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字路口 蔡元培:一生请辞,一世楷模

说起“蔡元培”这个名字,大家很容易联想起北京大学。确实,北大能有如今的辉煌,蔡元培功不可没。

但他一生绝不只有“北大校长”这一个头衔。

只不过,那么多的头衔,基本都被他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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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1月11日,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蔡光普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

蔡光普是当地一家钱庄的经理,他的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乳名阿培。阿培直到4岁被送入私塾念书后,才按照家中辈分,被定下正式的大名:蔡元培。

蔡元培兄弟姐妹一共七人,因为父亲是钱庄经理,家里还算宽裕。但在蔡元培11岁那年,父亲病逝,生活条件迅速变差。好在父亲在世时为人处世都算厚道,所以有不少亲友愿意接济蔡家,但蔡元培的母亲周氏是一个性格要强的人,她谢绝了大家的资助,硬是凭借存款和不断变卖首饰家当,撑起了这个家。

由于各种缘故,蔡家的七个孩子夭折了四个,只剩下了三个儿子。周氏一人含辛茹苦,坚持让三个儿子好好读书,期待他们能够凭借读书重振门庭。在三个儿子中,周氏管教最严厉的,也最看好的,就是蔡元培。


绍兴的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4岁开蒙,14岁时已熟读四书五经,在家乡颇有才名。母亲周氏经常陪坐在蔡元培身旁看他做功课,看到儿子困倦后,就会勒令他立刻睡觉,然后督促他第二天早起继续读书,这个习惯影响了蔡元培的一生——熬夜不如早起。


蔡元培的书法。现代书法家马叙伦曾盛赞蔡元培的文章,不过评价他的书法是“牛鬼蛇神”

1884年,16岁的蔡元培开始参加科考,母亲总是半夜起身为他烧饭,帮他准备行囊。

蔡元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7岁考中了秀才,但母亲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蔡元培一直为母亲煎药喂饭,甚至仿效古制,割下左臂一块肉和药给母亲煎服,但一切都是徒劳:1886年的春天,蔡元培的母亲因病逝世。母亲的去世对蔡元培打击极大。他后来回忆:“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多。……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守丧之后,蔡元培再度踏入科举考场,在母亲去世一年后中举,次年进京通过会试成为贡士,1892年参加殿试,列二甲第34名,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士”,金榜题名。

在一路科考的过程中,蔡元培以他渊博的学识旁征博引,写得一手“怪八股”,远近闻名,乡试的考官评价他的文章“语无泛设,引证宏博,词意整饬”。殿试之后,蔡元培的才名更是传到了当时的帝师翁同龢耳中,翁同龢专门看了他的文章,大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1894年的春天,蔡元培被授为翰林院编修。那一年,他才26岁,已经站到了中国无数寒窗苦读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科考之巅。

然而,没过多久,蔡元培就想辞去这份令旁人羡慕的工作。

2

让蔡元培萌发辞职之念的,是这一年爆发的一场战争。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几乎同时开始改革进程的中日两国在各自闷头发展20多年后,终于来了一场正面对决——中国被打得头破血流。

战败消息传来,朝野震动,也深深刺激了蔡元培。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蔡元培一直对前方战事抱乐观态度,但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渐渐放弃了幻想,面对如此耻辱败局,这位年轻的翰林院编修无能为力,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痛哭流涕。

就在《马关条约》签订的这一年冬天,心灰意冷的蔡元培请假一年,回了绍兴老家——这倒还不算请辞,只能算请假。

回到老家,虽为赋闲,但蔡元培并没有闲着,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书”的翰林院编修,他开始大量研读日本历史和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此时,蔡元培已近而立之年,他下定决心要将自己之前所学先放到一边,潜心研究所谓“蛮夷”之学说。

一年之后,蔡元培返京。此时的朝廷上下已改革呼声高涨,自“公车上书”之后,“变法维新”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

蔡元培是支持变法的,虽然他对康有为的治学以及一些作为不以为然,也没有像有些人一样以接触“维新派”为荣,但他始终认为只有改革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为此,蔡元培开始学习日语,因为他不满足于中文译本对西方著作的种种有意和无意的“曲解”,认为日本人已经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而日语相对入门简单。他甚至还“发明”了一种自己觉得很有效的学习语言的方法:直接尝试翻译日文著作,边译边学边融会贯通。

