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华北危局

在喜峰口旁边,有一道更重要也更难守的关隘:古北口。

民国军界有“两个半”军事家的说法。“半个”是指“小诸葛”白崇禧,而能称得上“一个”的,分别是指蒋百里和杨杰,后者即为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古北口方面总指挥。

杨杰,云南大理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留学生班第三期。

蒋、杨之所以能称得上是“一个军事家”,缘于两人在军事理论方面皆有独创,其中,蒋百里著有《国防论》,杨杰则著有《新国防论》。

那个年头,如果你在军校上课或肩扛将衔,却不知道“两论”(《国防论》和《新国防论》),别人一定会对你侧目而视,认为你这家伙实在够落伍,绝对out!

在理论造诣上,杨或许不及蒋,但在战略战术的参谋运用上,杨却超过了蒋。

早在杨杰留学日本时,就是中国班里的佼佼者,考第一名是家常便饭,渐渐地,连日本教官都对这个中国学生另眼相看。全班的试卷,教官一律交给杨杰批改,野外作业,则让他当裁判官,谁扮参谋长,谁扮旅长,谁扮团长,皆其一手指派,好坏分数也由他来打,成了不是教官的教官。

正是因为成名太早,杨杰自视甚高,可以说是目空一切,常将自己比作当代的姜太公、诸葛亮。国内除了蒋百里,他没一个看得起,曾当着别人的面,说何应钦、陈诚这些人“其蠢如牛,其笨如骡”。

苏联军官总算是厉害了吧,也根本不入人家的法眼,说是对方倒贴给他做学生都不要。

苏联人不行,日本人跟在后面做学生还凑合,不过也就只有三个够格,曰: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小矶国昭(时任关东军参谋长)。

既是牛人,则必有可牛之处。

杨杰很早就追随蒋介石,是后者帐中的必备幕僚,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杨杰的不少建议也都曾被采纳和运用。

二次北伐,蒋介石要打安徽的陈调元,问杨杰应如何打法。

杨杰立即提笔在纸上写道:临之以威,诱之以利,其降必矣。

蒋介石心里一动,心战为上,确实是高招。随后又问:如果诱降,需要多少钱?

那意思,代价大不大,如果太大,我可拿不出那么多银子。

杨杰笑了笑:吴佩孚、孙传芳已倒,陈调元,一介庸才耳,何须太多。

有钱你就多给点,没有就少给点,无妨。

蒋介石依计而行,只花了几万块,陈调元就乖乖投降了,不知道省了北伐军多少力气。

让蒋介石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中原大战那会儿。

蒋介石在火车上指挥,忽然遭到冯玉祥骑兵部队的攻击。当是时,蒋介石手中只掌握一个特务营,对方却是一个骑兵军,于是立马处于既打不了也逃不走的绝境。

众人慌作一团,杨杰献计:可将列车的两头各安一个机车。

骑兵追上来了,火车就往北开,开出二三十里后,又往南,这样反反复复,就是不停,骑兵跟着跑来跑去,累得够呛却一无所获。

事后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蒋介石也称赞杨杰,说要不是你在身边,我一定做了冯玉祥的俘虏。

杨杰笑言:此不过牛刀小试耳!

作为参谋,杨杰称得上一流高手。连“半个军事家”白崇禧都不得不服,说杨杰确实有学问,让他照张地图做方案,他一会儿工夫就能把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写出来,这功夫当时没几个人能及得上。

杨杰如此有才,此前却主要是参襄军务,基本上没有独立领兵打过仗,因此很早就有人主张让“军事家”挂帅出征,蒋介石也有此意,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却力持不可。

何应钦和杨杰同时出道,然而两人素不相容。杨杰将何应钦比作“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中的“廖化”,而何应钦则认为杨杰是马谡一类人物,不干实事,只会吹牛,所以私下也奉送了一顶帽子:杨大炮。

