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在日本，曾经有人问我：“无论是国家或个人，秉持现实主义观点为什么总是被人所厌恶呢？”

当然，我和他之间不必事前就现实主义先做一个定义。因为我们都认为，现实主义并不是向现实妥协，而是通过与现实抗争，获得生机的一种生存形式。

不过，那时我没有能够回答他的问题。但现在，我感觉似乎有了答案：

现实主义者之所以遭人厌恶，是因为他们就算嘴上不说，却用实际行动将一个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另一方面，理想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滑稽的存在，理想主义者的所思、所为，往往是最不适合实现其理想的。

理想主义者虽然没有智慧能够看清自己手段上的错误，倒也不至于愚蠢到无法意识到自己被当成了笑话，或者自以为的最善之策完全没有带来预期效果的事实。所以，才会对功成名就的现实主义者心生厌恶。理想主义者经常会爱敌方的理想主义者，胜过友方的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遭人厌恶，只能说是一种宿命。

谁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的恶人？从日本高中的历史课本，到被誉为十字军历史权威的史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相当一致的认识，那就是威尼斯共和国。

我们从1198年开始说起。那一年，在法国骑士精神的中心香槟地区（Champane）城中，举办了一场马上枪术比赛。

主人是22岁的香槟公爵蒂博（Thibaut de Champagne），主客布卢瓦伯爵路易（Louis of Blois）也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两位贵公子，既是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pe Auguste）的外甥，也是狮心王理查的外甥。菲利普·奥古斯都和狮心王理查都是10年前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统帅。这场比赛，就是以这两位同时拥有贵族血统和十字军传统、来自赫赫名门的年轻人为中心展开的。不难想象，法国优秀的骑士们一定都到场参加了比赛。

比赛结束后，一位传教士出现在依然情绪高昂的骑士们面前。他是在前一年被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Ⅲ）委任为十字军布道的人物。传教士雄辩的言辞，轻而易举地就点燃了仍处于亢奋状态的年轻人的心。

首先，香槟公爵宣誓参加十字军远征。几乎同时，布卢瓦伯爵起立宣誓。紧接着，30多位王公、骑士们纷纷加入了行列。他们派信使快马加鞭地赶往布鲁日（Bruges），目的是游说当时人在那里的香槟公爵的姐夫——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Baldwin of Flanders）参加十字军。接受了邀请的伯爵，和他弟弟亨利一起宣誓参军。佛兰德斯伯爵也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除了兄弟俩，另外还有近40名骑士加入了十字军。

有关这70多位王公及骑士的名字，无一不漏地被记录在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所撰写的年代记中。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是香槟公爵的佐将，同时也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全程的见证人。他的文字朴素且生动。

只要是熟悉中世纪法国历史的人，相信都能清楚地知道，年代记中出现的这一连串名字可谓是西欧骑士精英之汇集。但凡有点儿名气的骑士，没有人拒绝香槟公爵的相邀。

数月后，宣誓参加十字军的人们，聚集在苏瓦松（Soissons），就远征的时间和途径等事项进行商议。然而，遇到这种具体的问题，骑士们没了方向，商量上百次也得不出一个结论。于是，他们选出6个人，由他们代表全员做出决定。

这6位代表分别是：香槟公爵旗下的两位骑士、布卢瓦伯爵的旗下的两位骑士，以及佛兰德斯伯爵的两位家臣。代表香槟公爵的手下之一，就是上述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聚集苏瓦松的骑士们也一致同意，将这份“壮举”报告给罗马教皇。

接到消息的教皇英诺森三世深感满意。英诺森三世被后世的历史学家评价为是将教廷的权力推向顶峰的人物。当时才30多岁的他很清楚，十字军运动对于提高罗马天主教的权威，有相当的贡献。不过，十字军在第一次成功之后，第二、第三次接连失败的原因，他也是心知肚明。

为什么第一次东征在没有任何诸侯将相参与的情况下，仅靠那些一无所有，唯独精力过剩的下等骑士和平民百姓就能赢得胜利？而第二、第三次由皇帝、国王等组成的明星队伍却招致失败呢？教皇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来自皇帝、国王各自的野心以及相互之间的嫉妒心。这一次，由法国骑士组成的十字军，对于不希望皇帝、国王搅和其中的教皇而言，是最好的人选。虽然少了皇帝或国王，但这些人都是地位仅次于皇帝、国王的实力雄厚的王公和骑士，在影响力上毫不逊色。教皇将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归咎于不同民族的集合。而这一次由法国人主导，就算德国、意大利有人参加，也不是主力。在所有能够想到的方案中，这一次的十字军构成，教皇认为最为理想。教皇通过传教士，在欧洲各地宣导，凡参加十字军一年以上的人，无论犯过什么罪，都可获得赦免。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其说是爱的宗教，不如说是用死后清算生前罪孽的惩罚的恐惧来威慑人心。对于中世纪的人们而言，没有比免罪更能救赎心灵了。

被选出负责解决具体问题的6位代表，在经过慎重的讨论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将十字军远征的目的地定为埃及的开罗。为了从穆斯林手中彻底夺回耶路撒冷，必须打击伊斯兰世界的大本营埃及。这是根据狮心王理查的意见决定的。

二、远征路线采用海路。陆地距离遥远而且途中危险重重。对于这一点，无人表示异议。

三、十字军全军的运输任务，委托给威尼斯共和国。之前的三次远征，海上运输主要是由热那亚和比萨担任，那是因为运输量较少。而像这次大规模的军队、物资的运输，代表们一致认为，只有依靠海运能力强大的威尼斯。

6位使者被派往威尼斯，时间是1201年5月。

恩里科·丹多洛

时任威尼斯元首的是恩里科·丹多洛（Enrio Dandolo）。这位在使者们眼中年过80且近乎全盲的元首，实际上是一位头脑精明、行动果断的人物。

“各位使节，我拜读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的王公们让你们带来的委任状。委任状中提及你们的要求和决定，就是他们诸位的意向和决定。请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使节答：“阁下，请您召开内阁会议。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明天就举行。我们将在会议上传达我们主人们的要求。”

元首表示明天来不及，但会在4天后召开会议。

这个场景让我不禁猜想，从那一刻起，威尼斯一方就展开了心理战攻势。因为通常有大事发生，不消说是次日，当夜就会立即召开会议。这4天的时间，应该是威尼斯方面做密议所需。不谙内情的法国人，度日如年般地熬过了4天。

约定日的当天，使节们被带到金碧辉煌的元首官邸。从元首到分管内政、外交的全体负责人，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候他们的到来。

“阁下，我们是法国最尊贵的王公派来的使节。我们的主公向十字架发誓，若是神的意愿，必定洗雪耶稣基督所受的屈辱，收复耶路撒冷。

“我们深知，各位与贵国民众所拥有的海上力量，他人无可比拟。恳请你们能倾力相挺，帮助我们夺回大海彼岸的失地，洗清耶稣基督所遭受的屈辱。”

元首问：“用什么方法？”

使者答：“什么方法都行。”话虽如此，法国的使节其实是要求威尼斯提供运送十字军的船只。当然，船需要船员和划桨手，航行中还需要粮食，总之要提供所有运输必需的人力和物质。

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会见十字军战士（古斯塔夫·多雷，19世纪）

听完使者的要求后，元首说：“这诚然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但你们赋予的任务实在巨大，8天后，还是这里，我们再答复各位。”

8天后，使者们按照约定，再次拜访了元首官邸。

“使者各位，我们决定接受你们的要求。不过，这项决定需要得到共和国国会和市民大会的认可。”

接着，元首又说：“我们将按照你们的要求，提供运载4500名骑士和两万名步兵的船只，以及搬运4500头马匹以及9000名马夫的平底船。合约中包括了人和马匹所需的粮食。

“我们提供的价格低廉。一匹马4马克，每个人2马克。我们保证遵守合约规定的义务，时间自十字军从威尼斯港出发起，为期一年。费用总计8.5万马克。”

契约

为了避免大家误解，首先做一个说明。中世纪的马克并不像现代德国的马克那么强势。它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银币马克，在当时不属于硬通货。法国与威尼斯两国间的交易，不管是用法国货币还是威尼斯货币，甚至他国的货币支付，都没有问题。用马克报价，不过是一个衡量标准而已。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尼斯人索价过高，那不过是他们的偏见，把牟取暴利视为商人的天性。10年前，热那亚与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所签订的合同中，运载两匹马和三个人，以及8个月的口粮，价格是9马克。而威尼斯的合约期限是一年。相比菲利普·奥古斯当时要求运送的650名骑士和1300名马夫，威尼斯这一次承运的人员和马匹的数量，要高出许多。

我们从上图的数字可以看出，热那亚应该是不必另造新船也能完成任务的。但威尼斯不仅要动员所有的商船，而且需要建造大量的新船，其中也包括为了运输战马特别制作的平底船。

所以说，威尼斯并非漫天要价。即使那是一个货币价格变动不大的时代，很多的学者仍然认为威尼斯提出的价格，符合当时的“行情”。

根据合同，每匹马有3磨臼（8蒲式耳，约等于142公斤）的燕麦；每个人则提供面包、小麦、蔬菜以及半瓶双耳酒瓶的葡萄酒。

学者们倒是没有对骑士和马夫同样收两马克的问题产生过质疑。那主要因为骑士通常都有自备食粮、另吃“小灶”的习惯。

总计8.5万马克的费用，决定以4次分期付款的形式支付。8月中旬先付1.5万，11月1日前再付1万。翌年1202年2月支付第三笔的1万，剩余的5万马克则在4月中旬付清。

而威尼斯的任务，则是在一年后，即1202年6月24日前，备齐所有的船只及其船员。

法国使节们脸上带着满意的表情，逐字逐句地看完了合约。

可就在这时，威尼斯提出了一个比萨、热那亚从未有过的要求。

威尼斯元首将亲自率领50艘加莱战船及其所需的船员、战士6000人参战，条件是得到十字军征服的土地的一半。换言之，威尼斯不只扮演运输员的角色，而是想成为共同出资人。

对此，使节们提出需要一段时间考虑。可是，当天晚上他们就得出了结论：法国骑士们一定会为意外地获得威尼斯这样实力雄厚的同盟而感激不尽，兴奋不已。第二天一早，元首便收到了使节们爽快的答复。

