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代，中日之间虽然基本上没有正式使臣互聘，但是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却十分活跃，两国也通过这些途径进行官方联系和文化交流，尤其是僧人，在宋元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宋初来华的日本僧奝〔diao刁〕然即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中国官修正史《宋史》的《日本传》，竟有一大半篇幅是记载奝然入宋经过及其献书内容的。

奝然(公元938—1016年)，出身藤原氏，家世显贵，其父曾官至五位。他幼时即入奈良东大寺为僧，随该寺高僧学佛经，又从石山寺高僧学习密教，后升到大法位之职。983年8月，奝然及其徒弟成算、嘉应等六人，搭乘宋商陈仁爽、徐仁满等回国的商船赴中国。他们在浙江台州附近上岸，10月获得准许进京，并由台州使者陪同出发。途中在扬州逗留，奝然一行曾住开化寺地藏院，并访问了鉴真和尚住过的龙兴寺，还拜谒了佛牙。12月到达北宋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

984年初，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召见了奝然师徒。奝然首先呈献日本铜器10余件及本国书籍《王代年记》与《职员令》各一卷，还有中国的佚书《孝经郑氏注》等二卷，宋太宗向他垂问日本各方面的情况。奝然虽然不会讲汉语，但却擅长汉字隶书，便在纸上一一笔答。太宗对他甚为器重，赐以中国三品以上的高官才准穿戴的紫衣袍，这是很高的荣誉。后来还授以奝然法济大师称号，并让他们住进汴京太平兴国寺。

唐朝时的入唐学问僧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求法取经，因此一到唐土，首先历访高僧，学习经典，力图带回新的教义流派到日本传布。而宋朝时的入宋僧，却不仅是为取经求法，更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修行而来中国朝拜圣迹的。奝然叙述自己入宋的心愿时，就强调自己从天禄以来就有心渡海，可是日本已久停遣使，只好搭乘宋朝的贸易商船赴宋，以遂此愿。当有中国人问奝然来华目的时，他回答道：“为求法不来，为修行即来也。”他表示到中国最大的愿望首先是要参拜日本佛教徒向往的圣地五台山，“欲逢文殊之即身”。其次是拜谒中天竺，“欲礼释迦之遗迹”。因此他谒见宋太宗时，也当面要求朝拜五台山，获得朝廷批准并赐以执照。奝然一行在巡礼了汴京大小寺院后，便前去参拜五台山国清寺，礼拜智者大师真身堂。他们还到洛阳白马寺访谒东汉时迦叶摩腾、竺法兰等印度高僧传播佛教的道场，并参观了洛阳龙门大石佛。在华期间，奝然还在汴梁太平兴国寺向印度那烂陀寺的三藏法天学习悉昙梵书，并从梵文直接翻译佛经。

奝然晋谒宋太宗时，介绍了日本的国情，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所以《宋史·日本传》不厌其烦地用一千多字详细记录了奝然介绍的日本知识。奝然通过汉文笔谈告诉宋太宗，日本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还特别提到《白居易集》70卷，都来自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文集是9世纪初传入日本的，极受日本各界人士的欢迎。据说嵯峨天皇得到一部白居易集，如获至宝，当作“枕秘”。醍醐天皇也曾经说过：“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紫式部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也常常插入白居易的诗句。奝然还介绍了日本的物产、风土、人情，“土宜五谷而少麦，交易用铜钱”，“富有水牛驴羊”，“产丝蚕，多织绢，薄緻可爱”，“四时寒暑大类中国”，“东奥州(即陆奥)产黄金，西别岛(应为对马岛)出白银，以为贡赋。”(《宋史·日本传》)

奝然所谈的日本国体制度使宋太宗听了印象很深。他介绍日本“国王以王为姓，传袭至今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宋太宗不禁大为感慨，对宰相说：“日本只是岛夷，但世祚遐〔xia侠〕久，它的臣下也能继袭不绝，这正是上古之道也！”而我们中国虽以中华自居，然而自唐末战乱，国内分裂割据，“大臣世袭也很难嗣续”。他表示今后要“日夜励精图治，以建无穷之业”。同时也为了君臣的子孙后代能世袭禄位。

奝然献给宋太宗的《王年代记》是他参考日本史籍并在官署作了调查研究后编写的，记录了日本64世天皇的名字、事迹和平安时代五畿七道三岛65州的地理情况。对中国人丰富对日本的认识很有价值。后来杨仁撰《太宗实录》时，就引用了奝然的《王年代记》。《太宗实录》今已失传，但是元末丞相脱脱等当时正是参考了这部书来编写《宋史·日本传》的。另外《职员令》是701年《大宝令》中的一篇制度典籍，其中有关于日本政府二官八省以及中央和地方文武百官的职掌和员额的规定。

