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8年，我初次来到伊斯坦布尔，即曾经的君士坦丁堡。我对土耳其最感兴趣的既不是托普卡帕宫，也不是大巴扎（Grand Bazaa），而是海军博物馆。我想了解一下作为海洋国家威尼斯的宿敌，土耳其方面究竟保存了怎样的历史资料。

不料，马不停蹄地奔到那里，竟然大门紧锁。询问过站岗的水兵才知道博物馆早已关闭，而且没有再开放时间的预告。我千里迢迢来到伊斯坦布尔，不进去看看栅栏后面的那栋白色房子，岂能转身离去。想当年，土耳其从威尼斯手中夺得东地中海霸权，虽然未能实现征服整个地中海的宏伟大愿，但毕竟与威尼斯——西班牙联军轰轰烈烈地打了一场勒班陀海战。那间白色的大房子里，一定存放着相关的史料。于是，我撒了一个谎，说自己是专程从日本来的研究土耳其历史的学者，请他们无论如何通融一下。一周后，我获得了参观的许可。

按对方指定的时间，我来到博物馆隔壁的海军办公楼，身上除了带着照相机，还有素描本，以备馆内禁止摄影。不一会儿的工夫，走过来一位年轻的海军士官，说是奉命为我带路。我跟着军官往博物馆走，到大门口时，看见他向持枪站岗的卫兵很正规地敬了一个礼。军人们训练有素的仪态，让我愈发地相信会与珍贵的史料相遇。

没想到，视线仅仅转动了180度，我的调研便结束了。博物馆之所以建得那么大，原来是为了摆放苏丹出游时乘坐的几艘御船。馆内既没有以前的加莱船模型，也没有航海器具和航海图，海军基地的要塞简图等就更不用提了。寒碜的展品，与威尼斯海军博物馆简直是云泥之别。难怪这里不对外开放也没有人投诉抱怨。

无论如何，礼貌还是要顾及。我尽量专注地去聆听军官的讲解，煞有介事地参观了苏丹母后专用的四周装有百叶窗的船舱等展示。全程大概没超过15分钟，其间，没按过一次相机快门，笔记本上没写一个字。

走出博物馆，我独自一人，眺望着波涛汹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在那一刻，我第一次为笔下的主人公，威尼斯的男人们感到悲哀。

土耳其终究是一个陆军国家。距离海军博物馆不远的陆军博物馆的陈列品可谓是琳琅满目。从奥斯曼土耳其民族兴盛史的图解，到代表其军事实力达到顶峰的攻陷君士坦丁堡时的景象；一排排穿着形形色色军服的人偶，各种缴获的武器和旗帜……无不自豪地显示着昔日的荣光。馆内一遍遍地播放着曾经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苏丹近卫军耶尼切里军团（Yeniceri）的军歌，展出内容相当丰富。与之相反，威尼斯的海军博物馆的馆藏十分齐全，却从来没有建过陆军博物馆，只是在元首官邸的一个角落展放了一些武器而已。

海军国家的威尼斯，与陆军国家的土耳其为敌。面对一个在所有方面都不同的民族，应该是让威尼斯的男人们苦不堪言。贸易立国的威尼斯，需要其他国家的存在。然而，这个依赖他国生存的国家，在15世纪下半叶，遇上了能够自给自足，持完全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土耳其。

“所谓的良知，是被动一方的说辞。掌握主动权的一方，通常是不以良知而行动的。”

——摘自当年威尼斯外交官的报告

土耳其帝国

1300年前后，奥斯曼王国在小亚细亚的内陆地区，一点点地成长起来。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东临蒙古帝国，西临拜占庭帝国，处于夹缝中的小王国，日后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28年后，土耳其人征服了小亚细亚西端位于马尔马拉海附近的布尔萨（Bursa）。他们之所以向西扩张，是因为东面的蒙古帝国势力强大，而西面的拜占庭帝国则国势衰弱，当然是先从弱者下手。

曾经属于拜占庭的布尔萨，成了土耳其人第一个正式的首都。虽然占领了拜占庭帝国的亚洲领土，但那个时期的土耳其人，还无法对西欧海洋强国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构成直接的威胁。对于制海权至上的海洋国家而言，土耳其人的版图再怎么扩大，只要它不具备占据海岸线的力量，就不算是真正的对手。

可是，26年之后的1354年，土耳其占领了加里波利（Gallipoli）。加里波利可不在亚洲的境内，虽然处于边陲，却是不折不扣的欧洲领土，而且还是连接爱琴海与马尔马拉海的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的海港城市。警报声传到了威尼斯。那一年，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向元首和元老院送去了以下报告：

“拜占庭帝国，面对新兴国家土耳其的威胁束手无策。除了土耳其之外，无论是威尼斯、塞尔维亚，还是匈牙利，只要是基督教国家，拜占庭似乎都愿意对其俯首称臣。”