威尼斯元首立即召开了40人委员会会议。委员们与总统及其阁僚们的具体商谈内容，由于没有资料，我们无法得知。不过，从恩里科·丹多洛元首到所有与会者，统统是商人，而且都是从年轻时就纵横地中海，拥有丰富贸易经验的人物。因此，他们不会不知道8.5万马克的金额相当于当时法国或英国国王年收入的两倍。就算香槟公爵、佛兰德斯伯爵地位仅次于君王，这些威尼斯人难道会真的相信他们有支付能力？不管怎么样，威尼斯共和国国会，最终通过了元首提出的与法国王公们的协议。

数日后，借用使节之一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话，“在所有存在的教堂中最美的教堂”——圣马可教堂和广场上，万人聚集，举行了庄严的弥撒。元首派人送信给在下榻处等待的使节们，希望他们亲自去请求威尼斯市民们批准合约。

使节们在众人的注目之下进入教堂。香槟公爵的佐将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作为代表，做了以下发言：

“市民诸君，最高贵、权威的法国王公派遣我等6人来到这里，希望你们为夺回遭受异教徒奴役的耶路撒冷尽一份力。让我们与贵方的同盟，以神的名义，洗刷基督的耻辱。

“选择你们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没有哪一个海洋国家拥有像你们这般勇敢的人民。王公令我们跪在你们脚下请求，直到你们对大海的对岸发出怜悯之心。”

6名使者同时跪下，每一个人的眼中都饱含着感动的泪水。用吉本（Edward Gibbon）那充满讥讽的英国腔调说，当时的骑士们动不动就感动得掉眼泪。

没有落泪的是元首。因骑士们的下跪，气氛变得肃静的教堂中，突然响起了元首低沉的声音：

“让我们接受吧，诸位！”

元首的话像一颗火种，点燃了全场。“接受！”“接受！”群众的欢呼声似乎要震裂雄伟的教堂。当喧嚣过后，恩里科·丹多洛，这位被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称赞为善良、稳重又有勇气的元首，向群众说了以下这番话：

“市民诸君，请你们想一想，神赐予了我们多么大的荣誉。这世上最优秀的人民，选择的不是他人，而是希望与各位结成同盟。让我们共同去完成解救主耶稣的至高无上的事业！”

拿到了威尼斯国民的许可，剩下来就是正式签约了。十字军从威尼斯出发的日期，定在翌年，即1202年6月24日，那天是圣约翰日。所有被称为朝圣者的十字军参加者，都必须在那天之前来到威尼斯集合。威尼斯方面也必须做好整装待发的准备。

使节和元首署名之后，面对完成的契约，将手放在《圣经》上，向神发誓必定履行契约中的每一项义务，法国使者们再次落下了感动的眼泪。他们立即派人去罗马教廷向教皇报告，教皇也随即传回了对双方签约非常满意的口谕。

可是，这份内容详细到军粮数目的合约，竟然没有最重要的目的地。根据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解释，是为了保守秘密，所以只说是大海彼岸。至于保密的理由，他没有提及。我推测可能是为了不给敌人有准备的时间。然而，这件事情，却对日后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完成了签约手续的使节们，向威尼斯银行借款2000马克，支付了部分的首款后，启程返回法国。一行人走到米兰附近时，兵分两路，其中两人直接返回法国，余下的4人绕道热那亚和比萨，打算去与对方商议，当十字军抵达“大海彼岸”时，这两个国家能够提供多少帮助。不过，这一趟最终无功而返。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是直接回法国的两名使节之一。他在途中遇到了布里昂伯爵（Jean de Brienne）。这位伯爵也是当时和香槟公爵一起发誓参加十字军的人物。在宣誓不久之后，他与普利亚（Puglia）公国的国王塔恩库雷的女儿结婚。这一次正是为了确保婚后所获得的领地权，率领手下前往南意大利。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将威尼斯之行知会了伯爵，布里昂伯爵闻讯大为兴奋：“看！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你们从威尼斯出发时，我们也会火速赶去与你们会合。”

可是，布里昂伯爵在成为普利亚领主后，眼见着同袍乘坐的战船渡过狭窄的海峡，他和手下的骑士们却始终没有动静。

另一方的威尼斯，在使节们离开之后，举国上下投入了准备之中。要提供两万人、4500匹马，以及各种攻城兵器和军粮的运输船，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正在地中海航行的所有商船被令必须在指定日期内返回威尼斯；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每一个城市都张贴着召集水手的布告；造船厂夜以继日地赶工生产，尤其是需要新建大量运输战马的平底船。东征至少需要准备400艘船，就算是海军力量位居榜首的威尼斯共和国，这一次也必须全国总动员才能完成任务。对于威尼斯人而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一个举国上下共同参与的大型“投资”。正因为如此，他们履行了合约，甚至做到每一个细节都无可挑剔。

为了早日将好消息报告给主人，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途中换了几匹马，终于抵达法国，可见到的却是卧病在床的主人，这让他震惊不已。香槟公爵虽然重病缠身，听完报告后依然喜悦无比。他说许久没有骑马，得起来练习一番，随即差人牵来了战马。但他的身体状况已无法承受，才跨上马背坐了一会，又不得不重新躺回床上。

香槟公爵的身体每况愈下。他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于是开始写遗嘱，将准备带去远征的财物，分发给与他一起发誓参加十字军的手下骑士。不过，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这些人要向神发誓，势必在期限前到达威尼斯。香槟公爵将另一部分财产委托给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用作远征中急需。没过多久，年纪轻轻的香槟公爵便撒手人寰。可是，不少分到财产的骑士，钱进了口袋，可人却最终没有出现在威尼斯。

失去了统帅的十字军骑士们，急着找人接替。他们商议之后，决定请勃艮第公爵出马。可是公爵不仅拒绝了骑士代表提出的担任元帅的请求，甚至连十字军都不肯参加。骑士们又去找香槟公爵的表兄弟巴勒迪克伯爵（Bar-le-Duc），结果又遭拒绝。

香槟公爵去世后，作为十字军的最重要的三位人物，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圣保罗伯爵聚首苏瓦松，共同商议对策，最后决定请意大利人孟菲拉特侯爵博尼法修（Bonifacio de Monferrato）出任统帅。这位既是勇敢的武将，又是法国国王表亲的孟菲拉特侯爵，欣然地接受了骑士们的请求。

来到法国的孟菲拉特侯爵，在表兄弟菲利普·奥古斯都的宫廷中接受了盛大的欢迎之后，前往苏瓦松。他在当地的圣母教堂（Notre-Dame）与当初宣誓参加十字军的王公、骑士们一起，对着十字架和宝剑立下誓言，跪在地上见证侯爵担任总指挥的骑士们，又一次热泪盈眶。仪式结束，全体人员在约定准时相聚威尼斯之后，各自散去。这些骑士们将苏瓦松宣誓一事，传播到法国各地。那些尚未宣誓参战的人们因此受到激励，纷纷举手报名。其踊跃程度甚至被形容成所有的法国精英骑士都准备渡海前去。

奔赴威尼斯

时间来到1202年。那一年的复活节是4月14日。性急的人从那天起就开始向亲朋好友一一挥泪告别；动作慢一点儿的人，也在6月2日的圣灵降临节（Pentecost）当日，整理出发的行李。前往集合地的威尼斯，需要先穿过法国，再横断意大利北部。

一些拥有自家船队的佛兰德斯地区的骑士们，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准备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朝威尼斯方向航行。包括布鲁日城主在内的一行人，在他们的主人佛兰德斯伯爵面前，手按《圣经》宣誓，势必会合威尼斯。伯爵及其弟弟亨利将大部分的行装托给走海路的骑士们，自己率领大多数的骑士，走陆路前往威尼斯。

可是，众人左等右等，佛兰德斯的那支船队就是没有抵达威尼斯。之后传来消息说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莫东（Modon）会合，结果那里也没见到他们的身影。这群人不知何故竟然直接去了叙利亚。在那里，他们才与阿拉伯人交手，就被打得一败涂地。有人被杀，侥幸活下来的，拼着命才逃回故乡，就这样狼狈地结束了十字军远征。

法国骑士中还有一批不去威尼斯集合，从马赛走海路，准备在莫东与大部队会合的人。结果这些人也没在莫东现身。他们最终的命运，大概和佛兰德斯的那支船队相差无几。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在记述同伴的离去或背叛时，笔调充满了悲愤。他写道：“不说这些了，还是来谈谈到达威尼斯的十字军战士吧。”从此对离叛者只字不提。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与被他评价为善良的恩里科·丹多洛元首不同，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善良的绅士。那些诸如待在婚后获得的领地上不肯行动，分到遗产却不遵守事前约定，或者是带着主人的行装但没有如期现身的我行我素的骑士们，一定让这位香槟公爵的爱将感到十分绝望。“每个人走的不同的路，都是神替他们安排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经常用这句话作为文章的结语。

另外还有一位善良的绅士，在离约定的时间很早之前，就到达了威尼斯，他就是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随着日子的接近，来到威尼斯的被称为朝圣者的十字军战士不断增加，可是总人数还是太少。他们不得不从中再选出一些人，去催促那些正在途中的人加快脚步。

孟菲拉特侯爵来口信说因为有事会晚到几天，而布卢瓦伯爵则不见踪影。使者一路走到帕维亚，总算在那儿找到了悠闲自得的伯爵。使者声泪俱下，苦苦劝说，好不容易才说服伯爵前往威尼斯。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和圣保罗伯爵出面担任了说服工作，要劝说布卢瓦伯爵这样身份的人，使者本身也得具有相当的地位。

尽管派出代表在沿途催促，仍然有不少骑士从皮亚琴察（Piacenza，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位于威尼斯的西南方）出发，不往北而是朝南行进。其中有些人的理由是不相信威尼斯人，另外一些人则是想效仿获得了普利亚领土的同胞，就近找个地方占山为王。当然，最后没有一个人与十字军汇合。

由于出现了诸多离叛者，因此来到威尼斯集合的十字军战士非常少。实际人数不到当时法国王公骑士们估算并通报给威尼斯的1/3，据说只有一万人左右。

集聚在威尼斯的十字军战士们，被安排住在威尼斯外港利多的圣尼科洛岛（San Nicolo）上的宿舍里。这些刚安定下来的人，立即又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借用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语言：“没有一个基督徒曾看过这么雄伟的船队吧！”无数的帆船、加莱船和平底船，泊满了整个港口。善良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叹息：“啊！想到那些没有来参加的骑士们，多么可惜呀！有了如此壮盛的军容，基督的军队本可一举摧毁异教徒的啊！可是在这里的人，只有这些舰队运载数的1/3！”

