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坛，各种书体、各种风格争辉斗艳，由于距今较近，留下的书迹也最多。

清代前期，赵、董书法因康熙、乾隆等帝王的喜爱而风靡一时，最终形成毫无艺术生气的以“乌、方、光”为特色的“馆阁体”书法。

对“馆阁体”书法窒息艺术的现象，一些有胆识、有艺术个性的下层文人书法家十分不满，他们纷纷以狂怪独特的艺术进行抗争，最具代表性的是王铎、傅山、郑板桥、金农等。

王铎书法

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帖学大盛的时期。乾隆时，将《淳化阁帖》摹刻上石，以拓本赐近臣，又出内府所藏魏、晋以降历朝书法，刻《三希堂法帖》。此外，还有《快雪时晴帖》《滋蕙堂墨宝》《听雨楼法帖》等，为帖学大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的书家，以刘墉和翁方纲最为著名。

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渐盛，许多文人转而留意金石考据之学，两周、秦、汉的金文刻石、南北朝的摩崖、唐朝的碑版墓铭的古朴天真、雄强劲健乃至粗犷的面貌，使看腻了矫柔纤弱、千篇一律的“馆阁体”书法的士大夫们耳目一新，于是他们竞相模仿，使碑学大盛而帖学告退，开创了近代书法的崭新面貌。钱坫、桂馥、伊秉绶等，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而成就最大的，是邓石如。

邓石如书法

清代后期，碑学仍然方兴未艾，而帖学也有很大的势力，形成了北碑南帖交相辉映的局面。同时，碑与帖又相互结合，成为晚清书坛的一大特色。何绍基、赵之谦等的楷书，雄强中又有灵巧蕴藉；张裕钊、康有为等的行书，流动中又寓方折，富有碑意；吴熙载、杨沂孙、吴大澂等的篆书，或圆劲秀媚，或方折瘦硬，各擅胜场；吴昌硕的篆书，更是出入《石鼓文》，古朴凝重。就是较重帖学的翁同龢等，也能自成面目，使清代书法在明代书道衰微之后，出现了一个名家辈出、争奇斗艳的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