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晋国和楚国的角力 再一次的弑君热潮

重复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话题,当国君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当国君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人盯梢,稍有不慎,近则被卿大夫训斥,耳根不净;远则被载入史书,贻笑千年;轻则失政,重则亡国,总之是一点也不好玩。更要命的是,国君身边从来不缺乏君位的觊觎者。虽然在任何一个年代,杀国君都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并且被特别用一个“弑”字标注出来,但是纵观春秋数百年,弑君的记录却比比皆是,后人甚至有“春秋之中,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统计数据,弑君似乎是春秋年间的一项时尚运动,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发生过弑君事件,倒是让人有点不习惯。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当国君,随时都有被弑的危险,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使。

公元前613年哈雷彗星造访地球,在《春秋》上留下了确凿的记录。对此,当时的星相学权威、周王室的内史叔服预测说:“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将先后死于内乱。”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服不是半仙,而是全仙。

第一个被叔服说中的是宋国的君主宋昭公。自公元前620年上台以来,宋昭公过得一直不怎么平安。首先是即位当年,他想驱逐群公子,结果被“穆、襄之族”群起而攻之,造成公孙固、公孙郑死亡,最后以“六卿和公室”而告终;其次是公元前619年,他的祖母宋襄公夫人发动华氏、乐氏、皇氏等几家贵族作乱,杀死了宋昭公的主要支持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公子卬;接着到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又陈兵宋国边境,以武力胁迫宋昭公臣服于楚国,在宋国的孟诸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活动中宋昭公因为未遵从号令而被楚国人责罚,颜面无存;公元前613年,宋国萧地守将高哀看不惯宋昭公的所作所为,叛逃到鲁国。总之,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内忧外患不断,他本人也喜欢瞎折腾,不是想驱逐群公子,就是对祖母无礼,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故事频发,国不泰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身边的人难免有取而代之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宋昭公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子鲍。

公子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和我们前面说过的公子商人(也就是齐懿公)有得一比。应该说,在收买人心这方面,他比公子商人更高明。公子商人收买的对象主要是齐国的“国人”,而公子鲍的收买对象和收买手段更是全方位、多层次。

第一,他“礼于国人”。宋国闹饥荒的时候,他竭尽全力,倾其所有,将粮食低价卖给首都的居民。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者,他更是免费赠送粮食,而且不时奉上一些山珍海味,深得老头子们喜爱。

第二,他“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也就是说,他既注重群众基础,又注重走上层路线,天天跑到六卿的府上嘘寒问暖,很会来事,是领导们的贴心人。

第三,他尊重人才,“国之材人无不事也”。只要是有本事的人,不论贵贱,他都愿意结交。

第四,他善于利用亲情资源,“自桓以下无不恤也”。自曾祖父宋桓公以下的公族人士,都得到了他的照顾。

第五,他得到祖母宋襄公夫人的支持。前面说过,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在宋国有很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振臂一呼,就可以发动公族作乱。但是,宋襄公夫人为什么要支持公子鲍呢?答案也许让人意想不到:因为他长得帅。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子鲍美而艳。”

早在公元前711年的记载中,《左传》的作者曾经将“美而艳”三个字赋予宋国当时的绝色美人、孔父嘉的妻子孔夫人。事隔一个世纪,公子鲍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人。用“美而艳”来形容一个男人的美,后人不难推测,公子鲍绝非粗犷型的帅哥,而是更趋于女性化的俊男,长得大概和陈坤比较类似吧。孔夫人美而艳,是酥到骨头里的美,可以令华父督色授魂与;公子鲍美而艳,同样具有销魂蚀骨的效果,使得身为祖母(当然不是亲祖母)的宋襄公夫人也把持不住,主动向他投怀送抱,要与他私通。

史料记载,周襄王在位三十四年而崩,此时距周襄王的死又有八年,距宋襄公之死则有二十六年。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以此推算,此时年龄当在六十左右。古代女子十三四岁便婚配,十五六岁即生子,如果过了三十岁,便可称作半老徐娘。宋襄公夫人以六十岁的高龄,仍然春心荡漾,搔首弄姿,当属罕见。还好,公子鲍虽然急于得到这位祖母的支持,但是总算保留了做人的底线,没有硬着头皮和她上床,而是非常委婉地拒绝了她的追求。

后人无从揣测公子鲍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宋襄公夫人虽然求爱被拒,却仍然对公子鲍一往情深,或者说,越发希望得到公子鲍的爱了。她把对公子鲍的支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仅为他摇旗呐喊,更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为公子鲍提供政治资金,让他以更慷慨的手段来收买人心。