威尼斯方面完美地履行了合约。除了从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Dalmazia）召集了大量的水手，威尼斯全国半数以上的成年男子将参加为期一年的十字军东征。威尼斯以举国体制，信守了诺言。

没有遵守契约的是法国的骑士们。就算是有着崇高的信念，可相当于国王两倍年收入的8.5万马克的金额，以及3.35万的参与人数，究竟是以何基准得出的呢？法国国王打内战时能够征用的兵力，在一万左右，而他率领十字军东征时带去的只有2000人。那些地位仅次于国王的王公们，尽管各自有自己的队伍，但超过3万的数字，未免过于乐观。

果然，实际来到威尼斯的正是一万余人。4次的分期付款，在支付了前两期的2.5万马克之后，剩余的6万马克便没了下文。而且很多人连两马克的伙食费用都没有，就这样两手空空地来了，结果只能由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王公、骑士们代为支付。

即便如此，费用还是不够。威尼斯方面声明：如果不付清合约规定的款项，就不发船。

对于威尼斯的要求，后世的某些历史学家评判说，既然只来了1/3的人，费用理应打折。我认为不懂契约的人才会口出此言。那些拿不出钱的王公们，肯定是非常苦恼，但没有一个人向威尼斯提出类似的交涉。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也在文章中写道：“威尼斯履行了合约，错的是我们自己。”

十字军方面决定，将身上所有的钱都交给威尼斯，可还是不够。终于，佛兰德斯伯爵提出把他带来的金银器拿出来抵债，其他王公、骑士们也跟着效仿。于是，堆积如山的金器银器落到了威尼斯人的手里。欠债因此减少了许多，但仍然缺3.4万马克。不过，此时的十字军从王公到一介小兵，身上已经拿不出任何可以抵债的东西了。

毕竟是法国骑士的精英们，绝不能因为付不出钱便解散军队打道回府，否则如何面对江东父老。但是，钱还是没有着落。想向威尼斯银行借款吧，这种狼狈不堪的状态，哪里还有信用可言，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他们。而另一方的威尼斯政府则一言不发，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还款。原定6月24日的出发，当然是不可能兑现了。

仿佛被软禁在利多圣尼科洛岛上的十字军战士们，渐渐地烦躁不安起来。王公、骑士们尚能去威尼斯市内走动走动，普通的士兵却不被允许。为了保证安全和防止传染病，大军不得进入市内属于当时的惯例，因此，士兵们也无从抱怨。

眼望着面前一切就绪、随时可以扬帆起航的舰队，自己却既不能进又不能退的十字军官兵们，在这种状态下度过了7月。正当8月也快结束的时候，恩里科·丹多洛元首向王公们提出了一个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建议。

元首提出，在前往东方的途中，如果十字军能够帮助威尼斯攻下扎拉（现称扎达尔）的话，可以将还款期限延长至他们有能力支付之时。

扎拉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是威尼斯人建设的“高速公路”沿线的一座重要城镇。后来由于受匈牙利王的煽动，变成了与威尼斯敌对的城镇。对于威尼斯而言，丢失扎拉，等于是将“高速公路”拦腰截断，因此无论如何要夺回这块失地。

然而，元首的建议却让十字军方面颇感顾虑。不仅由于扎拉人是基督徒，其背后的匈牙利王也是基督徒。以打击异教徒为目的十字军，去攻打同为基督徒的人民，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尽管处境异常窘迫，可光是想到教皇的反应，就让十字军们伤透了脑筋。

看不见出口的困境，终究需要打破。经过几天的商议，由于孟菲拉特侯爵、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和圣保罗伯爵等势力强大的贵族们都站到了赞同的一方，于是决定接受威尼斯提出的建议。不过，还是有一部分反对的骑士决定与大部队分开行动，想办法从哪找条船直接去叙利亚。还有人索性返回了祖国，原本的一万人，又少了一点儿。

元首听说十字军内部已达成共识，便率领威尼斯所有的参战者，向十字架宣誓，也成了十字军战士。威尼斯一方同样有不少人来自声名显赫的豪门，可以说与法国人的阵容不分伯仲。加上帆船、平底船的船员，在人数上也基本与对方持平。

王公、骑士们分到了各自的战船，法国军队的统帅孟菲拉特侯爵与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同坐旗舰。

众人突然变得忙碌了起来。有人在整理行装，或者搬运攻城兵器；有人则负责将一匹匹的战马牵进船舱……在这种忙碌的气氛下，9月很快就过去了。

1202年10月8日，翘首以盼的出发日，终于到来了。雄伟的舰队布满了整个海港，壮观的景象足以让法国骑士们忘却出发晚了三个月的窘事。

数量超过300件的攻城兵器，器宇轩昂地排列在各条战船的甲板上；桅杆上五彩缤纷的王公、骑士的各家旗帜，随秋风飘荡。整齐划一地竖立于船舷的上千只盾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盾牌的背后，是手持长枪的威武雄壮的骑士们。唯一一艘船身和划桨都涂成绯红色的加莱船，是元首孟菲拉特侯爵乘坐的旗舰。旗舰的桅杆上挂着的绯红色底绣金色圣马可狮子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巨大国旗在秋风中舞动不停。

旗舰的舰桥上并排站着4位喇叭手，同时拿起银色的喇叭，吹响了出发的号角。刹那之间，无数根船桨像蜈蚣脚一般，伸出加莱船的船腹，齐刷刷地插入水中。紧跟在后的是被加莱船牵引着的帆船，舰队缓缓地滑向外海。出港之后，船帆陆续张开，随即便鼓满了风。加莱船与帆船之间的绳索已被切断，加莱船也扬起风帆，随风前行，船桨仿佛水鸟的翅膀般，水平地固定于船舷之上。就这样，庞大的舰队在港口民众的目送之下驶向海平线那端的彼岸。

有关整个舰队的船舶数量，各有其说，没有定论。作为见证人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也只写下了“壮观！前所未闻！”的感叹，并没有记录详细的数字。根据吉本引用赖麦锡（Giovanbattista Ramusio，威尼斯历史、地理学家）的记录：

加莱船——50艘

帆船——240艘

平底船——120艘

运输船——70艘

总计：480艘

如果按每艘船可容纳的人数来计算，以上的数目未免太多了。

这数字大概是当初约定的威尼斯在6月24日之前，必须备齐运载3.35万人的十字军和6000威尼斯人的总船数。我查阅了稍稍晚于这个时代的各年代记，发现了以下数字：

加莱船——50艘

帆船——约50艘

平底船——80艘

运输船——20艘

总计：约200艘

舰船数量之所以会有出入，是因为威尼斯方面的人数没有变动过，而法国一方则减少到预计人数的1/3。

无论如何，在13世纪初，200艘舰船集聚一堂是史无前例的。即便是400年后的勒班陀海战（Battle of Lepanto），对阵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自派出的战船数量，不过200艘多一点儿。

舰队离开威尼斯后，沿东南航线，向伊斯特拉岛的波拉驶去。来往于东方航线的威尼斯船队，通常都会在远航之前，在波拉补给淡水和粮食。舰队在那里停留了一天。

对此，一些不喜欢威尼斯的历史学家推论：“威尼斯人利用法国人不了解亚得里亚海的弱点，为赢得时间，带着他们在自己熟悉的海上东游西荡。”

相反，那些比较客观的历史学家则反驳：“在伊斯特拉或达尔马提亚的港口，购买粮食装船，召集划桨手上船，是威尼斯船队的惯例。”

后者之言的确有理可循。特别是船队出发比预定的6月末晚了三个月，当初召集来的水手，应该有不少人早回了老家。要重新召回这些人上船，自然要比平常多花一些时间。毕竟这一趟不是普通的东方之旅，工作时间长达一年，而且还是去打仗，人选方面，也必须做严格的筛选。

11月10日，舰队出现在扎拉的海面上。从船上眺望环绕着扎拉城的城墙，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牢不可破的印象。

“如此坚固之城，除非神明亲自动手，否则如何攻破？”不了解海港城市的法国人，陷入了不安。威尼斯虽然也是面向海洋的城市，但正如第一章中所述，海水就是他们的城墙，所以没有中世纪都市常见的那种城墙。因此，从陆地去到威尼斯的法国人，第一次看见的海港城市，就是扎拉。

元首无视法国人的叹息，首先向扎拉居民喊话，要求他们切断堵在入港口的铁锁，俯首投降。可是，扎拉人不肯屈服。他们在城墙上高举十字架和教会的旗帜，呵斥说从来没听说过攻击基督徒的十字军。

为了催促那些看见十字架后变得束手束脚的法国人赶紧行动，威尼斯人从平底船中牵出战马，战士们搭起敞篷，完成了从陆地一侧攻城的准备。而海面一侧已经被进港的加莱船队封锁住了。

从第二天（11日）开始的战役，打了三天，输赢基本已定。到了第五天，扎拉城沦陷。元首下令摧毁了临海而建的一面城墙，扎拉人又像从前一样，宣誓效忠威尼斯。

然而，教皇接到攻占扎拉的报告之后，勃然大怒，宣布将所有的十字军逐出教会。慌了手脚的法国人赶紧派出使节赶往罗马，向教皇报告了整件事情的原委，请求宽恕。在了解了法国骑士们迫不得已的情况之后，教皇赦免了他们，但没有收回开除威尼斯人教籍的破门令。对此威尼斯人表现得相当坦然，也没有派任何人去向教皇求情。

按理说，基督徒要断绝与被开除教会的人来往，破门令才算是发挥了效果。而这一支十字军却变成了教徒与被逐出教会的人所组成的奇妙军队。

解决了扎拉，终于可以去讨伐异教徒了。法国人燃烧起的熊熊斗志，被元首冷冰冰的一番话彻底浇灭。元首说冬季航海极其危险，到明年复活节之前，留在扎拉城比较安全。在地中海域行商的商船，通常也会避开冬季航行，从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间，留在祖国，做一些船舶修理等事情。对于海上专家的意见，法国人不得不言听计从，决定将讨伐异教徒的行程，放缓到翌年春天。

