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下兵将只靠湖南 表面文章

在安徽捷报的反衬下,太平军在江南的形势却更显黯淡。

向荣病死于丹阳后,他的老部下和春接班,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执掌江南大营。和春能力平平,军事方面主要依赖于张国梁。张国梁原名张嘉祥,十八岁即为盗魁,在江湖上以有勇有谋、盗亦有道著称,时人谓之“拯弱锄强张嘉祥”。因为有着做盗魁的“黑历史”,张国梁即便已被官府招安,也总有人看不惯他,想找机会进行暗算。还是代理广西巡抚周天爵爱惜其才,保护备至,这才把他留了下来。

此后张国梁随向荣转战数省,经历了大小数百战,仗越打越多,名气也越打越大。他的军事天分很高,虽然没有读过什么兵书,但排兵布阵每每都与古兵法相合,也经常能够做到以寡敌众,以少胜多。

作为江南大营中不可或缺的大将,张国梁被清军视为“东南半壁,倚如长城”。太平军一向看不起绿营八旗,但唯独不敢小看张国梁,江南大营第一次被太平军击破时,就是靠张国梁护佑,向荣才得以逃到了丹阳。

向荣病死后,新江南大营的主要亮点全都集中在张国梁身上。他先解金坛之围,继而连克镇江、句容,其中镇江已被太平军占领达五年之久。消息传到京城,咸丰大喜,在诏书中嘉奖张国梁“谋勇超群”。

得到皇帝的嘉奖,张国梁更加起劲,在原有基础上,他不断增挖壕沟,扩建土墙,里三层外三层地对天京进行包围和封锁。在天京所面临的几次围困中,以这一次为最严密,威胁也最大。人们看到,大队的清军战船已经从上游封锁了天京的水上交通,旗帜林立的陆上围城部队更是遍布城外的山岗、凹地以及几乎所有村庄。

围困使得天京城内的粮食供给越来越困难,洪秀全只能不断抽调部队增援安徽、江西和长江北岸,以保证粮道,这又使得城内兵力剧减,防守力量捉襟见肘。

为解天京之围,受李秀成之邀,陈玉成紧急自安徽回援,两人再次在江苏区域实施联合作战。与此同时,天京城也迎来了另一位重要人物,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到达天京。

天京事变使洪秀全受到了很大刺激,他时时刻刻都害怕出现第二个杨秀清与韦昌辉,由此对所有外姓大臣都存有猜忌疑惧之心,遂封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让两位王兄共同参与政事,以挟制石达开。洪仁发、洪仁达皆庸碌无能之辈,石达开岂甘于受二人挟制,他之所以出走天京,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石达开被逼出走后,为了给文武百官一个交代,洪秀全宣称将永不封王,并被迫削去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爵,但实际仍将朝政委之于自己的“皇亲国戚”。

洪仁玕虽不是洪秀全的近亲,但他是最早信教的洪氏族人,而且早期与洪秀全的关系就较为密切。金田起义后,洪仁玕在香港皈依基督教,还在教会担任职务,对中西学问都有一定研究,自非洪仁发、洪仁达可比。对于他的到来,洪秀全感到满心欢喜,当即便封其为干天福。

按太平天国后期官制,王以下为爵,爵有六等,干天福是第三等。应该说这已经是超规格任用了,但洪秀全觉得不够,仅仅几天后,又封洪仁玕为干天义加护京主将。

干天义是六等爵中的第一等。太平天国实行五军主将制,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韦俊分别是前、后、中、左、右五军主将,洪仁玕被封为护京主将,意味着他已和这些戎马多年、屡立战功的高级将领同级。

还没完,5月,洪秀全自食其言,打破永不封王的承诺,再封洪仁玕为干王和开朝精忠军师,主理军国大政。不仅如此,他还将洪仁玕的地位明确为与死去的南王冯云山相当,也就是说即便已经出走的石达开回来,也只能位居洪仁玕之下,更不用说陈玉成、李秀成了。

太平天国是靠马上打天下的政权,一般情况下,将士们的每一步升迁都需要用鲜血乃至生命去置换。洪仁玕初来乍到,一仗未打,没有任何战功,仅仅因为他是天王的族弟,就被授予如此显要官职,自然会惹得众人不满。

当然,洪仁玕如果真的具备与其职位相匹配的才气,时间一长,也能像诸葛亮出山那样,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问题是他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资质。

不错,刚到天京的洪仁玕在见识、学识方面确有过人之处。在他起草的《资政新篇》中,不仅提出要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和设备,还主张系统地学习其法规、制度,比如建立法制、创办银行、修建铁路、发行报纸以及废除占卜和溺婴陋习等。

《资政新篇》可谓是开天国风气之先,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素为人称道的《海国图志》。这让它即使在敌方阵营中也赢得了较高评价,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读到《资政新篇》后曾经惊呼:“此文颇有见识,作者对夷情非常熟悉,由此来看,似乎贼(太平军)中也不是没有能人啊!”

《资政新篇》得到洪秀全的亲自批注。在发行报纸、传播信息一条上,他批示道:“因为可能招来妖魔(清军)乘机反间,此策现在还不能实行,等杀绝残妖(残余清军)后,再实施不迟。”除此之外,对其他所有改革措施,天王都表示赞同并允许推广。

可惜的是,《资政新篇》和太平天国的另一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命运相似,都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除了额外增加了几个新潮官衔外,在实践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推进。对此史家众说纷纭,有人判断是洪秀全并不真正认可,推动不力,有人分析是战争环境使然,内外都没有实现的条件,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洪仁玕在朝中缺乏权威,尤其是武将们对他不服所致。

应该说这些因素多多少少都存在,但洪仁玕自己也难辞其咎。与洪仁玕打过交道的英国人评价他“志向特高,但赋性特懒”,换言之,他或许能够提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见解,但却缺乏付诸实施的勇气、能力和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