尽管蔡元培没有直接投身维新运动,而是自己在默默积攒底蕴,但他还是被这场运动的短暂和惨烈震惊了。

1898年9月,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只经历103天就宣告彻底失败,康梁等人被朝廷通缉后出逃,谭嗣同等六人被斩首于菜市口。

蔡元培非常敬佩“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视他为“先驱”,但同时也冷静地反思了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

在蔡元培看来,中国那么大,大众的改革意识尚未被完全唤醒,改革的中坚力量还没有发展壮大,维新派只是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就贸然以一小群人带动一个国家的改革,是注定会遇到强大阻力乃至失败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城一片肃杀。这一年的10月,蔡元培又一次请假返乡。

这一次返乡,蔡元培带上了家眷和所有行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他是正式辞职,不打算再回来了。

那一年,蔡元培也就30岁。在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仕途”,在蔡元培心里已经一文不值。

他决定,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中国。

3

1898年,回到家乡的蔡元培受绍兴知府和乡绅邀请,做了一所学校的校长。

这所学校叫“绍兴中西学堂”,顾名思义,是一家新式学堂,中西学问皆授。蔡元培视此为他新事业的起点:以教育改变中国。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蔡元培并没有放松自己的知识储备,他开始自修英文,并在这期间读了刚出版不久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等一系列经典书,并由衷感叹:“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

然而,绍兴中西学堂虽为新式学堂,却颇有一批旧派老师,提倡新学的蔡元培与他们格格不入,最终得罪了出资办学的旧派乡绅,无法实现自己的办学理想。

怎么办?很简单,辞职。

从事教育的第一步并不算顺利,但蔡元培根本就没有放弃的意思。在离开绍兴中西学堂之后,他又担任过几所学校的校长,最终在1901年来到了上海,担任著名的南洋公学的特班总教习。

在南洋公学,蔡元培依旧一边教书,一边学习。这一次,他要学拉丁文。

蔡元培找的老师是马相伯。马相伯当时劝他说,拉丁文已经是一门“古董语言”了,西方都已经没多少人学了,中国人更没有什么学习的必要。

但蔡元培却坚持: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言的根本,要深入了解西洋的文化,就必须学拉丁文。为此,他每天早上5点步行到马相伯家中学习,害得没有早起习惯的马相伯大喊:“太早了!太早了!”


邵力子。像邵力子、黄炎培这样的中国近代名人都曾在南洋公学的特班学习,在蔡元培的教导下受益匪浅

1902年,南洋公学放暑假,蔡元培选择出国考察——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


吴稚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他对蔡元培的影响很大

他选择考察的国家,是日本。

在日本,蔡元培亲身感受到了留日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变革诉求,更是对当时留学生办的杂志《浙江潮》的主笔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个人叫蒋百里。

此外,他还和吴稚晖结下了友谊。

蔡元培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这件事情的起因依旧是守旧派的老师小题大做惩罚新派学生,结果发展成全校145人集体退学抗议。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蔡元培一直站在学生这边,在斡旋无果后,他选择和学生同进退:

再一次辞职。

但蔡元培这次辞职不是甩手不干了。为了避免退学的学生失学,蔡元培东奔西走筹款创办“爱国学社”。在筹款期间他的长子患重病,但他还是毅然决定去南京借钱办校,结果在码头准备出发时,得到了长子离世的消息。蔡元培含泪委托朋友办理儿子的后事,自己决然踏上了筹款之旅。

最终,在短短几天之内,蔡元培成功筹得数万元资金,成立了“爱国学社”,后来吸引了150多名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

但这段时间,对蔡元培影响最大的,不是办学,而依旧是“充电”。

1907年6月,蔡元培终于获得了他心心念念的留学德国的资格。在德国,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从头学习德语,并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在莱比锡大学的6个学期里,他一口气选修了40门课程,囊括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绘画艺术等等,只要时间不冲突,蔡元培什么课都听。他尤其对当时在莱比锡大学任教的“实验心理学之父”冯特非常崇拜,连续3个学期选修了冯特的课。