何部长甚至向蒋介石直谏,说你让杨大炮做个参谋还凑合,若是由他掌握军机要务,必然坏事,说不定还会起到汉奸都起不到的作用呢。

早在长城抗战前,杨杰就已官居参谋部次长,要想再往上升,那就得有点实际军功才行,再加上正在用人之际,所以虽有何应钦等人的反对,蒋介石仍力排众议,将古北口之战的指挥权交到了杨杰手上。

牛刀终于不是小试,要大试了。

可是何应钦的话却不幸言中,杨杰此后真的成了翻版马谡。

《三国演义》记述“失街亭”这一段时,说马谡骄傲轻敌,不遵从诸葛亮“依山傍水”的指令,却将军队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

当副将王平提出异议时,马谡嗤之以鼻:你算什么东西,偶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也得请教我哩。

杨杰几乎是一模一样,他身为古北口总指挥,其实前线从没去过,就在家里闭门造车,弄一些大而空的方案。至于前线如何协调,怎样部署,他一概不问,对战事进展情况当然也一概不知。

当关东军快逼近古北口时,东北军和中央军还在为谁守一线,谁守二线而争执不下,这事他不知道。

交战之后,东北军“提前告退”,闪出一个大空当,致使古北口全线失守,他也是事后才知道。

如果你亲自到一线去指挥,实地看看,情况肯定不至于如此糟糕。

打仗,是要死人的,而且会死很多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古北口的失守,让蒋介石十分震惊。

29军守喜峰口,不仅守住了,还取得了大捷,自己嫡系的中央军守古北口,却没几天就丢了,太不可思议,也太没面子了。

失守的原因很复杂,还涉及到各派系军队的内部矛盾,所以蒋介石不可能对杨杰一个人开刀问斩,但你要说他不失望那也是假的。

从这一刻起,杨杰并非主官之才这一印象已经初步在蒋介石的心里有所萌芽了。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很快蒋介石对杨杰的人品也产生了怀疑。

对于古北口失守,杨杰自然也感到脸上无光,同时察觉到了蒋介石对他的失望之情。

别人可能还无所谓,放在他这样“一个军事家”身上实在有些让人受不了。

在军事会议上,杨杰便准备好好地打一个翻身仗,所以会议一开始,他就语出惊人,说要把长城抗战从守势转为攻势。

如何攻呢?

诱敌深入!

具体策略,是让中央军后撤,待日军尾追进来后,再在两侧埋伏,同时出击,如此可一举歼灭日军主力。

在杨杰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策,事到如今,不给大伙亮点绝的还行?

但等他说完,与会众人皆面面相觑。

杨杰的计策听起来很好,可是实行起来根本不可能。关东军有多强,中国军队有多强,就算你将其围起来,哪里能“歼”得了对方。

更何况,长城尚有险可守,放进来之后一马平川,根本无险可守,那还不把平津给直接交代了?

大家都知道“诱敌深入”行不通,却又熟知杨大炮的脾气个性,所以谁也不愿意站出来直接点破,就任他在那里胡乱放炮。

说起比较虚的“妙计”时,杨杰很带劲儿,但具体到实际,他又强调古北口前线(现在是南天门前线了)相当困难,必须增援。

接着,大炮又着力渲染了一下自己负责的前线是如何“相当困难”的,包括日军大批涌入,战斗异常激烈的情形。

这里面有一大半当然都是“军事家”关着门自己在房间里“合理想象”出来的。

到这时候为止,杨杰还不知道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蒋介石难得到前线,你要是一对一地给他汇报工作,吹点牛或许还没问题。那天会场上还坐着一个何应钦,他天天在分析战况,南天门那里究竟怎么回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那几天,根本就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

从职务上说,何应钦是杨杰的上级。当着蒋介石的面,他自然不能认同部下的这种说法,于是当场就提出异议:南天门战事很激烈吗?不可能吧。据我所知,整个长城防线最近可都很平静。

其实何应钦还算是一个比较温和宽厚的长官,话里面也留了台阶可下。这时候杨杰如果打个哈哈,一下也就混过去了。可他那天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来了一句:我刚刚从前线回来,怎么可能不知道那里的情况,当然是很激烈了!