12月中旬的某一天，在扎拉过冬的十字军营地里，出现了一位在法国人眼里看似东方人的人物。他是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王子阿历克塞（Alexius）。王子带来了德意志王士瓦本的菲利普（Philipp von Schwaben）的介绍信，身边还跟着德国护卫。

阿历克塞王子的父亲伊萨克（Isaac）原本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后皇位遭其弟所夺，又被剜去双眼关进了牢里。王子本人一度也遭囚禁，之后成功越狱，躲在商船里逃到意大利的安科纳港（Ancona），从那里翻过阿尔卑斯山，向德意志王菲利普寻求庇护。王子的姐姐最初嫁给了西西里的诺曼王，丈夫死后，改嫁德意志王菲利普。在政治通婚盛行的当时，德意志王与拜占庭公主基于爱情的婚姻，算是相当罕见的例子。凡是能让王后高兴的事情，菲利普王都愿意做。亡命而来的年轻的王子，自然是得到了姐夫的厚待。不仅如此，菲利普王还向小舅子承诺，会尽一切努力实现王子收复故国的愿望。

阿历克塞王子流着眼泪，恳请十字军将领们把目的地改为君士坦丁堡，帮助他攻下拜占庭首都，杀死毫无人性的叔叔，让自己这位正统继承人，登上皇位。

王子答应，一旦事成，他将提供以下的条件赞助十字军：

第一、支付20万马克。

第二、攻打埃及时，提供一万名士兵及其所有的开销，而且由王子或手下猛将率军。

第三、只要是他本人在位，保证提供500名骑士守护圣地。

第四、将希腊正教（东正教）并入罗马天主教。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哑口无言。对于法国人而言，这一切肯定是前所未闻。在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记载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事先知道王子会出现。如果连他这般地位的人物都不明就里，那么其他的骑士们就更不知情了。

不过，他们中有一位人物，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他就是十字军统帅孟菲拉特侯爵。香槟公爵死后，侯爵被选为继任统帅。他在苏瓦松结束宣誓仪式后，顺道去拜访了德意志王菲利普。同一个时期，王子也在那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三人之间举行了秘密的会谈，而且内容涉及目的地从埃及的开罗改成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以及十字军因此获得的酬劳等事项。

事实上，第一个表示赞成的就是孟菲拉特侯爵。他举出了接受王子建议的种种好处，积极地去说服那些动摇不定的王公们。

如果有20万马克，十字军不仅能还清威尼斯的欠款，而且能让如今一贫如洗的军队变得富裕。

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埃及远征，对方会提供一万兵力及其费用，这无疑是增强了十字军的战斗力。

保护圣地的500名骑士，再加上随从，实际人数将达到1500左右。这对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支援。

至于罗马天主教与希腊正教的统合，这个历代教皇都未能达成的心愿，如果能实现，将是对教皇英诺森三世莫大的贡献。

法国骑士们感到万分纠结。当初攻打扎拉，心中已有内疚，现在君士坦丁堡可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就算那里信仰东正教，可毕竟是基督徒的城市，而且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然而，不可否认，王子给出的条件中，最后一项对法国骑士们特别有吸引力。当然前三项也很诱人，但对于一向以拥有坚定信仰而自负的法国人而言，能够亲手完成历代教皇所期待的东西方教会统一的心愿，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法国王公、骑士们苦恼不堪的模样，外人看了大概都会觉得有点可怜。

没有陷入苦恼的，是威尼斯共和国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他果断地表示了赞成。

现实主义者丹多洛，应该是不太相信阿历克塞王子的承诺有兑现的可能性。兑不兑现对他大概都不是问题。攻下君士坦丁堡，让一个不得不对威尼斯表现善意的人，登上拜占庭帝国的皇位才是元首真正关心的事情。

其实，攻打埃及对威尼斯几乎无利可图。埃及与威尼斯一向保持着良好的商贸关系，特别是在拜占庭皇帝表现出排挤威尼斯商人，欲让比萨商人取而代之的意图之后，威尼斯就将东方的贸易中心，逐渐地从君士坦丁堡转向埃及的亚历山大。

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经下令，禁止意大利的海洋国家与身为异教徒的埃及人有贸易往来。威尼斯人曾为此提出抗议，表示商贸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禁令等于是让威尼斯人去死。教皇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放宽了禁令。除了木材、铁、亚麻和焦油等军需物质之外，其他商品允许交易。说来，这已经是5年之前的事情了。

在那之前，情况也是一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当萨拉丁率领的从埃及出发的穆斯林军队与从西欧远征而来的基督教军队在巴勒斯坦打得如火如荼之时，往来于亚历山大和威尼斯之间的商船并没有因此停航。

威尼斯共和国向来尽可能地与实行政经分离政策的国家维持长久的良好关系。因为那些政治和经济合二为一无法分离的国家，为了经济利益，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政治手腕进行干涉。和埃及一样，叙利亚对于威尼斯而言，也是一个可以保持好关系的国家。

与威尼斯交恶的国家是支持扎拉脱离威尼斯的匈牙利王国，以及近二三十年来逐渐改变以往的亲善政策，疏远威尼斯的拜占庭帝国。这两个国家国境相连，又因匈牙利的王女嫁给拜占庭皇帝，结为了姻亲。说来也很讽刺，当时威尼斯人与基督徒的关系，远不如他们与异教徒之间来得友好。

然而，留下“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徒”这般惊世之言的威尼斯人，哪怕对方是异教徒，只要能保持良好的商贸关系，他们是不会为违背了所谓的“良心”而烦恼的。

扎拉已经重新回到了威尼斯的手中。如果君士坦丁堡亦能如此，那么威尼斯人的这次“投资”，便是功德圆满。

顺利完成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才华。可是面临突发情况，能够充分利用随之而来的机会，则需要非常优秀的能力。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不仅在此刻发挥了这个作为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才华，而且在之后的决断中也将这种才华一以贯之。

君士坦丁堡

为了决定是否将东征目的地改为君士坦丁堡，在深受良心煎熬的法国人中间，对立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不仅是王公、骑士们产生分裂，与他们同行的神职人员，也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出现了同样来自熙笃会（Cistercians）的修道士们，因各自立场的不同而相互争斗的场面。

不过，因为孟菲拉特侯爵、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圣保罗这些十字军的首领们都站在赞成一方，所以决定了局势。最后，大多数人都决定去攻打君士坦丁堡。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无法忍受攻打基督徒的行径。大约有500人抢了停泊在港口的威尼斯战船，企图靠自己的力量渡海去埃及。可他们没有威尼斯人驾船的本领。这些人乘坐的船驶出扎拉港没多久，便在严冬汹涌的大浪的肆虐下沉没海底，无人生还。

另外还有一些人选择走陆地前往圣地。他们也是离开扎拉刚进入匈牙利王的领地内便遭遇匈牙利士兵的追杀，侥幸逃生者，不得不再次回到扎拉。

当然，威尼斯方面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叛离者。

十字军与阿历克塞王子在德意志菲利普王的特使见证下，签署了合约。可是，十字军方面，无论如何也凑不到12位以上的联署。继孟菲拉特侯爵、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圣保罗和元首丹多洛之后，只有6个人的签名。其他人虽然同意攻打君士坦丁堡，但实在下不了手签上自己的名字。

接到东征目的地变更的报告，教皇再次被激怒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让号称史上最有权势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屡屡处于事后承认既定事实的被动地位。但是对野心勃勃的教皇而言，在自己的统治期间，实现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东西教会的统合，是一个无比美妙的梦想。因此，与攻打扎拉时相比，这一次教皇的态度显得比较暧昧。

第二年，即1203年4月6日，复活节当天，舰队从扎拉出发。首先是帆船、平底船陆续离开港口，受风力影响较小、航行速度比较稳定的加莱船，则晚一天出港。两批船队的第一次汇合地点定在科孚岛（Corfu）。由于舰队由不同种类的船所组成，考虑到速度上的差异，整段航行会在中间汇合数次，等全船聚齐一处之后，再驶向下一个集合地点。通常每次集合后再出发都是同一种船型的船队依次出发。

元首、佛兰德斯伯爵、阿历克塞王子乘坐的加莱及其船队，一路顺风顺水，沿着亚得里亚海南下。途中，在距离科孚岛还有两天航程的都拉佐靠港下船。都拉佐是威尼斯的友好港口，从这里开始往后就属于拜占庭帝国的领地。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让都拉佐人承认阿历克塞王子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且向其宣誓效忠。目的达成之后，加莱船队继续起航，朝科孚岛驶去。

先于加莱船队出发的其他船队，已经达到科孚岛。士兵们从平底船中牵出战马，骑士们搭起各自的敞篷放松休息。岛上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海浪轻轻地拍打着茂密葱郁的杉树，这一切让来自欧洲北方的法国人，感到悠闲、平静。

科孚岛是十字军踏上的希腊的首个岛屿，他们在此停留了三周。表面上是为了让这里的居民宣誓效忠王子，实际上是在等待那些离叛者归队，他们就在科孚岛附近的普利亚。可是，去了普利亚的那些人，不知是不是热衷于抢占领地，并没有与科孚岛的同袍联系。白等一场的法国骑士们，只能作罢，同意出发，继续前进。

5月24日，按惯例帆船先行，其他船队紧跟在后，整个舰队离开了科孚岛。这一天天气极好，空气清澈透明，海风轻柔甘甜。所有的船都张满风帆，破浪前行。放眼望去，海平面上千帆竞过，法国人不禁感叹从未见过如此美景，沉闷的心情再次变得开朗。

舰队沿着伯罗奔尼撒（Pelopónnisos）半岛南下，途中在半岛南端的莫东岛短暂停靠之后，改向东行驶。就在船队准备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面进入爱琴海之际，在狭窄的海峡上，船队与当初单独从马赛出发去叙利亚的两艘船擦身而过。船上坐着的正是那些从叙利亚空手而归的骑士们。

当双方的船靠近时，佛兰德斯伯爵派人去对方的船上，打探还有谁健在。或许是因为对方看到这一边豪华的阵势而感到羞愧，离叛者们没有给出答复，不过，有一位骑士倒是提出非常希望加入这边的船队。当他上船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那两艘船则一路朝西驶去。

此时正值小麦收获的季节，十字军船队沿途频频靠港补充军粮，又在以水质清甜而著名的安德罗斯岛（Andros）囤积了淡水。之后，船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Dardannelles Strait），进入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ora，又称马摩拉海）。当君士坦丁堡出现在众人眼前时，6月已经过去了一半。