1340年的势力分布图（摘自G.OSTROGORSKY“Storia dell' Impero Bizantino”）

这是威尼斯方面有关土耳其的最早史料。在知道君士坦丁堡会在百年后陷落的我们后人看来，这是一份预示了当时历史趋势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历史上无视先贤良言的现象屡屡发生。那么，接到这份报告的威尼斯政府，是否重蹈覆辙，对马特奥·韦尼耶（MatteoVenier）大使拉响的警报，也是充耳不闻呢？的确，威尼斯政府没有对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视土耳其的崛起。

事实上，威尼斯政府认真地研究了这份来自驻外使馆的报告。有证据表明，他们立即向君士坦丁堡下达了指令，要求使馆人员今后密切注意土耳其的动向。威尼斯政府没有马上行动，而是静观其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拜占庭帝国内部的问题。尽管帝国百废不举，但拜占庭人极其厌恶常逼迫他们改宗信仰天主教的西欧人。如果让他们放弃东正教屈居于罗马教廷之下，他们宁愿不要西欧的支援。所谓的只要是基督教国家都愿意臣服，不过是帝国内一部分人的想法。即使在受到外敌直接威胁时，大多数拜占庭人依然不减对天主教的敌意。从1204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建立拉丁帝国开始，一直在其背后帮助其支撑了60年的威尼斯，对这个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第二点原因是经济。10年前，教皇解除了长久以来不许与穆斯林交易的禁令。威尼斯香料的主要市场因为“解禁”，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不过，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依然存在。来往此地的威尼斯商船，也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尽管土耳其占领了加里波利，但只有极少的驻扎兵力，威尼斯想对付他们，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只不过对方的存在不至于影响商船的安全，威尼斯也无心动手。

威尼斯人天生缺乏无限制扩张领土的野心。在他们观念里，扩张领土，是一种浪费精力、不切实际的行为。

可是，土耳其民族却不同。仅仅在5年之后的1359年，他们便开始有计划地攻占巴尔干地区。这一年，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眼睁睁地看着土耳其的军队从亚洲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狭窄的地带登陆欧洲，大摇大摆地走过他们的城下，却一筹莫展。3年后，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沦陷。翌年，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也落入土耳其人之手，整个色雷斯地区成了土耳其的领土。

1365年，土耳其王朝将首都从布尔萨迁往菲利波波利，向世人显示，他们的根据地不再放在亚洲，而是要立足于欧洲。

没过多久，与色雷斯邻接的保加利亚、马其顿，甚至拜占庭帝国纷纷动摇。保加利亚与名义上是拜占庭属国的马其顿变成了土耳其的附属国，同意向其缴纳年贡和履行军事义务。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也被迫答应每年向苏丹皇宫进奉年贡，并且在苏丹远征时，由拜占庭皇帝本人或者是皇族的成员率兵随行。

话说回来，贵为荣耀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沦为土耳其实质上的附属国。于是，皇帝亲自前往匈牙利，请匈牙利国王提供军事支援。可是匈牙利国王以自己是天主教徒，必须忠于罗马教廷为由，拒绝出兵。无奈之下，皇帝转道前往罗马。

两年前刚结束“阿维尼翁之囚”（Prisoner of Avignon）的状态，班师回朝罗马的教皇，此时根本没有能力召集西欧十字军东征，但他的态度却十分傲慢，坚持要拜占庭帝国先皈依天主教，再谈派兵。绝望的皇帝只好在罗马接受了洗礼。

然而，回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立刻发现要放弃东正教，只能他的一厢情愿。因为从朝廷、东正教会到民众都一致表示，如果向罗马教皇的三重冠冕低头，他们宁愿去敬拜土耳其人的头巾。

翌年，即1370年，亲威尼斯派的拜占庭皇帝向威尼斯发出了援军的请求，却遭到了皇太子及其派系的反对，他们力推热那亚。由于拜占庭朝廷内部的矛盾，接到请求的威尼斯一方，还来不及商议对策，援军一事便没了下文。

其实，就算拜占庭朝廷内达成共识，一致决定向威尼斯求援，那个时期的威尼斯也没有这个余力。

土耳其的苏丹

虽然土耳其大军不断在陆地上推进，可是对海洋国家的威尼斯而言，控制东地中海的制海权才是关键，因此热那亚才是他们眼下最大的敌人。正如第六章“对手热那亚”所述，经过1380年那场戏剧性的逆转，地中海两个海洋国家的长年争端终于画上了句号。威尼斯打赢了战争，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需要时间休养生息，根本无力再与土耳其打仗。

而那个时期的土耳其军队势如破竹，屡战屡胜，仿佛不知“失败”二字。

1385年，保加利亚的索菲亚（Sofia）沦陷。

1402年的势力分布图（摘自G.OSTROGORSKY“Storia dell' Impero Bizantino”）

1387年，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ca，今塞萨洛尼基）沦陷。

拜占庭帝国不断趋向土耳其属国化。皇族之间为新皇帝人选争执不休时，竟然是由土耳其的苏丹出面，一语定乾坤。访问君士坦丁堡的苏丹，被皇帝奉为上宾，受到热烈的欢迎。然而，要求拆除君士坦丁城墙，而且实际破坏了部分城墙的，正是这位苏丹——巴耶济德一世（Bajezid I）。