与此同时,蔡元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1908年,留德期间的蔡元培

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蔡元培同时也参加大学的中国文史研究所开设的练习班,还经常去市内的民族学博物馆讲解来自中国、日本等的东方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学习期间,蔡元培不仅用自己那套独特的语言学习方法“直接翻译法”翻译了不少德文著作,还写成了一部《中国伦理学史》,这部著作成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

在蔡元培留德的那几年里,国内的局势可谓风起云涌。身为“同盟会”元老的蔡元培在国内就是革命派的中坚分子,不仅写下大量反清和倡导革命的文章,甚至还参与过数起暗杀和爆破行动(他赴德国留学也有躲避追捕的原因)。虽身在海外,蔡元培依旧与海内外的反清革命志士保持通畅联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在德国的蔡元培兴奋不已,随后就致信当时也在海外的孙中山赶紧筹款订购大炮,巩固革命成果。

但不久之后,局势突变,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军异军突起,蔡元培对此深感忧虑。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蔡元培明确指出袁世凯出山的目的:“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借此以自帝。”

不久之后,蔡元培接到了陈其美的电报,催促他赶紧回国。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改朝换代的风云时刻,蔡元培自己也知道,到回国尽力的时候了。

蔡元培这一年43岁,年富力强。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当年那个年轻的翰林院编修只是初步了解了西方文化和知识,那么如今的他,通过多年的学习和浸染,已经真正做到了融会中西,眼界、素养、思想和知识储备,早已非当年可比。

他将以一个全新的形象,登上中国近代史的舞台。

4

1911年12月,蔡元培抵达上海。

很快,他就要接受一项他这一生行政级别最高的任命。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即组阁。在考虑了章太炎、汪精卫、严修等多人后,孙中山最终选定了蔡元培——任命他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1912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合影,前排左一为蔡元培

教育总长,乃堂堂一国教育界最高长官,不过,受命的蔡元培很快就感受到了“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

上任之后,蔡元培问孙中山:“教育部应该在哪里办公?”

孙中山回答:“办公室要你们自己去找。”

蔡元培只得自己走街串巷物色“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办公房间,最终还是老朋友马相伯借给他一条巷子里的几间空屋子。

办公场所有限,预算经费有限,蔡元培定下了“为事择人,不设冗员”的规矩,整个教育部连勤务在内一共只有30人出头,不足其他行政部门人数的三分之一。

虽然人数不多,但蔡元培发挥了他善于识人和善于用人的特长,聘到教育部办公的,都是当时的一流人才:许寿裳、王云五(缔造商务印书馆辉煌的总经理)、钟观光(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等等。

其中也包括鲁迅。

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写道:“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在五四时期涌现出的文化新人中,蔡元培对鲁迅评价最高,他在《鲁迅全集》的序言中曾称鲁迅:“何等的天才,又是何等的学力!”

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学堂”一律改称“学校”,教科书须合于民国的共和宗旨,禁用清学部规定的教科书,废止旧时的奖励出身制度,学校注重兵式体操。

这些规定,在清朝的教育体系里闻所未闻,震撼极大。蔡元培趁热打铁,在2月通过报纸发布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改革了清朝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这五项宗旨,提出新的五大方针,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首次提出了“超出政治”的教育理念。

然而,作为同盟会元老和革命中坚力量,蔡元培在上任教育总长之位后才一个多月,就迎来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担任专使,率团北上迎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

彼时,北方的袁世凯早已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谁都知道,他不可能离开自己的老巢北京,去人生地不熟的南京就任大总统。所以很多人都劝蔡元培不要接受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蔡元培并非不知道劝袁南下是天方夜谭,但他也知道,南京临时政府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动作,也总要有人来牵头做这个动作——大家都退,那么他就不退了。

不出所料,率团北上的蔡元培虽然竭尽全力,但手里没有筹码的他根本没法劝动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几轮谈判之后,袁世凯用足手段,最终让蔡元培无功而返。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南北开始出现明显裂痕。很快,同盟会成员集体辞出内阁,蔡元培虽然很想在教育上大展拳脚,但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毅然做出了自己之前有过的举动:

辞职。

至于辞职的理由,其他同盟会成员请辞时都推脱“身体欠安”或“能力不济”,唯独蔡元培把话甩在台面上:我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牵制,与我想象的不一样。

