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列国的内斗 君不君,臣也可不臣

不知道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单位的领导突然对你说,请你周末去他家里吃饭,你受宠若惊,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把皮鞋擦得锃亮,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领导家门口,凝神贯气,做了三个深呼吸,然后按下门铃,结果……开门的是他家的保姆,操着湖南方言说:“你找哪个?孙处长跟他的堂客到别个屋里打麻将克哒,晚上不回来吃饭。”你除了傻笑几声,偃旗息鼓地回到自己家里,还能怎么样?

可是,对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两位卫国人来说,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左传》记载,公元前559年夏季的一天早晨,卫献公派人给朝中的两位重臣——孙林父和宁殖捎去一个口信,邀请他们到宫中共进午餐。接到这个通知,孙林父和宁殖赶快行动起来,洗了一个澡,穿上黑色的缁布衣,裹上素色的生绢裳,戴上黑里带红的布帽子,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坐上带盖的马车,提前一个时辰来到公宫等候。

等啊等啊,眼看日近午时,两个人不住四下张望,就是不见有人来宣他们。

“主公也许有要事在身,再等等就好了。”孙林父安慰宁殖。宁殖点点头,没说什么。

两个人继续等,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宁殖忽然说:“老孙,不太对劲啊,主公该不会是把我俩给忘了吧?”

孙林父说:“怎么可能?我猜啊,主公肯定是准备了什么山珍海味,没那么快整好,所以要我们多等等。”

宁殖说:“什么山珍海味?”

“比如说,熊掌啊,你知道,熊掌很难熟的。”

“有可能。”宁殖说着,喉结动了一下。孙林父装作咳嗽,趁机也吞了一口口水。两个人继续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太阳西斜,鸟儿归巢,两个人都饿得头晕眼花,那顿想象中的美餐仍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中。

“老孙啊!”宁殖有气无力地说,“熊掌要煮那么久吗?”

孙林父帽子也歪了,衣服也皱了,说话也打颤了:“按理说,不,不应该啊……”

两个人嘀咕了一阵,最终决定打道回府,这饭不能再等了,再等就出人命了。刚准备上车,一个宫中的小内侍匆匆跑过来,说:“主公请两位大夫去后花园相见!”

“你说去哪?”孙林父大声问道,眼睛死死地盯住小内侍的脸。

“后,后花园。”小内侍吓坏了。

宁殖赶紧拉拉孙林父的袖子,意思是算了,先进去看看再说吧。两个人跟着小内侍,快步来到后花园。只见卫献公戴着一顶白鹿皮帽子(打猎专用),手里拿着一把弹弓,正在打鸟呢!孙林父和宁殖不敢惊着了鸟儿,远远地跟着他,过了一柱香的功夫,卫献公才突然察觉到他们在身后,大声说:“你们来了啊,怎么不打个招呼呢?”两个人赶紧快步走到卫献公跟前,恭恭敬敬地垂手立着,准备聆听国君的训示。

“两位爱卿有何贵干?”卫献公笑吟吟地问。

“这……”孙林父迟疑了一下,偷偷看了一眼宁殖,宁殖也是一脸的迷惑,“我们是应您的邀请,前来赴宴的啊!”

“有这回事吗?”卫献公拍拍自己的脑袋,大笑道,“哎呀呀,我这记性,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来,来,既然你们已经来了,就陪寡人一起打鸟吧!”

孙林父心想,你说得倒轻巧,老子可是饿了一整天,哪有力气陪你打鸟?但是敢怒而不敢言,还得耐着性子和卫献公说话。按照当时的规矩,国君与臣下说话,应该戴正式的礼帽,如果戴的是其他的帽子,则必须摘下来,以示尊重。卫献公似乎完全不懂这些礼数,皮帽子也不脱,一个劲命内侍去拿弹弓来,丝毫没有想到一场风暴正在这两个人的脑子里酝酿。

孙林父从宫中出来,憋了一肚子气,回家也不想吃饭,倒头便睡,但是又睡不着,气愤愤地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胡乱喝了两口小米粥,命令家人:“打点行装,准备马车,回戚地去!”

家人吃了一惊:“您不上朝啦?”

“兔崽子居然戴着鹿皮帽子跟我说话,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的国君?这官老子不当了!”