威尼斯也深感形势不妙。政府对即将赴任的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做出指示，如果抵达目的地后，见到的君主不是拜占庭皇帝帕里奥洛加斯而是土耳其苏丹时，该如何应对等。

在所有人的眼里，拜占庭帝国的命运宛如风中残烛。1402年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除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之外，只剩下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统治的公元6世纪，拜占庭拥有北非、中东以及小亚细亚、希腊、巴尔干、意大利全境和南西班牙的辽阔疆域。就算不与那段全盛时期相比，单是从1300年到1400年的100年间，就有大片的领土不断流失。虽然这是新兴民族对决古老帝国的结果，多少还是令人唏嘘。

可是，那些相信历史呈阶段性发展的人们，常常会为历史上发生的那些真实现象而困惑不解。1402年，势不可当的土耳其军队团团包围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似乎就在眼前。然而，一件令绝望的人们欣喜若狂的事情发生了。

由苏丹巴耶济德亲自率领的土耳其大军，在小亚细亚的安卡拉（Ankara）迎战帖木儿率领的蒙古军队，结果输得一败涂地。苏丹被俘，其手下军队在蒙古军的穷追猛打之下，如云消雾散般消失殆尽。土耳其军向来以残暴著称，蒙古军则更胜一筹。据说蒙古军扫荡过的地方，狗不叫，鸟不鸣，娃不啼，一片死寂。

因苏丹被俘，第一次尝到失败滋味的土耳其即刻产生了内部分裂。三年后，帖木儿死去，蒙古帝国迅速瓦解，而土耳其的内斗仍然没有结束。

那些屈服于土耳其淫威之下的各国，没放过这个好机会，纷纷竖起造反之旗。虽然无反攻之力，但再也没有国家履行缴纳年贡和军事任务的约定。

这种“休战”状态，直到土耳其的内斗平息为止，整整持续了20年，风中残烛的拜占庭帝国因此获得了一线生机。人人都相信，土耳其的威胁已不复存在。由于对手热那亚的退败，牢牢掌握着东地中海制海权的威尼斯开启了所有商船队的航线，专心致力于商业贸易。里亚尔托桥一带交易活跃、人来人往，不愧为东起巴格达西至伦敦的世界经济圈的中心。除此之外，威尼斯在那个时期开始实施向意大利本土扩张的计划，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

“本土”

“Terraferma”直译是“不动的土地”，如果意译，似乎只能译成“本土”。它指的是与欧洲大陆相连的意大利北部地区。以现代人对本土的认知，很难理解当时的威尼斯人为什么不直接称它为“Continente”（大陆），反而特地造出一个专门用语“Terraferma”。我想，这是因为对威尼斯人而言，他们的根据地始终是浮于潟湖之上的威尼斯岛，四面的大海就是他们的城墙，而海墙对岸的Terraferma，只有属地的意义。

就在不久之前，仍然有历史学家针对威尼斯在15世纪初实施的本土扩张政策提出过批评。他们认为这是海运国为寻求安定的陆地生活而做出的改变。如果威尼斯人当初不是把精力投入“本土”，而是专心致志于海上，应该能抵挡住土耳其的攻势。

这种妄加评断是后世在看待历史时常犯的错误。对于威尼斯的转型之说，卢扎托（Luzzatto）教授已经从经济面给出了充分的反证。而与土耳其的冲突，也不是威尼斯全力以赴地发展海上事业就能解决的问题。有关这一点，我将在之后的篇章里做详细的解析。威尼斯共和国在15世纪时，之所以推行“本土”扩张政策，有两个切实的理由。

我反复强调，威尼斯可以自给自足的资源只有鱼和海盐。除此之外的所有物品倘若不向外采购，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当然会希望在自己的国内找到像面粉等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的供应源，而不是去依赖远方的希腊或南意大利。再加上当时因经济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为确保粮食的供应而时刻绷紧神经的威尼斯政府如果发现附近有货源地，肯定会积极争取。这种急迫感，最终还是来自经济上的需求。

威尼斯是依靠中介贸易而存在的，西欧与东方通过它彼此相连。保证来往于东方商业基地与威尼斯之间的航线安全，即掌握东地中海的制海权，一向被威尼斯人视为生死攸关的大事。同样，连接威尼斯与西欧之间的陆地交通要道的安全性，也非常重要。政府必须保证往来于西欧各地的威尼斯的商人们没有安全上的忧患，防止道路因某国君主的一句话就被封锁，导致威尼斯与西欧间的物流中断。