宏伟的君士坦丁堡，让从来没见过也没来过这里的法国人感到震撼不已。围城而建的城墙高峻挺拔，矗立于四周的塔楼固若金汤。隔着城墙望见的，是数不尽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与教堂。无论阶级高低，所有法国人都屈服于这壮观的景象，为自己要攻打这座世界最大都市的痴心妄想战栗不止。

在附近岛屿登陆之后，十字军将领们随即召开了作战会议。

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发言说：“各位王公，我们比你们更了解这座城市，因为我们多次来过这里。各位将要做的是一件其他民族不曾尝试过的伟大事业，因此，必须采取贤明而且有效的行动。

“如果从陆地进攻，那边地广人多，而我们人少且食物短缺。如果分散队伍去找寻找粮食，小队人马即刻会被歼灭。我们的兵力已经够少了，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再有一兵一卒的损失。

“这附近有众多岛屿，物资丰富，适合补给军粮。我们先囤足粮食，再去投入神赋予我们的事业。吃饱喝足的战士一定比饥饿的士兵要来得勇敢。”

会议到此暂作结束，将领们回到了各自的船上。

第二天，6月24日，十字军的每一位士兵都在忙碌地保养着自己的武器。当舰队利用南风驶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前示威时，十字军将士们一扫前日的恐惧。尽管墙头上看热闹的人数之多仍然令他们吃惊，但是自己在做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的思想，似乎已经深入人心，每个人都表现得英勇威武。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法国人听不进元首的忠告，他们竟然趁士气高涨之时，一举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东岸，占据了皇帝在当地的宫殿，就此住下不肯动弹。也许他们认为粮食这种小事不该是骑士们操心的事情吧。当这些人在宫殿内尽情享受着拜占庭皇帝式的奢华之际，威尼斯人正按照预定的计划，忙着储备粮食。就这样，9天过去了。

另一方的拜占庭帝国又制定了怎样的防御策略呢？从他们得知自己的首都将成为攻击目标，已经过去了半年，这段时间足够用来商议对策。

非常不可思议的是，拜占庭人没有做任何准备。根据拜占庭的年代记记载，当时能凑齐20艘战船已经是不得了的数字。而士兵方面主要依赖因祖国被日耳曼人占领沦为雇佣兵的英国人。这座城市在几个世纪里遭遇过数次的攻击，但从未被攻陷，这大概是让他们气定神闲的理由吧。何况这次面对的又是连恭维地讲都称不上大军的十字军，因此更没了当真应付的意思。要说皇帝做的事情，就是下令放火烧了城内威尼斯人的居住区，杀了些威尼斯人。

与侄子同名的皇帝阿历克塞三世，派了一位使者去斯库塔利（Scutari）的宫殿，面见占据在那里的十字军将领。皇帝大概认为法国人是既不懂希腊语也不懂拉丁语的野蛮人，特地派了位会说法语的人去。来者用傲慢的口吻，斥责十字军不该侵略同是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

法国人也不甘示弱，据理力争说自己是来打倒用不义手段取得皇位的皇帝，帮助正统的皇帝登基。他们对使者大叫：“以后不许再来！”将他赶出了宫殿。这下是真的要开战了。不过，之后在元首的建议之下，大家还是决定先尝试用和平方式解决。

在十字军将领们的簇拥之下，披着皇袍的王子阿历克塞登上加莱船的旗舰，出现在聚集于君士坦丁堡城墙上的众人面前。十字军方面以为，那些反对皇帝的市民们看见穿紫色皇袍的王子一定会有所回应。没料到，民众们对王子称自己才是正统皇位继承人的诉求，态度异常冷淡，城门依旧纹丝不动地紧紧关着。

7月11日，是攻打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加拉太（Galata）的日子。天空万里无云，可以清晰地看见海对岸摆好阵仗的拜占庭军队及其正中央的皇帝的营帐。

船上的法国骑兵团整齐列队，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盔甲上的彩色羽毛随风扬起。战马披着长至地面的豪华马甲，在马夫牵引下，跃跃欲试。

十字军舰队的阵型是加莱船在两侧，中间是帆船和平底船，船与船之间用粗壮的绳索连接在一起。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方向的潮流，一向以湍急著名，即便不刮风，也是白浪翻滚的状态。为了不让船被冲散，通常会采取船与船绑在一起的方式，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舰队还未停靠加拉太岸边，法国骑士们已急不可耐地跳进齐腰深的海水中，战马纷纷被牵出平底船，手持长枪的骑士们，飞身跃上马背。

不愧是来自骑士精神本家的法国人，没一会儿的工夫，就把迎面攻击的拜占庭军打得稀里哗啦。十字军的步兵们拿着弓箭不断射向逃散的敌人，拜占庭军彻底乱了阵脚。皇帝眼看着自家的军队节节溃散，连营帐都来不及收起，急急忙忙地翻过加拉太山丘，渡过金角湾，逃回了君士坦丁堡。

加拉太与君士坦丁堡不同，面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的两侧，全都是倾斜的山丘，最高一处的战略要地上，还有一座如今被称为“热那亚人之塔”的堡垒。因此，对于习惯在平地作战的法国骑士而言，加拉太的地形并不是非常有利。之所以能所向披靡，是因为在久违的陆地上驰骋让他们感到兴奋，倍增了勇气。但最主要的理由，还是拜占庭军队基本没做什么像样的抵抗。

做出比较顽强抵抗的，是守在加拉太塔楼中的防卫军。他们不是拜占庭人，而是从欧洲来的雇佣兵。不过，到第二天早晨，这些人还是全部成了十字军的俘虏。

另一方的威尼斯军队，将骑士和步兵运上岸之后，便开始了下一项任务——切断封锁在金角湾入口处的粗大铁链。待顺风吹起，平底船中吨位最大的“老鹰”号随即撑满风帆，朝铁链冲去，加莱船、帆船、货船紧紧跟在后面。锁链断开，威尼斯的船队蜂拥而上，金角湾中的拜占庭船队难以招架，被刺穿了船身的战船，一艘接一艘地沉入海底。金角湾与加拉太同遭沦陷的命运。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攻城大战了。

君士坦丁堡攻城战

在加拉太战斗结束之后，十字军方面迅速召开了作战会议。威尼斯方面主张从金角湾一侧发起攻击，理由有以下三点：

一、相对另外两个攻击点，金角湾一侧的城墙最低，而且塔楼也不坚固。

二、鲜有军队会从海上发起攻击，因此防守会较薄弱。

三、海风与浪潮可以保护战船，加莱船的机动性有机会得到充分发挥。

事实上，攻打临海城市，一般都会从陆地上发起进攻。攻方船队的主要任务是在运载战士上岸后封锁港湾的入口。因此，作为防守一方，护城墙靠近陆地的一面都造得最为坚固，而靠近大海的一面则相对低矮和单薄。

靠海的城墙，或者是直接建于海边，或者是像金角湾那样，造在码头的边上。靠陆地的城墙，当然是竖立于平坦的地面之上。在装火药的炮弹尚未实用化的当时，要破坏城墙基本上是靠投掷石弹，或者在墙下挖坑埋上火药引爆这两种方式。由于在傍海的城墙下埋设火药非常困难，攻城者大多选择靠陆地一侧埋火药，因此，建造城墙时两侧的构造会有差异，君士坦丁堡也不例外。

然而，法国人却极力反对从海上发起攻击，称自己不像威尼斯人有一双“水手之足”，怎么也不肯在船上作战。元首理解法国人的弱点，所以没有强行要求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于是，大家决定第一次的君士坦丁堡攻城战，兵分两路，威尼斯军从金角湾，法国军从陆地发起攻击。

君士坦丁堡周边图

数日之后，在威尼斯船队的运载下，法国军队在金角湾的深处登陆。他们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修复了被拜占庭人破坏的跨河大桥。然后按照事前的部署，在城墙前布好了阵仗。

佛兰德斯伯爵率领打头阵，第二至第五分队则分别由伯爵的胞弟亨利公爵、圣保罗伯爵、布卢瓦伯爵、蒙莫朗西公爵（Montmorency）率领。第六分队是来自香槟地区的骑士们，后卫则是由意大利人、印度人以及南法等来自各地的混合部队组成，孟菲拉特侯爵负责指挥。

法国军选择了靠近皇宫的城墙，那里只有一扇墙门。布阵期间，拜占庭方面没有出动一兵一卒，这对法国人来说是极大的幸运，因为城里的人数是他们的200倍。

可是，就在他们准备扎营之时，拜占庭开始了反击。从那一天开始，法国人就过上了武器不能离身、眼睛顾不上合的紧张日子，哪还有工夫去找军粮。法国人开始抱怨威尼斯人提供的粮食太少，这一情形后来被吉本讽刺说：“不知是威尼斯人太小气，还是法国人太会吃……”总之，十字军的士气一落千丈。

而另一方的威尼斯军队的行动，倒是进行得有条不紊。为防止被城墙上扔来的“希腊火”击中，他们将舰桥、甲板以及桅杆上的瞭望塔都盖上了浸湿的厚布和野兽的皮毛。

帆船上的风帆被降下，收进了下甲板。帆船和平底船夹在依靠船桨滑行的加莱船中间，只要跟着加莱船的节奏掌舵即可。不过，这种时候非常考验掌舵的技术，稍有闪失，船队就会撞上城墙下的岩壁。因为船是用粗绳相连接的，一艘船掌控失误，直接危及整个横列船队的生命。

威尼斯军队还添了一样新武器：在两根桅杆之间搭起一块木板，长度与船身同长或更长，朝船头的方向延伸。木板被称为“移动桥”，宽度足以让两位士兵并肩作战。凭借这个“移动桥”，士兵们可以跳上高度与之相仿的城墙。

当然，传统的武器，诸如前端带有挂钩的绳梯、破城门用的装有大锤的破坏车、投石器以及用来射击钉满尖刺的方木材的弓弩等也一应俱全，充分发挥了效力。不过，像“移动桥”这般武器，还真是只有拥有“水手之足”的威尼斯人才想得到。它在君士坦丁堡攻城战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正是因为人口稀少，威尼斯军队讲究务实和合理性，机械化程度较高。而另一方习惯使用常规攻城武器的法国人，本着全力以赴的骑士精神，打起仗来近乎鲁莽，对于研究、开发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机械，毫无兴趣，因此陷入苦战之中。

“移动桥”