袁世凯曾当面挽留蔡元培,两人留下过一段经典对话。

袁世凯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

蔡元培回答:“我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辞去教育总长之位后,蔡元培又一次去了欧洲,先往德国,后去了法国。在法国期间,蔡元培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成立了以他为中方组长的“华法教育会”。这个教育团体主要开展华工教育和组织、推动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在诸多受“华法教育会”资助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子中,有两个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人:

一个叫周恩来,一个叫邓小平。

1916年6月6日,恐悔交集的袁世凯一命呜呼,整个中国的命运又将发生一次转变。

7月,继蔡元培之后出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公开表态,要“切实实行(民国)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

那个教育方针是谁发表的?是蔡元培发表的。

很快,范源濂又在各界的呼吁中给蔡元培发了一份电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师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

简而言之,就是诚挚邀请蔡元培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

从一国之教育部长,变为一所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是否愿意?

他的答案是肯定的。

相对于在利益盘根错节的政府,在一所相对简单的高等学府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可能是蔡元培更想要的。

1916年10月,蔡元培启程回国。

同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这一年,蔡元培48岁。他将迎来自己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蔡元培的任命状

5

那时的北京大学,绝非像现在这样享有盛名。

这所原名“京师大学堂”的学府,诞生于“戊戌变法”之时,招收的学生主要是一些功名在身的进士和举人,还有七品以上的官员,所以很多所谓的“学生”都带仆人来校上课,上课和起居时都被称“老爷”,官僚气息极其浓厚。

民国建立后,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情况略有好转,但依旧腐败和官僚气息萦绕。进北大读书只被视为升官的捷径,所以读法学的人特别多,而理工科备受冷落。学校里大多是官宦子弟,彼此之间拉帮结派,相约毕业后在官场相互照应。此外,北大当时的风气也非常堕落,很多师生晚饭吃好后就去当时北京的风月场所“八大胡同”,人们称那时候京城妓院的客人多来自“两院一堂”——众议院、参议院和京师大学堂。

北大的首任校长是严复,但因为吸食鸦片等原因,很快就被迫辞职。后来章士钊(任命后未到任)、何燏时、胡仁源都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但因为各种问题都无法做长久。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都劝蔡元培别去蹚这“浑水”,但蔡元培还是拿出了当初愿意担当“迎袁特使”的劲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17年1月1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到北大的第一天,校工们在校门口排成两列,向新校长鞠躬敬礼,随后他们看到了从来没见过的一幕:新来的校长蔡元培脱下了帽子,向他们鞠躬还礼。

在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蔡元培明确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在这个基础上,蔡元培提出了影响北大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界的八个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蔡元培自担任北大校长之后,无时无刻不是这么做的。

首先就体现在聘请老师这方面——只要是真有学问,蔡元培就不问出身,不问年龄,不问资历,全力聘请。

陈独秀当年38岁,也就有个前清秀才的功名。蔡元培当时看了他主编的《新青年》中的很多文章,觉得他非常有才华,于是专门请他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为了让陈独秀的履历“漂亮”些,还给他加了个东京日本大学(并无此大学)的学历。

周作人当年32岁,只是浙江一所中学的教师。但蔡元培知他文学功底深厚,请他做了北大文科教授,教授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

李大钊当年28岁,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名毕业生。蔡元培欣赏他的才华,请他做了北大图书馆主任,后来又兼任了经济学教授。

胡适当年才26岁,但因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引起蔡元培的关注,当即被请来北大担任教授,教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和英文修辞学。胡适不仅做过北大教授,后来还担任了北大校长,他曾说过:“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

梁漱溟当年才24岁,考北大没有被录取,但蔡元培看到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认为他有真才实学,就请他来教授哲学。梁漱溟一开始不敢,蔡元培说:“你就当是来学习研究好了!”在当时的北大教授中,年轻人非常多,比如刘文典28岁,朱家骅24岁,徐宝璜23岁。蔡元培对这些年轻人一视同仁,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聘为教授——当时北大本科教授的月薪是280大洋,属于相当高薪的职业。

