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日本公使的悲喜剧

见土肥原等人包围不住张作霖,日本政府索性直接施加压力,而老张也拿出了他搏的勇气,依然是寸土不让。

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找老张签密约。老张打死不干,过后还避而不见,隔着房间大骂一通,把这位公使先生搞得灰头土脸。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暗示老张:真不接受的话,日本要“另想办法”。老张火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难道又要出兵?我姓张的在这里等着!

说完,起身送客。

此时,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所谓的旧军阀逐渐被新军阀取代,北洋军阀这个末代王朝摇摇欲坠。

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号召,向坐镇北京的张作霖发出了宣战书。蒋冯阎李四兄弟联起手来进行二次“北伐”,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奉系军队再牛,也架不住人多,遂节节败退。

日本人急了,比老张还急。倒不是为老张着急,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急。

中国要统一了,大事不妙。

张作霖虽说滑头,一直对日本人阳奉阴违,但终究还只是一个北方诸侯,相对而言,在他身上做文章容易。

一旦北伐军统一南北,跟日本打交道的便成了对等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在南方时就天天嚷着要“打倒帝国主义”,等它坐稳天下,所谓的“满洲权益”别说扩大了,能不能保住都得另说。

尽管日本政府单方面制造了“济南惨案”,但仍然挡不住北伐军前进的步伐。见奉军虚弱不堪,败局已定,他们又生起了趁火打劫的念头。

日本公使芳泽再次密访,这回他不由分说就掏出一张纸:光说不练假把式,看看上面这几个条件吧,你有诚心就签一下。

签签签,这次我一定签。

老张一脸真诚状,郑重其事地就把文件收了下来。

看到对方态度发生软化,芳泽总算是松了口气。

回去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电报回国,让那边注意查收,千万不要漏掉张作霖发来的文件。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他。

外交战线,又是跟张作霖这样让人头疼的角色打交道,要想干出点成绩,真的不容易啊。

可是一连几天,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通知他。追过去问,对方也奇怪,哪有你说的那个东西。

什么人啊,又玩我?芳泽平时看上去还颇有点老实巴交的样儿,这回也被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咬着牙来找老张算账了。

一见面,没等八格牙路骂出口,老张就连拍自己脑袋:你看我这记性,文件早就给你签好了,忘了叫你来拿,你自己也不过来,你看看,可怎么好。

别废话了,拿过来吧。

老张很乖地把文件恭恭敬敬地交到芳泽手里。

晚就晚几天吧,反正字也签了,可以拿回去交账了。芳泽肚子里的气也因此消了大半,扔下两句诸如下次不能这么调皮啊之类的话,就转怒为喜,乐呵呵地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悲喜剧并没结束。

回到公使馆里,打开一看,文件上竟然又是签着一个“阅”,连传说中的“某某手黑”都没有。

天啊,你又不是我领导,要你“阅”什么“阅”。

芳泽眼前一黑,往椅子上一倒。真是被打败了!

尽管老张的所作所为如此令人寒心,然而从日本政府到军部(在日本陆军中,参谋本部和内阁的陆军省统称为军部)仍然还是拿张作霖一点办法没有,毕竟后者在东北已根深蒂固,一脚踢开的话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合适的对话人选。

只有驻扎东北的关东军仍然不依不饶。

一个像张作霖这样的人,绝不会低眉顺眼甘心于服从我们的调遣。他是大鹏,不是奴才,而我们要的却是奴才。

即使张作霖重返“满洲”,也只会和从前一样,绝不会对日方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

现在该到想一个万全之策的时候了。

办法还是有的,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另一方面,还有机会重新挑选代理人。

就和打牌一样,如果牌不顺,一个值得尝试的办法就是换副牌改改手气。

说起来,东瀛岛国在近现代战争中的疯狂和倒霉,都与一个外人看起来摸不着头脑的“下克上”现象有很大关联。这个“下克上”,最早就是得名于日本关东军。

在日本俗语中,那些做事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的人,叫做“关东军”。

在国有企业里,我们一般管这类人叫做刺头,属于需要帮教的一类。但在日本国内,这些刺头是谁也不敢惹的,因为他们都是手上拿着枪的军人,是“爱国主义”的代表,惹毛了他们,轻者把你归到“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一类去,重者就要“死啦死啦”的了。

这么无法无天,政府不管?