中国自唐末五代的动乱以后，典籍失散情况相当严重，所以日本入宋僧往往携带日本保存的中国佚书来中国补足残缺。奝然这次也向宋太宗进献了用金缕红罗缥水晶轴作成的卷子本《郑氏注孝经》一卷和《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中国儒家的经典《孝经》一书在日本很受重视。孝谦天皇甚至命令全国每家都要备《孝经》一部，“精勤诵习”。日本还保存了中国出版的各种《孝经》注释书。《郑氏注孝经》是东汉大儒郑玄写的孝经注释。《越王孝经新义》则是唐太宗之子越王贞所撰。这两部书当时在中国已经失传，在日本也成了珍本。

奝然留宋三年，985年7月，随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的赴日贸易船回国。入宋僧不但从日本带来中国佚书，同时也从中国运回大量尚未传入日本的佛教经典。奝然就带回了宋太宗所赐的最新刻本《大藏经》一千多卷。中国刻印全部《大藏经》是根据宋太祖的敕命。从971年(开宝四年)起到983年共花了12年时间，才在四川成都刻成，这就是世上所称《开宝敕版大藏经》或简称北宋版、蜀版《大藏经》。奝然正好在《大藏经》刻成的这一年晋谒宋太宗，所以宋太宗应奝然请求赐给他的正是敕版《大藏经》的初印本。该书错字较少，印刷也格外清楚。奝然带回的这部《大藏经》原收藏在京都法成寺的经藏里，后来因该寺失火被毁。这部《大藏经》被当时日本佛教界人士经常作为抄经的蓝本，对日本佛典的研究、保存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推动了日本的刻版印刷事业。唐宋之间，日本的刻板印刷事业几乎处于中断状态，但是从奝然回国后不久，日本的刻版印刷事业又日渐兴隆起来，特别是京都的贵族们常常为了供养而印刷天台经典，如1009年就曾印刷《法华经》一千部，1041年又印《法华经》一千部。奝然还从中国带回了宋太宗所赐的新译经286卷，《宋史·日本传》中遗漏了此事，而随奝然入宋的弟子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有记载。这些新译经也收藏在法成寺的经藏之内。

奝然从中国带回的物品中最珍贵的就是至今仍保存在京都嵯峨清凉寺内的旃〔zhan毡〕檀释迦像，现已被定为日本国宝。这尊像是白檀香木精工细雕，高5.35尺，相传同佛教始祖释迦牟尼身高相同，形象栩栩如生。传说这尊具有奇特印度古代艺术风格的佛像原型本是从印度经西域传来，前秦苻坚征服西域龟兹时带回，为中国历代皇帝珍藏。宋太宗时甚至迎入宫内滋福殿。奝然入宋参拜后非常仰慕，迫切希望仿造一尊带回，便请当时中国雕刻名匠张延皎仿刻一尊。奝然携回日本后，置于清凉寺，引起日本佛教界轰动，唐招提寺、西大寺等寺庙都派人前去模刻。此佛像不仅雕刻工艺独具一格，而且佛体内封存有大量文物，其中许多都是中国僧侣和善男信女施舍的。这是奝然于985年8月18日在台州封存的。一直到后来修理佛像时才发现。如一副绢制的人体五脏模型，是台州“妙善寺尼清晓、省荣、文庆并余七娘舍佛的”。这副五脏颜色形状各不相同，在一千多年前解剖学尚未发展的宋代实为罕见，对研究古代东洋医学有重要价值，被定为“新国宝”。在佛体内发现还装有秋罗、纱、文罗、绫等许多不同种类的绢片，对于研究中国北宋时代绢织品也是很有价值的文物资料。奝然还带回了一幅十六罗汉画，现藏清凉寺，这是最早传入日本的罗汉画。据说在京都清凉寺殿堂奠基时，奝然还把从中国五台山带回的泥土和他亲手绘制的五台山清凉寺的略图埋在下面。

988年2月，奝然回国二年多以后，又遣其弟子嘉因等乘宋商贸易船来华，并带来礼物，答谢奝然留宋期间所受款待。奝然在《谢表》中回顾自己入宋“诣中华之盛”，得到宋太宗接见，并“恣许荒外之跋涉”，“粗观宇内之瑰奇”。“望尧云于九禁之中”，“拜圣灯于五台之上”。“就三藏而禀学，巡数寺而优游。”以至满载而归，“佛诏传于东海之东”。表示“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宋史·日本传》)所献礼物有青木函佛经、琥珀水晶念珠、螺钿书案，倭画屏风、蝙蝠扇、日本刀以及日本书法家藤原佐理的手书等等。其中日本刀和日本折扇、屏风等都是当时中国士人十分喜爱的物品。宋代有名的诗歌《日本刀歌》中曾形容“宝刀近出日本国，鱼皮装贴香木鞘，”“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rang瓤〕妖凶。”

一千年前奝然入宋前后的事迹，可以看作宋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