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大变局时代 中国第一个蒙难的新闻记者

关于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记者,已不可考。但对于第一个殉职的记者,基本有个共识。这个共识,未必建立在详细的时间节点考证上,而是建立在这个记者所做的事,以及留下的影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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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7月31日这一天,慈禧太后下令杀了一个人。

慈禧一生中,经她手谕被砍下的人头,不计其数。但这一天她下令杀的这个人,让她后来有点后悔。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荩,他当时的身份是一家报社的记者。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殉职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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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荩,生于1872年,原名沈克诚,湖南长沙人。

中国甲午一战惨败后,沈荩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迫切地希望这个国家发生彻底的改变。

身处湖南的沈荩和两个同乡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他的那两个同乡,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谭嗣同和唐才常。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谭嗣同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血洒菜市口。一时之间,沈荩觉得国家前途又黑暗一片,于是和唐才常一起远走日本留学。1900年,两人从日本返回上海,成立了革命组织“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正式由改良派转为革命派。

1900年,唐才常谋划的自立军大起义因为走漏了消息,被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前派人绞杀,唐才常被捕后被枭首示众,首级被挂在武昌汉阳门城门上。

唐才常死后,沈荩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统领”的名义,在1900年8月末单独发动起义,史称“新堤起义”。但因为寡不敌众,起义也很快失败了。

失败后的沈荩,因为身份没有暴露,索性就潜入了北京城。由于沈荩在日本留过学,会日语,所以他找了一家日本人的报社《天津日日新报》,拿到了记者的身份,然后以此为掩护,开始出入北京的社交圈。

当时的北京,正处于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沈荩会外语,又有记者的身份,所以在北京的洋人圈里很快建立了一个小圈子。而清朝的那些贵族,看到沈荩和各路洋大人的关系处理得不错,也开始和他结交。没多久,沈荩成了北京城里的一个社交小达人,得到的各路消息也远比普通人多很多。

沈荩原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圈里一直舒服地混下去,但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尤其是有一次他偶然听到一位清朝贵族透露出的一个消息之后,他觉得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

中国和俄国要签订《中俄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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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说,《中俄密约》其实在1896年就签订了。

1896年,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俄国以“共同防御日本”为借口,诱迫清政府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一般就被称为《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虽然以“共同防御”为出发点,但规定只要中日开战,中国所有港口均允许俄国兵船驶入,而且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允许俄国建造铁路,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俄国都可以通过该铁路运送军队或军需品。

这个条约,其实就是俄国趁火打劫,谋取中国的东北。

到了1903年,俄国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东三省条约》中分期撤兵的约定,反而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俄国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这等于是不费一枪一弹,就要掠走中国的东三省和内蒙古。

迫于俄国强大的压力,清政府准备签字。而签字之前,这个消息让沈荩知道了。

沈荩决定用一切代价阻止这件事发生。凭借自己的人脉圈,沈荩最终通过贿赂,从政务处大臣王文韶之子那里搞到了最新的《中俄密约》的草稿原文,然后立刻把草稿寄给了天津英文版的《新闻西报》。收到草稿后,《新闻西报》随即全文刊登。然后,国内的媒体纷纷转载。日本新闻界还专门出了一期“号外”(日本揭露此事的动机自然一想便知)。

全国哗然。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最终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中俄密约》部分内容

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成功被阻止了,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1903年7月19日晚,沈荩在北京寓所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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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沈荩的,是一个叫吴士钊的人。

吴士钊举人出身,从翰林院被弹劾下来,当时和沈荩一起寄居在刘鹗府中(就是写《老残游记》的那一位)。沈荩把吴士钊引为知己,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包括带领起义的过去,都说给吴士钊听了。但吴士钊并没把沈荩当知己,而是把他当作了自己官复原职的筹码。

被逮捕后,沈荩自知难逃一死,没有任何掩饰,把自己做过的事一一都说了,并留下了四首绝命诗。

慈禧确实是准备杀沈荩的。但沈荩被捕的那一个月,恰逢农历六月。按清代惯例,一般夏月不执行死刑,要放到秋天。另一方面,那个月正好也是光绪皇帝的生日,皇帝生日的“万寿月”也是要停刑的。

但慈禧认为沈荩“罪大恶极”,必须立即正法。那怎么办?索性就“杖毙”。所谓“杖毙”,就是用棍子打死。

沈荩被行刑的那一天,其实是很血腥的:为了讨好慈禧,刑部专门制作了一块大木板用于“杖毙”。但据《大公报》报道,“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骨已如粉”,沈荩一声不吭,却仍没有咽气。

最后,是沈荩自己开了口:“怎么还不打死我?勒死我吧!”

