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黄河悲歌(二)

最后的愚人

到1941年,中条山的所谓“抗战”,真的弄得跟儿戏一般了,很多部队都坐在山上不闻不动,就算是偶尔下山,也是一群人在空地方胡转一圈,连枪都没放,就算“凯旋”了。

有些军官对此非常忧虑,把情况反映给卫立煌,可是卫立煌不相信,反而怪对方不会带兵。

你放松,对手却没放松。“华北方面军”一直在观察着中条山动向,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有机可乘。

1941年5月7日夜间,“华北方面军”突然对中条山发起空前规模的侵略,参战部队达到了六师三旅团。

中条山战役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战前日军通过侦察,已经掌握了守军指挥机关的所在位置,他们组织突击队,或提前空降潜伏,或抄小路,对师以上指挥系统进行突袭,由此造成一种奇怪现象,即前方还没怎么打,后方却已无法有效地进行指挥。

仅仅一天时间,中条山的两支集团军便被分割开来,双双陷入困境。

卫立煌这才感到大事不好。

在“失街亭”这场戏中,马谡要屯兵山上,王平说你这是自处绝地,如果魏军断掉我们的水源,岂非不战自乱?

中条山守军除了怕断水断粮外,还最怕没有退路,因为身背后就是黄河。

按理,中条山靠黄河北岸应预先建筑一定数量的桥头堡,这样才能保障战时的水上交通,但卫立煌在这方面又做得不够好,结果日军一个迂回,率先抢占黄河岸边,大家都回不去了。

中条山区南北纵深不过五十公里,要想藏到山里去打游击都很困难,守军在被日军包围后,立刻步当年三国蜀军之后尘,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支接一支地陷入崩溃边缘,其失败之快,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一场不打就垮的战争,但有一些勇敢的云南人坚持到了最后。

唐淮源,云南江川人,时任第三军军长。

唐淮源是个略显固执的人,也可以说是有些“愚”。有一次打仗,眼看打不过了,唐淮源说要撤,而同僚反对,最后还是撤了回来,途中丢了门大炮。

那个时候,部队有一门大炮都不得了,往往打仗输赢全靠它。同僚因此责怪,“我说的吧,要不撤,大炮就不能丢,你还是太胆小。”唐淮源一听就急了,两人吵着吵着,竟然操起家什打了起来,结果老唐脑袋上挨一扁担,终生留下一道疤。

唐淮源在云南滇军中本来已坐到了前几把交椅,后来唐继尧杀回云南,要夺他的权。大家事先说好,找个空地方单挑,谁败了谁下台。

唐淮源败了,于是他二话不说,带着部队走了。

退出云南后,唐淮源从师长干起。某天上面来人视察,私下要打点费,老唐没理他,那厮没捞到好处,回去后就气呼呼地给打了个差分,将唐淮源由中将师长一下子降到上校师长,比下级的军衔还要低。

这样的“愚人”,本来是不适合在场面上混的,唐淮源自己说过,他之所以能忍受得下来,全是因为要顾及自己的母亲。

唐淮源未满周岁时,就被父亲弃养,由母亲一手带大,因此事母至孝。由于家里实在太苦,他便去报考了云南讲武堂,当时由于身上长了痔疮,他害怕让学校知道后不予录取,于是偷偷跪在地上朝天祈祷,翻来覆去地说一句:“老天爷,求求你让我好了吧,这样我才可以谋得一官半职,也才有能力让母亲免受饥寒。”

等到当了大官,家里生活条件好了,唐淮源因在社会上屡遭挫折,一度欲效仿古人退隐,但这时抗战爆发,他想到要给母亲争取更大荣耀,来安慰老人家,所以又毅然留在军队里。

1939年,唐淮源老母病逝。他在回云南奔丧后,便对家人说:“我这一生都是为了母亲,现在她不在了,我也就一无牵挂,此身当为国有!”

唐淮源的第三军大部分为云南子弟兵,他们是中条山战役中少数表现较好的部队之一。

通过重机枪组成的火力网,第三军给日军以很大杀伤,但当时的局面已非区区一军所能挽救,经过几天的厮杀后,部队伤亡大半。

5月11日,唐淮源见整体冲不出去,决定化整为零,分路突围。分别时,他郑重告诫下属:“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

中国民间有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说法,即“大将忌犯地名”。5月12日,唐淮源被困于悬山,此地又称“唐王山”。

王者亡也,唐淮源组织残部三次突围都突不出去,已经弹尽粮绝,此时下起了滂沱大雨,他屏退左右,一个人走进一间土屋。

一切都显得那么糟,但是我尽力了,现在是给部下们做个榜样的时候。

第三军军长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宁死也不愿成为敌人的俘虏。

他的部下果真追随而来。第十二师师长、云南腾冲人寸性奇得到消息后说了一句:“当初忻口战役有郝梦龄、刘家骐一道殉国,第三军打了败仗,牺牲两位军师长也是应该的。”

5月15日,寸性奇右腿被日军炮火炸断,不愿被俘受辱,遂用腰中佩剑自尽而亡。“愚人”唐淮源在中条山做到了最好

6月15日,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结束。

日方指挥中条山战役的是由参谋次长转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骏,一个月后他便回国,并因功晋升为大将。

中条山战役与几个月前的上高会战形成强烈反差,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以来打得最差劲的一仗。经此一战,中条山的第五、第十四集团军大部分都损失掉了。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当场战死四万二千人,被俘达到三万五千人,而日军死伤三千都不到,悬殊十分骇人。

蒋介石羞愤交加,接连用了“最大之错误”、“最大之耻辱”来进行评价。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卫立煌被免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本兼各职,同时革除陆军上将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