换言之，决定威尼斯商业兴衰的关键，不仅是东方航线安全与否，而且与通往西欧的陆地安全息息相关。

可是，当时的意大利北部，主张领土扩张的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与反对扩张的维罗纳的斯卡利杰尔（Scaliger）家族和帕多瓦的卡拉拉家族战争不断。1380年的基奥贾战役，让威尼斯深深地领教了强敌在侧的危险。他们一直尝试着以某种方式去打破这种危险的状态。真正的好时机出现在1402年，那一年也是土耳其在东方大败给蒙古人的一年。

1402年，米兰公爵维斯孔蒂猝死。他生前一直主张领土扩张，野心勃勃地企图控制整个意大利北部乃至包括佛罗伦萨在内的意大利中部。族主之死照例引发了家族内部的动乱，这为威尼斯带来了绝好的机会。

威尼斯的本土扩张政策，依靠的不是军事力量。虽然威尼斯按惯例，以雇佣兵组成陆军，不过与其说靠军队征服，不如说是北意大利的各个地区，自愿希望成为威尼斯的行省，而威尼斯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请求更为妥当。以往专制的米兰公爵要求这些地方完全归属自己，但威尼斯共和国则是除了市长和警察总长的人选之外，几乎全部由地方自治。

通过这种方法，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地，在5年的时间里，从贝加莫（Bergamo）扩张至弗留利（Friuli）。原本15万左右的人口，加上扩张的土地后，一气增长了10倍左右。享受着海陆两面完全通商自由的威尼斯共和国，经济实力在15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顶峰。

这里，介绍一段布尔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19世纪瑞士文化史家和文化哲学家）也曾经引用过的一段著名的演说。据说这是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Tommaso Mocenigo）弥留之际在病榻上说的。这位元首非常精通经济，那些喜欢罗列数字的日本大臣们与他相比，想必会自叹不如。摩契尼哥的谈话中透露了当时威尼斯统治阶级的理念，颇耐人寻味。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原本1000万达克特的国债，减至600万达克特。

出口总额1000万达克特，基本与进口总额持平，由此产生的利润约400万达克特。

国有造币厂每年制造120万达克特金币、80万银币。由于金币的含金量长期稳定，因此，威尼斯的货币是最有信誉的国际货币。

威尼斯市内的房产价值总额超过700万达克特，一年的租金收入达到50万达克特。

公正的法律，名闻遐迩。犯罪外国人甚至愿意在威尼斯受审。

45艘大型加莱船及其1000名船员，始终保持出海的状态，超过300艘的200安弗拉（Amphora，约120吨）级以上的大型帆船，配备了8000名船员。总数高达3000艘40安弗拉至200安弗拉（24吨——120吨）级的小型帆船，雇用了1.7万名船员。

造船工人超过了6000名，包括帆布在内的丝绸、棉布的纺织工人多达1.6万人。

年收入在700达克特——4000达克特的威尼斯市民人数超过了1000。（除去房租，一年只要15达克特——20达克特，即可在威尼斯维持日常生活。）

元首摩契尼哥继续说：

“如果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威尼斯将可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因此，必须避免无谓的战争。

“倘若国家时刻处于战时状态，那么今日有一万达克特的人，明天可能只有1000，拥有两栋房子的人，只剩下一栋。”

如果其他国家都和威尼斯有相同想法的话，老元首摩契尼哥或许就能如愿以偿。然而，无论是15世纪的土耳其、米兰，还是进入16世纪后崛起的西班牙、法国，以及已成为东方大帝国的土耳其，都是属于无须他者也能维持自身运转的陆地型国家，与这些国家在同一时代竞争是威尼斯的灾难。

托马索·摩契尼哥的演说发表于1423年。当时，能够做出如此正确统计的国家，在地中海世界乃至整个欧洲唯有威尼斯。另一个工商业国家佛罗伦萨也没有这个能力。这足以证明，威尼斯人的经济观，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然而，尽管那些大国的经济势力劣于威尼斯，但它们在人口上却拥有威尼斯10倍以上的优势。

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

事实上，在极力主张回避战争的摩契尼哥去世前的一年，土耳其终于摆脱了长期内斗的局面，再次进入了攻势。1422年6月，土耳其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虽然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凭借固若金汤的城墙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最终苏丹穆拉德只能放弃围城，鸣金收兵，但这对拜占庭帝国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打击。两年之后，拜占庭便屈服于苏丹的威胁，重新接受了中止了20年的缴付年贡和承担军务的条件，再一次走向土耳其的属国化的道路。

6年后的1430年，向来把目标锁定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而对南方采取友好态度的苏丹穆拉德，突然向帖撒罗尼迦发起了进攻。地位犹如马其顿首都的帖撒罗尼迦，43年前一度臣服于土耳其，后因土耳其在1402年败给蒙古人，势力衰退，才重新回到了拜占庭的手中。在君士坦丁堡被围、局势动荡不安的时期，帖撒罗尼迦向威尼斯提出了托管的请求，之后它一直是威尼斯的领土。奉行据点主义的威尼斯，能够拥有帖撒罗尼迦，已经相当满足，所以马其顿全境依然属于希腊人。人口稀少的威尼斯，不可能像古罗马那样，向被其征服的地区输送大量的本国国民加以防守，维持统治。威尼斯能做到的，只是海上的警卫。但土耳其却从陆地上对帖撒罗尼迦发起了攻击。