政府不是不管,是不敢管。

日本在德川柄政时代,是没多少人把天皇当棵葱的,那时言必称幕府将军。等到西方入侵,幕府制度随即被取消,天皇才又变成人见人爱的香饽饽。

当然,按照日本宪法,国家大事还是应由政府,也就是内阁来负责,但内阁没法全盘负责,说难听点,它能负到三分之一责就算不错了。

日本内阁本身,就足以编出一本笑话集。

作为典型的豆腐块做的政府机构,它一不小心被人哄下台的次数和频率可称超纪录。别的国家,政府被迫下台,一般都是反对党或选民的功劳。在日本却不一样,内阁下台,十有八九都是因为犯了军队的冲。

作为陆军的指挥机构,军部可以倒逼内阁,依此类推,关东军也可以不听军部的。

关东军新近得到的消息是:面对北伐军的穷追猛打,张作霖已不得不放弃“中原梦”,即将退出京师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提出:上面不干,我们干。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满洲问题”,除了杀死“张巨头”,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

立功心切的佐官们顿时个个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北京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势力范围”,关东军要想在北京除掉“张巨头”,就必须借重于“驻屯军”。

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关东军参谋按照村冈的吩咐,准备动身去找“华北驻屯军”接洽。

但在出发之前,他被一个人拉住了。

拉住他的人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

河本的第一句话就把小参谋给吓了一大跳: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

你相信“华北驻屯军”吗?反正我是不信。万一把事情弄砸,让上头知道,那就麻烦了。

而且这事怎么能在北京干呢?

到北京去行刺,一则防卫森严,成功的把握不大。二则太过明显,容易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

竹下一脸茫然,那你说怎么办。

河本笑着拍了拍竹下的肩膀:这样吧,事情交给我,我来干。

竹下问他,那自己还有无必要再去北京。

当然有必要!河本眯起了眼睛:你可以去当探子嘛。给我盯紧一点,弄清楚张作霖哪一天坐火车出关,然后通知我。

形势比人强,在关内忙活了一年的老张,洗洗回家睡成了他不得不作出的唯一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

即将面对的,将是一条一去不回头的死亡之途。

不过,如果你认为老张对未来的危险毫无防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老张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弦从来就没有松过。

忽悠了日本人这么多次,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的,尤其是入关以来,为了“寸土不让”,双方针尖对麦芒地拍过好几次桌子,要想不引起日本人的嫉恨和报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也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毒手。

毕竟他还是“东北王”,他手上还有东洋人垂涎三尺的饵。

他没想到的是日本军人如此疯狂,迫不及待地要换副牌打打了。

从北京往奉天,那不是一里两里的路程,不可能靠“11”路公交车走着回去。当时作为交通工具,张作霖有两种选择:汽车或是火车。

两者各有优缺点。如果乘汽车的话,路线是从不引人注意的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返回奉天。优点是轻车简从,行动秘密,安全有保障。缺点是路况不好(20世纪20年代的公路,你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了),车子颠簸(兴许还会晕车),十分辛苦。

而如果换乘火车的话,路线是沿着京奉铁路走。优点是比较舒适(特别适合老张这样的老同志)。缺点是动静太大,容易引起不测。

对这两种方式,亲信部下、幕僚参谋都各有各的说法。在一时难以取舍的情况下,老张决定拿出他的老招数:赌上一把。

他拿出纸一撒两半,分别写上“汽”(代表汽车)和“火”(代表火车),揉成纸球后开始抓阄。

最后拿出来一看,是个“火”字。他打定了主意。

死亡专列开始启动了。

命运跟老张开了个玩笑:由赌始,由赌终。

选定了火车后,张作霖还留了个心眼。他枪林弹雨见得多了,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

先是一再更改回奉日期,说好6月1日出京,专车都来了,他又临时改变主意,宣布第二天再走。

第二天,专车出发了,但车上只有他的家人,老张还是没有上车。

第三天,老张终于上车了。

上车前,他向部下详细了解了安全保障情况。

从北京到奉天,沿途有十几万奉军护路。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由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负责,山海关至奉天这一段则由号称“福将”的吴俊升(因说话口齿不清,人送外号“吴大舌头”)把守,两人都是老张的绝对亲信,也都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称安全绝无问题。

张作霖放心了。就算行程泄密,他相信也没人能动得了他。

坐上火车的那一刻,当凭窗再一次凝望北京城,东北大帅的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

在这里,他曾经到达过事业辉煌的顶点。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儿,一个声名狼藉的胡子,经过不断努力,终于闻达于诸侯,成了北京城里万人仰望的张大帅。

想想看,身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亲手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意气风发。

闭上眼只听见,岁月如风在心间。

北京,是张作霖人生奋斗史上最重要的一站,是事业顶峰的见证地。然而,才不过一年光景,眼前竟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凄雨冷风中,连挥挥手告别的兴致都没有了。

