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被西方列强欺负是早已习惯的事。赵太爷打头咱忍了，可现今连你王胡和小D也来撒泼，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大清一贯看不起的日本竟敢贸然侵台，还借机敲竹杠的事实，在清廷立即激起了轩然大波。于是群臣纷纷上奏，提议发展海军加强海防，这引起了老想有所作为但又说了不算的光绪帝之高度重视。

虽然没什么实权，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由此在光绪帝的主持下，大清开展了一场关于海防战略的大讨论。在此过程中，文华殿大学士、首辅、直隶总督李鸿章高屋建“瓦”地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近在肘腋，伺我虚实，将永为中土之患。”

综合各方面意见，1875年5月30日，清廷决定分别成立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任命李鸿章为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管北洋水师，沈葆桢为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管南洋水师。

朝廷议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中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建设的军费，由南、北二洋分配使用。当时大清海军共分四支：北洋水师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南洋水师负责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福建水师负责福建、南海，另外还有广东水师。作为南洋大臣的沈葆桢认为，400万两白银打造一支舰队都不宽裕，“与其同创同弱”，倒不如优先发展北洋水师，因为相比较而言，北洋水师的作战区域京畿重地更为重要。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清廷采纳了沈葆祯的建议。初步设想是等北洋水师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

1875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受命创设北洋水师，北洋水师的成军之路由此开始。前面提到的原因，建军之初的北洋水师就走上了对外购舰之路。

1879年11月，北洋水师向英国米切尔船厂订造的第一批军舰——“镇东”号、“镇西”号、“镇南”号、“镇北”号4艘蚊炮船——回国，两年后回国的还有“镇中”号和“镇边”号。名字听起来那是相当吓人，等于把四面八方全给镇住了。一看数据就知道完全是两码事，这6艘船的排水量都只有440吨，航速10节。一分价钱一分货，每艘也只花了15万两白银。据说这种蚊炮船块头虽小，但战斗力不弱，能让人像被蚊子咬那样难受。可惜几只蚊子一般咬不死人，这些小船当然不能作为舰队的主力舰只来使用。

1881年，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撞击型巡洋舰“扬威”号和“超勇”号加入北洋舰队。这两艘舰排水量1350吨，航速15节，每艘造价65万两。北洋舰队终于有了像样的主力舰。也就在这一年，李鸿章的亲信，以勇猛著称的淮军提督丁汝昌入主北洋舰队。

在此期间，李鸿章发现从英国订造的军舰价钱偏高，还存在不少缺陷，因而转向造舰质量更高、价格更加低廉的德国订造军舰。1880年12月，大清与德国伏尔锵船厂签订了一个大合同：斥巨资340万两打造两艘巨型铁甲舰，这就是后来威震远东的“定远”号和“镇远”号。同时花费68万两白银订造了一艘巡洋舰“济远”号。难得的是，这次大清还派出了由后来北洋舰队副司令刘步蟾带队的监理队伍，全程监督造舰，防止偷工减料，附带还派出一个学习队伍随舰实习，看起来真像是那么一回事。

1881年11月，第一艘铁甲舰“定远”号顺利下水。第二年11月，“镇远”号下水。再一年的12月，“济远”号下水。本来这些舰只1884年就应该交付大清使用，但当时由于中法战争爆发，而德国是中立国，不能交付战舰，所以一直到中法战争结束之后的1885年11月，三艘主力舰才一起回到天津大沽港。

1885年，李鸿章再次以170万两白银向英国订购“致远”号和“靖远”号，以174万两向德国订购“经远”号和“来远”号。1887年，北洋水师将领邓世昌、林永升、叶祖珪、邱宝仁出洋接舰，秋天回国。至此外购军舰全部到位。

战舰有了，人才也不能缺。早在1887年，大清就先后派出38人去英、法等海军强国学习。可以说，除了丁汝昌之外，北洋水师的主要军官、主力舰舰长是清一色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其中大部分还是从英、法回来的海归派，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纯粹的国际化人才。更有不少人还在当时最牛的英国舰队实习过，也算是有知识见过大世面的人了。来看一下这些后来下场凄惨的悲剧性人物。