曾经有过沦陷的经历，而且又将统治权交给他国的地区是非常容易被征服的。少数威尼斯人的勇敢抵抗，终究是白白地浪费了生命。话说回来，尽管只有短短7年的时间，帖撒罗尼迦毕竟是威尼斯的领土。1430年的这场战争，是威尼斯与土耳其在战场上的首次交锋，它让威尼斯深切地体会到战争规模的改变。苏丹一声令下，便可调集相当于威尼斯总人口的大军，这就是威尼斯将要面对的劲敌。

威尼斯政府立即向土耳其帝国的首都阿德里安堡派去了和谈特使。同年，两国缔结和平条约，威尼斯以帖撒罗尼迦换取了在土耳其全境内完全自由通商的权益。同时，苏丹也正式承认威尼斯从东地中海到黑海所有基地的主权。

这项友好通商条约在之后的16年间更新次数多达9次。期间出现了一批靠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首都之间的贸易一跃成为大富豪的威尼斯商人。威尼斯还开设了两家银行。虽然开创近代银行业务的是威尼斯人，但进出于君士坦丁堡威尼斯银行的土耳其顾客，也不在少数。

穆罕默德二世

土耳其民族，本质上是游牧民族。他们从来不擅长经商，这一点与同为伊斯兰教教徒的阿拉伯人不同。因此，以威尼斯人为首的西欧人掌控他们不拿手的生意买卖，至少对当时的土耳其人而言，并不是什么无法容忍的事情。而威尼斯人似乎也相信，在这种状态下，双方有共存共荣的可能。事实上，在夺取帖撒罗尼迦之后，土耳其虽然远征至巴尔干，却从未派兵侵犯过威尼斯。

然而，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现实主义者容易犯的错误是，往往无法了解对手的非理性行为，因为他们自己是务实、理性的。他们总认为对方不会做出鲁莽的行动。

“现在，属于伊斯兰教的时代！”“大帝东征，我们西征！”在土耳其宫廷里，有一位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热心于阅读希腊人和罗马人传记，视亚历山大大帝为偶像。而威尼斯政府那张高效、灵敏的情报网络，并没有捕捉到这个信息。

1448年10月，以非凡的才能统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加斯（Constantine XI Palaiologos），登基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这位成熟稳重的45岁的皇帝，以性格温厚、作风绅士而闻名。

不到三年，1451年2月，19岁的穆罕默德继承了土耳其苏丹王位。穆罕默德二世其实是前任苏丹穆拉德的第三个儿子，但由于两位兄长都相继死去，因此在其父去世后，他继承了王位。

即使在人的平均寿命不长的那个年代，19岁仍然算非常年轻。相对于先帝穆拉德，威尼斯共和国等西欧国家，似乎不怎么看得起这位年轻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已故的苏丹穆拉德是一位有着古代武士气质的人物。他喜欢和士兵们一起用餐，与他们打成一片。就算惩罚士兵，也罚得人心服口服，因此在军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与他国交往时，他也信守诺言，一旦缔结条约或协定，绝不反悔。对于一度攻城未果的君士坦丁堡，自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以缴纳年贡为条件，双方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穆拉德再也没有做出任何挑衅行动。

穆拉德不会平白无故地使用残酷的手段。他在位30年间所发生的战争，几乎全是出于防卫。他也完全满足了威尼斯希望的通商自由的要求。对于威尼斯共和国而言，穆拉德是一位“讲道理”的对手。

而接任穆拉德的新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性格正好与其父相反，这一点在日后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刚继位时，穆罕默德给人的印象是性格捉摸不定，在军队中没有太高的威信，与大臣们关系也不怎么融洽。此外，他在跟随父亲一起作战的年代，不曾立下过值得一提的军功。因此，西欧方面认为这位年轻的苏丹是一位软弱、平庸的人物。

穆罕默德二世在继承了广阔领土的同时，也接受了土耳其民族的发源地安纳托利亚（Anatolia，小亚细亚）所爆发的同族之间的叛乱等棘手问题，这让习惯于理性思考的威尼斯人对局势做出了以下判断：

穆罕默德二世的当务之急，是促进同族间的团结。因此，他不可能犯下与邻近诸国为敌这样愚蠢的错误，应该会在一段时期内与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

威尼斯人想当然地得出这个结论，认定新苏丹暂时不会对威尼斯发起军事行动。

然而，19岁的年轻人的行动，完全与威尼斯的预想背道而驰。登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杀害了自己所有的胞弟。然后，他给近卫军耶尼切里军团的每一位官兵都增加了双倍的薪水，以此笼络军心。之后，他便率军前往安纳托利亚平定叛乱。