对于原本就在北大任教的教授,蔡元培也实事求是,区别对待。比如,辜鸿铭怪癖非常多,且很清高,但蔡元培知道他精通多国语言,尤其了解英国文学,留任;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恃才傲物,看不起任何人,但蔡元培知道他国学根基深厚,留任。

而对于一些学术水平低下乃至道德败坏的老师,蔡元培坚决开除,甚至还开除了一批领着高薪却教不出什么东西的外国教授,一度引来外国使馆的干预并打起官司,但蔡元培顶住压力,坚决辞退。

北大的教授阵容在蔡元培的招募下,迅速达到国内一流水准,堪称当时的“银河舰队”,而北大的学术氛围也一下子浓厚了起来。

其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北大的学科设置和学术交流等方面。

蔡元培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学最重要的是文、理两科,所以他上任后就大力扩充这两科,把工科并给了北洋大学,商科停止招生。同时,他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培养研究生——这是中国高校最早的研究所。

1919年,蔡元培索性撤销了文、理、法科,改“科”为“系”,设14个学系,废除年级制,实施选科制。


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摄影(1918年6月)。前排左起为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中排左四为冯友兰,左七为胡鸣盛;后排左二为黄文弼、左五为孙本文

在学术交流方面,蔡元培凭借自己的威望和人脉,曾邀请过杜威、罗素、班乐卫、普朗克等一批世界级名家到北大做讲座和短暂授课,甚至还让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接受了邀请,但这两人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成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1920年,由于蔡元培的坚持,北京大学首次允许三名女生进入文科旁听,并在同年秋天开始正式招收女学生,轰动全国——这是中国公立大学第一次允许男女同校。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了中国顶尖的大学。更难能可贵的是,大学校园内学术气氛浓厚,学生思想活跃,各种观点和思想在这里可以激情碰撞,迸出火花。在当时的中国,能有一所这样的大学,在很多人看来是不能想象的。


1920年首次进入北大旁听的三位女生:查晓园、奚浈、王兰(从左至右)

然而,在1926年,蔡元培正式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在此之前,他已辞职过多次。

所有辞职的原因,都不是因为他自己:

1917年,因抗议张勋复辟,蔡元培向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后因复辟很快落幕而复任);

1919年,在多方奔波营救出五四运动中所有被捕的学生之后,蔡元培亲自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北大校长信(后被多方挽留住);

同年12月31日,因为教育部不能按时发放教师薪金,蔡元培与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

1922年,北大少数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而闹事,甚至围攻蔡元培,蔡元培因痛感“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而辞职,引起北大师生惊恐,立刻开会挽留;

1923年,为抗议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蔡元培向总统府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

然而,身处当时的中国,不被政局波及的净土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点,其实一直强调“教育应该独立”的蔡元培自己也知道。

1926年,在辞职离开北大这座象牙塔之后,蔡元培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政治。

6

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后,在国民党内有了一个新的职务: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正是这个职务,引发了蔡元培一生的一大争议点:公开支持和深度参与了1927年的国民党“清党”运动。

事实上,北大在蔡元培主持期间,共产主义的气氛非常浓厚,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在北大任教。北大也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全力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始终是声援者和护航者。而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很多都是北大的师生和校友。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在北大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仅同意成立研究会,而且出席了成立大会

但蔡元培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了解,也没有深入研究过,他之所以允许北大师生研究共产主义,完全是出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观点。而作为国民党元老,他对国民党自然有天然的深厚感情,对共产党惊人的发动和组织能力则感到震惊,尤其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员大量渗透进国民党,并且发动工农运动,大大削弱国民党的根基深感担忧——在这一点上,蔡元培非常赞成蒋介石当时的“清党”主张。

1927年3月24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蔡元培的老友吴稚晖在会上发表“共产党谋叛情形”的报告。4月2日,吴稚晖拟具《请查办共产党呈文》,并请“主席提出共产党祸党证据,请众参观”。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正是蔡元培,他随即拿出了他收到的一份材料,《浙江共产党破坏本党之事实》。

在经历了几次会议之后,4月9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报纸上发表了《护党救国》的通电,蔡元培作为主席名列其间。至此,“清党”的前期准备工作和舆论宣传都已基本到位。