这下好,你信誓旦旦,大爽特爽了,可把别人给逼到绝路上去了。

假设杨杰的话是真的,那何应钦的问题就大了。这不明摆着连自己的下级都不如吗。

虽是两人之间的争执,蒋介石可一直在瞪着眼看呢:何应钦,你是华北战局的总负责人,却连战场的基本情况都不知道,你究竟吃的什么饭,当的什么心?

为了证明自己,何应钦一改老实厚道人的本色,当下就让人打电话到前线,询问南天门前线的情况。

毫无任何悬念,对方的回答是:前线很平静。

杨杰顿时满面通红,一言不发。

这时候蒋介石的心里肯定一声叹息。

用杨杰错矣!

马谡失了街亭,杨杰丢了古北口,同样是言过其实,同样是不可大用,如再不对指挥官进行调整,南天门亦将不保。

不久,杨杰便被免去古北口总指挥一职。

杨杰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虽然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但他喜欢放大炮的毛病竟丝毫未改。

很早以前,杨杰的军衔就是中将,然而等到小字辈的顾祝同、陈诚等人升为上将,他仍然是中将。

杨杰对人发牢骚说:我20年前是中将,现在仍是中将,不知道20年后是什么将!

大概这话让蒋介石给听到了,便派他到苏联去做特使,顺便将其由中将升为上将。

到苏联是去争取军援的,因为那时抗战已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可是杨杰很快就在异国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相关报告在蒋介石桌上放了一大堆。

蒋介石忍不住了,问他究竟有没有弄到军援。杨杰却答非所问地说,他在苏联见到一个人,此人掌握一项秘密武器,只要把它弄过来,在华日军便会全体死光光,只是需要一大笔钱购买(难道是原子弹?似乎又不像)。

杨杰的语调极其神秘,可是蒋介石再也不问他了。

直到日苏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身在苏联的杨杰事前竟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这件事之后,他被调派回国,从此再未能得以起用。

多少人生机遇,在别人看来可遇不可求的人生机遇,就这样一一错过了。

那个时代,也许人们实在太渴望太苛求出现一个完美的军事家了,可惜杨杰不是。

某种程度上,他更像一个顽童。这个顽童一手拿着一叠漂亮的纸片,一手拿着剪刀,在大人们的惊叫和惋惜声中,把纸片剪得粉碎,然后扔在了阳光里。

你们哭,我就笑,你们笑,我却哭,这才是杨杰,一个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却从未真正找到过自己的人。

接替杨杰的,是徐庭瑶。

我们在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将领的合影中,可以看到大家都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一个人。他不仅坐的位置居中,在将官们的心中也确实分量不轻。

他是杜聿明的老长官,是郑洞国的老长官,是戴安澜的老长官,可以说,当时中央军中相当一批能征善战的将佐均出自其门下。

很多年后,当戴安澜在缅甸处于伤重弥留之时,仍念念不忘要以自己的功来抵“徐长官”的过,后者当时正受到撤职降级的处分。

徐庭瑶是主动向蒋介石请缨去古北口征战的,不过当他到达前线时,古北口已经丢了,他只能据南天门防守。

与杨杰那样的学院派不同,徐庭瑶属于纯粹的实战派,此前大小仗经历过不计其数,他不是待在斗室,而是老老实实地对前线进行了勘察。

阵地战,依赖的就是工事的坚固程度。徐庭瑶亲自督促,工事比以前有了较大改善,他自己检验后也感到十分满意。

日军之所以能轻易占领古北口,除了中方指挥紊乱外,炮战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到了最后,关东军把首次带来的炮弹几乎都用完了,但就是依靠这种高强度炮击,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提早离场和古北口防线的全盘崩溃。