虽然不能说大获成功，叛乱还是暂时被压了下去。穆罕默德不打算陷入长期的内战，因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他当时只想压制住反叛军的势头，至少这个目的是达成了。

与此同时，穆罕默德二世对邻近国家展开了外交攻势，其高明的手段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只有19岁的年轻人。他毫无异议地继续维持与威尼斯共和国的友好通商条约，也向安拉、先知和《古兰经》宣誓，会绝对遵守与拜占庭皇帝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就在安纳托利亚的问题告一段落后，他立刻向土耳其全境发出了征集工匠1000名的通告。此时，距离他继位不过短短的10个月。

苏丹召集工匠的命令，不仅传至君士坦丁堡，甚至远播至爱琴海诸岛。人们陷入不安，纷纷猜测其中的理由，却没有任何人言中。乐观的人估计苏丹可能是要在阿德里安堡建造宫殿。土耳其苏丹尽管拥有辽阔的领土，生活穷奢极侈，可是居住的地方，却像是一个异形帐篷。

甚至连土耳其的大臣们最初都不知就里。因为朝中有亲西欧派，如果他们了解情况，凭威尼斯政府的情报收集能力，早就该打探到了消息。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情报来源的情况下，人们时而不安、时而乐观地度过了1451年的冬天。

进军君士坦丁堡

翌年，1452年。随着春天的到来，工匠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移动。他们从欧洲、亚洲各地聚集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时候，拜占庭帝国和威尼斯才明白了穆罕默德二世的真正意图。

原来他是打算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位于欧洲一方的山丘上建造堡垒。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狭窄区段只有660米宽。在位于亚洲的一侧，已经有一座要塞，那是穆罕默德二世的祖父建造的，现在，孙子要在海峡的对面，再筑一座堡垒。

拜占庭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立刻提出了抗议。他表示，当初在亚洲一侧建城堡时，当时的苏丹事先征求了拜占庭方面的许可。但是这次却没有任何通报，明显违反了条约。皇帝的抗议完全是有理有据的，因为即将建造的堡垒，就在拜占庭帝国的境内。可是，年轻的苏丹只是冷冷地笑着，赶走了皇帝的信使。拜占庭之后又派去了两位使者，结果都没能活着回来。

堡垒从4月15日起动工。整个工程动用了总共5000名技术人员、工匠以及工人，另有三位大臣分别负责要塞三边三座塔楼的建设。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工事进展突飞猛进。

进入8月后，穆罕默德二世亲临现场，视察工事。他先从首都阿德里安堡抵达加里波利，然后从那里乘坐加莱船渡过马尔马拉海，经过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而没有海军的拜占庭帝国，只能看着土耳其苏丹如入无人之境。

意为欧洲之城的堡垒“鲁梅利·希萨勒”（Rumeli Hisarı）于8月31日完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在当时实属罕例。威尼斯派遣特工潜入内部打探，终于让西欧方面得以一窥真面目。堡垒的设计利用山坡到海峡岸边的斜面，呈三角形建筑平面，明显出自西欧人之手。

至于苏丹建堡垒的目的，早在地点公布的时候，人们便十分清楚了。其目的之一是作为攻打君士坦丁堡时备用的退守基地，目的之二是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线。

拜占庭帝国无疑是首当其冲的箭靶，其他像威尼斯、热那亚等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往于黑海沿岸城市的商船也面临着直接的威胁。

穆罕默德二世在原有的位于亚洲一侧的堡垒和新建的堡垒都安装了大炮，而且擅自决定所有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都必须支付通行费。凡不听从停船命令的船只，会被毫不留情地击沉。事实上，的确有三艘没有按照命令企图通过海峡的威尼斯加莱商船遭到了来自两岸炮火的猛烈攻击，其中的两艘船侥幸逃脱，一艘被击沉，活着的船员被押送到阿德里安堡，在苏丹的面前被斩首。

看到这份史料时，我最初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虽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潮流以急速闻名，但毕竟是近200名划桨手全力划船，当时的大炮命中率并不高，怎么可能轻易地击沉一艘航行中的船只呢？

可当我亲自登上“鲁梅利·希萨勒”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才发现潮流速度比想象中的更急。因黑海与马尔马拉海的水位差异，以及海水盐分比例的不同而产生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潮流，如同湍急的河水，在起风的日子甚至会掀起汹涌的白浪。即便是配备现代动力的船只，如果船型较小的话，从黑海往下的速度也快如飞箭。相反，从马尔马拉海往黑海方向航行的船只，却慢如静止。如果换作120吨到200吨级在当时属于大型的加莱商船，除非运气好遇上顺风，否则的话，哪怕是拼死划行也如同一个静止不动的箭靶。穆罕默德二世对长久以来支持君士坦丁堡的西欧人实施的恐吓达到了效果。

