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混沌贞元 藩镇:疯狂奔驰的烈马(上)

从历史的两头往中间看,德宗在位的整个贞元二十年,大唐帝国就像是一驾行走在混沌黑夜中的马车,看上去显得了无生气而且疲惫不堪。虽然天下再也不像建中年间那么混乱,但是帝国的方方面面都看不出丝毫起色。人到中年的德宗李适就像历史上的每一个守成之君那样,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地守着祖宗留下的江山,既没有智慧和能力让它重绽盛唐时代的光芒,也不至于昏庸到把它失手打翻。

大唐帝国的马车就这样摇摇晃晃地依靠惯性在黑夜中前行。

如果说帝国是一驾马车,那么桀骜不驯的藩镇就是一群拉着帝国疯狂奔驰的烈马。尽管头上套着马缰、身上拴着车轭,可它们还是经常乱蹦乱跳,把老大帝国搞得险象环生、几欲倾覆。进入贞元年间,虽然相当多的藩镇还是野性未驯、我行我素,但毕竟没有闹出太大的乱子,只有“宣武”和“彰义”这两匹烈马最为疯狂,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让德宗朝廷疲于应付,伤透了脑筋。

宣武镇(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乱子是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开始闹起来的。这一年四月,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病卒,德宗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军方的意见,说:“调陕虢观察使吴凑过去接任,可不可以?”

宣武军方说可以,德宗松了一口气,赶紧命吴凑走马上任。

不料,吴凑刚刚走到半路,刘玄佐的女婿和侍卫亲军就突然发动兵变,拥立刘玄佐之子刘士宁为留后,并磔杀数名倾向朝廷的文武将吏,劫持了朝廷派驻宣武的监军宦官,胁迫朝廷发布正式任命状。

德宗慌忙问计于宰相。当时的宰相窦参说:“宣武将领大多暗中依附平卢(淄青)节度使李纳,如果朝廷拒绝,恐怕宣武就会和平卢连成一气了。”

德宗担心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重演,只好息事宁人,正式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

然而,即便德宗想要息事宁人,可宣武并没有从此太平。

因为,依靠兵变上台的刘士宁根本就不能服众。刘士宁是个典型的“官二代”,昏庸淫乱,生性残暴,行为乖张。据说每次出门打猎都要带上好几万人,比别人打仗带的兵还多,而且总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往返一次就要好几天,把随从的将士搞得苦不堪言。

刘士宁很清楚,很多将领心里不服他,尤其是都知兵马使李万荣。此人向来深得将士拥戴,对他始终是个威胁。所以,刘士宁上台没多久就剥夺了李万荣的兵权。

李万荣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二月十日,刘士宁一大早就带着两万多人出城打猎,李万荣意识到机会来了,马上进入节度使府,召集留守的刘士宁亲兵一千多人,宣称朝廷已经敕令刘士宁入朝,并任命他李万荣为留后,即日起接管宣武军权。

就在士兵们半信半疑的时候,李万荣又说:“凡执行敕令者,每人赏钱三十缗。”士兵们一听,立刻纳头便拜。紧接着,李万荣又以相同手法接管了整个宣武军队,然后下令关闭城门,并派人去对刘士宁说:“朝廷命你前往京师,最好马上动身,若稍有拖延,即刻砍下你的人头,传首京师。”

刘士宁顿时傻眼。

他早知道这个李万荣是个祸害,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动手了。

刘士宁恨得咬牙切齿,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虽说他现在手底下还有两万多人,可这些人是跟他出来打猎的,不是打仗的。真要打起仗来,这些人十有八九不会听他的。况且刘士宁也有自知之明,真要跟李万荣过招,他还是太嫩了,压根没半点胜算。

没辙了,刘士宁只好带着五百名亲信骑兵乖乖入朝,另外那二万将士立刻掉头奔回汴州。刘士宁走到东都时,所有亲信骑兵全跑光了,身边只剩下几个奴仆和侍妾。到达京师后,德宗马上给他下了道敕令,命他老老实实在京师的宅邸里待着,给他父亲服丧,并严禁他自由出入。

宣武刚刚消停了一年多就又闹起来了,让德宗实在头大。他问当时还在朝中的陆贽该怎么办。陆贽认为,虽然刘士宁被逐是宣武人心所向,但李万荣驱逐节度使并未得到朝廷批准;为了严肃纲纪,应该立即派遣能干的大臣视察宣武,然后相机行事。

可德宗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妥协。他对陆贽说:“如果拖下去,事态恐怕会恶化。朕打算任命一个亲王为节度使,让李万荣代理留后之职,任命状马上就发。”

不知道李适有没有听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句话,如果有的话,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就是在说他的。自从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后,李适就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惊弓之鸟。不管哪个藩镇发生兵变,也不管哪个人用什么方式夺取了军权,他最后采取的办法几乎都是妥协退让、听之任之。

现在他说要派个亲王当宣武节度使,其实就是名义上的遥领。谁都知道,这种“遥领”的把戏不过是德宗惯用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陆贽当然不同意妥协,于是接连上疏,说:“如今的藩镇将帅,什么事都自任自专、为所欲为。如果朝廷纵容将士随意颠覆主帅、篡夺权力,甚至赋予他们合法性,那么谁不想以他们为榜样呢?面对巨大的利益,每个人都会动念,若任由这种祸根潜滋暗长,迟早必生无以挽救的大乱!”