窗外有多冷,闭上眼心就疼。

不去看也不去想了,算一算离东北的家还有多远吧。

张作霖的专列共有20多节,他自己所乘的车厢为第十节。这是一个很有派头的车厢,当年慈禧老佛爷都用过,因外部呈蓝色,被称为蓝钢车。

作为曾经的保安队长,老张的专列在保安方面也下足了工夫。不仅蓝钢车的前后车厢里配备着全副武装的卫队,而且在专列前还特地设置了一辆压道车,以防路轨上有人作出不轨的举动。

果然一路上太平无事,到了山海关站,吴俊升上了车。他是从奉天赶来的,喘着气就来迎接大帅了。患难最见真情,这让老张非常感动。

吴大舌头再次保证:从山海关到奉天,安全保卫已经做到严丝合缝,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遗憾的是,他说的并不完全对。

有一个地方,他漏掉了。

并不是他办事不认真或是存心欺瞒大帅,而是没有办法不漏。

这个漏点是一位关东军大佐找出来的。

此人就是河本。河本奔着袭击火车而来,他曾经权衡过:究竟是直接进攻好,还是用炸药炸好。

最后的结论是用炸药。

直接进攻的话,痕迹太明显了,而且还不一定灭得了对方。炸虽然也有失败的风险,但一旦失败,还可以启用“拔刀队”。

对河本来说,要想干掉张作霖,机会仅有一次,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在赌。

然而河本很快就发现,他还不一定能够赌得起来。因为经过侦察发现,整个京奉铁路沿线布满了奉军,警戒十分严密,真是像吴俊升说的那样,“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河本一度相当沮丧,要执行爆破计划,又要不被这些奉军发现,看起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直到他发现了皇姑屯车站不远处的三洞桥(日方资料中称巨流河铁桥)。

三洞桥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

京奉铁路奉军可以守卫,“南满铁路”却是日本控制并经营的,它得由关东军负责看守。

只是一个点,可是也只需要这么一个点。

从棋局上说,即使大部分棋面你都处于优势,但只要有一个地方被人钻了空子,仍然可以致命。

在接到竹下义晴从北京发回的有关张作霖已经启程出发的密电后,河本立即在三洞桥给张作霖挖好了一个死亡陷阱。

我看过一个资料,如果要把一座十几层的楼房掀翻,大概要用上90公斤炸药。这位老兄为了让别人彻底死翘翘,在一节十几米的车厢上总共破费炸药120公斤!

这些炸药光堆起来也好大一摞,又不可能弄辆重型卡车直接运过来,只能分装在30个麻袋里面,然后偷偷放在桥墩上。

显然,要安置这么多麻袋,不仅是个苦力活,还是个技术活。为此,河本专门从朝鲜调来工兵,才终于把事情搞定。

从老张的专列离开北京,直至到达皇姑屯,沿途除了有奉军护路外,河本大佐派出的间谍也没少掺和。他们很敬业地向设伏人员报告着列车的启停情况。

车厢里,老张很轻松地和亲信同僚们闲聊、玩麻将。过了皇姑屯,奉天近在咫尺,此刻,家人和文武官员肯定已在车站翘首以盼了。

他没有想到大祸就在眼前。

进入三洞桥,列车开始减速。此时,守候多时的两名日军爆破人员先后按下了电线按钮。

或许是由于紧张过度,第一个按钮竟然没响,第二个随即按响。

只听轰隆隆两声巨响,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一股高达200多米的黑烟腾空而起。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包括张作霖所乘车厢在内的多节车厢压在了下面。

铁路线上一片火光,乱成了一团。

河本后来回忆:面对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害怕,爆炸冲力实在太大了。

相隔不远的奉天总站也感受到了这股地震般的颤动,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被震断,比用锋利刀片切割过还要整齐。

拿着望远镜远远观望的河本大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就算老张是铁甲人,现在大概也炸得连铁皮都没了,作为临时预案的“拔刀队”自然也用不着了。

河本过于乐观了,因为张作霖还活着。

但也只剩下了一口气。他的咽喉部位受到了致命伤,已经奄奄一息。专门来迎驾的吴俊升则当场被炸身亡。

人们赶紧进行紧急救援。随行人员把满身鲜血的老张扶上一辆敞篷小汽车,十万火急地往帅府送。虽然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甚至动用了英国大夫,但此时纵有再高的医术也无力回天了。

1928年6月4日上午10点,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骑鹤西去。此时离“皇姑屯事件”爆发,专列被炸仅仅相隔四个半小时。

一代枭雄自此谢幕。

老张这一生,说他奸他也奸,说他滑也滑,坏事也着实做过不少。土匪、旧军阀、王八蛋,你怎么骂他都不为过。但有一点始终值得称道,那就是在外寇入侵的艰难时刻,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低过头,服过软。

盖棺论定,他是一个硬骨头的东北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