被强征通行税的西欧商人们或许可以暂且忍耐，而形同接到征服宣告的拜占庭帝国，面临的却是国家存亡的大事，绝不能任由年轻的苏丹肆意妄为而坐以待毙。自穆罕默德父亲的时代起，20年来拜占庭的皇帝们一直不断地向西欧乞求支援，有人甚至亲自出席天主教公会议，极力说明十字军东征土耳其的必要性。

但天主教会的态度也始终不变，东西方教会必须先统一，否则无法说服各国君主加入十字军。

迫切需要援军的皇帝，其实也愿意以改宗信仰天主教的形式统一东西教会，但国内的人民不答应。

“如果要向罗马教皇的三重冠低头，不如去敬拜土耳其人的头巾”“宁愿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头巾淹没，也不想见到天主教神父们的帽子”等激烈的言辞四处扩散，显示了当地民众反天主教的情绪。除了民众，在拜占庭帝国的上层也有不少人抱有怀疑，就算是东西教会统一，西欧方面是否真的会派兵支援。事实上，迄今为止真正站出来做出反击的，只有国境直接受到侵害的匈牙利王国。

然而，皇帝已经没有犹豫和怀疑的时间，因为年轻的苏丹力排众臣的反对，执意不改消灭拜占庭帝国的决心。

如果以理性判断，土耳其当时并没有非打君士坦丁堡不可的理由。尽管它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但管辖的领土只有城内一片。城墙外虽然建有堡垒，可是拜占庭完全没有派兵防守的能力。

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都市。各国的商人们拥有各自的社区，信徒们在基督教堂、犹太教堂或者是清真寺中堂堂正正地为他们的信仰讴歌。这些人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而土耳其人也因此充分地享受到了利益。

可是，穆罕默德二世的野心是在消灭拜占庭帝国之后，自己重新建立一个国家，当然是一个伊斯兰教帝国，而不是基督教国家。因此，征服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对于心怀大愿的穆罕默德二世而言，有绝对的理由。而那些心存异议的亲西欧派的大臣们在死刑的威胁下，不得不从。

穆罕默德二世派一位大臣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指挥大军。其目的是牵制当地拥有领地的拜占庭的皇亲国戚，使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受到攻击时无力派兵支援。拜占庭的外围首先被堵住了。

君士坦丁十一世频频派出使者向西欧告急。当时的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虽然以文化教皇著称，但他连迎接使者的态度都显得不那么彬彬有礼。同一个时期，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因君侯相争陷入无政府状态；法国国王正忙于将英国人赶出法国领土，根本顾不上去抗击异教徒；英国因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分裂，爆发了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西班牙同样处于内战之中。而在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各地之间的混战，已经持续了20年以上。

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认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威尼斯更为可靠。于是，他向威尼斯政府连连发去了求援信。然而，威尼斯政府的答复永远是千篇一律：因为北意大利的战争，威尼斯无法单独派出援军，如果罗马教廷、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愿意参加，威尼斯可以考虑派出部分军队。连每次信尾的附注也是同样的内容：虽然无法派兵，但威尼斯在经济上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政府已经指示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随时向皇帝提供支票。

元首摩契尼哥临终前千叮万嘱不要卷入无谓的战争，可是当时的威尼斯还是深深地陷进了“本土”的战争之中。尽管威尼斯政府当初推行向“本土”扩张政策，并非受领土欲望的驱使，而是为了确保陆上的道路权。但是，一旦拥有了北意大利大部分的领土，必定会刺激到国境周边的国家。更何况，威尼斯又是经济位居西欧第一的大国。

与强国为邻而感受压迫的小国，为了不遭受大国侵略会拉帮结伙表现出强硬的态度，甚至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威尼斯不得不以一个经济大国应有的姿态来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而这恰恰是深陷“本土”泥沼的原因。

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的那段演说，其实是一场选举演说。在罗列了大量的数据之后，他说了以下这段话。言中提及的“Messel”，是“先生”的意思，就像英国称首相是“Mister”。

“我的继任者将影响共和国的前途，或为它带来光明，或引入黑暗。请各位在选择时，务必慎重行事。你们大多数人似乎都推举Messel马林·卡拉贝洛，我也认为以他的才华和气质，非常适合出任这个时期的元首。Messel弗朗西斯科·本柏是一位高尚的人物，Messel雅可莫·特列维森亦是如此。Messel安东尼·孔塔里尼、Messel法斯丁·米迦勒、Messel阿尔本·巴杜尔，皆是贤明之人，都有资格当选元首。

“然而，呼声很高的Messel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推举他的人似乎不了解他强硬的性格。如果是这位荣誉感极强、无法忍受屈辱的先生出任元首，威尼斯将被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

摩契尼哥之后说的，就是前文中提及的如果威尼斯发生战争，一万达克特的财产将变成1000，两栋房子只会剩下一栋。留下这番话的摩契尼哥于1423年辞世。威尼斯之后的形势发展果真如他所言。因为接任他当选为元首的，正是那位性格强硬的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