由于拜占庭军的不断骚扰，法军想在城墙下挖坑埋炸药的计划久久未能实行。粮食仅剩下小麦和香肠，可食用的生肉，只有死马肉。至于葡萄酒之类的，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他们甚至连组装攻城武器，都不得不先围起一个作业区，派人在四周24小时把守才能完成。拜占庭军中，尤其以皇帝亲卫队的撒克逊雇佣兵最为凶猛。

在金角湾一侧，威尼斯船队为防止撞上岸壁，小心翼翼地掌着舵，尽量将船驶近城墙。城墙上敌军射出的一排排箭，如下雨般落在船上，爬上瞭望台和“移动桥”的威尼斯军也在努力应战。

就在这时，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出现于旗舰的船头，全副武装，纹丝不动，身边竖立着绯色的圣马可狮子的巨大国旗。

当加莱船即将碰到岸壁之际，元首大声下令让他下船，违命者严处。旗舰上的人不得不唯命是从。年过80、近乎全盲的元首，与国旗一起昂首立于岸壁的景象，让所有的威尼斯士兵为自己的胆怯而感到羞愧不已，大家争先恐后地登上了陆地。与此同时，从“移动桥”成功跃上城墙的士兵，也在高墙上竖起了威尼斯国旗。

至此，最艰难的一道坎过去了。势不可挡的威尼斯士兵，杀得防守军丢盔卸甲，没一会儿的工夫，便攻下25个塔楼。金角湾一带的城墙，就这样几乎全部落入威尼斯人的手中。元首派人向法国军报捷，法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元首再次送出披着拜占庭马衣的战马，这才让他们接受了事实。

在得知金角湾一带的城墙被攻破、威尼斯军涌进城内的消息之后，阿历克塞三世皇帝下令，放火烧毁那一带的住家。火势趁着北风迅速蔓延，在威尼斯军与拜占庭军之间筑起了一道烟雾墙。皇帝见机命令城内所有的军队，从靠近陆地一侧的三个城门出城应战，皇帝亲自出征。

那一天，担任警戒的是佛兰德斯伯爵的胞弟亨利公爵率领的第二分队。亨利公爵发现有大批的敌军出城，急忙通知了大本营。接到消息的法国军，立即拿起武器、牵着战马来到防护栏前，按照预先决定的队列，布下了阵势。每一队的前列是手持弓箭或石弩的步兵，骑兵紧跟其后，末尾是侍从和马夫，近200名失去了战马的骑士组成突击队，站在队伍的中央。整个队列由7队组成，阵仗呈细长型。相比之下，拜占庭的军队不仅横向宽，纵向也是法国人的10倍。法国人除了从正面进攻，无计可施。

布下阵仗的两军，按兵不动，相互对峙。皇帝骑着白马，巡视军队，与法国军的距离似乎只有一箭之遥。拜占庭军开始缓缓向前推进。

接到法国军与希腊大军对峙的报告，元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下令让所有威尼斯的军人放弃占领区，带着从金角湾发起进攻的全体官兵，赶去支援。

前进中的拜占庭军，看见法国军的左右两侧像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威尼斯军队，似乎有一瞬间的恍惚，怎么眨眼的工夫，对面就多出了一倍的人？他们继续死死地盯着对方，慢慢移动，方向却改成向右，拜占庭人撤退了！

法国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数上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竟然消失在敞开的城门里面。回过神来的骑士中，有些人试图追击正在撤退的皇帝，但三两下就被护驾的亲卫队打退了回来。

这天晚上，一仗未打却累得筋疲力尽的法国人，睡得不省人事。就在此刻，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皇帝带着他宠爱的一个公主和所有能带走的珠宝，逃到小亚细亚去了，失去统帅的拜占庭军队已经溃不成军。丧失了斗志的士兵们不再听从将军的命令，大臣们一致决定，释放瞎了双眼的前皇帝，让他重新登基。这样，十字军就再也没了攻城的理由。

因这个“奇迹”而欣喜若狂的法国人，迅速地解除了列队，威尼斯军队也返回了宿营地。阿历克塞王子按照十字军的要求，在十字军全体王公的列席之下，加冕戴冠，与其父同为皇帝。

《君士坦丁堡攻防》（1500年前后的作品）

即位后的新皇帝阿历克塞四世，仍然经常前往加拉太，拜访在此宿营的法国王公们。起初法国人以为他只是单纯地友好访问，可是不知在第几次的时候，新皇帝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为了巩固皇位，希望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多停留一段时间。原本与威尼斯的合约在9月30日到期，皇帝提出将合约延期一年，所需费用由拜占庭帝国支付。十字军只需要在君士坦丁堡停留到第二年的复活节，之后，是远征埃及或叙利亚，由十字军自行决定。

十字军阵营陷入一片混乱。一些忠实于骑士精神的骑士们，特地千里迢迢地向埃及苏丹送去了挑战书，听说东征再要延期半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众人抗议说：“请按照约定给我们战船，提供我们前往叙利亚的船是你们的义务。”

不过，也有人赞成皇帝的建议。因为皇帝尚未支付约定的钱款，与威尼斯的合约到期后，他们根本没钱雇用船队。而且，如果现在出发，不管是去叙利亚还是埃及，抵达时都已进入冬季。在冬天远征陌生的土地，非常危险。以孟菲拉特侯爵为首的十字军将领们，全体都认为如此。

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当然也是赞成者之一。甚至有传言说，那些所谓被十字军将领说服改变了主意的骑士们，其实是被威尼斯人用金钱收买了。

十字军费心费力信守了诺言，可是当初在扎拉签署的合约，皇帝阿历克塞四世一项也没兑现。或者应该说，他努力想去兑现，但实际情况却不允许。尤其是合约中的第一和第四项，更是令他望尘莫及。

由于拜占庭历代皇帝的任意挥霍，国库基本已空，根本无力支付原本承诺的登基后给20万马克。新皇帝无奈，向国民课征新税，自然又引发了国民的不满。

第四项的东西教会统合，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实现。东正教教会断然拒绝了由罗马天主教主导的统合。东正教教会因带有“正”（Orthodox）字，所以一向有高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优越感，在他们眼里，罗马教会才是异端。要他们服从罗马教会的管制，完全是痴心妄想。

从普通百姓到神职阶级，开始同仇敌忾地对拉丁人怀有敌意。皇帝阿历克塞四世也不要再像之前那样，频频地造访十字军的营地了。

就这样拖拖拉拉地迎来了冬天。无所事事的法国人，时不时会离开加拉太驻地，渡过金角湾，去君士坦丁堡城内闲逛。豪华的寺院和宫殿让他们目瞪口呆，城内富得流油的景象令他们惊叹不已，集市上密密麻麻陈列着的商品，让那些第一次见识的人们兴奋无比。

不过，法国人中也有狂热的基督徒。像君士坦丁堡那样各民族、宗教并立的国际都市，让当时的法国人感觉很不习惯。

虽然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君士坦丁堡城中有威尼斯人、热那亚人等供奉的天主教堂，但同样也有为穆斯林而建的清真寺。于是，对此感到不满的法军狂热基督徒放火烧毁了清真寺。

被烧的不仅是清真寺，犹太教堂（synagogé）也难免其难。火速迅速蔓延至有“拉丁区”之称的西欧人居住区，人们束手无策地看着大火烧了整整8天。

火灾之后，市民们与十字军相互推卸责任，彼此间的关系因此愈加恶化。住在“拉丁区”的人们再也没法待在君士坦丁堡，纷纷逃往加拉太的十字军驻地避难，包括妇女儿童在内，人数高达1.5万人。

十字军方面对皇帝的失信非常气愤，多次派人去催促付款，而皇帝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每次只付少许欠款，到最后，连一分钱也不肯付了，反而对来者勃然大怒，呵斥说无论什么身份地位，都不允许在拜占庭皇帝的面前无礼，并将他赶出了皇宫。渐渐地，十字军与拜占庭士兵的冲突变得四处可见，在双方的敌意日益加深的状态中迎来了1204年。

1月，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停泊在金角湾近加拉太海域的威尼斯的舰船上，突然传来了哨兵的惊叫声。几艘烧成火团的船只，从金角湾的深处正朝着舰队的方向漂来。如果让它们闯进船队，泊在一起的战船势必会一并燃烧。

被惊醒的威尼斯人，立刻起身冲上舰船，拿着带钩的长棒，推开渐渐靠近的火船。燃烧着的船火花四溅，但没有人开口抱怨，默默地继续着艰苦的作业。火焰的光芒，映照着他们脸上及胸口的汗水。

眼见着火球一般的船随着浪潮向港外漂远，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停止了手中的作业。随浪漂走的火船共有17艘。

这是否是皇帝的命令，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拜占庭的什么人，而且是为数不少的人，在船上装满易燃物品，点上火、张开风帆，漂向十字军船队停泊的方向，意图烧毁船队。所幸，威尼斯人应对敏捷，将损害减小至最低。即便如此，还是损失了三艘大船，其中一艘还是满载货物的比萨商船。

烧船事件发生之后，十字军与皇帝双方都产生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想法。拜占庭人公然开始了防卫的准备。另一方的十字军，从士兵到随军的神职人员，都对拜占庭人的背叛感到愤怒，大家一致认为必须一战。

然而，作为十字军，不能仅仅因为对方不履行合约，或者是做出挑衅的行为，就向同为基督徒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发起攻击。就在众人踌躇不定之际，拜占庭给十字军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2月，抵抗派的首领、阿历克塞三世的女婿慕特索夫洛（Mourtzouphlos），趁夜深人静，勒死了沉睡中的皇帝阿历克塞四世，并宣布登基。数日后，被勒死的皇帝的父亲也原因不明地死去。

犯下杀人罪，哪怕是基督徒也不可饶恕。攻打君士坦丁堡，终于有了堂堂正正的理由。教士们声称教皇也会准许进攻行动，这番话拭去了法国骑士们最后一点儿犹豫。

3月，战争前夕，十字军召开首脑会议，决定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各项措施。具体如下：