“您小声点!”家人连忙劝道。

“怎么啦?这事就算说到天子那里,也是他无理!”孙林父的嗓门更大了。

戚地是孙氏家族的封地。孙林父这一走,其实就是用脚投票,炒了卫献公的鱿鱼。

孙氏家族是卫国名门,孙林父本人也是扶持卫献公上台的有功之臣。孙林父的出走,按理说应该引起卫献公的重视。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卫献公仅仅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他走了啊?”再也没有任何表示。仿佛走的不是什么朝廷重臣,而是一个年迈昏聩的家奴。

孙林父毕竟不是陶渊明,在乡下过了一段日子,不禁又留恋起在朝廷的日子来。他倒不是怀念那几千石米的俸禄,而是耐不住成天在田间地头跟山野村夫打交道的寂寞。说到底,那个年代的男人,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动物,如果不能在朝堂之上发表自己的高见,不能参加那庄严肃穆的祭祀典礼,不能在外交场上纵横捭阖,人生就太灰暗啦!孙林父想回到朝廷去,又拉不下那张老脸,于是想了一个借坡下驴的办法——派自己的儿子孙蒯回到首都帝丘,向卫献公请安。

卫献公见到孙蒯很高兴,拉着孙蒯说了一大堆家常话,无非是令尊身体可好啊,戚地今年的收成如何啊,你膝下有几个小孩啊之类的,亲热得不得了。末了还要留孙蒯吃饭,而且是按照国君招待臣子的最高规格上菜,还有乐队在一旁演奏,一边吃一边欣赏音乐,那叫一个享受。相比孙林父前些日子受的冷遇,孙蒯的际遇可真是让人感到君威莫测。

孙蒯受宠若惊。席间他几次想向卫献公表达老头子的歉意,卫献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给他这个机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乐师开始唱歌了——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

这首名为《巧言》的诗见于《诗经·小雅》,翻译成现代文:究竟是何人居住在小河边?无力也无勇,是祸乱的根源。腿伤脚已肿,勇气在哪里?诡计实在多,党羽有几何?

大家知道,歌词是很难听真切的。比如说“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后两句就很容易听成“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美国人脸上都笑开颜”。但是在那天的宴会上,孙蒯将乐师唱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原因很简单:乐师根本不是唱,而是将那首诗字正腔圆地朗诵出来,并且朗诵了三遍,不由你听不清。

孙蒯当时脸色就变了。他抬起头来看卫献公,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正在摇头晃脑,打着拍子听乐师“唱”歌,看样子十分享受。

士可杀,不可辱。孙蒯暗自用力,将手中的青铜酒爵捏着几乎变了形。他没留意到,那天在堂上唱歌的,并不是他熟悉的宫廷大乐师,而是大乐师的副手——这个职务,在当时被称为师曹。

这么重要的场合,大乐师为什么不亲自上场呢?

原来,卫献公本来是要大乐师演唱的,但是大乐师一听《巧言》这个曲目,就知道卫献公不怀好意,怕惹祸上身,借口说嗓子疼,要回家养病,一早就开溜了。卫献公又找了几个人,也都不愿意,只有师曹主动站出来要求演唱。

“臣的歌喉不如大乐师美妙,如果您不嫌弃,臣愿意代大乐师演唱。”

“好!”

卫献公赞许地看了那个人一眼,脑子里没有闪过任何怀疑的念头。他也许忘记了,就在一年之前,他曾经命师曹担任后宫的音乐老师,负责教他最喜爱的宠妾弹奏古琴。那女人长得如花似玉,脑子却笨得一塌糊涂,连最简单的乐理常识也记不住,弹起琴来总是找不着调。师曹教得不耐烦,挥鞭抽了她几下。那女人便跑到卫献公面前哭诉,卫献公命人将师曹抓起来,狠狠地打了三百皮鞭。

三百皮鞭打掉了一个宫廷乐师的尊严,也打掉了卫献公的和谐盛世。师曹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苦于没有机会报复。现在眼看卫献公要犯傻,他怎么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赶快跳出来,要求代替大乐师演唱。为了让孙蒯听清歌词,他还别出心裁地采用了朗诵的形式。

毫无疑问,卫献公对师曹的表现十分满意。这也难怪,领导往往喜欢执行力强的下属,却不知道在很多时候,无条件的执行其实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孙蒯回到戚地,把情况向孙林父做了详细的汇报。孙林父长叹一声,说:“如此说来,主公对我已经是恨之入骨了,如果我们不抢先下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没错。”孙蒯说,“他不仁,我不义,咱们偷偷杀回帝丘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孙林父进入帝丘是在一个晴朗而凉快的清晨,太阳在平原上露出整张笑脸,街道两旁树木的阴影被拖得老长。孙氏族兵摆出进攻的阵形,兵车在前,步卒在后,快速而有序地朝着公宫进发。城门和城墙上的卫兵早就被先头部队解决,整个帝丘防务轻而易举地落入叛乱者的掌控。

对于国君和孙氏之间的这场纷争,卫国群臣基本持一种壁上观的态度,大伙都呆在家里,命令家臣和族人戒备守护自家院落,只要战火不烧到自己头上就万事大吉,这也是孙林父轻易得手的重要原因。

但是有一个年轻人特立独行,穿着整齐的礼服,站在大街上拦住了孙林父的车,故意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跟他打招呼:“哟,这一大早,您全副武装的,是打算去哪儿呢?”