徐庭瑶的工事顶住了大炮。

日军一万发炮弹,也仅能破坏守军一个连的工事,徐庭瑶轮番调遣中央军三个主力师,实行车轮大战,从而使得前线又逐渐稳固下来。

在古北口一线作战的,是关东军绝对主力——弘前第8师团。该师团具有极强的作战能力,此前曾多次创造出类似“128个骑兵攻下承德”这样的军事奇迹。可以说,整个热河之战,几乎就是弘前师团一家搞定的。

因为这个缘故,古北口一线始终是长城抗战中打得最为激烈的战场。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喜欢热闹的都爱看“大刀宋明轩”,懂得门道的才知道徐庭瑶的身手其实也十分了得。

派上徐庭瑶后,自己的嫡系人马总算可以交代得过去,蒋介石对此很是满意,认为这次用人用对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南天门之役已足以振奋军队士气。

可是似乎命中注定,徐庭瑶仍然要失败。

29军曾向参加淞沪会战的19路军取过经,不过19路军的经验在上海周边可能适用,拿到华北战场上却未必见效。

相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日军最大的优势就是特种部队,但受限于南方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这一作用在淞沪会战中并未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金泽第9师团在江湾一筹莫展,“陆军长老”植田进退不能,盖缘于此。

南天门不是上海,甚至不是古北口,这里既无地势之利,又乏关隘之险,正是机械化作战的理想战场。

见大炮无效,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把军直属的特种部队专门配置给弘前师团使用。

这就是坦克战车。

日本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曾以砍掉陆军四个常备师团编制为代价,将经费省出来,用于组建特别部队,其中之一就是战车队。

他们一开始想拿钱买。

在上海市区大出洋相的维克斯轮式坦克,就是从英国买来的。当时一共进口了10辆,结果在闸北的马路上瘫的瘫掉,炸的炸掉,最后都被当成破铜烂铁派了别的用途——当工事街垒用。

维克斯很差劲,只是城市巡逻用车,但这并不表明英国坦克都很烂,事实上,它有好的,英制最新式坦克时速达到30公里,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可是人家不卖给你。

英国人说我们自己家的部队还没装备哩,先给你,怎么可能?

世界上第一个造坦克的是英国,接下来就轮到法国了,于是又去找法国。

法国人一摊手,要新坦克没有,还没造出来,旧坦克倒是又多又好又便宜:雷诺坦克。

一战中,除了英国坦克外,战场上最拉风的就是这种法制雷诺。那会儿所有坦克里面,只有雷诺首先采用了可以360度旋转的炮塔,坦克手坐在上面,端一挺机枪,突突突地扫上一圈,着实很酷。

一战的时候,因为货俏,法国人闭着眼睛一次生产了3000多辆,等到战争一结束,他们傻眼了,都不打仗了,谁要买你那么多坦克?又不能帮着耕田织布,跟买回一堆没用的废铁差不太多,而且一战后大家都知道了坦克的厉害,因此会造这玩意儿的越来越多,不只英法这两家,强一点的都能自行制造,用不着买你的。

怎么办,严重的供大于求啊,家里压着这么多的坦克总不能当饭吃吧,于是只好用上了生意场中的最后一招——挥泪吐血大甩卖。

就这样,也只抛掉一半。到二战德国人打进法国时,仓库里还堆着1500辆雷诺呢。

对着日本人,法国人只说了一半实话,雷诺又多又便宜是真的,好却未必。

地球在不停旋转。一战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武器技术早就突飞猛进,你要再说雷诺有多么了得,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笑话。

日军拥有的雷诺坦克,一部分是直接购自法国,另一部分则是“九一八”后从东北军仓库里抢来的。

在上海庙行战场,法国雷诺曾被金泽第9师团投入使用。可是事实证明,再便宜的垃圾也还是垃圾。垃圾雷诺可把日本兵给害苦了。

火力强不强先不去说它,关键是臭毛病奇多,平时这里那里出点故障简直再正常不过,就是上了阵还要耍大牌,开着开着一不高兴就撂挑子不干,躺那儿歇着了。

毕竟是老爷爷级别了,走两步还要喘三口大气呢,不容易啊。照理说,困了打个瞌睡也可以原谅。问题是这个瞌睡打得着实不是时候,因为不远不近,不早不晚,它歇的地儿往往正好是战场中央!