一、新皇帝由十字军及威尼斯方面各派出6人进行选举。大主教由推举皇帝未果的一方任命。

二、君士坦丁堡的1/4和帝国的1/4领土归新皇帝所有，其余由十字军和威尼斯对分。

三、战利品的1/4留给新皇帝，其余由十字军和威尼斯对分。

元首又提出一个要求：全帝国境内，凡被威尼斯视为敌对国家的商人，不得在帝国境内从事商业活动。其他将领们接受了这个要求。

4月6日，第二次君士坦丁堡攻城战开始。

由于在第一次战役中，从陆上进攻吃尽了苦头，法国人这一次接受了威尼斯人的忠告，将攻击的主力集中于金角湾一侧。陆上由亨利公爵率领第二分队负责，主要是配合大部队监视敌人的动态。

话说回来，这一次拜占庭方面也有了经验。他们加高了靠近金角湾一侧的城墙，即使“移动桥”接近城墙，还是矮了一截，从低处往高墙上跳，自然是十分费力。除此之外，他们还增加了塔楼上防守军的数量。

威尼斯军的作战方式是用投石器连射石弹，趁敌人蹲下躲避时，从“移动桥”上跑向塔楼，迅速占领。但拜占庭的防守对策大大降低了这种作战的效力。十字军陷入苦战，牺牲人数超过了拜占庭方面，低落的士气，与对方斗志昂扬的情绪，呈明显的对比。

暂时撤回加拉太营地的十字军，召开了作战会议。

如果再次改为从陆上进攻，士兵的人数根本无法抗敌。法国人提出还是从海上攻城，但地方改到马尔马拉海一侧，那里的城墙低矮，而且防守也薄弱。

法国人的建议被元首一口否决。马尔马拉海一侧直面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浪和强劲的海风，连接船舶的绳索会因此被扯断。战船被海浪冲走，哪还有什么船队展开攻击。要凭借少数兵力攻打君士坦丁堡，只有从金角湾一侧进攻。这是元首反对的理由。

对此，法国人不得不接受，同意再从金角湾试一次。

不过，这次威尼斯人改变了战术，将之前的一艘船攻一个塔楼，改成两艘船攻一个塔。这样即使“移动桥”低于塔楼，但进攻塔楼的人数多了一倍。另外，为了让战船尽可能地靠近城墙，需要有风相助，而且必须是强劲的风。

12日，天上吹来了期待已久的屈拉蒙塔那风（北风）。

船队以加莱船夹住大型平底船、船船相连的阵型接近城墙。城墙上守军顽强抵抗，箭如雨下。船上的攻击一方不停地投出石弹，射出飞箭予以回击。双方的激战持续了很久。

君士坦丁堡攻城战战术变化示意图

打到近正午时分，最大的两艘平底船“巡礼”号与“天国”号逼近至城墙，一名法国士兵和一名威尼斯士兵终于成功地攀上塔楼，插上了十字军和威尼斯的国旗。看见塔楼上飘扬的旗帜，船上发出一片欢呼声，众人不甘落后，你争我抢，从“移动桥”蜂拥般地攀上城墙。转眼间，四座塔楼就落入了攻方的手中。

见此情景，其他士兵们也纷纷跳上岸，把绳梯搭在城墙上，顺势往上爬，墙内的守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城门从里面被打开，骑着战马的骑士们一举冲进城内。刚刚弑君登基，坐镇于紫色营帐中在城墙附近指挥的新皇帝见状，下令放火烧毁周边一带建筑，撤回了皇宫。

夜幕降临。十字军将领们看见士兵们累得七倒八歪，决定将城内巷战延后至第二天早上。于是，威尼斯兵回到船上，法国兵在占领下的城墙附近露营，当然，他们没有忘记在城墙上部署岗哨。佛兰德斯伯爵则在皇帝丢弃的营帐中休息。

没想到，皇帝慕特索夫洛趁着夜深人静，带着妻子逃出城门，跑去了先前老丈人逃去的地方。拜占庭军心因此动摇，不论阿历克塞三世的另外一位女婿拉斯卡利斯（Theodore Lascaris）如何鼓动叫嚣，军队已无心再战。拉斯卡利斯见大势已去，竟然也带着妻子，与东正教会的大主教一起逃出了君士坦丁堡。

第二天早晨，准备打一场大仗而冲进城内的十字军，几乎没受到什么像样的抵抗，皇宫里只剩下皇帝的妃子们及其侍女。

按照当时的惯例，十字军允许属下的士兵们进行三天的掠夺。

城陷

君士坦丁堡沦陷后的情形，应该与其他遭攻破的地方大抵相似。可是它所拥有的财富，在质与量上，都是同时代的任何城市无可比拟的。它富裕的程度足以让那些振臂高呼去叙利亚、埃及攻打异教徒的骑士们忘记他们的良心。

不管是教会，还是宫殿，无不遭受践踏、洗劫，圣索菲亚大教堂豪华的帷幔就因为有黄金装饰，便被撕得粉碎。教堂的圣具室如狂风扫过，弥撒用的金银杯子在醉汉手中传来传去，葡萄酒洒满一地。历尽三次大火，硕果仅存的珍贵的古抄本被不懂其价值的法国人、佛兰德斯人扔进火中，烧成灰烬。而那些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绝美的雕像，由于无法带走，索性将其砸烂。

那些造得稍有些气派的住宅主人，面对侵略者完全是一筹莫展，任由宰割。家中的金银币就不用说了，银器、地毯、天鹅绒或织锦缎制成的高级服装、丝绸纱罗的布料以及美丽诺羊毛等皮草，统统被搜刮一空。要想知道有多少艺术品遭掠夺和破坏，得看败者一方的尼基塔斯（Niketas Choniates）的记录，而不是文采平平却属于胜利方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叙述。

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大臣，又是攻城战拜占庭一方的见证人，尼基塔斯在这场浩劫中，自然是无法置身事外。

在宅邸遭受了两次火灾之后，他与家人及友人一起躲到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另一处住所避难。那里相对比较安全，因为相识的威尼斯商人帮他们安排了十字军把守。但家中有女儿正值青春妙龄，情况总是令人担忧。一个寒冷的深夜，大臣及其家人，靠威尼斯友人的帮助，在仆人全部逃散的情况下，自己扛着行囊，逃离了君士坦丁堡。

900年来作为东方世界的基督教首都、被称为牢不可破的君士坦丁堡沦陷了。侥幸未遭破坏的艺术品被有眼光的威尼斯人抢走并带回了威尼斯，因此被保留了下来。如今仍然摆放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正面的青铜四头马雕像，最初是罗马皇帝尼禄用来装饰凯旋门的，后来被带到君士坦丁堡，放在竞技场的门前。现在如果想看拜占庭文明的古迹，全世界最好的去处便是威尼斯。

大量被称为圣遗物的圣者遗骨、钉过基督徒的十字架木片，甚至不知是否真的绑过某位历史名人的锁链的一节，在信仰虔诚的威尼斯和法国人看来，都是魅力无穷的宝贝。这些圣遗物自然也逃脱不了被掠夺的命运。

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暴行和杀害，连大概的数目都无人知晓。那些家园被毁、一无所有的人们，蜷曲在教会的石头地上，看着那些近乎全裸的娼妇们坐在祭坛上，唱着淫荡的法国小调，以及围在她们身边的酒气熏天的西欧人，不知是怎样的心情。

落城的悲惨景象，不论古今东西，总是如此相似。

第四天早上，十字军以统帅孟菲拉特侯爵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命令：无论何人不得私藏战利品，一律上缴，由各主君进行分配，违者处死。事实上，圣保罗伯爵真的绞死了一位抗令的手下骑士，但应该有更多的官兵成功地蒙混过关。不过，光是上交的物品、金币等就足足堆满了三所用来存放战利品的教堂。

收到的现金，按规定，留出全额的1/4给新皇帝，其余由十字军与威尼斯对分。

十字军从分到的现金中，拿出5万马克付给威尼斯。这5万马克包括从威尼斯出发前借的3.4万马克，加上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因阿历克塞四世违约而由威尼斯代为垫付的军需费用。

十字军在偿还了威尼斯的欠款之后，那些王公们的手中还有10万马克的余额，再加上金银器、宝石、皮草以及高价的布料，据说战利品总额达到40万马克。

至于那些价值无法估量的艺术品、圣遗物，不包括在上述金额之中。它们最终被那些懂得其价值的人带走了。而那些无缘遇到慧眼的物品，则毁在了那些以破坏为乐的人们手中。

拉丁帝国

既然拜占庭帝国更名为拉丁帝国，就必须选一位拉丁人做皇帝。依照事前的商议，十字军和威尼斯两方各派6名代表，进行投票选举。

最初，呼声最高的，是以冷静和勇敢赢得全体官兵尊敬的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元首以自己年事已高为由，拒绝了提名。

不过，元首拒绝成为候选人，却另外有真正的原因。这位老者害怕，身为威尼斯市民的自己成为皇帝之后，会给威尼斯共和国的制度带来不良的影响。迄今为止，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威尼斯。有可能动摇国家基础、损害共和国制度的行为，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除了元首恩里科·丹多洛，最可能成为拉丁帝国初代皇帝的，当属十字军的统帅孟菲拉特侯爵。他本人也估计自己会当选。不知是不是为了给选举人造成心理影响，在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后，他迅速地娶了先帝伊萨克的王妃，同时也是匈牙利王的胞妹为妻。

但是威尼斯并不希望侯爵当上皇帝。由于孟菲拉特侯爵是北意大利的领主，与邻近的热那亚关系密切，如今又和觊觎亚得里亚海的匈牙利王结成了姻亲，因此对威尼斯而言，他不是一个成为君士坦丁堡主人的好人选。威尼斯方面暗地里决定推举佛兰德斯伯爵当选。

由于可能成为候补的人都不能参加选举，因此法国方面的6位选举人都是神职人员，而威尼斯则是丹多洛家族以外的豪门家族。

新皇帝出乎意料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选了出来，当选人是佛兰德斯·鲍德温伯爵。威尼斯的6位代表一致投给了伯爵，而十字军方面也有佛兰德斯本人派出的代表，所以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半数以上的选票。

拉丁帝国的首位皇帝，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加冕仪式。替皇帝戴冠的，也是新当选的大主教——威尼斯人托马索·莫罗西尼（Tommaso Morosini）。孟菲拉特侯爵率领全体王公及骑士，作为臣下，向皇帝宣誓效忠。

虽然3/8的帝国疆域分给了十字军各王公、骑士，但对于习惯了封建制度的这些人而言，承认只有1/4领土的皇帝为主权人，并且对他宣誓效忠，完全没有任何抵触。

威尼斯一方倒也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不过觉得这样做对他们不利。所以，同样拥有3/8的领土权，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并没有向皇帝宣誓效忠，法国人对此也没有提出抗议。威尼斯对其获得的土地，无论是从名义还是实质上，都是真正的主权人。

