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 悲壮黄花岗

这是一场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记载的著名起义,但同时,这又是一场对我们来说印象模糊的起义:100多人起义,72人牺牲,它为何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大的意义?

1

1910年11月上旬,身处南洋的孙中山,可能既失望又激动。

失望在于,自1894年亲自组织第一场起义以来,大大小小的起义,已经发动过10次,无数义士前仆后继,却收效甚微。规模最大的一次萍浏醴起义,也就坚持了半个月,起义军和民众伤亡过万。

但这一年已经44岁的孙中山,也有一件颇为激动人心的事。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会的有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主要骨干。

会议决定,以清朝的部分新军为主力,再配合八百革命党人组成“敢死队”,发动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起义——不仅要夺取一城,还要以一城为基地,兵分数路,大举北伐。

所有与会的同盟会会员都心情激动,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这次起义,将吸取之前失败的种种教训,做到筹备最细致、筹款最充裕、武器最完备、规模空前,最终给予清廷致命一击。

起义的地点,被定在了广州。

2

各路筹备活动,随即全面铺开。

孙中山直接奔赴美国,他肩负的使命只有一个,却是一切工作开展的根本:筹款。

这一次的筹款,比以前几次都要艰苦。海外华人的资助一直是孙中山进行革命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国内的几次起义结果,让海外的华人们也一度感到悲观和迷茫。好在孙中山个人还是拥有强大的魅力和威信,经过多方奔走,反复募集,最终为这次起义募来了大约16万大洋——其中来自美洲和南洋的,基本各占一半。

16万大洋虽然和革命党人之前的预期还有点差距,但这已经是历次起义筹备中,资金最充裕的一次了。

起义的具体组织工作,则交给了36岁的黄兴。

这位与孙中山并称为“孙黄”的著名革命家,也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这次起义当中。

黄兴在香港成立了起义统筹部,与以往的多次起义不同,黄兴这一次将准备工作做到最细,将起义筹备分了八个“课”:有专门调度新军起义人员的“调度课”,有负责购买和运送武器的“储备课”,有负责起草各种规则章程的“编制课”,有专门负责侦察敌情的“调查课”,还有专门负责各种文件的,专门负责掌管财政出纳的,连各路革命党人抵达广州的事务也有专人负责。


黄兴

按黄兴的规划,届时这场在广州发起的起义,革命党人将兵分十路,一举拿下广州,然后一路人马出击湖南和湖北,一路人马出击江西到南京,然后会师,开始大举北伐。

无论从哪一点看,这应该是同盟会自成立以来策划的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起义。

起义的时间也定了下来:1911年4月13日。

但就在起义日子渐渐临近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

3

打乱计划的,是一个名叫温生才的人。

温生才,广东梅县人,家境贫苦,参军退役后,到南洋打工生活。在1907年听了孙中山的一场演讲之后,他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温生才已经41岁了,但他依然血性十足。在目睹同盟会一次次起义失败后,温生才对清廷的愤怒与日俱增。尤其是同盟会在1910年3月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更是让他大受触动。

那个去行刺的同盟会的27岁英俊青年,舍一己之命,试图用炸弹炸死摄政王载沣,事败后被捕,自知必死,但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在狱中写下万人传诵的诗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没错,这个青年,就是汪精卫。汪精卫当时的义举感动了天下无数志士,其中也包括温生才——他决定以汪精卫为榜样,以一己之性命,换千万国人之觉醒。

1911年4月8日,广州将军孚琦在广州城外观看飞行师冯如(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的表演后起轿返城,有一人从人群中飞奔而出,投三枚炸弹,欺近孚琦轿前,连开四枪,一枪中孚琦额,一枪中头,两枪中腹,孚琦当场毙命。

这个人就是温生才。

其实温生才想杀的,是屡屡挫败同盟会起义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当杀了孚琦之后,他才发现杀错了人,但他并不后悔,当场被捕。

温生才被捕入狱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亲自提审,问他为什么要暗杀大清官员。

温生才淡然回答:“不是暗杀,是明杀。”

问他什么叫“明杀”,他回答:“满清无道,日召外侮,皆此辈官吏阶之厉耳!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借此以为天下先,此举纯为救民族起见,既非与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事。”

严刑拷打之下,温生才一字不吐,官府最终决定将他在孚琦遇袭处处斩。

赴刑途中,温生才大笑不止,高声告诉周边围观百姓:“今日我代同胞复仇,各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方好。许多事归我一身担当,快死快生,再来击贼!”