孙林父还没回答,他的戎右护卫暴喝一声,挥起手中的长戈就要扫过去,却被孙林父用手挡住。“不得无礼!”孙林父低声喝道。然后很客气地对那个人说,“国君的荒淫残暴,您是看在眼里的。我很担心江山社稷毁在这个人手里,所以打算赶他下台,请问您有什么高见?”

“国君是一国之主,您现在却想将他赶下台来,这不是以下犯上么?再说了,就算您废旧立新,又怎么知道新的就一定比旧的好?”

这个问题不轻不重,然而十分尖锐。孙林父答不上来,此后数千年无数抱有“革命”思想的人也答不上来。年轻人说完这些话,就主动站在路边,让孙林父的队伍通过,然后赶快带着自己的家人逃出了卫国,以躲避内乱。

这个年轻人叫做蘧(qú)瑗,字伯玉,历史上一般叫他蘧伯玉。《论语》里记载了一些他的故事,最为有名的是:有一天,蘧伯玉派人来拜望孔夫子,孔夫子向来人询问蘧伯玉的近况,来人回答说:“他正设法减少自己的缺点,可却苦于做不到。”来人走后,孔子就对弟子说:“使乎,使乎!”意思是这个人很了解蘧伯玉。当然,蘧伯玉本人也不认为自己已经完美无缺,即便到了五十岁这年,他还是能够深刻地反省前一年所犯下的错误,即所谓的:“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

得知孙林父造反的消息,卫献公起先还不相信,对内侍说:“这怎么可能呢?不就是跟他开了两个玩笑嘛,他竟然……”结果就听到孙林父在宫门外大叫:“只杀昏君,余者无罪!”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派出三位公室子弟出来跟孙林父谈判——说是谈判,实际上就是将他们送给孙林父做人质,希望孙林父手下留情,放他一马。

孙林父根本没给三位公室子弟说话的机会,直接命令孙蒯:“将他们拉出去,斩了!”顷刻间三颗人头献上,被挑在旗杆上向宫内示威。

卫献公一看,这事没得谈了,逃命要紧。集合宫中的卫队,拼死杀出一条血路,逃往齐国去避难。逃到齐卫边境的鄄地(卫国地名)的时候,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政治努力,派出胞弟子行向孙林父请求原谅,结果又被孙林父砍了头。这家伙,分明是杀红眼了嘛!

卫献公只好继续狂奔,跟随他的人渐渐走散,只剩下公孙丁一个人替他驾车。幸好离齐国边境越来越近,孙林父也不敢轻举妄动,将大部队驻扎下来,只派了两名杀手级的武士——尹公佗和庾公差驾着轻车继续追赶。

庾公差是尹公佗的老师,师徒俩都是卫国有名的射手。孙林父认为,将这两个人派出去,取卫献公的项上人头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庾公差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替卫献公驾车的公孙丁。有了这层关系,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尹公佗射术超群,驾车也是一把好手,道路又熟,追了一段路,便远远地看见卫献公的车了。尹公佗连抽了战马几鞭,将两车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段,庾公差长弓在手,从背后抽出一支箭扣在弓弦上,瞄准前车却又犹豫不决。

“师傅!”尹公佗催促道,“您再不射,昏君就逃脱了!”

庾公差眉头紧锁,仍是下不了决心。前面的公孙丁发现有追兵逼近,也将马鞭甩得震天价响,四匹战马发疯似的撒蹄子,将路上的泥土掀得四处飞溅。

“师傅!”尹公佗再次喊道。

庾公差长叹一声,弓弦响处,长箭出手。紧接着又搭上一支箭,前箭未至,后箭已发。

两支箭一前一后,全部钉在前车的旗杆上。卫献公吓得闭上眼睛惊叫不已。“主公休要惊慌!”公孙丁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若是有心射您,绝不会失手。”

卫献公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回头一瞄,果然后面的战车已经慢了下来,似乎已经放弃了追逐。

后面的战车完全停了下来。尹公佗疑惑地看着庾公差:“师傅,您这是违抗主人的命令,回去如何交差?”