从此以后，元首即威尼斯共和国的首长，在“威尼斯共和国元首”“达尔马提亚公爵”的头衔之外，又多了一个“Signore di un quarto e mezzo dell' impero romano di oriente”（东罗马帝国3/8的主权人）的新名号。另外，还规定了辅佐皇帝的大臣中必须要有威尼斯人。

不仅如此，如果再加上攻城前威尼斯与十字军签署的协议中“全帝国境内，凡是被威尼斯视为敌对国家的商人，不得在帝国境内从事商业活动”这一条，等于是成功地将以热那亚为首的竞争对手踢出了帝国领域。

在办妥完所有的事情之后，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在第二年的1205年，来不及返回祖国，便客死于君士坦丁堡。

尽管十字军的统帅是孟菲拉特侯爵，但是在法国人的记录中，也将元首称为军队的大脑。这位非凡的人物，被安葬于索菲亚大教堂，石棺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有拉丁文刻着“恩里科·丹多洛”的名字。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个石棺。

丹多洛的墓址，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的手中之后，仍然没有变动。他的遗骨后来之所以被移送回故国，是因为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1479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派使者前往威尼斯共和国，希望他们提供一位优秀的肖像画家。威尼斯挑选了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并赋予他共和国公用画家的地位，将他送往君士坦丁堡。落款时间为1480年11月25日、如今陈列于伦敦国家画廊的这幅著名的穆罕默德二世肖像画，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诞生的。

不知是否来自共和国的授意，贝利尼在君士坦丁堡滞留期间，向穆罕默德二世提出，希望将丹多洛的遗骨带回威尼斯。被贝利尼的画深深打动的苏丹，欣然接受了画家的请求，不仅是遗骨，连同石棺内的头盔、胸甲、宝剑以及马刺，统统让他带回了祖国。

恩里科·丹多洛的名字，不仅被威尼斯人所铭记，也留存于代代西欧人的心中。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阿多斯，似乎就有着丹多洛家族的血液。

威尼斯获得的“利润”

要说元首恩里科·丹多洛树立起的最光辉的纪念碑，应该就是完成了威尼斯与东地中海所有商业要地之间连锁式的“高速公路”。这个英明的决策以及之后坚固的守护，使得威尼斯的头号劲敌热那亚，用了50年的时间，才扳回输局。

威尼斯人虽然获得了拉丁帝国3/8的领土，但除了那些商业以及军事上的要地之外，其余都交由法国的王公贵族管辖。这是人口稀少的威尼斯非常贤明的决定。他们只尝试去做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对于要地以外的内陆领土，丝毫没有兴趣。

甚至在君士坦丁堡，他们也只要了金角湾边上靠近皇宫的一带，因为那里适合建造码头，还有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周边，用来作为威尼斯人的居住区。因此，威尼斯占有的领地，不是呈块状或线状，而是分散的点状。即便是这些点，当他们感到力不从心时，也会很干脆地放弃对其的所有权，只要这些地方保证与威尼斯结为友好城市。对于威尼斯而言，这是最务实的一种做法。威尼斯的友好城市包括：

亚得里亚海中央的扎拉，它在东征途中就成了威尼斯的领地。

占据亚得里亚海出海口位置的都拉佐。

进入伊奥尼亚海的最初的岛屿科孚岛，这里曾经是威尼斯的领土，几年后威尼斯放弃了所有权，改拥有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科孚岛最终再次成为威尼斯的领土是1386年之后。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的莫东和科伦（Coron），这两个海角的基地，也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

同样位于南端、靠近克里特岛的开俄斯群岛（Cerigotto）。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爱琴海入海口的特尔米西欧涅（Thermis），之后因战略上的需要，威尼斯于1386年放弃对该地的所有权，改换成位于海湾处的纳夫普里翁（Nafplio）和阿尔戈斯（Argos）。

爱琴海的米洛斯（Milos）、帕罗斯（Paros）、纳克索斯（Naxos）、米克诺斯（Mykonos）、斯坦帕利亚（Stampalia）、蒂诺斯（Tinos）以及安德罗斯（Andros）等岛屿。

由于共和国力量有限，无法对这些岛屿进行直辖管理，因此将它们分给了威尼斯的几个名门望族。这些家族自然是忠实地按照国家的方针来管理岛屿。

拥有岛屿的家族见下：

萨努多家族（Sanudo）：纳克索斯、米洛斯和帕罗斯岛；

基吉家族（Chigi）：米克诺斯和蒂诺斯岛；

朱斯蒂尼安家族（Giustinian）：塞里福斯（Serifos）和宰阿（Zea）岛；

奎里尼家族（Querini）：斯坦帕利亚岛；

丹多洛家族：安德罗斯岛。

这些家族中的次子或三子，带着家人移居岛上，与其说是去占领，不如说去经营更为合适。驻守这些岛上的海军也非常优秀，常常应国家的要求，或者与国家海军共同战斗，或者是单独完成军事行动，为祖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不过，作为控制爱琴海的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内格罗蓬特〔Negroponte，今埃维亚岛（Euboea）〕是由共和国直接管辖。守住此地，等于是掌控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

最后说一下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是东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岛屿。时至今日，这里仍被称为“浮在东地中海上的航空母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与德军曾经在此发生过惨烈的战斗，可见这里的战略价值十分重要。对威尼斯而言，克里特岛不仅是战略要地，还是威尼斯与埃及等北非沿岸城市进行贸易的中转站，因此，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然而，当初在分割领土时，克里特岛属于孟菲拉特侯爵的领地。威尼斯将属于他们的特撒利（Thessaly），外加1万马克，与侯爵做了交换。既然威尼斯人大费周章才将克里特岛弄到手，当然是由国家直接管辖。

威尼斯人对克里特岛，真正可以用“死守”二字来形容。他们表现出的顽强和付出的牺牲，甚至超过了（“二战”中）对抗德国的英国军人。

就这样，威尼斯完成了“高速公路”的“建设”。人口仅10万左右的小国，要成为控制东地中海流域的贸易大国，必须要有合理且扎实的基盘。威尼斯人充分利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个好时机，成功地奠定了国家繁荣的根基。

话说回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如前文所述，可谓是恶名昭彰。以朗西曼为代表的欧美历史学家们，批判这次东征的理由，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君士坦丁堡沦陷时，对于文明的破坏以及毫无理由地对当地人民的暴虐行为。

第二、玷污了十字军精神，减弱了之后十字军运动的势力。

东地中海上的威尼斯高速公路

第三、原本作为抑制穆斯林势力的拜占庭帝国因此衰退，使得基督教世界日后在对抗穆斯林攻击时，处于非常不利的立场。

就我个人而言，对学者们广泛且深入的研究调查，由衷地感到敬佩。但是从上述的理由来批判第四次东征，却很难表示赞同。

首先，有关破坏与暴虐的行为。从第一次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以及第三次十字军狮心王理查的行为来看，这种暴行在当时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对大量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书籍在浩劫中毁于一旦，我感到极其遗憾。但回顾历史，罗马帝国瓦解时，以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为例，多少文明惨遭肆虐，而且不少都是毁于基督徒之手。在破坏文明的行为上，基督徒的狂暴程度不亚于任何其他宗教的教徒。

唯一让我们感到的救赎，是胜利者能够懂得文明的价值。至于那些东西是作为宝贵的人类遗产陈列在大英博物馆，还是用来点缀圣马可教堂等威尼斯的街景，我个人认为两者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其次，有关对十字军精神的玷污。的确如学者所言，打着收复圣地旗号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终却将他们抢占领土的野心暴露无遗。为了满足掠夺的欲望，军队连辛苦一下跑到偏僻的巴勒斯坦，摆个姿态的工夫都省去了。即使是那些去了巴勒斯坦的，不少人一听到拉丁帝国建立的消息，立马掉头返回君士坦丁堡。十字军精神堕落无疑。十字军运动自第四次东征以后，开始走下坡路，直至销声匿迹。

但如果跳脱十字军研究的角度，第四次东征难道真的带来了如此大的罪恶吗？

坚信“神与我们同在”的人们，往往会轻易地把和自己观点相悖的人视为恶魔的同行者和自己的敌人。纵使其中不牵涉物欲，纯粹是崇高精神的驱使，我个人也不能同意此类观点。这种由穆斯林发起、基督徒继承的圣战思想，至少从十字军运动上体现了其逐渐减弱的趋势，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十字军历史上，另外还有一场遭到恶评的战争，那就是由腓德烈二世率领的第五次东征。这位凡事都采取客观态度的皇帝，兵不血刃地进入了耶路撒冷，通过外交谈判，使得穆斯林承认了基督徒朝拜圣地的权利。由于他没有杀害任何异教徒，遭到了西欧世界的非难，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让他一辈子都带着基督教敌人的烙印。之后，法国的路易国王率领十字军东征，败给穆斯林军队，路易连耶路撒冷城都没看见便死在途中，但却进入了圣人的殿堂。

第三点导致拜占庭帝国衰败的说法，要看是从现代回望，还是站在当时的角度去看待那段历史。可以说，这一条是因历史观不同而影响历史评判的最好范例。

当人处于事件旋涡之中时，即便是深谋远虑的智者，在那个当口，同样也无法预测一些事态的发生。在第四次东征时，如果有谁能预测到100年后会诞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且势力之强大以至于在250年后彻底摧毁拜占庭帝国，震撼整个西欧世界，那个人一定是神。要求历史人物拥有神一般的能力，对他们的无能口诛笔伐，不该是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

在有关威尼斯历史的书籍中，不少有参考价值的都出自英国人之手。也许源于同为海洋国家的亲近感，英国人似乎非常欣赏威尼斯。不过，从这些书籍中还是可以看到英国人卫道士的一面。向来认为英国是全世界最伟大国家的英国人，再怎么热爱威尼斯，毕竟那也是别人家的历史。然而，只要对英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再也没有比道貌岸然的英国人更滑稽的民族。爱尔兰有这样一个笑话：

“为什么大英帝国日不落？”

“因为上帝不相信日落后的英国人的行为。”

在英国人还不那么虚伪的时代，他们真是非常可爱。《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正是那个时代的英国人。

至于威尼斯人，除非伪善能为他们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否则绝不会去扮演道德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