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字的起源与书籍的产生 第三节 初期书籍的产生

所谓初期书籍,系指早期的文字记录,或者说是档案材料,如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石刻资料等。这些东西,你说它是书籍,却又缺乏后世正规书籍的完整概念。你说它不是书籍,它们又确是当时人们思想支配下某种活动的忠实记录,不是杂乱无章的文字显现,具备了书籍的某些因素,因此我们把它们称为初期书籍。

中国初期书籍可能早就产生了,但保存下来,传至今日的却没有。人们描述中国的初期书籍,多以商、周时期留存下来的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资料为例,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初期书籍到这时才产生。初期书籍,在时代上固然应该产生在正规书籍之前;但正规书籍产生之后,初期书籍仍在继续不断地产生。因为文字记录和档案材料随时随地都在产生。什么时候人们也不会将这些文字记录和档案材料看作正规书籍。但当这些文字记录和档案材料经过加工整理,成为系统地阐述、宣传、介绍、传播某些问题、某种经验和知识时,便成了正规书籍。所以讲初期书籍,不仅是时间上的概念,还有形式和内容上的概念。

(1)甲骨文书

在龟甲、兽骨或骨器上契刻,这是中国人很早就有的习俗。但作为文字记录,或者说是初期书籍,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还得算是90多年前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朝首都遗址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书。所谓甲骨,系指龟甲和兽骨。契刻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就称为甲骨文或甲骨文书(图2)。

90多年前,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农民在耕地、挖土过程中,就常常发现大小不同的甲骨。当时农民迷信无知,就说这是龙骨,并且附会说它们能医病去疾。久而久之,殷墟的这种甲骨就有卖到北京药房的,正式作为中药出售。清朝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写《老残游记》的洪都百练生刘鹗〔e恶〕客游北京,拜访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山东福山人王懿荣。正赶上王懿荣身患疟疾,请大夫诊治。医生看病后开了一张处方,其中有一味药就是“龙骨”。家人持方将药抓回,刘鹗发现“龙骨”上刻有文字,认定不是什么龙骨,而是古代文物。于是他便开始搜集、研究甲骨,从此甲骨便成了古物收藏家搜罗的对象。90多年来,大约有10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从殷墟出土,分藏在中国及全世界各地。研究这些甲骨的中外知名学者大约有三四百人,写成了1000多种甲骨文研究专著,遂使甲骨之学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

197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周原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了一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共15000多片。其中有一部分也刻有文字,并且文字刻得非常小,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可见当时的雕刻技巧已经相当精熟了。


图2 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

殷商甲骨也好,西周甲骨也好,只有少数是记事性质的文字。如“雀入百五十”、“昼入百”等,就说的是入贡甲骨人的姓氏及所入贡甲骨的数字。还有些牛骨上刻记着宫廷大事。殷墟甲骨中还有用兽骨作成的骨简,上面刻记着狩猎、战争等活动的史实。但这种单纯记事的甲骨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是卜骨,即用来进行和刻记占卜情况的龟甲和兽骨。

用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并在上面刻记占卜情况,可能是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习俗。到了殷商时期,虽然人类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当时的人们,包括有文化的贵族和统治者及史官,仍然很迷信。凡遇有关国家的征伐、狩猎、畜牧、农事、灾害、疾病、祭祀等事,都要求神问卜。

占卜的方法是,在占卜之前要先将龟甲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或凿出梭形的浅槽,但不能透过骨面。占卜时,将所要问的事项先向神灵讲清,然后用燃烧着的木枝在深窝的中央或浅槽的边缘烫灼。甲骨一受热烤,就会在正面出现各种不同形状的裂纹。这种裂纹就称为卜兆。据说神灵的意志就从这些卜兆中委婉地表现出来。 卜人就根据这种卜兆裂纹的粗细、长短、曲直、横斜、隐显等形状,来判断所问战争的胜负、狩猎的得失、农业的丰歉、疾病的轻重、风雨的有无等。占卜完毕,把占卜的时间,占问的事项、占卜的结果、卜人的姓名及事后应验的情况,都镌刻在卜兆的附近。这种文字因为是镌刻在甲骨上,所以称为甲骨文。又因为是占卜的记录,所以也称为卜辞。这些卜辞虽然都是占卜的记录,不同于专门记事的甲骨,但从它们具有的占卜时间、占卜事项、占卜结果、应验情况、卜人姓名等看,也未尝不是史实的记载,颇有后世正规书籍的某些意味。且也中间钻孔,串连成册,有次序地保管收藏。所有这些,说明殷周时期的甲骨,有记事的内容、有装订的形式,所以我们把它们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2) 青铜器铭文