丁汝昌，52岁出任北洋水师提督，相当于舰队司令，对应西方的军衔相当于海军中将。

刘步蟾，右翼总兵，也就是舰队副司令，相当于海军少将军衔，“定远”号舰长（当时大清叫管带），海归。

林泰曾，左翼总兵，相当于海军少将军衔，“镇远”号舰长，海归。

邓世昌，“致远”号舰长。

叶祖珪，“靖远”号舰长，海归。

方伯谦，“济远”号舰长，海归。

林永升，“经远”号舰长，海归。

邱宝仁，“来远”号舰长。

黄建勋，“超勇”号舰长，海归。

林履中，“扬威”号舰长。

杨用霖，“镇远”号继任舰长。

林颖启，“威远”号舰长，海归。

李和，“平远”号舰长。

萨镇冰，“康济”号舰长，海归。

主力舰“八大远”中除了“平远”号由福建船厂建造之外，其余全是英、德建造的新型舰只。

在大力购舰的同时，大清还斥巨资在黄海附近修建了三大海军基地：威海卫、旅顺和大沽口，这三个基地也在1890年前后陆续完工，可谓万事俱备东风也来了。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

1885年10月，清廷下令设立海军衙门，醇亲王奕总理海军衙门事务。这个奕来头可不小，他是当今皇上光绪帝他亲爹，当权派慈禧太后的小叔子。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颁布《北洋水师章程》正式宣告，舰队司令部设在威海卫军港之内只有3.15平方公里的刘公岛。

粗看起来大清的这种定位非常高明。威海卫与旅顺“势成掎角，互为声援”，扼守渤海通道，拱卫京畿重地，其目标是“收海口、保津沽、卫京师”。但是仔细一思量，就知道这是一群没出息的货色。从战略定位上看，这样强大的舰队一开始就定位在了看家护院之上，任务就是防守型的看大门，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李鸿章曾自豪地形容他的北洋舰队：“以之攻人尚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相反，基本同期建军的日本海军崇尚进攻，追求的是制海权。仗还没打，北洋水师在气势上已经输了不止一筹。

远东的大清和日本都在花大力气建设海军，这不能不引起西方各国的关注。1888年，《美国海军年鉴》破天荒地将北洋舰队排在了世界第九位，前八名分别为“英、法、俄、普、西、奥、意、美”。1891年，英国《武备报》评选大清海军装备实力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而日本海军排名世界第十六。美国同时认定大清陆军稳居世界前三，不清楚是不是在故意忽悠人。面对这些言不由衷的赞誉，清廷大员也是得意扬扬，有关奏报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吾大清快枪快炮之多，甲乎天下！”

这样的虚名同样使李鸿章意气风发。可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李鸿章权倾朝野，还受到当权派慈禧老太的信任，因此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弹劾之声不绝于耳。他的北洋舰队同样很快就成为众矢之的。当时普遍的说法是，打击北洋舰队，就是打击李鸿章。

和明治天皇麾下群臣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相反，大清国朝廷内部可谓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光绪皇帝虽没有实权，但屁股还占着皇帝的位置。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帝师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那就叫“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当年大清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曾经参过时任安徽巡抚翁同书一本，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个翁同书和翁同龢有关系。不错，就是他亲哥。这一本，导致翁同书被免职流放，一下子气死了翁同龢他老爷子翁心存。执笔写出奏章的就是当时还在曾国藩手下当差的李鸿章。对于翁同龢来说，和李鸿章那是有杀父欺兄之仇，不共戴天之恨。加上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后党首领李鸿章和帝党掌门翁同龢简直到了家仇国恨一起算，见面就想掐脖子的地步。1888年，时任户部尚书，也就是财政部长的翁同龢，借机以筹备慈禧大寿庆典为名，大幅度削减北洋水师经费，严禁北洋水师再添加新的“舰、炮、军火”。

