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知己知彼

黄郛出使北上,是奉政府之命总揽华北政务,其职位在何应钦和黄绍竑之上。但是除了北平政整会委员长这一个空头衔外,他几乎一无所有,能依赖的,只有政治运作上的技巧和能力。

首先要知彼。

当时中国外交界,甚至包括整个政界的实际情形是“重西洋,轻东洋”。所谓“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这些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就像普通国人一样,基本都浮于表面。

顾维钧和颜惠庆虽号称中国外交界的双子星座,然而他们俩也只擅长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却与西方人多有不同。

到了“九一八”之后,但凡能跟日本人沾点边的,都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以致造成对日外交人才更加稀缺,在朝没有,在野也少有。

华北之敌主要就是日本,不知彼,如何过招?

为了知彼,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搜罗人才,哪怕是到“旁门左道”中去扒拉。

在黄郛的政整会中,“日本通”占了一半。这些人以殷同、李择一、殷汝耕为代表,他们以前或怀才不遇,或为名士所不屑,但毋庸置疑的是,此辈在刺探日本情报以及对日交涉方面的能力又确实都很强,有的甚至还是超强。

王安石批评孟尝君,说他的三千门客大多为鸡鸣狗盗之徒,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事实是,若无“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恐怕连秦国都逃不出去,哪里还能再装什么高雅。

世间万物,但尽其用而已。“鸡鸣”也罢,“狗盗”也好,只要你牢牢控制在手上,不让他们出轨,则事无不成。

换句话说,假如黄郛只能或只会用跟他一样的人,那他根本就出不了莫干山,20年政坛生涯也算是白白经营了。

政整会的另一半,却不是人才,岂止不是人才,有的还是蠢材、废材、垃圾。

这却是出于知己的考虑,不得不如此。

黄郛对国内情形的认识十分清醒:在华北,失意的军阀政客到处都是,对外他们犹如一盘散沙,只能退不能进,对内则尽扯后腿,胸脯拍得震天响,谣言造得满天飞。

这些人最易被日本人利用,在旁边跟你捣乱,黄郛的办法是拉住那些跟他们有联系有交情的“皮条客”,实行以彼制彼。此类人物以王克敏为代表。

过去黄郛做官,在选人用人上向来不肯苟且,更不容许冗员的存在,如今也只好尽量往政整会里塞人,哪怕是把这个临时机构塞得满满当当。

1933年5月15日,黄郛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指挥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出手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些民间过激团体,后者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是敢与日本人接触,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挂了,那可实在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

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雨,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黄郛有什么脱困之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对方能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他一定坚决服从。

因为不久前关东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滦东之战,东北军再次溃退,兵败如山倒,日军即将兵临天津城下。

黄郛到了北平一看,那里还要紧急,已经三面被围了。

在华北军事会议上,出席的大部分将领都对战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只能以小时计。

徐庭瑶从南天门撤出,三个主力师伤的伤,残的残,连防守北平城都很勉强。

29军刚到喜峰口那会儿,还“进时如虎”,自丢失喜峰口后,便“退时如狗”,等到第二次滦东之败,士气已一蹶不振,到了“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的程度。

倒是因丢失冷口而颇受非议的商震,在会上答应再守一天,成为全场最能负责的人!

原先的“双巨头”何应钦和黄绍竑束手无策,连军队都指挥不动,大家眼巴巴地都在等黄郛拿出“脱困之法”。

黄郛的策略,就是联系日本外务省中的“稳健派”,展开停战谈判,以期获得喘息之机。

事情其实已进展得大体有些眉目,不料外交部突然取得的一个“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向国联告状无效的情况下,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宋子文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上面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针强心剂,大家又兴奋起来,认为无须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隔着大洋的吆喝只能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中的“强硬派”重占上风,他们说你看你看,怎么样,中国人明着说要跟我们面对面谈,背地里还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见他们毫无诚意。

谈判大门突然被关,黄郛对此始料不及,前期的所有努力也全部付诸东流。

打仗打不过,谈判谈不了,麻烦事却一大堆。

日本华北“驻屯军”也上来插一脚,公然要求中国平津方面给他们准备车辆,声称要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派日本兵到北平来护侨。

这还不算最棘手的,最棘手的是没钱。

聚集在平津周边的各式部队,虽然能打的几乎没有,但人却不老少,他们可一个个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粮来维持,华北形势只会雪上加霜,更加纷乱不堪。

原先在上海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曾亲口答应黄郛,可筹措600万资金至华北,但等黄郛到了北平,这笔钱却打了水漂,财政部根本拿不出钱来。

原因在于财政部的钱,很大一部分是要靠借的,否则无法用于周转。可是华北战端一开,天津危险了,作为政府还款担保之一的天津海关税收自然就危险了,金融界担心政府还不了钱,便不肯再购买政府债券。债券卖不出去,钱就借不到,如此一来,别说给黄郛拨钱了,就是其他部队的粮饷和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也成了问题。

既无钱又无兵的黄郛,到北平后的日子,难过得简直令外人无法想象,但就在这种困境下,他仍然天天召集“门客们”开会,苦思良策,乃至到了“日夜筹谋,席不暇暖”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