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顺宗到宪宗 削藩不是件容易的事

平定夏绥、西川、镇海之后,宪宗李纯就把沉重的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北边陲,那里就是河北三镇——卢龙(初称幽州)、成德、魏博。

自安史之乱以来,河北三镇就与河南的淮西(后称彰义)、平卢(又称淄青)两镇共同构成了李唐中央的心腹之患。它们不但实力强大,割据时间长,而且互为奥援,一有风吹草动便结成联盟对抗中央。这么多年来,它们赋税自享,职位世袭,一切自专,基本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这样的藩镇不收拾,朝廷有何威信可言?帝国有何安宁可言?

然而,要收拾这种老牌的跋扈藩镇,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宪宗只能耐心地等待机会。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二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之子)卒,他的儿子王承宗自立为留后。宪宗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承认,由中央另行委派节度使;如果王承宗不服从,就趁此机会兴兵讨伐。

其实早在三年前,当平卢节度使李师古(李纳之子)病卒、其弟李师道自立为副使的时候,宪宗就很想把李师道端了,借此打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藩镇世袭制,可由于当时朝廷正对刘辟用兵,无力兼顾,只好违心地任命李师道为留后。

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李师道,但宪宗还是把平卢镇的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收了上来。而且,当时宪宗就已经打定主意,平定刘辟之后,无论哪个藩镇胆敢再搞世袭制,朝廷绝不姑息。

所以,当王承宗自立为留后的消息传来时,宪宗马上就向宰相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借此机会削藩。

可是,时任宰相的裴垍却表示反对。

裴垍认为,德宗一朝,平卢节度使李纳(李师道的祖父)是最为“跋扈不恭”的藩镇之一,而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王承宗的祖父)则或多或少“有功于国”;可既然朝廷在几年前承认了李师道,现在又有什么理由拒绝王承宗呢?如果坚持要剥夺他的继承权,恐怕不光是王承宗不服,天下诸藩都会认为朝廷处事不公。

宪宗也觉得裴垍说得有道理,只好把事情暂时搁置了。但是宪宗想来想去,还是不愿就此放弃,随即便又召见了他最信任的几个翰林学士,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最好是得到他们的支持。

然而,宪宗再次感到了失望。

因为翰林学士李绛等人也都提出了异议。

李绛说:“河北诸镇久不服从中央,此事固然令人愤恨,可要想一朝革除其世袭之弊,恐怕也办不到。成德自李宝臣、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已四十余年,无论民心还是军心都已习惯,不认为自立自代是违背纲纪。何况王承宗现在事实上已经接管了军政大权,必定不会服从朝廷的安排。再者,卢龙、魏博、平卢等镇也一向是传位给子弟,与成德利益一致,如果看到朝廷另行委派节度使,必定暗中结盟。此外,眼下江淮一带水灾严重,国家财政和民生都很困难,恐怕不宜轻启战端。”

宪宗无语了。

反对削藩的理由这么充分,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算心里非常不爽,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现实。

就在宪宗一筹莫展之际,有个人忽然站了出来,极力支持他的削藩意图,并且自告奋勇,要求率兵讨伐王承宗。

这个人名叫吐突承璀,是个宦官,时任左神策中尉。

可想而知,能当上禁军一把手的人,绝对不是一般的阿猫阿狗。此人虽然年纪不大,但从小就净身入了宫,一直在东宫侍奉太子李纯,也算是资深宦官了,而且这小子脑瓜子活络,办事精明,所以深受李纯宠信。李纯即位后,立即擢升他为宦官总管兼左监门将军,不久又提拔为左神策中尉。

吐突承璀能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力挺削藩,着实让宪宗颇感欣慰,也让他对削藩之事平添了几分信心。但是问题在于,宰相裴垍和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历来都看宦官不顺眼,假如真的让吐突承璀统兵出征,这帮文臣会不会闹翻天呢?

宪宗觉得可能性很大。

所以,即便吐突承璀其志可嘉,宪宗还是有些举棋不定。

为了摆脱这种两难局面,宪宗决定找一个机会,就任命吐突承璀为统帅的问题试探一下大臣们的态度。

有趣的是,宪宗刚起了这个念头,有个叫李拭的朝臣就递上了一道奏疏,说:“王承宗不可不讨伐!吐突承璀是陛下的亲信近臣,完全可以把兵权交给他,让他统帅各军出征,看谁敢不服!”