你这让跟在后面的一群老少爷们怎么办,进退两难啊,难道也像你一样躺下来歇着?

对手会把你们当活靶子给干掉的。

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淘不到好的,日本人不得不咬咬牙走国产化道路,89式中型战车应运而生,可是刚刚出场时也没弄出多大动静。

东北战场上天气实在太冷,连坦克都受不了,冷冻液被冻住那是常有的事,机械部件脆裂也屡见不鲜,所以经常坏,加上速度慢,不客气地说,马占山的骑兵都比它好使。

在上海庙行,89式曾与雷诺一起上阵。论地形,庙行的确比江湾要平坦得多,但也只是相对而言,那里开起坦克来也一样不爽,由于转动不灵活,89式的履带经常陷在泥巴里动弹不得。

日本人是比较善于总结的,也确实有一股子追求完美、深钻到底的劲头。“一·二八”淞沪会战刚刚打完,他们已经在埋着头思考怎么提高坦克的性能了。

针对中型战车机动性能较差的缺点,日本人又研制出了92、94系列的轻战车。

一个火力强,一个机动性好,这两种坦克凑一块儿,优势互补,在大部分为开阔地面的南天门如鱼得水。

它们不是英国维克斯,没有轮子可给你炸,它们不是法国雷诺,不会“间歇性死亡”,它们的装甲很厚,你用捷克式轻机枪和手榴弹都射不穿,轰不破,对于严重缺乏反坦克装备的中国军队来说,几乎就是不可战胜的天敌。

徐庭瑶在南天门连筑六道预备阵地,但当关东军战车队发动冲击时,别说六道,十道都顶不住,基本上一道阵地,只能坚持一到两天。

徐庭瑶手下的三个师长,杜聿明就不用说了,刘戡向被评价为脑子一根筋的人,打起仗来疯狂得很,然而即便是他这样的猛人,面对坦克汹涌而至,也变得目瞪口呆,无计可施。

因为丢失阵地,刘戡一度急到了要抹脖子自杀的程度。

前线死伤累累,以血肉之躯挡新锐之器,却仍挡不住日军的疯狂进攻,徐庭瑶内心无疑受到了极大震撼。

夜泊青纱帐,天明山海关,数万男儿千里迢迢,满腔热血地来保卫长城,未料几个回合不到,理想的帆船就已经面临着搁浅的危险。

事实证明,光有美好愿望,却无足够力量,还是必然会在风雨中折戟的。

从那以后,在徐庭瑶和他的弟子们脑海里,就一直回响着这两个字:坦克,坦克,坦克!

中国未来的装甲兵团将从这里隆隆驶出。

虽然防守很困难,但徐庭瑶毕竟也只需要负责一个南天门战场,坐镇北平的何应钦却要协调整个华北战局,自然难上加难。

为了不致把这位军政部部长的肩头压垮,蒋介石又派来了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实行双头领导,即何应钦主抓军事,黄绍竑主抓政治。

在北平,何应钦和黄绍竑常去一个地方,说起来还香艳得很——北平的一个交际花家里。

大家不要把他们想得太龌龊,我可以打包票,他们两位虽然不一定能做到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但关键时候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尤其是何应钦,据民国时候的笔记上说,别看这位老兄在战场上号令三军,八面威风,其实在家里有“季常癖”。