温生才随后被斩首、肢解、挖心以祭孚琦。

但让人们震撼的不是温生才被处斩,而是他临刑前的言语。这些人中包括被暗杀的对象,水师提督李准——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广东率先起义,直接推动和平光复广东全省。

但是,温生才的暗杀行为,之前没有和同盟会的任何人打招呼,属于自己临时起意。

这样的义举虽然令人肃然起敬,但也起到了负面作用——让清廷顿生警觉,广州全城戒严。

原定于4月13日举行的起义,被迫推迟到26日。

4

起义军接到的坏消息,其实还不止这一件事。

4月25日,就在起义发动的前一天,坏消息再度传来:作为起义的重要力量,广州新军的机枪全被收缴,步枪虽然没上缴,但大部分子弹被收去。不仅如此,清军开始大量向广州增兵,城外的巡防营也开始调入城内。


张鸣岐,辛亥革命成功后携款逃往日本,随后拥立袁世凯称帝,被封一等伯爵,卢沟桥事变后投靠了日本人,1945年9月15日病逝

做出这一切调动的,是两广总督张鸣岐。此人曾镇压过多次同盟会起义,可谓经验丰富。他的这些举动不仅釜底抽薪,更明显释放出一个信号:

和之前的多次起义一样,这次的广州起义,恐怕又提前被泄密了。

而且,因为广州城戒严,很多原先计划运入城内的枪支弹药都已经进不来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兴只能下令:暂缓起义。

一时间,分布于广州城内的各个机关迅速隐蔽,原先已经聚集到广州城的不少革命党人开始秘密分批出城。

但在这时候,却又传来了一个有利的消息:在顺德的巡防三营即将被调入广州城。

这个三营里的官兵,从上到下,十有七八都是革命党人或同情革命的人。此外,原本在城中说好准备配合起义的新军第二标的官兵将在5月3日之前退伍。

这时,作为起义前敌总指挥的黄兴,就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到底要不要继续将起义进行下去?

起义筹备总部此时也陷入了争执之中:有人表示一定要暂缓,忍耐为先,而有人表示机不可失,这个时机如果错过,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最终拍板的,只能还是黄兴。而他考虑的,可能比别人还要更深一层:

这次起义,一方面筹备如此之久,大家都满怀期待;另一方面,又向海外华人筹集了那么多钱款,如果一枪不发就偃旗息鼓,不仅对革命党人的士气是一个巨大打击,今后孙先生在海外筹款也将困难重重。

但如果真的发动起义,以眼下的局势,有多大的把握成功?

可想而知,当时的黄兴,面临怎样的煎熬。

最终,在4月27日的清晨,思考良久的黄兴,留下了一封书信:

“……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

这是一封遗书。

知不可为而为之,黄兴准备拼死一战。

5

4月27日下午5点30分,一声凄厉的螺号在广州总督府附近响起。

100多个臂缠白色方巾,腰挂炸弹,手持长枪短枪的人出现在了大道上,呐喊着,向总督府狂奔而来。

只有这100多人?对,只有这100多人。

原先计划的十路起义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被减为四路,而四路中的三路,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发动——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一路,要去广州城接应即将进城的起义新军和巡防营的。

当然,即便有人当时开城门接应,也会看到一场乌龙——大部分新军和巡防营的士兵手里只有没装子弹的步枪,而且,很多人根本就没接到起义的通知。

这时候,再把镜头摇回向总督府扑去的那100多个人,就会让人产生一种空前的悲壮感——

他们勇往直前,他们孤立无援,他们,其实是去送死的。

起义军奔到总督府门前,遭遇了总督府卫队。起义者高喊:“我们是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有赞成的请举手!”

卫队以开枪作为回答。

双方顿时陷入枪战。

起义军一鼓作气攻占了总督府,却发现总督张鸣岐已经逃往广东水师提督府。在将总督府点火后,起义军随即扑向水师提督府,随后与水师提督的亲卫队遭遇。


林文的祖父林鸿年是清朝道光年间的状元,做过出使琉球的大使。整个清朝在福建一共出过三个状元,林鸿年就是其中之一。林文的父亲林晸是举人,也做过官。所以,林文其实是标准的“官三代”

由于之前听闻这支亲卫队中有自己人,所以一个起义者站了出来,大喊:“我们都是汉人!应该一起同心!不要打了!”结果,被一枪命中头部,当场牺牲。

这个年轻人,才24岁,名叫林文。他家是官宦世家,本来根本就没必要出来抛头颅洒热血。

枪声大作之后,起义军伤亡惨重,其中也包括黄兴。

黄兴是整个起义的领导者,也是可以和孙中山比肩的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但他在整场起义中根本没有打算坐镇指挥,留下遗书后,他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林文中枪倒地后,黄兴随即也被子弹打断了右手中指和食指。忍住疼痛的黄兴随即改变战略,让本来就人数不多的起义队伍兵分三路:一路攻督练公所;一路攻小北门;黄兴亲率一路,攻南大门,接应计划中要来支援的顺德巡防营——把城外的巡防营接进来,成了起义成功的唯一希望。

攻击督练公所和小北门的两路起义军,因为人数上的劣势,虽然奋战到天黑,但最终还是都失败了,除牺牲者外,悉数被俘。

而黄兴带队去南大门接应的起义军,还真的接到了少数闻讯赶来支援的巡防营官兵。

但是,却也上演了一出让人扼腕的悲剧。

可能因为时间仓促,巡防营没有做最重要的一件事——臂缠白巾。黄兴手下的方声洞见对方没有白巾,率先开枪击毙了对方哨官温带雄,而温带雄恰恰是带队来支援起义军的。愤怒的巡防营立刻反击,一枪命中方声洞,后者当场身亡。