相对于陆军的发条枪就能打仗，打造海军基本跟烧钱差不多。经费的大幅度削减，令北洋水师处境尴尬，举步维艰。首先是燃煤问题。北洋水师的用煤来自开平煤矿，开平煤矿最好的是第五工作面所生产的五槽煤，“质量最好，西人有用其煤者，谓此乃上品，烟少火白，为他国所罕有”。但开平煤矿总办张翼只给北洋水师提供最糟糕的八槽煤，五槽煤被张翼理直气壮地留着卖到国外赚钱。丁汝昌曾向张翼写信求助，张翼根本不予理会。张翼的理由很充分，北洋水师由于经费短缺，经常无法按期付款。你赊账还想要好东西？门儿都没。加上北洋水师报价太低，也根本买不起优质煤。最重要的原因是，张翼和朝廷大员多有瓜葛，朝中重臣很多都是开平煤矿的股东，光绪帝他爹醇亲王奕就是张翼的直接后台。除此之外，据说张翼多次“捐”钱给老太后修颐和园，慈禧因此很高兴地批示“此人很会办事”。所以别说丁汝昌这种舰队司令之类的“小喽啰”，连李鸿章拿张翼也无可奈何。

随之而来的就是锅炉问题。北洋水师的军舰舰龄较久，在甲午战争前夕，大部分军舰的锅炉已经到了报废年限。1893年，丁汝昌多次申请更换、维修锅炉，但局限于户部削减经费的政令，此事基本不具有可操作性。由于缺钱，无法对外购买，无奈的李鸿章只能通过天津机械局的兵工厂给北洋水师生产、供应炮弹。这些炮弹大多是实心弹，“穿而不炸”已经见怪不怪，且多有尺寸不合格、无法使用者。

1890年，海战的又一进攻利器速射炮问世。日本为了缩小与北洋舰队的差距，开始在军舰上大量加装速射炮。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和清廷速射炮的比例是192∶27。1894年初，丁汝昌多次打报告要求在舰上加装速射炮，其中“定远”号和“镇远”号各添置120毫米速射炮6门，“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各添置2门，总计18门，预算费用是白银613040两。户部的答复是：“恕难以筹措。”最后日本战胜北洋舰队的第一利器恰恰是速射炮。战后的统计数据是，大东沟海战，中日双方10分钟发炮的数目是33∶185。真没有钱吗？大清国以孝治天下，为了让慈禧老太太高兴，仅在颐和园到紫禁城沿途建造的戏台、牌楼、龙棚等所谓“点景”就耗去白银240万两，换成炮就是72门。

除了速射炮，北洋海军另一个重大弱点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抗衡的快速巡洋舰。当时北洋水师平均航速是14节，而日本联合舰队是16节，有2节以上的差距。“攻击力、防护力和机动性”是检验海军舰只性能的三大要素，这个机动性主要就指航速。当时军舰的航速较慢，所以这2节的差距就显得更加明显，在战场上无疑是致命的。可是没办法，日本都是新造的少年舰和青年舰，当然跑得快。而大清基本属于大叔舰或者老爷舰。人家年轻还烧好煤，真的没法比。

这其中就存在一个时间差问题。相对于陆军武器的发展而言，海军的装备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这也正是打造海军如烧钱的主要原因。北洋舰队的购舰时间基本集中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而日本则在19世纪90年代中前期。也就在这几年间，高温高压锅炉问世，使得舰船的速度提高了3节到4节。前文提到的速射炮也正是在北洋舰队结束购舰后出现的。

