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逢乱世:饥饿儿童朱重八 第九节 农民式思维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国家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国家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着朴素的农民道德,对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别的尊重。他颁布《存恤高年诏》,规定:

所在有司精审耆民……年八十、九十,邻里称善者,备其年甲、行实,具状来闻。贫无产业,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岁加赐帛一匹、絮十斤;其田业仅足自赡者,所给酒、肉、絮帛如之。

就是说,各地老年人,活到八十岁以上的,他每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还赐给“里士”爵位;九十以上的,每年再多给帛一匹、絮十斤,赐给“社士”爵位。见到县官,一律平行行礼。

取消宰相后,朱元璋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异想天开,认为民间老儒起自田间,淳朴老实,富于经验,于是从社会底层直接提拔辅政人员。他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设立四辅官制度,以“协赞政事”,从民间找了几个普通老儒王本、杜占、龚斅(xiào)等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辅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过实行了一段时间,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淳朴无他长”,这些老人除了看孙子,别的贡献确实难以做出。于是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他不得不又废除了四辅官。

对于外部世界,农民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他们不爱冒险,只想守着前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地安安稳稳地生存下去。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

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满足于把蒙古人赶回沙漠,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勇气和眼光,深入沙漠彻底歼灭之。日本人不断制造事端,对他进行挑衅,他也是发几道诏书,申斥一顿了事,没动过兴兵远伐的念头。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

在《皇明祖训》里,他把二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国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它们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中国农民世代对套院墙一直有着不衰的热情。而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代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从这一点看,它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农民们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他们的精明、现实有时不可避免地变成短视和愚昧。

农民较少有机会锻炼归类、抽象、推理这些较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在他们的头脑里,世界是以实实在在的实物方式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树木、庄稼、猪、牛、羊、鸡这些事物的总和。他们计算数字时,眼前总是要闪着这些事物的形象,或者想象着手指头脚趾头的样子,才能算得过来。他们不能理解超出实物层面的道理。

朱元璋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他们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而商人们只是把货物从各地交换一下罢了,货物总量并没有增加,但却像变魔术一样地变出了许多额外的利润。这无论如何让他们想不通。因此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本来在宋代中国就实行了税收全面货币化,而朱元璋却使税收制度退化到实物制阶段。“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黄仁宇说,朱元璋的设计“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

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村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任何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于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

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朱元璋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进言者抓来囚死狱中,这一安排身后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致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国家最沉重的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