然而,现在的德宗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只要藩镇不造朝廷的反,不颠覆他李适的皇位,他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随后,德宗下诏,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使,李万荣为留后。

次年四月,宣武大将韩惟清等人又发动兵变。李万荣亲自率兵将其平定,事后向德宗奏称,此事的幕后主使就是刘士宁。德宗旋即将刘士宁流放郴州。

李万荣既然平定了暴乱,也算是为朝廷立了一功,德宗赶紧以此为由,扯掉了通王李谌这块遮羞布,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五月正式任命李万荣为宣武节度使。

德宗希望用自己的一再妥协换来宣武的安定,但是这匹疯狂的“烈马”却始终不让他省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六月,李万荣中风瘫痪,不省人事。消息传到朝廷,德宗马上又慌了神,只好把宦官霍仙鸣找来商量。

皇帝碰到藩镇问题不找宰相,却去找宦官,这是什么道理?

道理很简单,自从陆贽被罢相后,继任者都是些庸庸碌碌、尸位素餐的家伙,只知道奉旨办事,遇到事情根本就没主意,所以德宗不敢指望他们。相形之下,宦官们这些年来倒是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早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亦即平定朱泚、克复长安后,德宗李适便把禁军重新交到了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的手里。当初那个贪污军饷的文臣白志贞太让德宗失望了,而窦、霍二人则在泾师之变中护驾有功,所以从那以后,德宗对宦官的看法就彻底改变了。

自从接管神策军后,窦文场、霍仙鸣的势力便迅速膨胀。到了贞元中期,经过多年经营的窦文场、霍仙鸣已然势倾朝野。史称,当时“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资治通鉴》卷二三五)

既然藩镇将帅多出自窦文场和霍仙鸣门下,此刻藩镇又出了问题,德宗当然只能找这些神通广大的当权宦官了。

霍仙鸣一听藩镇出缺,马上向德宗举荐了宣武将领刘沐。他向德宗担保,此人神勇无比,一定可以镇得住那些骄兵悍将。德宗大喜,赶紧擢升刘沐为宣武行军司马,命他代理宣武军政。

德宗以为如此一来,宣武应该就不会出乱子了,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自安史之乱后,天下藩镇早就把节度使的职位及其相应地盘当做世袭罔替的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早成惯例。眼下李万荣虽然卧病在床,可他儿子还活蹦乱跳呢,岂容你朝廷来插一杠子?

六月下旬,朝廷派遣的宣诏宦官抵达汴州,刚刚宣完刘沐的任命诏书,李万荣的儿子、宣武兵马使李迺就授意手下将士大喊大叫:“兵马使劳苦功高,却得不到奖赏,他刘沐是什么东西,竟然能当行军司马!”随即拔刀出鞘,把刘沐和宣诏宦官团团围住。

刘沐其实是个软蛋,并不像霍仙鸣夸的那么神勇。一见形势不妙,刘沐顿时吓得面无人色,赶紧假装中风,哎哟一声扑倒在地,然后就被人七手八脚抬了出去。

紧接着,李迺又纵容乱兵砍杀了好几个不依附他的大将,企图拥兵自立。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迺没有料到,还有一个人也早就盯上了节度使的宝座。

此人叫邓惟恭,时任宣武都虞侯。就在李迺纵容手下作乱的时候,邓惟恭早已和监军宦官俱文珍联手,出动军队包围了节度使府。

双方短暂交手之后,年纪轻轻、缺乏军事经验的李迺就败了。邓惟恭随即将其逮捕,押送京师问罪。李万荣几天后也翘了辫子。

宣武乱成了一锅粥,让德宗好生烦恼。无奈之下,他只好命令东都留守董晋赶赴汴州,就近兼任宣武节度使。

这个董晋就是当初与窦参同朝为相的老臣。此人生性温和,向来与世无争,当初在朝中基本就是个摆设,而且此时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德宗病急乱投医,居然把董晋抓到那个火山口上,这不是要他的老命吗?

邓惟恭听说朝廷派了一个行将入土的人来当节度使,差点笑出声来。这老家伙还能经得起折腾吗?就算他敢来,也不过是来当个摆设,宣武还是老子说了算!

