物狗。昔日，他家的马就可能伤痕累累；今天，他的汽车变速器就成了出气筒。如果他幸而有自己的下属，他就可能喋喋不休地数落下属。如果他在所有这些方向上都受到抑制，他总会找个人当受气包，那就是他自己。他可能会患上溃疡病。

在极端情况下，当一切事情都极端绝望时，他的自残可能会无以复加：自杀。（动物园里的动物有自残的现象；无法穿过铁栅去攻击敌人时，它们可能会撕咬自己的肢体，直到骨头露出，但自杀似乎仅见于人类。）有关自杀的主要原因众说纷纭，但很少有人否定，攻击转向是主要的因素。一位权威学者说：“除非想要杀人或至少希望别人死，否则谁也不会自杀的。”也许，这是夸大其词。因不治之症、奇痛难忍的病人也可能会自杀，这样的病人很难被纳入想杀人的范畴。如果你想说，自杀者想要杀医生，因为医生没治好他的病，那未免是异想天开。他想要的无非是解除痛苦。但这位病人选择的攻击转向似乎能够用来解释许多自杀案例。以下是支持这种自杀念头的一些事实。

大镇和城市里的自杀率比乡间高。换句话说，地位竞争最激烈的地方，自杀率就最高。男性的自杀率比女性高，但女性的自杀率正在紧追上来。换言之，在最积极参与地位竞争的男性里，自杀率最高。如今，女性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参与地位竞争以后，她们自然就分担了自杀的危险。经济危机时期的自杀率比较高；换言之，地位竞争在顶端陷入困境后，攻击转向就随之增加并自上而下传播，产生灾难性后果。

战争时期的自杀率比较低。20世纪的自杀率曲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下降。换言之，既然可以杀人，何苦要杀自己？引起杀人的因素以及挫败潜在自杀者的因素使这些人转移其暴力的方向。他可以选择杀害不那么令人生畏的替罪羊，或选择自杀。在和平时期，杀人的抑制因素多半使他转向自己；在战争时期，他奉命去杀敌人，自杀率自然就下降了。

自杀和杀人关系密切。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他杀率比较高的国家，自杀率就比较低，反之亦然。仿佛是积蓄的攻击性太多，需要释放，而释放的方式则非此即彼。释放的具体方式取决于社区里对他杀的抑制因素。如果抑制力量弱，自杀率就下降。这和战争时期情况类似，在那时，抑制杀人的力量被积极而刻意地压制住了。

不过大体上说，在现代超级部落里，杀人行为被抑制的趋势非常明显。我们大多数人从来不会陷入靠掷硬币来决定他杀/自杀的困境，所以我们难以理解这样非此即彼的冲突；不过，从理论上和生物学来说，自杀不如他杀自然。尽管如此，自杀和他杀的数字还是与理论上的推断相反。以英格兰近年的情况为例，每年的自杀总是在5 000例徘徊，而每年（破案）的他杀始终在200例以下。而且，如果查看这些他杀案子，还会发现意外的现象。我们大多数人对他杀的理解来自新闻报道和侦探小说，但报纸和惊险小说把重点放在促销报纸和小说的谋杀案上。实际上，最常见的他杀是不吸引人的、悲惨的家庭琐事，受害者往往是直系亲属。1967年，不列颠的谋杀案一共172件，其中81件是骨肉相残。而且，在其中的51例中，谋杀者杀人后自杀。这类先杀亲人接着自杀的案子里往往是一个男人，他走上绝路，把攻击转向自己，首先杀亲人，接着杀自己。常常是这样的情况：他不忍心留下亲人为他的烂摊子受罪，所以他先把他们送走。研究谋杀的学者发现，谋杀犯可能会出现一种耐人寻味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完成预谋的计划，没有使自己陈尸被害亲人的尸体旁，他可能觉得，巨大的心理紧张释放了，因而突然放弃了自杀的念头。社会压制他，使他受挫，以至于他想自杀，所以杀死亲人变成了他对社会的报复；他的压抑得到解除，心理得到解脱；他陷入困境：亲人陈尸眼前，一切迹象显示，他犯了多重谋杀罪。但实际上，那只是因绝望而自杀的一部分后果。这种悲惨结局是攻击转向的极端噩梦。

