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清之际的天主教 第一节 利玛窦与耶稣会入华

明清之际,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其发展的后期,上层建筑日趋腐朽,佛、道诸教呈衰败之势。资本主义萌芽已破土而出,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而在西方,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基督教新教兴起,罗马天主教在欧洲失势,便力图向东方发展新的教区。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东来,天主教在中国又重新取得传教的机会,基督教第三次在中国传播开来。在此期间,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相继传入中国,其中收效最多、影响和势力最大者是耶稣会。

耶稣会是伊纳爵·罗耀拉为反对宗教改革而于1534年创建的天主教修会。1540年经教皇保罗三世正式批准后,耶稣会就积极开拓海外的传道事业。耶稣会创办人之一的方济各·沙勿略,于1540年受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派遣,以教皇宗座钦使名义来东方传教。他在1542年抵达印度的果阿,传道于东南亚各地。1549年,他随葡萄牙使节乘中国商船到日本山口和丰后等地传教,得知日本奉行的佛教和儒学都传自中国,便决心到中国传教,“使中国人能从迷信中皈依。做到了这一点,他就更容易争取日本人,并把福音从中国带给他们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他于1551和1552年两次来到广东上川岛,终因明朝海禁较严,未能进入内地传教,病死该岛。自1557年葡萄牙强占澳门后,一些教士便打算以澳门作为对华传教的据点。但面对严密封锁的中国大陆,他们始终未能如愿,只能望着边界上的石山叹息:“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开裂,欢迎吾主啊!”

方济各·沙勿略是耶稣会来华传教的先驱,然而真正为在华传教奠定基业的,却是意大利马切拉塔人利玛窦。1578年9月,利玛窦由葡萄牙的里斯本前往印度果阿传教,次年升任神父。1582年,他奉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之命到澳门学习中文。在此之前,范礼安曾审度情势,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方针作了调整,取消原先在宗教仪式中强制推行西方习俗和使用拉丁语的做法,转而注重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适应中国的民族习俗。1583年,利玛窦随另一名耶稣会修士、意大利那不勒斯人罗明坚去广州,但未能定居。后来受新任制台郭应聘邀请,两人来到肇庆,以自鸣钟等礼物相赠,获准建筑教堂。一年前,罗明坚曾随葡萄牙商船至广州传教,经制台陈文峰准许,在肇庆东关西宁寺居住,不久被驱回澳门。他们这次到肇庆,广泛结交各级官员和文人,展示《山海舆地图》及地球仪、日晷、自鸣钟、三棱镜等,深得地方士绅的尊重。几年内发展教徒约80名。罗明坚后又去绍兴、桂林等地活动,1588年从澳门返罗马,企图游说罗马教廷和西方国家与中国通使节,以便取得合法传教地位。适逢更迭教皇,未获成功,1607年死于罗马。罗明坚走后,利玛窦开始独自传教。

1589年,利玛窦被迫迁往韶州。他继续结交官绅,展示西方“异物”,作为传教的手段。同时,他攻读儒家经典,延师讲授“四书章句”,并自行译成拉丁文,详加注解。这是《四书》最早的外文译本。他在序言中称颂儒家的伦理观念,将其与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名著相提并论。在韶州,苏州瞿太素与他结识,劝他易僧服为儒服。利玛窦入华之初,随从罗明坚剃掉须发,以西僧自居。肇庆知府王泮为教堂所题匾额:“仙花寺”、“西来净土”,仍不脱佛寺气息。罗明坚在肇庆所著第一部天主教教理中文著作,题名《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署“天竺国僧辑”。该书后经利玛窦和肇庆文士的修订,改名《天主圣教实录》,印出后散发1000册。这时利玛窦已在广东居住10年,也深感僧侣的社会地位不及儒生,于是向耶稣会印度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建议,传教士留须蓄发,穿丝绸服装谒见官绅,改称“西儒”。这一新的传教方法在1594年获准施行。利玛窦遵照使徒保罗“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导,刻苦研习中国经籍,以此著书立说,宣传天主教教义。饮食起居也全盘华化,“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张尔歧《蒿庵闲话》也说:“玛窦初至广,下舶,髡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摇手不肯拜,译言我儒也。遂僦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书五经皆通大义,乃入朝京师。”