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曾向中国订购了一部分大米和煤炭。开战之后曾有人建议李鸿章停止继续供货，李鸿章却说“订货在失和之先”，坚持履行合同，于是30000吨优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样发往日本。换句话说，日本联合舰队就是吃着李鸿章的大米，烧着这些优质煤炭，把李大人的北洋舰队送入海底的。放在今天，如果评选“重合同，守信用”模范，李鸿章列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对于早已腐败透顶的清廷来说，花这么多钱打造海军，中间没点贪污那才叫不正常。1881年到1890年的10年间，清政府为了购舰，共拨款4600万两。除去购舰的直接费用，就有1580万两白银不知去向。连李鸿章都说，大清之银能真正用到关键地方的不足1/10。如果拿这些失踪的银子去买“定远”的话，一艘170万两，能买8艘。其实别说8艘，就是再有两艘，日本就根本不敢开战。

李鸿章的势力被称为淮系。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主要手段，除了处处制约北洋舰队之外，还包括点对点重点打击淮系的文武大员。淮系将领除聂士成等极个别人之外，几乎皆遭弹劾，如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卫汝成、龚照屿、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李经方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在马上开始的甲午战争中领衔主演的重要人物。御史李念兹大人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后方有人戳屁股，前方打胜仗几无可能。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北洋海军内部也一样矛盾重重。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高级将领均来自福建船政学堂，自然以福建人为主。官职仅次于丁汝昌的刘步蟾对于陆军出身的外行领导指挥自己甚为不满，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势力庞大的闽党。刘步蟾在香港还利用“撤旗事件”逼走了水师教习，被水兵称为“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英国总教习琅威里。丁汝昌曾试图改变被架空的现状，摆脱闽党控制，但势单力孤，始终无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闽党之首刘步蟾是实际的舰队司令，连邓世昌都因为不是福建人而备受排挤，“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甚忌之”。

不仅如此，北洋舰队还通过弄虚作假去博得上司的欢心。李鸿章检阅北洋舰队时，刘步蟾等人在靶船上事先埋好火药，等舰炮一响，便点燃火药以示命中，真是百发百中。见此情形的李鸿章大悦，立即赞叹：“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中十五也。”“中十五”的原因，估计可能有一堆火药没点着。如果真有这样的成绩，那么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华盛顿”号战列舰在实战中创下的世界纪录差距就太大了，今后也真没必要费老鼻子劲儿去发明导弹了。事实上，大东沟海战之后的统计是：日本每艘舰中炮11.2发，中国107.8发。

在北洋舰队常年停泊的基地刘公岛，规定是除了提督丁汝昌外各级军官必须常年住在舰上，不得在岸上购买房产。但这条纪律基本上形同虚设。比如“济远”号舰长方伯谦就在威海、烟台、大沽、上海等拥有多处房产。丁汝昌不仅在刘公岛上盖了自己住的房子，还修建了大批商铺用于出租。方伯谦发现了这个发财机会，也搞了不少自建房出租。于是，两位房东因为争抢租客问题发生过多次争吵。

在刘公岛北洋舰队司令部的周边，有一排排设施豪华的娱乐场所，包括赌馆、鸦片烟馆、茶楼、妓院等，当时没有KTV，要不然肯定也会有。70多家娱乐场所，家家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回头看看日本海军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建校之初就与地方政府划定方圆多大范围不能出现娱乐场所的做法，我们就已经看到北洋舰队的最后命运。

陆军的情况在前文已经做过介绍，那就是百万陆军中的正规军不能打仗，打仗基本靠地方武装。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陆上力量，其主力不过5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2万多人。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全部陆军的7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12万人。在威海卫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3万人，而当时迎战的地方部队绥军、巩军却只有7000人，最后大都战死殉国。

这边清廷厉兵秣马，那边日本人自然也不会无动于衷。与大清相比，日本海军的建军气魄就高多了，其目标就定位在明治天皇维新之初就提出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当时还仅仅是海军省主事的山本权兵卫大佐就极具战略眼光地指出：“无论陆军如何精锐，如用兵海外，海军不能取得海上的绝对安全，则必归于败降。海军之主要任务就在掌握制海权。”其定位就比北洋水师的看家护院高了不止一两个档次。这种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不仅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国运。