在这个过程中,蔡元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动参与者,而确实是一个主动发起者和推动者,只是他设想的“清党”应该一切在法律和规范的前提下进行:证据明确才能抓捕,审问清楚才能定罪,罪大恶极才能杀人,且必须经“清党委员会”同意。

然而,这只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天真愿望。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直接或借助地痞流氓之手,大肆杀害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三天之内就杀掉300名共产党员,逮捕500人,同时有5000人失踪。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很多地方不审就杀,甚至怀疑就杀,当街就杀,一时之间腥风血雨。

很多人对此都看不下去了,鲁迅曾写道:“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而周作人写了《怎么说才好》和《功臣》等文章,矛头直指蔡元培等人:“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

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一直很尊敬老师蔡元培,但说到1927年的“清党”运动,他也忍不住写道:“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了清党运动。一张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大受其影响。”

柳亚子所说的“大受其影响”,是蔡元培把他也列入了“黑名单”。

而蔡元培自己其实也震惊了。时任“清党委员会”情报处处长兼审计处主任的姜绍谟后来回忆,“清党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就从监狱里提出20多人枪决,第二天早餐后,蔡元培就把他叫到房间,很严肃地说:“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青年人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反省的机会才好。”

蔡元培此时似乎已有一些悔意。一方面,他暗中通知一些被列入“清党”名单的共产党人士尽快逃走;另一方面,他开始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比如《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以怀念孙中山之名,含蓄指责蒋介石。

然而,这些举动对整个“清党”运动是于事无补的。在这场运动中,不仅仅共产党的力量遭受很大损失,国民党党员人数也锐减,许多地方的基层党组织被破坏殆尽。

对于这一点,蔡元培自己是有认识的。1934年有一家香港的报纸提及1927年的“清党”运动,把主要责任都推给了吴稚晖,把蔡元培说成不知情,蔡元培直接在报纸上批字:“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著。”

一个“恕”字,折射出蔡元培自己对这场“清党”运动的反思。

鲁迅对蔡元培在“清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有过一个评价:“其实像蔡先生,也还只是一般地赞成进步,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已。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哀地说,国民党为了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

不久之后,蔡元培就辞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7

辞去“主席”的职务,是因为蔡元培渐渐认清了蒋介石。

作为国民党的元老,蔡元培其实一直是蒋介石的忠实支持者。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的中式婚礼,蔡元培是证婚人。蒋介石在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蔡元培也同时辞职表示共进退。在蔡元培看来,只有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和稳固,才能实现他“教育独立”的夙愿。

然而,蔡元培很快就发现,自己“所托非人”。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很快就露出了军事独裁者的本色。对于这一点,曾经一直支持他的蔡元培深感痛心。在辞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时,蔡元培曾说过一句话:“监察制度在民主国家中发挥过相当的力量,可是现在‘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局势下,有什么可为的呢?”

在他与鲁迅的谈话中,他更是提道:“蒋介石是袁世凯第二,万不可信他。”

1928年,除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务,蔡元培还请辞了所有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的职务,只保留了一个学术性的“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头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蔡元培和他彻底决裂,蔡元培开始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1932年,在做中央研究院对时局的看法报告时,蔡元培公开表达了对国民党前途的悲观,并直接点名蒋介石:“专横独裁,实为古今中外罕有,只要看他的政府,一切措施无不出自自私之心。”

1932年,蔡元培和宋庆龄、杨杏佛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目的就是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援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蔡元培和宋庆龄等人的私人影响力,帮助过很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珩、侯外庐、刘煜生、廖承志、丁玲、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广、陈淑英等人,都曾不同程度地得到过他们的营救和关心。


杨杏佛与鲁迅的合影。当时鲁迅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杨杏佛被暗杀后,鲁迅也极度愤慨,毅然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出门连家门钥匙也不带,做好了被暗杀的准备

也正是因此,国民党政府动了杀心,于1933年6月18日当街暗杀了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事实上,蔡元培的名字是排在暗杀名单首位的。

蔡元培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公开出席了杨杏佛的追悼会并发表讲话,其中有一句:“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暗示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那一年,蔡元培65岁,确实也老了。

