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东西说 五、总结上文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后来又进为帝国)的过程中,东西对峙的总局面。

随便看一个有等高线的中国地图,例如最近《申报》出版的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合著的《中国分省图》,不免觉得黄河下流及淮济流域一带,和太行山及豫西群山以西的地域,有个根本的地形差别。这样东边的一大片,是个水道冲积的大平原,除山东半岛上有些山地以外,都是些一二百米以下的平地,水道改变是极平常的事;若非用人工筑堤防,黄河直无水道可言。西边的一大片是些夹在山中的高地,城市惯分配在河流的两岸。平汉铁路似乎是这个东西地形差别的好界线,不过在河南省境内郑州以下东平原超过平汉线西面几百里,在湖北情形更不整齐了。

我们简称东边一片平地曰东平原区,简称西边一片夹在大山中的高地曰西高地系。

东平原区是世界上极平的大块土地之一,平到河流无定的状态中,有人工河流始有定路,有堤防黄河始有水道,东边是大海,还有两个大半岛在望,可惜海港好的太少,海中岛屿又太少,是不能同希腊比的。北边有热、察两省境的大山做屏障,只是这些山脉颇有缺口,山外便是直把辽洮平原(外国书中所谓满洲平原)经天山北路直到南俄罗斯平原连作一气的无障大区域,专便于游牧人生活的。东平原本有她的姊妹行,就是辽洮平原,不过两者中间以热河山地之限制,只有沿海一线可通,所以本来是一个的,分而为不断的两个了。辽洮平原与东平原的气候颇有差别,这个差别在初期农业中很有意义的,但此外相同处远在东平原与任何平原之上。东平原如以地平论,南端可以一直算到浙西,不过南渡淮水不远,雨量也多了,溪沼也多了,地形与地利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我们的东平原中可有淮南,却不能有江北。东平原中,在古代有更多的泽渚为泄水之用,因垦地及人口之增加,这些泽渚一代比一代少了。这是绝好的大农场而缺少险要形胜,便于扩大的政治,而不便于防守。

西高地系是几条大山夹着几条河流造成的一套高地系。在这些高地里头关中高原最大,兼括渭泾洛三水下流冲积地,在经济及政治的意义上也最重要。其次是汾水区,汾水与黄河夹着成下个“河东”,其重要仅次于渭水区。又其次是伊雒区,这片高地方本不大,不过是关中河东的东面大口,自西而东的势力,总要以雒阳为控制东平原区的第一步重镇。在这三片高地之西,还有陇西区,是泾渭的上游。有洮湟区,是昆仑山脚下的高地。在关中之北,过了洛水的上游,又是大块平的高原了。这大高原在地形上颇接近蒙古高原,甚便于游牧人,如无政治力量,阴山是限不住胡马的。在这三片之南,过了秦岭山脉,便是汉水流域。汉水流域在古代史上大致可分汉中、江汉、汉东三区。就古代史的意义说,汉水是长江的正原,不过这一带地方,因秦岭山脉之隔绝,与我们所谓西高地系者不能混为一谈。西高地系在经济的意义上,当然不如东平原区,然而也还不太坏,地形尤其好,攻人易而受攻难。山中虽不便农业,但天然的林木是在早年社会发展上很有帮助的,陵谷的水草是便于畜牧的。这样的地理形势,容易养成强悍部落。西高地系还有一个便利处,也可以说是一种危险处就是接近西方,若有文化自中央亚细亚或西方亚细亚带来,它是近水楼台。