如果将公子鲍与宋昭公之间的政治博弈看作一场牌局的话,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王牌都被公子鲍抓在手里,宋昭公只有举手投降的份。

我们不妨看看当时能够左右宋国政局的“六卿”,他们分别是:

右师华元,也就是华父督的曾孙。

左师公孙友。

司马华耦,与华元是兄弟。据记载,公元前612年,华耦代表宋国出访鲁国,鲁文公以对待卿的礼节来接待他,他推辞说:“我的祖上华父督得罪了先君宋殇公,被记载于各国的史书,我作为他的后人,哪里敢屈辱君侯您赐宴呢?”强烈要求以大夫的礼节相对待。鲁国人认为他应对得体。

司徒鳞鱹。

司城荡意诸,公元前619年的内乱中,作为宋昭公的支持者,荡意诸被迫逃到鲁国避难。公元前616年,经鲁国大臣公子遂从中斡旋得以回国。

司寇公子朝。

六卿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司城荡意诸。

荡意诸的祖父叫公子荡,父亲叫公孙寿,都是公族人士。按照“赐族”的原则,到了意诸这代,被国君赐以“荡”姓,所以叫做荡意诸。

荡意诸家世代担任司城的职务。公子荡于公元前619年前后去世,本来应该由公孙寿来接任司城,可是公孙寿转而让自己的儿子荡意诸接任了这个职务。当时的人们都觉得很奇怪,公孙寿解释说:“当今国君无道,司城又是接近国君的大官,恐怕祸及自身。但是,如果弃官不做吧,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又没有着落,也不是个办法。儿子,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也应该挺身而出。就算他因此而死,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至于灭族。”

公孙寿这么做,很难说是无耻还是独到的大智慧。但是他的儿子荡意诸却是一个颇为忠义的人,而且忠义得近似于迂腐。

公元前611年十一月,宋襄公夫人计划趁宋昭公到孟诸打猎的机会,派人杀死他。

当时的形势对宋昭公很不利。宋襄公夫人和公子鲍的阴谋已经成了阳谋,连宋昭公本人都知道了。可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一贯不怎么灵光的宋昭公倒是表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从容。他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孟诸湖狩猎,而且将能带上的金银珠宝全部带上。

荡意诸试探性地问他:“何不逃亡国外,要求诸侯接纳,尚可保住性命?”宋昭公回答道:“我身为国君,却不能让卿大夫们满意,也不能让祖母和国人满意,就算逃出去,诸侯谁肯接纳我?再说,既然当上了国君,却跑到国外对别人俯首称臣,不如安然受死。”在路上将金银珠宝分给身边的侍从,要他们各自逃难。唯独荡意诸坚决不肯离去。

宋襄公夫人素知荡意诸忠义,于是特意派了一位使者到孟诸湖传话,要荡意诸速速离开,以免玉石俱焚。

荡意诸谢过使者的好意,迎着山间的寒风说:“身为臣子,在君主有难的时候就逃跑,就算侥幸保住了性命,新君又将会怎么看待这种人呢?”说完将使者打发回去了。

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六卿之中,只有荡意诸死心塌地随着宋昭公,其余五人纵使没有成为公子鲍的同党,也唯恐祸及自身,都躲在家里作壁上观。

宋襄公夫人派帅甸带人截杀宋昭公,荡意诸以死表达了自己的忠义。所谓帅甸,是春秋时期的官名,统帅步兵约三百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营长吧。

宋昭公治国无方,众叛亲离,所以宋襄公夫人只派区区一个营长就将他解决了。《春秋》记载:“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就是宋昭公的名字。《左传》解释说,因为宋昭公无道,所以直书其名,以示批评。

公子鲍如愿以偿地继承了宋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公。他任命同胞弟弟公子须担任了司城一职。后来司马华耦去世,他又任命荡虺(huì)接任了司马一职。

荡虺就是荡意诸的弟弟。宋文公这样做,除了安抚人心,还是怀着对荡意诸的些许敬意罢。

宋国的政权更迭得到了上至宋襄公夫人、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

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

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

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

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

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

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

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

“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

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

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

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

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

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

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

“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

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

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

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

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

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

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

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

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

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

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

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

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

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

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

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

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

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

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

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

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

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

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

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

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

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

“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

“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

“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

“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

“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

“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书》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

“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