在甲骨文盛行的商周时代,还有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流行。虽然这些铭文也只是早期的文字记录,还算不上是正规的书籍,但铭文的记载从形式到内容,以及文字的长短,毕竟已和甲骨文不同,所起的书籍作用也更明显。因此,我们更应该把它们也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它的主要成分是铜,因为加进了一定比例的锡,铸造出来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用青铜制造的器皿,就叫青铜器。铸刻在青铜器上面的文字,就称为“铭文”,也称为“金文”。

青铜器在商周时期是极受珍重的器具。它的品类很多,大体上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以及其他日用器具。这些东西当时都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专用品。特别是其中的礼器,也称为“吉金”,更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传家宝,只有在举行大典或隆重祭祀时才能动用。尤其是礼器中的大鼎,是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被视为国家“重器”,必须极力保护,不能失掉。如果是易主失掉,就表明是国家政权被摧毁了。因此,后世朝代的更迭常被说成是“鼎革”,其出典便来源于此。春秋战国时期,交战双方凡一个国家被消灭,就一定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也是表示鼎革之义。所以在战争中将要失败的国家,就常常将这种重器埋藏地下,只要重器不失,就意味着他的国家尚未最后消亡。贵族死后,也常常将生前使用的青铜器殉葬,继续表示死者的地位和尊显。所以从西汉起,历代都有青铜器的出土和发现,迄今已得几万件,其中带有铭文的也有一万多件。

最初的青铜器上只铸刻所有者的名字。随着青铜器的被珍重,贵族及其统治者便把需要长期保存的重要文件、需要永久纪念的重大事件,铸刻在青铜器上。这样,铭文的字数也就不断增多加长。例如西周初年的宜侯矢簋〔gui鬼〕、周康王时的大盂鼎,郑国、晋国的刑鼎,以及传世或出土的毛公鼎、散氏盘、虢〔guo 国〕季子白盘、史啬盘等(图3),就都是铭文较长的青铜器。最长的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其铭文已经长达四五百字了。这些铭文都很重要,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侧面。例如宜侯矢簋铭文,记载周成王把一个奴隶主贵族封到今江苏丹徒附近的宜地去,赏给他大量土地和两千个奴隶。周康王时大盂鼎的铭文,记载周康王一次就赏给大奴隶主盂659个奴隶,13个管家奴隶,另外还有1051个少数民族的奴隶。这说明当时的社会仍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至于郑国、晋国的刑鼎,则是直接把国家的法律铸刻在鼎上,目的是为了晓谕全国,一概周知,我们未尝不可以把它们视为最早的法律专著。所以过去有人将这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就称为青铜书,虽然未必十分确切,但把它们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形式之一,则是毫无问题的。