人类的住家不能不依自然形势,所以在东平原区中好择高出平地的地方住,因而古代东方地名多叫作丘。在西高地系中好择近水流的平坦地住,因而古代西方地名多叫作原。

在前四章中,我们把夷夏殷的地望条理出来,周代之创业岐阳又是不用证的。现在若把他们分配在本章的东西区域,我们可说夷与殷显然属于东系,夏与周显然属于西系。

同在东区之中,殷与夷又不同。诸夷似乎以淮济间为本土,殷人却是自北而南的。殷人是不是东方土著,或是从东北来的,自是可以辨论的问题,却断乎不能是从西北来的,如太史公所说。他们南向一过陇海线,便向西发展,一直伸张到陕甘边界或更西。夷人中,虽少皞一族,也不曾在军事上、政治上有殷人的成功。但似乎人口非常众多,文化也有可观。殷人所以能建那样一个东起辽海西至氏羌的大帝国,也许是先凭着蓟辽的武力,再占有淮济间的经济与人力,所以西向无敌。

同在西系之中,诸夏与周又不尽在一处。夏以河东为土,周以岐渭为本。周在初步发展时,所居比夏更西,但他们在东向制东平原区时,都以雒邑为出口,用同样的形势临制东方(夏都洛阳说,考见《求古录·礼说》)。

因地形的差别,形成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政治组织,古代中国之有东西二元,是很自然的现象。不过,黄河、淮水上下流域到底是接近难分的地形。在由部落进为帝国的过程达到相当高阶段时,这样的东西二元局势自非混合不可,于是起于东者,逆流压迫西方。起于西者,顺流压迫东方。东西对峙,而相争相灭,便是中国的三代史。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争,商东而夏西。在周之建业,商奄东而周人西。在东方盛时,“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在西方盛时,“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秦并六国,虽说是个新局面,却也有夏周为他们开路。关东亡秦,虽说是个新局面,却也有夷人“释舟陵行”,殷人“覃及鬼方”,为他们做前驱。且东西二元之局,何止三代,战国以后数百年中,又何尝不然?秦并六国是西胜东,楚汉亡秦是东胜西,平林赤眉对新室是东胜西,曹操对袁绍是西胜东。不过,到两汉时,东西的混合已很深了,对峙的形势自然远不如三代时之明了。到了东汉,长江流域才普遍的发达。到孙氏,江南才成一个政治组织。从此少见东西的对峙了,所见多是南北对峙的局面。然而这是汉魏间的新局面,凭长江发展而生之局面,不能以之追论三代事。

现在将自夏初以来“东西对峙”的局面列为一表,以醒眉目。

据此表,三代中东胜西之较少,西胜东之事甚多。胜负所系,不在一端,或由文化力,或由战斗力,或由组织力。大体说来,东方经济好,所以文化优。西方地利好,所以武力优。在西方一大区兼有巴蜀与陇西之时,经济上有了天府,武力上有了天骄,是不易当的。然而东方的经济人文,虽武力太失败,政治上一时不能抬头,一经多年安定之后,却是会再起来的。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这些话虽在大体上是秦汉的局面,然也颇可以反映三代的事。

谈到这里,读者或不免要问,所谓东平原区,与所谓西高地系,究竟每个有没有它自己的地理重心,如后世之有关洛、邺都、建业、汴京、燕山等。答曰:在古代,社会组织不若战国以来之发达时,想有一个历代承继的都邑是不可能的。然有一个地理的重心,其政治的、经济的、因而文化的区域,不随统治民族之改变而改变,却是可以找到的。这样的地理重心,属于东平原区者,是空桑,别以韦为辅。属于西高地系者,是雒邑,别以安邑为次。请举其说如下:

在东平原区中,其北端的一段,当今河北省中部偏东者,本所谓九河故道,即是黄河近海处的无定冲积地。这样地势,在早期社会中是很难发达的,所以不特这一段(故天津府、河间府、深冀两直隶州一带)在夏殷无闻,就是春秋时也还听不到有何大事在此地发生。齐燕之交,仿佛想象有一片瓯脱样的。到了春秋下半,凭借治水法子之进步(即是堤防的法子进步,所谓以邻国为壑),这一带“河济间之沃土”,始关重要。这样的一块地方,当然不能成为早期历史中心的。至于山东半岛,是些山地,便于小部落据地固守,在初时的社会阶段之下,亦难成为历史的重心。只有这个大平原区的南部,即是西起陈、东至鲁一带,是理想的好地方,自荥泽而东,接连不断地有好些蓄水湖泽,如荷泽、孟诸等,又去黄河下游稍远,所以天然的水患不大,地是最肥的,交通是最便当的。果然,历史的重心便在此地排演。太昊都陈,炎帝自陈徙曲阜(《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曲阜一带,即空桑之地。穷桑有穷,皆空桑一名之异称。所谓空桑者,在远古是一个极重要的地方。少昊氏的大本营在这里,后羿立国在这里,周公东征时的对象奄国在这里,这些事都明白指示空桑是个政治中心。五祀之三,勾芒、蓐收、玄冥起于此地(《左传》昭二十九及他书),后羿立国在此地。此地土著之伊尹,用其文化所赋之智谋,以事汤,遂灭夏。此地土著之孔子凭借时势,遂成儒宗。这些事都明白指示空桑是个文化中心。古代东方宗教中心之大山、有虞氏及商人所居之商丘,及商人之宗邑蒙亳,皆在空桑外环。这样看,空桑显然是东平原区之第一重心,政治的及文化的。

在东平原区中,地位稍次于空桑之重心的,是郼。郼读如衣,衣即是殷(见《吕氏·慎大览》高诱注)。殷地者,其都邑在今河南省北端安阳县境,汤灭韦而未都,其后世自河南迁居于此。在商人统治此地以前,此地之有韦,大约是一个极重要的部落,所以《诗·商颂》中拿它和夏桀并提。商人迁居此地之目的。大约是求便于对付西方,自太行山外而来的戎祸,即所渭鬼方者,恰如明成祖营北平而使子孙定居,是为对付北鞑者一般。商人居此地数百年,为人称曰殷商,即等于称在殷之商。末世虽号称都朝歌,朝歌实尚在郼地范围,所以成王封唐叔于卫,曰“封于殷虚”(定四)。此地入周朝,犹为兵政之重镇(看白懋父敦等)。又八百年后入于秦,为东郡,又成控制东方之重镇。到了汉末,邺为盛都,五胡时,割据中原者多都之,俨然为长安雒阳的敌手。

在西高地系内,正中有低地一条,即汾洛泾渭伊雒入河之规形长条,此长条在地形上之优点,地图已明白宣示,不待历史为它说明。它是一群高地所环绕的交通总汇,东端有一个控制东平原的大出口。利用这个形势成为都邑,便是雒阳。如嫌雒阳过分出于形胜的高地之外,则雒阳以西经过崤函之固,又过了河,便是安邑。雒阳为夏周两代所都,其政治的重要不待说(夏亦曾都雒阳,见《求古录·礼说》)。安邑一带,是夏代之最重要区域。在后世,唐叔受封,而卒成霸业。魏氏受邑,而卒成大名。直到战国初,安邑仍为三晋领袖之魏国所都,用以东临中原,西伺秦胡者。河东之重要,自古已然,不待刘渊作乱、李氏禅隋,方才表显它的地理优越性。

以上所举,东方与西土之地理重心,在东平原区中以南之空桑为主,以北之有郼为次;在西高地系中,以外之雒阳为主,内之安邑为次,似皆是凭借地形,自然长成,所以其地之重要,大半不因朝代改变而改变。此四地之在中国三代及三代以前史中,恰如长安、雒邑、建康、汴梁、燕山之在秦汉以来史。秦汉以来,因政治中心之迁移,有此各大都邑之时隆时降。秦汉以前,因部落及王国之势力消长,有本文所说。四个地理重心虽时隆时降,其为重心却是超于朝代的。认识此四地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意义,或者是一件可以帮助了解中国古代史“全形”的事。


(原载1933年1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