所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不会走向这样的极端。家人的感觉只不过是，我们回家晚时偶尔郁郁不乐，牢骚满腹。许多超级部落人在电视上或电影院里看别人杀坏人，从中找到发泄的渠道。耐人寻味的是，在受制于人或受压迫的社区里，电影院放映的暴力片比较多，其比例高得引人注目。实际上你可以说，虚拟暴力那惊险的吸引力，和实际生活中追求优势地位而受挫的情况有直接的比例关系。

在一切大型的超级部落里，规模本身就产生了广泛的因追求优势而受挫的现象，所以，虚拟的暴力就广泛存在。为了对这一现象进行验证，我们只需对国际书展上暴力小说的销量和其他书籍的销量做一比较。最近有人就全世界畅销不衰的小说做了调查，一位撰写极端暴力的小说家，在排名20强的书单上就出现了7次，其作品的总销售量达到了3 400万册。1964年，对纽约地区广播电视节目的详细分析表明，一个星期之内的攻击性事件就不下6 800宗。

显而易见，有一种强大的冲动是旁观他人受制于极端的暴力。这显然是受压抑的攻击性的发泄渠道，至于它是否有益无害，还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和高位模仿一样，旁观暴力的原因也显而易见，但其价值则令人生疑。阅读或观看迫害行为并不会改变读者或观者的生活境遇。他可能在阅读和观看时喜欢那样的经验，但一放下书，一停止观看，他又重新回到现实生活的冷静光照之下，他还是要过受制于人的生活。紧张情绪的释放仅仅是短暂的体验，和蚊虫叮咬后挠痒并无区别。而且，挠痒可能有增加感染的机会。反复体验虚拟的伤害往往会加重对暴力的迷恋。最好的做法是，在体验暴力时，读者或观者不使用暴力。

有人说，转移攻击性方向的行为是“……勤杂工踢猫的现象”。言下之意是，唯独等级系统底层的人才会把压抑的愤怒转向动物。遗憾的是，动物的遭遇并不是这样的，动物保护协会的统计数字就是证明。从最古老的文明开始，虐待动物一直为攻击性的转移提供了发泄的渠道，直到今天莫不如此。无疑，虐待动物的行为不限于社会等级系统的底层。从古罗马的斗兽到中世纪的斗熊再到现代的斗牛，伤害和杀害动物对超级部落的社会始终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上，自从我们的远祖转向狩猎生活时起，人就在残害并杀死动物，但在史前时代，人的动机与今天截然不同。严格地说，那时不存在残忍的行为，因为残忍的定义是“从他人的痛苦中取乐”。

在超级部落时代，我们杀害动物有四种原因：获取食物、衣物和其他材料；消灭害兽害虫；推进科学知识；体会杀戮的快感。第一、二种原因和我们的远祖相同；第三、四种原因是超级部落条件下的新现象。我们在这里只关心第四种原因。其他三种原因也有可能带有残忍的成分，但残忍不是其首要特征。

故意虐待动物的历史走了一段奇怪的道路。远古的猎手和动物有亲缘关系，猎手尊敬动物。同理，初期的农夫也尊敬动物。然而，都市人口急剧增长以后，大群的人和动物切断了直接的接触，尊敬之情自然就丧失殆尽。文明发展了，人也就傲慢了。他视而不见这样的事实：他和其他动物一样，也是动物。一条鸿沟出现了：唯独他才有灵魂，其他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它们只不过是造化放在大地上供人取乐的野兽。随着基督教影响的扩大，动物踏上了一段看客的路程。我们不必在此赘述，但值得指出的是，晚至19世纪，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Ⅸ）还不允许在罗马设置动物保护机构，理由是人对同类有义务，对动物没有义务。19世纪稍晚，一位耶稣会士写道：“野蛮的动物没有理解力，因而不是人，所以不能有任何权利……因此，我们对动物没有慈善的义务，也没有任何其他义务，就像我们对树桩石头没有义务一样。”