利玛窦认识到,要使中国接受天主教,必须争取获得皇帝的恩准。1595年,他衣儒服自韶州北上,至南京受阻,只得转回南昌,结交皇族、官员和儒生,谈论天文、地理等。他应建安王朱多(火节)〔jie结〕之请,著《交友论》,书中引述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涅卡、奥古斯丁等有关格言百则。还作《西国记法》,传授西方的记忆方法。利玛窦因此声名大震。1597年,范礼安任命他为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指令他要以北京为永久驻地,并替他筹办了一批贡品。次年,他以进贡方物、协助修订历法为由,随晋京复职的礼部尚书王忠铭北上,9月初抵北京。正逢日本出兵朝鲜,利玛窦无法进谒明神宗,逗留一月之后,南下至苏州寻访瞿太素,1599年定居南京。次年,利玛窦和西班牙教士庞迪我再度以进贡方物名义北上,1601年初进入北京,向明神宗献天主图像、天主母像、天主经、珍珠镶十字架、报时自鸣钟、雅琴、万国图志等。自此,他为宫廷修理时钟,教授雅琴,接受俸禄,定居北京。朝廷还因他在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广博,授予官职,并获准开堂传教。

利玛窦在北京继续介绍西方的天文、数学、理化知识,以取得那些主张实学、反对空谈心性的官员的信赖和合作。他的《山海舆地图》经校阅增补后,以《坤舆万国全图》之名多次刊印。他和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和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他一生著译20余种,除教义、伦理和奏疏外,还有《勾股义》、《圆容较义》、《西字奇迹》、《西琴曲意》等。明季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直接受利玛窦的诱导而先后受洗。此外,与之交流问学的著名信徒瞿太素、冯应京、李天经、张焘、孙元化、王徵、韩霖、段衮〔gun滚〕、金声、瞿式耜〔si四〕等人,都是学界闻人、朝廷公卿。因此,《明史·意大里亚传》说:“其国人东来者,大多聪明特达之士,专意行教,不求利禄。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

利玛窦传教,注重顺应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极力糅合孔孟之道和敬天祭祖思想于教义之中。他在《天学实义》(一名《天主实义》)中宣称,中国古籍中的“天”或“上帝”,就是西方崇奉的“天主”,他所传播的是自古即有的“天教”或“天学”。他的具体策略是联合儒家反对佛教。他公开攻击佛教崇拜偶像,“专以辟佛为事,见诸经像及诸鬼神像,辄劝人毁裂”(《蒿庵闲话》),而对祭天、祀祖、拜孔等礼节习俗,听任教徒奉行,并不视为偶像崇拜。同时,他又援引先儒反对后儒,即要把误入歧途的后儒复归于正确的先儒。他所著《天学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二十五言》等,都以铨释儒家经典来反对佛教,排斥空谈明心见性的后儒,即所谓“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而深诋谈空之误”(冯应京《天主实义》序)。利玛窦的著作因“其言多与孔孟相合,又明辩释氏之不正”,深受官员儒生的欢迎,抄本风行,传诵一时。大学士叶向高赞其“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甚至像邹元标那样的东林党人,也说他“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愿学集·答西国利玛窦》)。


徐光启

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方针,徐光启总结为“驱佛补儒”。但利玛窦“合儒”、“补儒”的最后目的还是“超儒”。利玛窦希望这样“逐渐为整个帝国的全面归化作准备”。他晚年更加努力传教,于1609年创立天主会,并亲自督理北京大教堂的建筑。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经庞迪我、熊三拔上奏,准以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为葬地,后来成为北京教士公墓。

利玛窦自1582年来华,次年在肇庆开始为第一名信徒施洗,至1586年全国施洗者40人,1589年有80人,1596年超过百人,1603年约有500人,1608年增至2000人。到他去世时,全国天主教徒约有2500人。与他同时入华的耶稣会教士,如葡萄牙人麦安东、孟三德、罗如望、阳玛诺、谢务禄、苏如望、费奇观,意大利人石方西、郭居静、熊三拔、龙华民、王丰肃,西班牙人庞迪我,协助利玛窦在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北京以及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传教。肇庆在1583年建教堂。韶州在1589年建教堂。南昌在1595年建教堂。南京在1599年建教堂。北京在1605年建教堂(南堂)。上海在1608年建教堂。杭州在1611年开教。在1775年耶稣会中国传教会接获教皇命令正式解散前,各地传教的多数是耶稣会教士。中国的耶稣会成为在葡萄牙政府支持下,由罗马教廷直接派往中国的最大传教团。

利玛窦的来华,为中世纪后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写下了新的一页。在耶稣会教士中,他是首先进入明朝京城,取得合法传教地位的,是当时对中国社会上层及以后的基督教传教事业最有影响的人物。作为来华的第一位西学代表人物,他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知识。尽管他的主观意图在于传教,所输入的也不是近代最新科学知识,但客观上确使当时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同时他又是向西方正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个人。自他以后,中学的西渐及其对启蒙运动的影响,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在这些方面,利玛窦的筚〔bi毕〕路蓝缕之功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