“我的师傅在那辆车上,你叫我如何下得了手?”庾公差长叹一声,“回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他是您的师傅,不是我的师傅,我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主人的命令不可废,您如果不忍心杀他,就请您下车吧,我一个人去追。”尹公佗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尹公佗把孙林父的命令搬出来,庾公差也没办法反驳。所谓“士”的天职,难道不就是服从主人的命令吗?他默默地下车,对尹公佗说:“你要小心,我的老师比我还厉害。”

“您放心。”尹公佗一甩马鞭,又朝着前方追去。

卫献公刚松了口气,听到马蹄声,连忙回头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公孙丁,公孙丁,敌人又追上来啦!”

这次公孙丁也回头了,只见尹公佗一个人驾着战车越逼越近,而且正将缰绳系在车轼上,准备抽弓取箭。“您来驾车!”公孙丁顾不得细想,将手中的缰绳塞给卫献公,同时拿起自己的长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出一箭。

尹公佗听到弓弦一响,情知不妙,想要躲时,那箭已经射穿自己的左臂。公孙丁大声喊道:“这是师公对你警告,你要是再追,就不是射你的手了。”尹公佗大吃一惊,忍痛勒住缰绳,眼睁睁地看着卫献公的战车越跑越远,消失在地平线上。

关于师、徒、徒孙三人的故事,史上还有另一个版本,讲述者是著名的儒家学者孟子。在孟子的笔下,事情是这样的:

郑国派子濯孺子侵略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不巧在这个时候,子濯孺子病发,庾公之斯追上他之后就问:“您为什么不拿起弓来?”子濯孺子说:“今天疾病犯了,拿不起弓。”庾公之斯说:“我在尹公之佗那里学射箭,尹公之佗又是您的徒弟,我不忍心用您的本领加害于您。不过,今天的事情是公事,我不敢放弃!”于是抽出一支箭,去掉箭头,朝着子濯孺子射了一箭就回去了。

儒家追求秩序的稳定,以天、地、君、亲、师为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所谓忠义不能两全的困境,也就是在国君、父母和老师之间进行取舍。这个故事中,子濯孺子要在忠于国君还是尊重祖师之间做一个选择。如果故事发生在西方,这就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难题,足以令当事人发疯甚至自杀。但是在孟子的笔下,子濯孺子的抉择一点也不艰难,拔掉箭头,虚射一箭,就那么简单。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自古缺乏悲剧意识,是因为中国的哲人太狡猾,太善于自欺欺人。

回到正题。卫献公抵达齐国之后,原来走失的那些人也渐渐赶到那里跟他会合,其中有他的胞弟公子鱄(zhuān)和卫定公的夫人定姜。

侥幸逃过一劫的卫献公认为这一切都是祖宗在保佑他,命令祝宗(宗庙的管理人员)设好祭坛,摆上祭物,向祖宗表示感谢,同时向祖宗报告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犯错误,责任全在孙林父身上。

定姜并非卫献公的生母,早在卫献公上台的时候就看不惯他的作为,现在看到他跪在一堆石头前念念有词,不觉又好气又好笑,说:“如果没有神灵,你告诉谁呢?如果有神灵,你就不可以对神灵撒谎。你明明有罪,为什么告诉神灵说无罪?你不和大臣商量国事却和小臣计议,这是第一条罪;孙林父和宁殖都是先君委任的辅佐你的重臣,你却轻视他们,这是第二条罪;我尽心尽力地侍奉先君,你却如同对待奴婢一样对待我,这是第三条罪。你呀,向祖宗汇报逃亡的事就行了,不要在祖宗面前狡辩说自己无罪!”

卫献公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鲁襄公听说卫国发生了内乱,特意派大夫厚成叔前往帝丘慰问,卫国人派大夫大叔仪接待。

“听闻卫侯失去了社稷,流亡在外,寡君十分担心,特意派下臣前来,谨致慰问之意。”厚成叔说,“贵国有国君而不修仁德,有臣子而不敏于事;国君不宽厚,臣子也不尽职尽责,日积月累,现在终于酿成大祸,请问你们该如何收拾?”——这哪里是来慰问的,分明是来看笑话的!

“鲁侯的美意,我们心领了。但是对于大夫的说法,在下不敢苟同。”大叔仪说。

“哦?”厚成叔多少有些意外。

“事情闹成这样,是因为下臣们不敏于事,得罪了寡君。但是寡君并非不宽厚——恰恰相反,寡君就是因为宅心仁厚,不忍心将下臣依法严办,才抛弃了我们,远走他乡的。”大叔仪一本正经地说。

“原来是这样啊……”

“事实就是这样。”

厚成叔回到鲁国,遇到大夫臧孙纥。臧孙纥问起卫国的情况,厚成叔说:“卫侯还是很有希望回国的。有大叔仪这样的臣子居守国内,替他安抚百姓;又有公子鱄这样的兄弟跟着他流亡,帮助经营谋划,他能不卷土重来吗?”