早在1875年，日本从英国订购的三艘主力舰3717吨的铁甲舰“扶桑”号、2250吨的“金刚”号、“比叡”号就已经下水服役。之后的1885年，3709吨的“浪速”号、“高千穗”号高速巡洋舰相继回国，日本海军初具雏形。之后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大大加快了日本海军的建设步伐。

1886年7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教习英国人琅威里，率领北洋舰队主力“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之后“超勇”“扬威”两舰在海参崴待命，其余“镇远”“定远”“威远”“济远”4艘军舰前往位于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所进行维护、检修，开展对日本的“亲善访问”。这也是大清铁甲舰队首次访问日本。其实大家都清楚，说好听了是“亲善访问”，说不好听了就是威胁和震慑，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就是“烧包”“显摆”。

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日本长崎港，码头上挤满了前来观看大清铁甲巨舰的长崎市民。望着大清黄龙旗高高飘扬在威风凛凛的铁甲巨舰上，日本人脸上浮现的就只有“羡慕嫉妒恨”。8月13日，日方邀请抵达长崎的北洋官兵登岸购物。几个水兵就跑到当地的娱乐场所去找乐子。由于去的地方生意太好，嫖娼小分队只好在外排队等候。其间竟然看到有VIP用户不排队，径直进入，于是就上前质问老板，随后发生争执，继而发展成打斗。接到报警的日本警察到达后，将大清闹事水兵带回警察局审查。消息传回北洋舰队，舰上几百水兵蜂拥而出，直扑警察局。“定远”“镇远”舰上305毫米巨炮则调转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嫖个娼就动用这样的巨炮也真够威风的。面对坚船利炮的威胁，日本人只好乖乖放人。

事情看似已经平息。8月15日，北洋舰队放假一天，丁汝昌大度地批准450名水兵登岸自由购物观光。傍晚时分，数百名日本警察、浪人对大清水兵发动突然袭击。由于事先没有防备，加上丁汝昌明令禁止水兵执械上岸，这次北洋水兵可是吃了大亏。早有预谋的日本警察、浪人将大清水兵分割包围，街边市民也配合开展了石块攻击。事后统计显示，大清水兵5人死亡、44人受伤、5人失踪。日本警察也被打死5人、30人受伤，长崎市民亦有很多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奋。“定远”等4艘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再次对准了长崎市区，总教习英国人琅威里甚至主张立即对日开战。李鸿章得知“长崎事件”后的反应颇耐咀嚼：“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对内没有丝毫的责怪之意，似乎嫖娼也是为国争光一般。可对外李鸿章还是毫不含糊，当即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严厉威胁：“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11月24日，大清驻日公使徐承祖致电李鸿章，要求断交撤使。

当时日本海军的实力尚非大清北洋海军的对手，气势自然就弱了不少。大清方面由于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也不愿很快再度卷入战争旋涡，双方战意都显不足。1887年2月，中日双方就“长崎事件”达成协议，对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大清52500日元，大清赔付日本15500日元，长崎医院的医疗费2700日元由日方支付。日方所支付的抚恤金数大大超出了清廷，也就等于变相向大清进行了赔款。真不容易，嫖个娼净赚回来3万多日元，挺划算的。不过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说嫖个娼，嫖丢了北洋舰队也丝毫不为过。

“长崎事件”大大刺激了日本人。在他们看来，外国水兵在本国肆意妄为，寻衅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简直是岂有此理。究其原因，是人家有“定远”和“镇远”，而咱们没有。由于日本新闻媒体添油加醋地大肆宣传，日本国内群情激奋，民间的反华、仇华、排华情绪都被煽动起来。“中国威胁论”立即成了当时的主流民意，“大力发展海军”也成了举国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镇远’”更成为日本海军的口号和奋斗目标。当时在日本小孩儿中开始流行一种游戏，那就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游戏主旨就是围攻“定远”“镇远”。日本的反华情绪很快变成大建海军赶超北洋舰队的精神动力。