最后,沈荩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死时只有31岁。

后来有个叫王照的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待的就是一年前沈荩待过的牢房。他后来这样回忆:“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处死沈荩,慈禧认为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但出乎她意料的是,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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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先是详细报道了沈荩受苦刑而死的新闻,随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字林西报》随后跟进,发表《北京政府之暴行》,批评:“北京政府今出现一残酷不可言之政……其狠心残忍,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

《国民日日报》发表《沈荩死刑之暗昧》,哀叹:“生命之至贱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

《万国公报》则评论:“凡国不自重其国,而虐待本国人民,以快其一朝之意,此乃野蛮种类之所为,文明之国必羞为之伍者。且其人既安心而行之,则已无可劝戒,惟永远不与之平等而已。”

《大公报》随后还报道了外国公使们对此事的看法:“杖毙沈荩一案,驻京西人皆极着意。某国公使近向人云,视中政府近日所为,颇有将兴大狱之景象。又云,中政府既重提旧案,拿办新党,吾西人亦可再将庚子未办之祸首再行严办数名云云。”

《法国新闻报》附和:“沈荩之死,西人闻之皆胆寒。”

香港《中国日报》总结:“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杀一个小小记者,居然引来“友邦惊诧”,这是慈禧万万没有料到的。所以她后来在接见各国公使夫人的时候,也表示自己挺后悔的,还面谕群臣,要求不能“株连良善,致离人心”。

可惜已经晚了。沈荩被杖毙一案,革命党人在他们自己的媒体上发出了最强烈的怒吼。

章太炎在《浙江潮》上发表诗作《狱中沈禹希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慈禧原本准备“杀鸡儆猴”,却引起了全国人民对统治者的又一波反弹浪潮,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6

沈荩之死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在国内。一个叫莫理循的英国人,被沈荩之死深深地震动了。莫理循不是一般人,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

彼时的《泰晤士报》,在全球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派驻在一些国家的记者,甚至享有“第二大使”的称号。

莫理循比沈荩大10岁,算是同行。在得知沈荩的死讯后,愤怒异常,称慈禧为“那个凶狠恶毒的老妇人”。他在《泰晤士报》上撰写了大幅的报道,揭露了“一个中国记者之死”,并呼吁英国不能漠视俄国在中国土地上无节制地扩张,而且,他还通过各种办法,鼓动日本和俄国决战。


在其他照片背面,莫理循留下的注释和记录都是龙飞凤舞的,唯独沈荩这张照片背后,莫理循的手写体异常工整、有力:“沈荩,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

1904年,为了中国东北的权益归属,日俄战争终于爆发。当时有国际舆论把这场战争称为“莫理循的战争”。不过,日俄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胜方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犯下了种种暴行,这又让莫理循非常不满,于是他转而在媒体上抨击日本。

1912年,莫理循被聘为袁世凯政府的“政治顾问”。但相比这个“顾问”头衔,莫理循此前在中国16年的《泰晤士报》记者生涯所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

莫理循在中国期间拍摄的大量照片,后来被整理成《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的大型图册,其中就收录了一张他拍的沈荩的清晰照片,正是这张照片才使现在的我们得以知道沈荩长什么样子。

馒头说

其实关于沈荩是不是“因言获罪”,历来还是有争议的。

种种资料显示,慈禧之所以要对沈荩痛下杀手,还是因为他以前组织革命“谋反”(甚至有说法称他准备找李莲英行刺慈禧)。而且,据说沈荩能顺利公布《中俄密约》“新七条”的内容,有日本人在背后的推动作用(日本当然不希望俄国独享中国东北)。更有一种推测,是清政府也有意让媒体曝光(1901年,正是莫理循从李鸿章处拿到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的情报,公布在《泰晤士报》上引起国际舆论关注,才阻止了俄国的野心)。

不过,沈荩的勇敢和爱国之心,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且,沈荩之死所彰显出的新闻媒体的力量,也是没有争议的。

我一直觉得,“记者”这个职业,依旧是神圣的。尽管这些年来,这个称号的光环大大减弱(有外部因素,但必须承认,也有部分同行自己糟蹋的原因),但我还是坚信,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记者。

有人说,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了。没错,在美食、娱乐、时尚、旅游这些凸显个人品位和观点的领域,在传播渠道垄断被打破的背景下,自媒体确实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涉及社会公共领域和时政的报道以及各种舆论监督,机构媒体的记者还是有不可超越的优势,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种优势和责任,是任何自媒体,乃至机器人写作都取代不了的。而且我也坚信,总有一批记者,会坚守“铁肩担道义”的初心,成为“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忽然想起了2014年的一则新闻。说是江苏省理科状元吴呈杰的最初志愿是报考北京大学新闻系,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后来被很多“有良心”的记者劝退了,他最终选择了北京大学金融系。我看了关于他的一些后续报道,他现在应该读大四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新闻写作梦想,而且成了校媒的主编。

我不知道他毕业后是否还会选择做记者这个行当——读不读新闻系其实和做不做记者没有那么大关系——但我很欣赏他曾在微博上转发过的一段话:“新闻是一条注定要长跑的路,一朝一夕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要相信新闻依然有助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你会是千万推动者中的一员。”

在中国新闻的历史中,有千千万万名记者奔跑在这条没有终点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