1935年7月,蔡元培发表了一则启事,宣布了一个“总辞职”:辞去所有兼职,停止接受写件,停止介绍职业。

但是,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69岁的蔡元培的斗志再一次被点燃。他主动担任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委员,用尽最后的力量和影响力,为中国的抗日救亡奔走呼吁。

这个职务,蔡元培一直没有请辞。

8

1940年3月3日,旅居香港的蔡元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那一天,蔡元培早晨起来上厕所,忽然感到头晕,失足摔倒,口吐鲜血。他被送入医院后诊断为疑似胃溃疡复发,在3月5日清晨进入昏迷状态,9点45分溘然长逝,享年72岁。

一生担任过无数职务的蔡元培,去世后一贫如洗,连欠下的医药费和棺木,也是他的学生王云五代筹的。

他只留下了两句话。

3月4日晚,已经进入弥留状态的蔡元培不断喃喃自语,陪在一旁的内侄周新后来回忆,只能依稀辨别出几句话,其中反复提到的有两句:

“科学救国。”

“美育救国。”

这两句话,就被当作了蔡元培的遗言。

馒头说

《蔡元培传》的作者唐振常先生曾综合归纳蔡元培的自我评价和别人对他的评价,给了蔡元培先生十六个字的评语:律己不苟,责人以宽。无所不容,有所不为。

我个人以为,这是很贴切的。

这篇关于蔡元培的文章,一不留神,我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但还是觉得有很多内容没有写。在收集、阅读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我确实觉得蔡先生的一生极其不易,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四个字:

知行合一。

这一点,是我个人觉得蔡元培先生最可贵的一点,也是最难得的一点。

蔡元培在14岁前,是严格按照科举之路来读书的,老师甚至不允许他读《三国演义》和《战国策》,生怕他一不留神引用其中的句子,引起科考老师的反感。

可以说,蔡元培是完全按照“旧学”的路子被打造出来的,而且是这条“生产线”中的佼佼者——一路高中进士。像他这样的人,很多都在中国近代史风云际会的十字路口陷入迷茫、彷徨乃至最终顽固守旧。

然而,在国家受辱、民族危亡之际,蔡元培这个“旧学”的楷模,却能够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安身立命所学,毅然决然地拥抱新事物,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而且真的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认真学习,甚至不顾年龄的羁绊,学日语,学英语,学拉丁语,学德语,只求为了更好更透彻地了解掌握先进的知识和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

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先生不仅学,而且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如果说“民国教育部”这个舞台虽大但空的话,那么北京大学这一块校园沃土,让蔡元培真正有了施展自己平生所学的空间,而他也没有辜负这个历史机遇。蔡元培在北大的十年,堪称北大精彩辉煌的十年。一代顶级学府,在他的手里浮出水面,打磨成形,影响至今。

诚然,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蔡先生在参与革命政治运动的过程中走过一些弯路,但他自己也不讳言这段历史,后来也并没有一路去撞南墙。即便从现在回望,他也一直遵从自己的内心,从来没有言行不一。

我曾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推动着像蔡元培这样的一批批先辈前仆后继,发奋图强?

想来还是“信念”二字——那种“中国一定会变强”以及“中国一定会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在我们的努力下慢慢变强”的信念。

所谓“信念”,是因为你相信,就会付诸实践,不断为之努力,哪怕当时看不到什么希望,但它会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最终把当初的那份相信变为现实。

毛泽东曾评价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先生担得起这样的评价。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蔡元培传》(唐振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2.《蔡元培年谱长编》(高平叔,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3.《蔡元培评传》(张晓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

4.《蔡元培与五四运动》[周川,《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02期]

5.《忆蔡元培先生》(赵家璧,《青年教师》,2007年01期)

6.《蔡元培曾从事反清暗杀活动》(木棉,《炎黄纵横》,2008年09期)

7.《蔡元培为何支持蒋介石“清党”》(杨春彦,《文史天地》,2017年01期)

8.《小议蔡元培在1927年“清党”运动中的表现——兼与崔志海先生商榷》(邓沛,《广东党史》,2003年03期)

9.《从拥蒋反共到与蒋分离:1926年~1932年蔡元培政治态度的变化》[晁佩军,《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3期]

10.《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期间的教员资格和薪俸标准》(陈明远,《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