邓惟恭自鸣得意地想。

这一年七月,董晋到达汴州。果然不出邓惟恭所料,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就任之后,马上把军政大权拱手交给了他,而且始终对他客客气气,然后躲进了节度使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活脱脱就是一个来此养老的寓公。

邓惟恭笑了。

既然董晋是个毫无作用的摆设,那老子何不把他拿掉,弄一个名正言顺的节度使来做做呢?

邓惟恭随即制订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召集两百多个亲信,发动兵变诛杀董晋,再迫使朝廷正式任命他为节度使。然而,自作聪明的邓惟恭万万没有料到,董晋虽老,却还没老到昏聩无知、任人宰割的地步。

自从就任节度使以来,董晋虽然足不出户,表面上好像两耳不闻窗外事,实际上早就在邓惟恭身边安插了眼线,随时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邓惟恭刚一密谋,董晋立刻得到了消息。

这一年十一月,董晋赶在邓惟恭行动之前,将他和两百多个手下悉数逮捕,旋即将其党羽全部斩首,最后将邓惟恭执送京师。

姜还是老的辣。没人想到看似懦弱无为的董晋居然能深藏不露、后发制人,连德宗都有些喜出望外。

可是,好景不长。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春,七十六岁的董晋病逝,宣武节度使的人选又一次让德宗感到了头疼。

经过一番权衡,德宗最后还是“就地取材”,任命了宣武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

德宗这次没有看错人,陆长源的确是个很有才干的人。然而德宗忽略了一点,有才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越有才却谦虚,一类是越有才越骄傲。

很不幸,陆长源就属于后者。

由于陆长源恃才傲物,刻薄寡恩,所以很不得人心。董晋去世后,陆长源刚刚接手军政,还没被正式任命,就公开宣称:“军中纲纪败坏,为时已久,应该用严刑峻法进行整顿!”

宣武将士一听,顿时人心惶惶。

应该说,陆长源的想法是对的,但他如此口无遮拦却只能把事情搞糟。不久,有人建议陆长源应该按照各地藩镇的惯例,在继任节度使之前,先拿出一些钱物犒赏将士们。不料陆长源却勃然大怒,厉声道:“我岂能跟河北的那些割据军阀一样,要用钱去收买人心,以换取节度使旌节?”

随后,陆长源又授意手下将领孟叔度变相降低士兵待遇。

如此种种,终于把这些骄兵悍将彻底激怒了。

这一年二月,宣武士卒再次发动暴乱,砍杀了陆长源和孟叔度,并且将他们的尸体剁成肉块吞食一尽。监军宦官俱文珍慌忙向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刺史刘逸淮求援。刘逸淮立刻率兵进驻汴州,很快就平定了暴乱。

二月中旬,懒得再思考的德宗顺水推舟,任命刘逸淮为宣武节度使,并赐名全谅。

同年九月初,刘全谅卒,宣武将士拥立都知兵马使韩弘为留后。德宗连想都没想,几天后就颁布了任命状,以韩弘为节度使。

短短七年之间,宣武镇连续爆发了五次兵变。换了六七任节度使,这不能不让新任节度使韩弘充满临深履薄之感。

他意识到,要想坐稳节度使的宝座,就必须严明军纪;而要想严明军纪,就必须杀一杀这些骄兵悍将身上的暴戾之气。

可是,当初的陆长源不就是因此才掉脑袋的吗?自己现在还这么干,岂不是重蹈陆长源之覆辙?

韩弘的回答是,这事是动手干的,不是动嘴说的,敲锣打鼓的不要,打草惊蛇的不要。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春,经过一番暗中调查,韩弘锁定了一个名叫刘锷的郎将。据说此人一贯凶暴,历次兵变都冲在最前头,是个典型的叛乱积极分子。此人不除,无以严军纪,无以镇人心。随后,韩弘在营门布置重兵,把刘锷及其党羽三百多人召集到一起,用八个字总结了他们的罪状:“数预于乱,自以为功。”随即不由分说地把他们全部砍杀。

行刑那天,据说军营门口的地面被鲜血染得一片赤红。

其实,对于韩弘来说,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刘锷及其手下确为“叛乱积极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韩弘需要这几百条性命来杀鸡儆猴、杀戮立威。

事实证明,韩弘的目的达到了。

从此以后,在韩弘担任宣武节度使的整整二十余年间,他的管辖区域内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兵变,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在军营中大呼小叫。

多年来一直桀骜不驯、麻烦不断的宣武镇总算在韩弘的手中消停了,德宗如释重负。

然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另一个藩镇却突然掀起了一场更大的波澜,让德宗陷入了更深的不安和忧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