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历史与文化 元史简述

蒙古族本来是我国东北一带的游牧民族,在公元12世纪左右逐渐强大起来。当他们的天才领袖铁木真出现的时候,蒙古族已经注定要从一个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变成一个纵横欧、亚的强大民族。

1206年,也就是南宋宁宗开禧二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聚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意思是大多数人的强有力的皇帝),建立了大蒙古国。蒙古国的建立,对蒙古族的形成具有很大意义,但是对宋、金、西夏、吐蕃乃至俄罗斯、波兰、德国等东欧国家和伊朗等小亚细亚地区国家、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来说,却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蒙古和宋一样,本来也是受金人的欺负的,当它强大起来以后,又正赶上金朝走向衰弱,所以在灭了西夏以后,就约宋一起对付金。这时,铁木真已经去世,由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元太宗)继位。1234年(宋理宗端平元年),金亡。蒙古人并没有履行与南宋签订的条约,而是挥师南下,把南宋作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

1251年,铁木真的孙儿蒙哥(元宪宗)继位,开始大举攻宋。南宋朝廷,奸相贾似道专权,谎称胜利,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纸醉金迷。而各地的军民,却与蒙古大军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蒙哥本人也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城下。

1260年(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元世祖)继位。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正式建国,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号“大元”,建都大都(今北京),然后大举南下,分兵三路进逼南宋都城临安。终于在1279年(至元十六年)灭宋。与此同时,蒙古大军又西征欧洲,占领了东欧大片土地,再东征朝鲜,南下吐蕃(今西藏),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势力最大的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这个大一统的帝国,结束了南宋以来几个政权同时存在而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给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复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元朝时期,联系欧、亚的道路通畅了,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等都陆续传入中国,而我国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等也传入欧洲,为世界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蒙古是游牧民族,在征服各国的时候,采取的是残酷的杀戮政策,稍加反抗,即遭屠城。史载,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被杀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皆被席卷而去。庐舍尽焚,城廓丘墟。即胡祗遹《民间疾苦状》所说的“财货子女则入于军营,壮士巨族则殄于锋刃,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莽为丘墟”(见《紫山先生大全集》)。

元朝统治者把各族人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汉人(包括北中国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等)、南人(南中国的汉人)。蒙古人最贵,其次是色目人,汉人已经很贱,而南人因抵抗最烈,被视为最下等之人。汉人和南人很少担任高级行政官吏的,更不可能参预军机。汉人和南人不许藏兵器,不许田猎,不许习武,不许养马,不许聚众祠祷、祈神、赛社,不许集市买卖,夜间戒严,不许点灯。蒙古人、色目人杀死汉人、南人,仅判出征。汉人、南人杀死蒙古人或色目人,则是死罪。这种民族歧视政策是终元之世都没有改变的。

元朝统治初期,对经济的破坏也是很大的。蒙古人是游牧民族,不重视农业生产,让大量的土地荒芜。立国之初,蒙古贵族别达等就曾建议说:“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幸好成吉思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大量存在的。元人赵天麟在上书元世祖的时候就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两宋以来已经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遭到极大破坏。

但是,元代统治者也很快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所以,在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就多次颁发禁令,严禁军队和豪强圈地扰民,破坏农业生产,同时将荒地分给无田的农民,兴修水利,蠲免赋税,使农业生产一度得到恢复,社会也逐步安定。

元蒙统治者也试图以中原文化来补充其统治,如兴办学校,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确立程朱理学的地位等等,但都仅仅流于形式,而且儒学的影响力呈日益下降之势。一方面元代诸帝的汉文化水平都不太高。虽然忽必烈比较重视汉文化,尤其是儒学,后来的仁宗、文宗和顺帝的汉文化水平都较之前诸帝为高,但是,毕竟不能和唐、宋时期相比。尤其是读书人的地位极低,待遇极差,很大程度遏制了文化的发展。

元代对宗教的崇奉是远在儒学之上的。中原地区本土的道教,包括全真教、太一教、正一天师教,还有藏传佛教在元代都大行其道,各地道观寺庙极多,僧、道人士在元代都享有较高的地位。据《新元史·释老传》记载,佛教徒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国公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不可胜言”。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祆教(即拜火教)等也都得到传播。其实元代统治者是懂得利用这些哲学和宗教信仰来帮助其统治的。元仁宗就曾经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元史·仁宗纪》)

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南宋后期已经受到很多人的责难,元代思想远较前代解放,对程朱理学的抵触情绪就更大一些。元人王恽在《上世祖皇帝论故事书》中就指出,宣扬礼教“终无分寸之效者,徒具虚名而已”。

这种多元化的思想信仰,既是思想解放的一种标志,也造成信仰一定程度的混乱。

儒学的地位不太高,表现在元代的读书人地位是很低的。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自隋、唐以后,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出路。虽然能够考中举人、进士的毕竟是极少数人,但是所有人都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元代立国以后,五十余年不开科举,后来也是时断时续,几乎所有的文人一下子都失去了方向,平日赖以进取的诗词文章,现在变得一钱不值。读书人的地位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元代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见于南宋遗民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滑稽之雄,以儒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岂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虽然是滑稽之语,但未必没有根据。南宋另一个遗民郑思肖在《心史》中也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只不过把“匠”换成了“猎”,把“娼”换成了“民”。“儒”的地位是一点都没有提高的。现在有的人认为没有这样的等级划分,又没有证据,倒还不如相信两位南宋遗民的话。

元代统治者采取民族高压和民族歧视政策,对汉人和南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和盘剥。元代统治者的生活是极其奢侈腐化的,他们对农业生产不重视,而官府横征暴敛,百姓卖儿卖女,流离失所。因此,从元朝建国之初,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反抗就没有中断过。元代末年,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