何谓季常癖?我讲个典故你就知道了。

北宋年间,有个叫陈慥的人,他跟苏东坡等人是好朋友,众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兵论武吹大牛。吹到极致处,陈慥忘乎所以,拍着胸脯,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不料吹着吹着忘了时间,连外面的天是不是已经黑下来也不记得看了,结果就有人在隔壁房间捶墙头骂山门了,而且还骂得很凶。

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这位陈先生,早已是面无人色,浑身颤抖,连手杖都吓得掉在了地上,眼神傻呆呆的,直如死人一般。

快撤,刚才还器宇轩昂、指点江山的一帮人顿作鸟兽散。

搅局的这位就是陈慥的老婆,而陈慥字季常。

和其他宾客一样落荒而逃的苏东坡,对陈慥老婆的凶悍和陈慥的可怜神态记忆犹新,回来后就给分别冠名,一谓“河东狮吼”,一谓“季常之癖”。

苏东坡是名人,但名人也爱八卦,不同的是,名人八卦出来的东西更易出名。在这里,苏名人无意中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秘密:谁说旧社会只有妇女才深受压迫,受压迫的多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我们尊敬的何部长不幸忝居其中,而且他的“季常癖”着实非常严重。

知道他当时有一个什么外号吗?

全国怕老婆会会长。

据说其家风之严,甚至堪与明朝的戚继光比肩。

这么一个人,你就是借他一百零一个胆,也不敢在外面胡来。

那这位要说了,前方打得死去活来,形势如此紧张,他们两个军政首脑,偏偏整天钻一交际花家里,究竟意欲何为?

答曰:办军国大事呢。

我一点都不开玩笑,何、黄两个人真是这么干的。他们就在交际花家的客厅里,跟东北军的、29军的、晋绥军的,方方面面的代表打交道,联络感情,商量问题。

中国不是日本,说是协调华北战局,其实关键不是怎么指挥打仗,而是怎样把大家伙拉到一起,团结起来,以确保内部先不出问题。

乱由内起,患由自出,这个道理他们比谁都懂,何况华北这个地方本来就错综复杂,在中原大战之前,中央的势力从未能够企及,中原大战之后,实际上也没能伸得进来。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聚会的场合放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那是由民国时候特定的氛围决定的。我可以告诉诸位,这就是那时最上档次的社交场合。要谈感情,拉关系,这里比办公室有效得多。

确保华北稳定,除了“内结骨肉之恩”外,当然还要外托军事之利。

后面这一点比较难,因为从前线传来的战报一天比一天难看,也一天比一天让人心情沉重。

1933年4月9日,关东军发起第一次滦东战役。

此时的关东军,已与本庄繁时代有很大区别。经过那次大规模改组,武藤信义大将接替本庄繁,成为关东军历史上最为出色的司令官。

武藤信义,陆大13期“军刀组”首席,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死后由大将晋升为陆军元帅。

当年本庄繁使尽浑身解数都奈何不了马占山,但武藤上任后,不仅迫使马占山退出东北,还把东北义勇军逼入绝境,因此被日本人誉为“满洲的守护神”。

毫无疑问,武藤时代的关东军正处于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滦东战役从4月9日开始发起,到4月17日结束,仅仅八天时间,关东军便击破了由晋绥军商震镇守的冷口,驻防滦东的十几万东北军更是到了望风披靡的程度。

外界都以为是冷口失守在前,导致29军腹背受敌,喜峰口才会失守在后。

实际上在滦东战役之前,喜峰口就已经丢了,只是宋哲元怕因此砸了29军的招牌,才对外隐瞒了消息。

只剩下一个南天门,不过也就最后两道预备阵地可守了。

前线军事一塌糊涂,几乎不可收拾。

怎么办呢?

何、黄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两个字:作秀!