鲁襄公打听到卫献公已经被齐国人安顿在郲地(齐国地名),便派臧孙纥前去慰问他。刚刚找到栖身之所的卫献公显然好了伤疤忘了痛,说起话来大大咧咧,根本没把臧孙纥放在眼里。

臧孙纥退下来之后对自己的随从说:“厚成叔看走眼啦,这个人满嘴喷粪,不思悔改,凭什么回国?”

后来他见到公子鱄等人,交谈之后,看法又改变了:“唉,这个人还是能够回国的。这就好比驾车,跟随他的那些人,或者在前面拉,或者在后面推,想不回去都难!”十二年后,卫献公果然得以回国,这是后话。

当然,跟随卫献公逃亡的人中,也有不坚定分子。大夫右宰谷就忍受不了思乡之情,偷偷逃回帝丘,结果被人抓起来送到孙林父府上。

“大夫既然跟着昏君走了,又跑回来干什么?难道不知道我们已经立了一条规矩,但凡偷偷跑回来的逃亡者,一律以间谍罪论处,斩首示众?”孙林父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说。

“别,别这样!”右宰谷一听就急了,“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跟着昏君走,当时是被胁迫才逃亡的啊!”

“这个我可管不着。”

“咳,这个您一定要管,我是穿狐皮衣服,卷羊皮袖子啊。”右宰谷摆出一副可怜的表情。狐皮昂贵,羊皮轻贱,言下之意:我人是好的,只有一点小毛病,看人要看主流嘛!

听到这个比喻,孙林父忍不住笑了,说:“看在你这件狐皮衣服的面子上,就饶了你吧。”

孙林父对右宰谷网开一面是有原因的,他刚刚在卫国公室中找到了一位公孙剽,草草拥立为国君。新政权尚未稳固之际,他不愿意因为杀人而激起更多的矛盾。赦免右宰谷之后,他干脆下了一道命令,欢迎跟随卫献公流亡的人弃暗投明,重回祖国的怀抱,为新政权服务。

但是他也明白,新政权要想站稳脚跟,光有国内百姓的支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得到晋国的认可。

这一年秋天,讨伐秦国失败的诸侯联军终于撤回了各自的国家。

战争失败给晋悼公很大触动,他决定采取措施整顿军队——撤销新军的编制,晋国四军由此又变为三军,符合“大国三军”的原则,以示对王室的尊重。

对于卫国发生的事情,晋悼公也持审慎的态度。一天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问宫廷乐队的首席指挥师旷:“卫国人将自己的国君赶出国,这件事难道不是很过分吗?”

“臣倒觉得,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了。”师旷回答。

“哦?”晋悼公放下筷子,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师旷说:“好的国君赏善罚恶,视人民如儿女,像上天一样保护他们,像大地一样容纳他们。人民侍奉国君如同父母,尊崇他如同日月,敬重他如同神灵,害怕他如同雷霆,他说的话就是命令,有谁能够赶走他?真正赶走他的是他自己,不认真履行国君的职责,让百姓陷于绝望。他自己已经丧失了当国君的资格,怪不得别人。”

晋悼公连连点头。

师旷接着说:“上天养育百姓,又立了国君来统治他们。为了不让国君走歪路,又为他设立辅佐,让他们去教育他,保护他,不让他做过分的事。因此天子有公辅佐,诸侯有卿,卿有侧室,大夫有旁系,士有朋友,士农工商都有亲近的人互相帮助。美好就赞扬,过分就纠正,患难就相救,陈旧就改革。自天子以下,各有父兄子弟来观察监督他的是非功过。所以《夏书》上说,‘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传令官摇着木铎在大路上巡行,官长谆谆教导,工匠献艺以为劝谏。)’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不可能!”

师旷这番话,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即便在现在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后来晋悼公又就这件事征询荀偃的意见,荀偃说:“孙林父驱逐国君,另立新君,自然是大逆不道。但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我们攻打它,不一定能够获得满意的结果,反而要劳累诸侯,不如因势利导来安定卫国。古话说,即将灭亡的可以欺侮,正在动乱的可以推翻,已经存在的可以巩固,这是国家的常道。您还是安定卫国,静观待变吧。”

有师旷的大道理在前,又有荀偃的现实分析在后,晋悼公由此下定决心,于同年冬天在戚地举行了诸侯会盟,承认了公孙剽(也就是卫殇公)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