很显然,李拭在这个时候上这道奏疏绝非巧合。

他是摸透了宪宗的心思,才想通过这道奏疏,把权宦吐突承璀和天子李纯的马屁一块拍了。

宪宗看着奏疏,脸上悄然掠过一丝诡谲的笑意。

当天,他就把奏疏拿给宰相和翰林学士们看,说:“瞧瞧这个奸臣,他已经知道朕打算把兵权交给吐突承璀,才赶紧呈上此奏。诸位贤卿切记,从今往后,绝不能擢升和任用此人。”

李拭万万没料到,他这个自作聪明的马屁一拍下去,居然把一辈子的富贵和前程都给拍没了。

苍天啊,大地啊,我到底错在哪里啊?

很简单,你的错误就是太“聪明”了,聪明到宪宗一眼就看穿了你的投机嘴脸,所以对你的为人相当不齿。

不过,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宪宗必须拿你李拭来说事儿,才能顺带着把授予吐突承璀兵权的事情提出来,从而不着痕迹地试探大臣们的反应。

这就是宪宗高明的地方。如果他不这么做,而是直统统地拿着奏疏去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那他就太弱智了。

总之,宪宗的目的无非是想进行一次火力侦察,才顺手把李拭拿来当枪使了。所以,要怪只能怪李拭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能怪宪宗做人不厚道。

让宪宗颇感意外的是,裴垍、李绛等人对他的“火力侦察”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不反应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默许,二是佯装没有察觉,以不变应万变。

在宪宗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尽管意识到大臣们迟早会跳出来反对,可宪宗却不愿坐等。眼下,他还是要抓紧时间进行削藩的准备工作。

于是几天之后,宪宗就起用了一个叫卢从史的人。

此人原本担任昭义(今属山西)节度使,几年前因遭父丧,丁忧去职,随后长时间赋闲在家,一直没机会复出。这回,卢从史听说宪宗一心想削藩,随时可能跟河北开战,赶紧跑回长安,花重金打通吐突承璀的关系,极力表示愿率本镇(昭义)军队出征,充当吐突承璀的前锋,为朝廷赴汤蹈火,誓死讨伐王承宗。

吐突承璀随即向宪宗作了推荐。宪宗不假思索,立刻任命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并把他过去的职务也一并恢复。

很明显,宪宗是决心拿成德的王承宗开刀了。

然而,削藩之事非同小可,必须从政治、军事、财政多方面综合考量,不是脑门一拍或胸脯一拍就能决定的。所以,宪宗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做两手准备——在采取战争手段之前,尽量先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就算政治手段到头来不顶用,也能为朝廷赢得出兵的理由,增加正义的筹码。

简言之就是四个字:先礼后兵。

这一年七月,宪宗召见李绛等人,说:“关于成德的问题,朕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要任命王承宗为留后也行,可必须把他辖下的德州(今山东陵县)、棣州(今山东惠民县)分割出来,另设一镇,削弱他的势力,并且命他跟平卢的李师道一样,从此必须向朝廷缴纳两税,各级官吏也一律由朝廷任命。你们以为如何?”

李绛反对宪宗分割德、棣两州的做法,他认为这么做势必激起河北诸镇的反抗情绪,但是关于征税和任命官吏的事,李绛却提出了一个更稳妥的建议。他说:“可以派遣使臣去给王士真吊唁,然后让使臣以个人名义向王承宗提出来,不让他知道这是陛下的意思。如果他同意,那当然最好,万一不同意,也不会折了朝廷的脸面。”

八月初,宪宗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成德宣慰。

宪宗部分采纳了李绛的建议,也就是让使臣以个人名义跟王承宗谈判,但是宪宗特别叮嘱裴武,谈判内容不仅要包括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还必须让王承宗割让德、棣二州。

仿佛是为了考验宪宗的定力和耐心,这一年八九月间,卢龙节度使刘济(刘怦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绪之子)、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居然不约而同地病倒了。

事情明摆着——这些人一死,其子弟必然自立,强藩世袭的大戏必将再度上演。

宪宗随即迫不及待地对李绛等人说:“刘济这帮人就快死了,难道朝廷只能照旧听任他们的儿子继位吗?要是这样,天下何时能够太平?现在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应该趁此机会把权力收归中央,要是他们抗命,就派大军讨伐!时机不能再错过了,你们看怎么样?”