摆点样子给大家看,让外界知道,我们是多么悠闲,多么放松,也间接透露出前线的战况是多么理想。

说干就干。

两人先是去打高尔夫。

不过这东西不太符合军人的习惯和喜好,也不易传达出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所以很快就不玩了,转向打猎。

打猎好,只是地方难找。偌大一个北平城,人很多,能打敢打的野兽却没有多少。或许以前郊区里很多,但打了这么多天仗,也早就被吓跑了。

实在没法,两人只好跑到颐和园,去打了几只野天鹅。没想到的是,被他们开了几枪后,原本成百上千的野天鹅就都飞走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本来想展现一下大敌当前仍气定神闲的英姿,不料英姿没摆好,却破坏了生态平衡,真是晦气到家了。

这些野天鹅大概也知道北平今非昔比,从此将面临刀兵之祸,所以才一去不复返了吧。

随着前线节节失利,何、黄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何应钦下令北平全城戒严,但再戒,也戒不了城里那些飞扬跋扈的日本武官。

日本武官在北平城里横冲直撞,哨兵当然要盘问和干涉。一来二去,把这些家伙问烦了。其中一个竟然带着全副武装的日本护兵,当着面威胁何应钦,声称如果不“礼貌地对待”他,后果会很严重。

何一谦谦君子,从来没有想到过堂堂外交人员会是这样一副德行,简直跟强盗没有什么区别。但他知道现在前线作战不力,远不是能够惹是生非的时候,因此压下火气,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一面解释道歉,一面要求驻城官兵以后尽可能不要惹这些人。

人说话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何应钦和黄绍竑在北平城里如坐针毡,哪里还能再顾及日本武官们的过分言行。

不用亲自到现场,通过一份份电报往来,蒋介石就已断定何、黄二人再也撑不住华北局面了。

必须再派一个人去北平。

经过内部商讨,南京政府出台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是起用已迁居上海的段祺瑞。

段祺瑞是北洋元老,在华北威望很高,但是他年纪一大把,主持这么繁重艰难的使命,实属强人所难。

第二个是起用山西王阎锡山。

在中原大战之前,华北地盘本来就是属于阎锡山的。你现在要他去主持,他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这样必然会引起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华北其他派系不服,同时阎老西也可能会趁势而起,在华北形成新的地方势力。

两个方案都被否决,蒋介石采纳了第三方案,实际上这也是他早已在心中敲定的最佳人选。

这个人身份非常特殊。

他是蒋介石的义兄,这个兄弟,并不是随随便便递个兰谱过去就算数的那种,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那样的“场面兄弟”更不是一码事。

他很早就参加了同盟会,当年也是一个不惜性命也要推翻满清的热血青年,但终其一生,却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

其后他在北洋政府任外交总长,并代理过内阁总理。

再后来,他又出任南京政府第一届外交部部长,是“改订新约运动”的最早发起者,而所谓“改订新约运动”,即“革命外交”的前身。

北洋和国民党,一北一南,那时是势不两立的死敌,这个圈子绕得有多大,可想而知。

显然,这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思想也非常复杂的人。

好几年前,我到浙江莫干山去旅游,曾经在一处别墅群的旁边吃饭。那座别墅群的建筑风格十分独特,问过导游,才知道是一座民国建筑群,国共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这里面,有我们的共和国主席,自然也有蒋介石——就好像庐山那样,能用于避暑的好地方就那么几个,所以大家伙只好扎堆了。

既然是旅行团,一般都与个人兴趣无缘。包括我在内的一行人像例行公事一样地被导游牵着,在山里面转了几圈,瞻仰了一下铸剑界的劳模夫妻干将莫邪后就打道回府了。至于那座建筑群,再也无人理会或者问起。

往往细节的精彩,就这样从我们手掌间悄悄流了过去。

我现在知道,莫干山有一处著名别墅,叫白云山馆,主人便是蒋介石的义兄,那个似乎早已被历史尘埃完全湮没的人。

1933年春天,白云山馆的主人离开莫干山北上,从此他将以病弱之躯担天大之责。

这个人能拯救华北危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