图3 史啬盘铭文

(3)早期石刻文字

在石头上写、刻文字,是上古人类许多民族都有的风气,我国也毫不例外。《墨子》书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的话,这当中的“镂之金石”,就说的是在金属器皿上和石头上刻字的事实。表明墨翟〔di笛〕生活的春秋战国之际以前,的确有不少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但直到今天为止,我国早期石刻文字发现得并不多。在现存石刻文字实物中,最早的要算是唐朝初年在陕西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zhi治〕原发现的10个形状似鼓的刻石。每个鼓身的周围都刻有文字,字体属于籀〔zhou昼〕文,人们称它为石鼓文。石鼓文的内容,是一首颂记秦襄公田猎活动的四言长诗,全文约有700个单字。唐代发现后陈列在凤翔县的孔庙内。到宋代又把它们迁到汴京(今开封)。金人攻破汴京,又将石鼓移往燕京。元代皇庆年间(公元1312—1313年)又移置大都(今北京)国子监内。到清朝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为保护石鼓不再遭受损坏,命人仿刻了一套,放在北京孔庙的大成门内。“九·一八”事变后,文物南迁,石鼓亦迁往南方,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北京。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由于长期遭受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剥蚀严重,字多漫漶〔huan 患〕,全文早已模糊不清,其中一石的文字已荡然无存。从诗的内容看,虽然是歌功颂德,但它却是有意创作的诗篇。从载体上看,虽然是取石为料,却是有意地经过加工,造型似鼓,大概是取其容字面积最大。尽管仍不能像后世书籍那样展卷阅读,但它所具备的书籍意味,较比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就更浓了。所以我们把这类早期石刻文字也视为初期书籍形式之一(图4)。

除了在石头上刻字,古人还有往石片、玉片上写字的习惯。古时候,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乃至于士大夫与奴隶之间,为了某种政治利益,常常需要协调一致,相互约束,向神盟誓。盟誓前要先写好载辞,而后歃〔sha 厦〕血定盟。立盟之后,盟辞要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另一份埋入地下。春秋后期,奴隶制动摇,不断发生战争,天子说话失灵,诸侯活动频繁,盟誓之风更盛。1942年,在河南曾发现几十片玉片和石片,上面有墨写的文字,内容就是古人盟誓的载书。1980年,河南再次发现大批古人盟书。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一大批春秋晚期的盟书。其中1/3是玉片,2/3是石片,一共有5000多件。它们的形状为上尖下方,长宽厚不尽相同。在它们的上面很多都写有毛笔字,有的呈墨色,有的呈朱红色。经过专家们考证,现在可以认读的约600件,内容多与赵鞅有关。赵鞅又称赵简子,是当时晋国的大官,是奴隶主贵族中的一员。但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开始转化的时代。受时代潮流的冲击,赵简子便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以奴隶主贵族阶级逆子贰臣的勇气,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向旧势力展开了斗争。当时一些守旧的奴隶主贵族,结成军事联盟,对赵简子发动大规模进攻。有些诸侯国家也支持守旧势力,反对赵鞅。为了在斗争中团结内部,争取胜利,赵鞅就和同宗的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盟誓,这是侯马盟书的一类内容。有一次,赵鞅要同帮助守旧势力的郑国作战,由于对方力量强大,使赵鞅处于劣势。于是他便采取措施,争取奴隶的支持。他在盟誓的载辞中宣布,只要在战争中打败敌人,立了军功,农业生产的奴隶,工商业方面的奴隶,以及家庭奴隶,都可以免除奴隶的身份而成为自由民。盟书中还有的内容是限制“纳室”的。“室”是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占有财产的单位,其中也包括奴隶和土地等。“纳室”就是夺取其他奴隶主的奴隶和土地。赵鞅在盟誓中限制纳室,就说明他是反对用夺取奴隶和土地的办法,来扩大奴隶制的剥削和统治的。这在当时来讲,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图4 刻有文字的石鼓

所有这些书写在玉、石片上的内容,虽然都是古人盟誓的载辞,还远不是经过创作或编辑的正规著作,但它们却反映着彼时社会变革的信息,确也起着书籍的某些作用。所以我们把这些早期刻、写在石质上的文字,也视为中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当然,以石头为材料来制作书籍,不仅早期如此,后世正规书籍也常采用石头为制作材料。如把儒家经典刻在石头上,有汉代的《熹平石经》、三国时魏的《正始石经》、唐的《开成石经》、五代的《蜀石经》、北宋的《嘉祐石经》、南宋的《御书石经》、清代的《乾隆石经》。把释家经典刻在石头上,有摩崖,有经幢,有石经。以北京房山云居寺所藏《房山石经》规模最大,共7000多块石头,420多万字。唐代中叶以后,有人把道家经典也刻在石头上了。这些,与早期的石刻文字性质不同,已是地地道道的石头载体的书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