当时，已经有一些基督徒开始怀疑这样的态度，但直到达尔文的演化论对人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以后，人和动物的关系才再次接近了。人与动物的亲近对远古的猎人是自然而然的；人再次接受这样的关系以后，人类尊敬动物的第二个时代随之开启。自此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我们对故意虐待动物的态度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不过，尽管人们越来越反对虐待动物，但这样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公开展示虐待行为的情况比较罕见了，但私下的残暴行为依然存在。我们可能尊敬它们，但它们仍然低于我们，既然如此，它们就很容易遭到杀害，成为攻击性转嫁的受害者。

紧随动物之后，儿童是最容易受害的低位者；虽然这里的抑制因素要大得多，但他们仍然遭到大量的攻击性转移的暴力。在一定程度上，迫害动物、儿童和无助下属的恶劣行径是一把尺子，可以用来衡量加害者遭受的压力。

即使在杀戮被美化的战争状态下，这样的机制也在起作用。士官和军士常常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欺负士兵，不仅是为了执行纪律，而且是为了激起仇恨，目的是眼看士兵将仇恨转移到敌人身上。

回眸历史我们看到，从上到下的重压是超级部落的必然特征，我们看到它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仅仅几千年以前，人不过是淳朴的部落狩猎人；今天，用动物的标准来衡量，他在不正常的境遇中产生的行为也是不正常的。他过分模仿高位者，他旁观暴力而感到兴奋，他虐待动物、儿童和极端的弱小者；他的杀戮行为，以及无路可走时自虐和自戕的行为，等等——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不正常的行为。我们的超级部落人怠慢家人以便在社会阶梯上攀登，幸灾乐祸地欣赏书本和电影里的残暴行为，用脚踢宠物狗，迫害弱小者，折磨受害人，杀戮敌人，患上抑郁症，吞枪自杀，这一切都惨不忍睹。超级部落人经常自吹在动物世界里独步天下——在残忍这一点上，他毫无疑问是独一无二的。

诚然，其他物种也存在激烈的地位争夺，而且夺取支配地位是它们社会生活中旷日持久的要素。然而，在它们的自然栖息地里，野生动物从来不会把争夺行为推向极端，极端行为是现代人生活条件下才可以看到的行为。正如我开宗明义所言，唯独在动物园拥挤的铁笼里，我们才能够看到接近人类激烈争夺的情况。在圈养条件下，如果动物太多、太密集，笼中空间不足，那就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迫害、伤害、杀害行为就会发生，动物就会患神经官能症。但即使最没有经验的动物园负责人也不会把动物塞进狭窄的空间，也不敢想象，如果动物的拥挤程度达到现代城市人口拥挤的程度，问题会多么严重。即使缺乏经验的负责人也会很有把握地预测，如果动物达到人那种不正常水平的拥挤程度，它们正常的社会生活模式就必然要解体和崩溃。倘若有人愚蠢到向他提出建议，尝试用人口拥挤的方式去安排猴类、食肉类或啮齿类的生存空间，他一定会感到震惊。然而，人却心甘情愿地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挣扎，居然还生存下来了。用一切规律来衡量，人类动物园如今都应该是狂呼乱叫的疯人院，土崩瓦解，天下大乱。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说，情况正是这样，然而情况显然不至于如此。人口密度增大的趋势，非但没有消减，反而势头更猛。本章描绘的各种行为失序之所以令人吃惊，与其说是因为其存在，不如说是由于其罕见；和人口的规模相比，这样的混乱不算多。苦苦挣扎的超级部落人很少由于崩溃而走极端，采用本章介绍的极端行为的人少得令人吃惊。相对于一位绝望的地位追求者、摧毁家庭的人、谋杀犯、自杀者、迫害者或溃疡病患者，总有数以百计的男男女女活得很好；不仅如此，在超级部落拥挤的非常情况下，他们还生儿育女，生活滋润。这样的局面实在令人瞠目，它证明了我们这个物种百折不挠、随机应变、心灵手巧的非凡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