李绛等人知道,宪宗削藩的决心看来是九牛莫挽了,而如今的藩镇形势也确实令人不安。在此情况下,朝廷与河南、河北的这些强藩迟早必有一战。

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这仗该不该打了,而是该怎么打?先跟谁打,后跟谁打?

针对这个问题,李绛和其他几个翰林学士经过审慎思考,很快就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他们认为,河北诸藩的形势与当初的西川、镇海截然不同,不能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西川、镇海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而且周边各道都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刘辟和李琦丧心病狂,擅自发动叛乱,大多数部众其实并不服从,所以朝廷军队一到,他们立刻土崩瓦解。可是,河北诸镇的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他们的内部势力根深蒂固,外部势力则像藤蔓一样相互交错,辖下的将士和百姓都只知有镇帅而不知有朝廷。用好言相劝,他们不听;用武力威胁,他们不服。朝廷如果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结果很难预料。别看河北诸镇平日里钩心斗角,一旦朝廷要打破他们的世袭制,他们立马会抱成一团,拼死维护相同的子孙利益。

所以,李绛等人极力主张,朝廷应该暂时承认王承宗,对河北诸镇采取安抚政策,然后把主要精力拿来对付淮西的吴少诚。

之所以这么做,他们的理由是,淮西的情况与河北不同,却与西川和镇海相似,周边地区都是效忠朝廷的州县。因此,吴少诚一死,朝廷马上可以另行委任节度使,如果不从,立刻发兵讨伐。先把淮西平定,等到河北的刘济、田季安一死,有机可乘了,朝廷再动手也不迟。

应该说,李绛等人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是深思熟虑、也是切实可行的。假如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宪宗朝廷完全有可能按照这个战略一步一步削平两河强藩。

然而,世事总有意外。

这个意外就出在成德的王承宗身上。

王承宗宣布自立之后,一直未获朝廷任命,于是在惴惴不安中屡次上表解释。直到这一年八月中旬,朝廷使臣裴武才姗姗来迟地给他带来了天子诏命。当然,裴武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个人建议”。

王承宗大喜过望,当即表示:“我是被军队逼迫的,所以没来得及等到朝廷的旨意就自立了,现在请让我奉上德、棣二州,以表区区诚意。”

双方交易就此达成。九月,宪宗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棣二州观察使。

这样的结果基本上是朝廷和王承宗都满意的,看上去似乎皆大欢喜。可是,有一个人却很不欢喜。

他就是魏博节度使田季安。

宪宗刚刚发布了薛昌朝的任命状,田季安就通过朝中的眼线及时得到了消息。他觉得,朝廷这么做显然是在变相削藩——既然今天可以在成德割一两个州,明天为什么就不能在魏博割两三个州?照这么割下去,到时候河北诸镇拿什么来跟中央抗衡?

不行。田季安想,绝不能让朝廷开这个头,也绝不能让王承宗这个乳臭未干的小辈坏了几十年的老规矩。

他立刻派人私下告诉王承宗:“你知道这个薛昌朝是谁吗?你以为他是你的下属就一定是你的人吗?错了,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这个薛昌朝早就和朝廷有一腿了,要不然他凭什么当上这个节度使兼观察使?”

王承宗一听,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不是滋味,马上派人逮捕了薛昌朝,并把他押到真定(成德治所,恒州所在县)关了起来。

当钦差宦官带着薛昌朝的任命状和节度使旌节经过魏州时,田季安故意盛情款待,把使者留了下来,一连欢宴数日。结果,等到钦差宦官抵达德州时,薛昌朝早已成了王承宗的阶下囚。

宪宗勃然大怒。没想到自己退了一步,王承宗反而得寸进尺,于是立刻传令,命王承宗释放薛昌朝。

王承宗拒不从命。

事情就这么僵掉了。双方努力营造的皆大欢喜的假象就在这一瞬间彻底破碎。

宪宗忍无可忍。

既然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能诉诸武力了。

一场大战就在天子的愤怒中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