两队自己人,就这样激烈地交上了火。


方声洞之前在日本留学,给妻子写下诀别信后,运送武器到广州,随后坚决留下要求参加起义,结果却死在自己同志手里

乱战之中,双方伤亡惨重,最终竟只有黄兴一人脱离战场,逃入了一家洋货店,在店伙计的帮助下,乔装改扮后逃出城去。他在城外遇见了副指挥赵声,两人抱头痛哭。

一场同盟会有史以来策划最严密的起义,最终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6


黄花岗起义后被捕的部分革命志士,均殉难

起义失败了,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到了4月27日晚间,起义队伍已经完全被打散了,但很多人都没有屈服,有的人坚持巷战,有的人选择自杀,而有31个人,最终被清政府抓获。

这些人,都值得留下一笔。


陈可钧

陈可钧,24岁,被捕后清朝官吏问他:“你一个白面书生,何苦要造反自己作践自己?”

陈可钧回答:“起义没能成功,只能说是天意。但只要能唤醒同胞,继续奋斗,我也十分满足了,你们这种利欲熏心的冷血动物,怎么会懂得这些?”

临刑前,陈可钧慨然大笑,只求速死。

李德山,43岁,临刑前对清廷官员说的话是:“大丈夫为国捐躯,是分内事。我不是不能荣华富贵,是不能像你们这样认贼作父,不知羞耻!”

李雁南,31岁,临刑前说的话是:“可恨的是我身受两处重伤,不能再打了。你们不过数年,必亡国。不要再说了!枪杀我的话,记得从我嘴里射击!”

陈更新,21岁,与清军激战三昼夜才被俘。清官员问他,年纪那么轻,为什么参与造反,他慨然回答:“同胞们都在做梦,我们是在叫醒他们!怎么叫造反?杀身成仁,从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你们这些鼠辈懂什么?求速死!”


林觉民

喻培伦,精于研制炸弹,在汪精卫刺杀载沣时就参与提供炸弹。这次起义,他不带枪,只扔炸弹,最后伤重被俘,临刑前高喊:“学术杀不了!革命更杀不了!”

在这些人中,还有一个是林觉民,他因一篇《与妻书》而被我们所熟知:“……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被捕的革命党人,全都被处以死刑。

7

众义士死后,连同之前起义牺牲的同志,被暴尸街头,清廷明令不许收殓。

当时有个《平民日报》的记者,叫潘达微,也是同盟会会员。他组织了100多个收尸人,不顾当局禁令,将广州街头那些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全部收殓,一共72具。因为潘达微的钱不够买棺木,只能把几具尸体放到一个棺材里合葬。


后共统计遇难烈士为86人,但仍取“七十二烈士”之名。潘达微1929年去世。1951年,中国政府遵其遗愿,将他的墓地移葬至黄花岗旁

随后,潘达微抵押了自己的房产,在广州城外郊区的红花岗买了一块地,作为烈士的安葬之地。

他觉得“红花”二字过艳,将此地改名为“黄花岗”。

黄花,即菊花,有节烈之意,亦取“黄花晚节”,比喻人到了晚年,依旧气节高尚。

只是,那座墓碑下埋的烈士,莫说晚年,大多正值青壮之年。

“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

馒头说

看黄花岗起义全程,有时候会有扼腕之叹。

比如温生才突如其来的刺杀,比如因不缠白毛巾造成的自相残杀,在整个起义的筹备过程中,其实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失误,最后,功败垂成。

但再看整个起义的过程,有时又会血脉偾张,尤其是在不利的情况下,黄兴带着那100多人还是准备冒死起义。

要知道,那100多个人,不少是同盟会来自各省的精良骨干,若放到日后,很可能都是一军之帅,一省之长。而且很多人都家世良好,完全有理由不去送死。

但他们义无反顾。

可能也有些人会觉得这样的举动好傻——没把握,就等下一次嘛,急什么?

说实话,以前我也这样觉得。但每多读一次那个时代的历史,就多理解黄兴他们一分:

火山的内部已经炙热难当,熔浆滚动,可能只要再有一颗火星,就能引发一场最猛烈的喷发,引爆黑暗时代,迎来新的世纪。

但是,谁来当火星?当一颗火星被扑灭后,谁来接力当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

在1911年4月26日的那个夜晚,对黄兴而言,最容易的一件事,莫过于说一句:

“先撤,再等下次机会!”

但难就难在,依旧下令出击。

谁都知道,漫漫长夜即将迎来黎明,但黎明前的那一刻是最黑暗的。那声划破夜空的鸡鸣,背后是无数志士仁人付出的鲜血和生命。

孙中山对这场起义的评价是:

“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

确实,黄花岗起义之后不到半年,武昌再度爆发起义,终于完成了之前所有起义者的夙愿。

前仆后继,星火燎原。

英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