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同时期的道路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道路

路是人走出来的。可以说自从人类诞生后,就开始了路的历史。早在大约50万年至170万年前,在亚洲东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先后有了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等原始人群生活着。我们的祖先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十分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为了生存和繁衍,就在中华大地上开辟了最早的道路。

历史发展到原始社会传说中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担当部落首领的时候,各地的交通有了明显的进步。到公元前2000多年前,我国就已经有了可以行驶牛车和马车的古老道路。据《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任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尚书·舜典》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尧年纪大了,经过反复考验选择了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将帝位传让给了他。舜登位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辟四门,达四聪”,“明通四方耳目”,二月巡泰山,五月去衡山,八月访华山,十一月到恒山。可见舜帝对发展交通、开辟道路是非常重视的。夏禹的事业,也是从“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禹贡》)入手的。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檋〔ju局〕”(《史记·夏本纪》),足迹几遍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商朝重视道路交通,古代文献中已经有商人修筑护养道路的记载。商汤的祖先“服牛乘马”,远距离经商,揭开了以畜力为交通运输动力的历史。经过夏商两朝长期的开拓,到公元前1066年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时期,可以说我国道路已经初具规模。

周武王姬发灭商后,除都城镐京(今西安附近)外,还根据周公姬旦的建议,修建了东都洛邑(今洛阳),以便于控制东方新得到的大片疆土,对付殷商残余势力。为了有效发挥两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它们之间修建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并以洛邑为中心,向东、向北、向南、向东南又修建成等级不同的、呈辐射状的道路。周道是西周王室的生命线,也是国家交通的中轴线。《诗经·大东》上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睠言顾之,潜焉出涕!”意思是说在这条宽广平坦、笔直如矢的大路上,老百姓看到王公贵族掠走了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不伤心落泪。《诗经·大东》还说:“维北有斗,西柄之揭。”是说天空北面有北斗,周道像一把朝西的勺柄,连结了七星。在我国古代交通发展史上,修建周道的重大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不仅周、秦、汉、唐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是在这条轴线上,而且在以后的宋、元、明、清时期,这条交通线也仍然是横贯东西的大动脉。周道在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上,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东周时期,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农业、手工业与商业都兴盛起来。春秋大国争霸,战国七雄对峙,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军事外交活动和人员物资聚散,都极大地推进了道路的建设。除周道继续发挥其中轴线的重要作用外,在其两侧还进一步完善了纵横交错的陆路干线和支线,再加上水运的发展,把黄河上下、淮河两岸和江汉流域有效地联接起来。这个时期修建的主要道路工程有许多,秦国修筑的著名的褒斜栈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秦惠王时,为了克服秦岭的阻隔,打通陕西到四川的道路,开始修筑褒斜栈道。这条栈道起自秦岭北麓眉县西南15公里的斜水谷,到达秦岭南麓褒城县北五公里的褒水河谷,故称褒斜道。这条全长200多公里的栈道是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木,并在其上铺板而成的。除了褒斜道外,以后几百年间还陆续开凿了金牛道、子午道和傥骆道等栈道。这些工程极其艰巨,人们首先是采用古老原始的“火焚水激”的方法开山破石,然后在崖壁上凿成30厘米见方、50厘米深的孔洞,分上、中、下三排,均插入木桩。接着在上排木桩上搭遮雨棚,中排木桩上铺板成路,下排木桩上支木为架。这样,我们远望栈道好像空中阁楼一般,煞是壮观。迄今,陕西太白县境内尚有多处清晰可辨的栈道遗迹。《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南则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道绾毂〔wangu晚谷〕其口”,战略上为“蜀之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如在公元前206年,著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即发生于此。除了秦国的栈道外,其他主要的道路工程还有:楚国经营的从郢都通往新郑的重要通道,晋国打通的穿越太行山的东西孔道,齐鲁两国建设的四通八达的黄淮交通网络,燕国开辟的直达黄河下游和通往塞外的交通线等。至此,穿大袖宽袍的中原人、善射箭骑马的戎狄人、居云梦江汉的荆楚人、披长发嬉水的吴越人、喜椎髻歌舞的巴蜀人就连成一体了,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统一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