“长崎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日本明治天皇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随后睦仁立即从自身做起，拨出皇宫经费30万日元作为海军的补助金，连天皇的老娘阿巴桑都捐出了自己的私人首饰资助海军建设。很快，新的敕令发布，在此之后，6年之内皇宫每年均拿出30万元作为海军的购舰经费，全国文武官员拿出1/10的薪水全部作为购舰、造舰费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四处发表演说，号召全体国民节衣缩食，为海军建设捐款捐物，日本为此还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随后著名的“三景舰”——“严岛”“松岛”“桥立”（分别取名于日本的三个著名风景点，类似于中国的桂林、黄山、丽江）马上纳入购舰和建造日程。这三艘舰的主炮口径320毫米，其比较参照物就是“定远”“镇远”的305毫米主炮。

三景舰的前两艘“严岛”“松岛”由法国建造，1892年加入日本海军，而“桥立”号更是由日本横须贺造船厂自主建造。前文提到，对于海军的建设，中国和日本一开始都准备走“买造并举”的道路。可惜急功近利的大清很快就抛开了“造”，单选了“买”，日本从“买造并举”，逐渐发展到“自主建造”。1891年，排水量4238吨的“桥立”号下水。这预示着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的造舰技术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世界水平。

看看海对面的大清，全国人民都在提前为慈禧老太太即将到来的六十大寿忙活。可笑的是，日本天皇节衣缩食支持造舰的消息传到国内，就变成了“日本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省钱给海军”。同样可悲的是，这一传言换来的不是警觉，而是一通狂笑：“毕竟是东洋小国，这样干也不怕别人笑话。”看看咱们老佛爷，过个生日花几千万白银都不当回事。

也曾有人对日本大建海军的举动忧心忡忡，提出建议停止或缓建颐和园，将经费转用于海军建设。据说听到建议的慈禧老太脸马上黑得像李逵一样：“今天谁让我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1891年，日本在英国订造的2439吨巡洋舰“千代田”号回到日本。

1893年，由英国设计，日本自主建造的3150吨巡洋舰“秋津洲”号驶出日本横须贺造船厂。

1893年，时速达到23节的世界第一快舰（当时）“吉野”号加入日本舰队。

北洋水师从1888年成军到甲午战争开战的1894年，没有添置一艘军舰。与此同时，日军却加速造舰、购舰，双方实力迅速拉近。如果把20年的军备竞赛比喻成万米长跑的话，可以说，在前9000米大清都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在最后的1000米，大清停下来，吃蛋糕过生日去了，日本却勒紧裤带，咬紧牙关，冲过了终点。

1888年，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为69000吨，日本为39000吨。在之后的6年里，北洋舰队停滞不前，日本新增舰艇12艘，吨位为18000吨。到甲午战争真正打起来时，日军参战的主力舰只为37000吨，北洋水师只有30000吨。日本一线主力舰都是新舰，航速快，火炮数量特别是速射炮的数量、弹药威力都远远超越了北洋水师，仅仅几年时间内强弱易位。

在战争指挥上，日本也明显强于大清。日本于战前一年，也就是1893年，就成立了海军军令部，开战之前就将所有的海军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了联合舰队，日军还设立了集陆海军参谋和决策为一身的统帅部——大本营，天皇在战前亲赴前线统一对陆海军进行指挥。

反观大清，海军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互不统属，从宣战到罢兵清廷始终未设立统帅部。北洋、南洋、广东、福建四支水师各自为政，互不来往。相对于海军主力北洋舰队而言，其余三支水师虽实力较弱，但如果使用得当至少可以起到一些牵制或掩护作用。事实上，在历时大半年的战争过程中，除广东水师“广甲”“广乙”“广丙”3艘军舰随北洋水师一起作战外，大清其余水师均一边冷观，坐视北洋舰队覆没。这3艘军舰参战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是李鸿章亲哥，支援出于私人关系。另一种说法是这3艘军舰北上参加演习，正好碰上了打仗这种“倒霉事”。

因此，甲午之海战，实乃“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