主张威尼斯在外交上应该体现经济大国风范的福斯卡里，获得了多数有权者的支持。他在位时间长达34年，但到最后不仅丧失了民心，甚至失去了同仁的支持，被迫下台。但不可否认，他的影响力长期左右着威尼斯国家的发展。

有着强大经济实力和一流海军力量的威尼斯，陆军的水准只属于三流。因此，在“本土”战中始终处于劣势。摩契尼哥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性格强硬的人物，不适合出任元首。他的观点耐人寻味。世间所谓的好战派，并非其本人喜欢打仗，不过是比一般的人争强好胜而已。

不过，历史上哪一场战争是必需的，哪一场又是无谓的，其实是无法评判的，只有涉入深浅的程度之分。如果国家处于兴盛期，所谓身逢盛世，手中握有主导权，处世相对容易。相反，当国力进入衰退期时，时代不再属于自己一方，立场变得被动，主导权丧失，处境就比较艰难。因此，相较于兴盛期的领袖，衰退时期的当政者们的智慧和能力更被人们所期待。我们不能指责他们行事被动，如果要评判的话，也只能看他们是否充分地意识到自己身处被动的时代。

这种看清事实的能力，是人类最高的智慧。威尼斯无法从“本土”的战乱中脱身，而风起云涌的东方局势，又迫使他们必须做出对应。

一直用支票应付拜占庭皇帝的增援请求的威尼斯政府，在1452年8月，向克里特岛驻守舰队的副提督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Gabriele Trevisan）下达了出兵的指示。特雷维桑率军火速从克里特岛赶往科孚岛，在那里接受了本国派来的援军和军费后，随即前往内格罗蓬特，以护卫即将起航的希腊定期航线商船的名义，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商船的希腊定期航线的终点站是君士坦丁堡。这一点，土耳其是知道的。为了不让土耳其发现舰队出动，威尼斯可谓是煞费苦心。那个时候，“鲁梅利·希萨勒”即将完工，而威尼斯商船遭击沉的事件尚未发生。

可是，没过多久，土耳其便公然地开始为攻打君士坦丁堡做起准备。甚至有消息称阿德里安堡正在建造前所未有的大炮。经实验证实，根据穆罕默德二世的命令而建造的攻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用的大炮具有炸开直径两米大缺口的破坏力。

这一年的11月，作为拜占庭皇帝的使节，前往罗马商讨东西教会统一的伊希多洛斯枢机主教，带着教皇的认可回到了拜占庭。

12月12日，皇帝亲自出席了东西教会统一后的首次弥撒。然而，希腊人民的反应却相当冷淡。西欧的援军已经出发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拜占庭，君士坦丁十一世唯一能做的防守准备，就是紧急修复城墙和调配粮食。

从1452年年末到1453年年初的整个冬季，相较于积极地做着攻城准备的土耳其一方，拜占庭帝国和西欧方面几乎是毫无作为。

1453年1月末前后，希俄斯岛的岛主热那亚人乔瓦尼·杰士汀尼（Giovanni Giustiniani）及其军队所乘坐的军船，抵达君士坦丁堡。见到这位著名将军的到来，皇帝欣喜万分，立即任命他为君士坦丁堡防军总司令。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和卡法也派来了两艘加莱军船，再加上年底前已经到达的威尼斯船队，这就是全部的援军了。

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堡战役的守军一方军力，详情见下：

威尼斯——5艘

所属热那亚方——5艘

克里特岛（威尼斯方）——3艘

意大利海港安科纳——1艘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Catalonia）——1艘

法国普罗旺斯——1艘

共计16艘

再加上拜占庭海军的10艘战船，总共不过26艘的海军战斗力。相比之下，土耳其方面派出了近百艘战船封锁了海面。

防守一方的海军用粗大的铁锁封锁住金角湾的入口，然后据守在金角湾中，以有限的兵力保卫着金角湾一侧的城墙不被攻破。

西欧人擅长海战，操纵船只的能力远远高于土耳其人，因此面对人数近4倍的敌人，依然做出了英勇的抵抗。可是，陆军的差距实在是令人绝望。

4773名的拜占庭兵，加上2000名外国雇佣军，总共7000名陆军。尽管能得到一些市民的帮助，但是因害怕土耳其的攻击而弃城逃跑的人也不在少数。包括妇和女儿童在内，攻城战之前的君士坦丁堡人口在3万到3.6万左右。

攻方的土耳其，仅正规军就超过了8万人。再加上那些被战利品所诱惑自愿加入的人们，总数高达15万人。这是向来统计精准的威尼斯方面的推测，若按照希腊人的记录，土耳其大军有30万人。

4月6日开始的攻城战，不是本章节叙述的重点，在此不做详细的展开。我想说的是，直到5月29日失陷，君士坦丁堡以如此薄弱的军力，竟然抵抗了53天。

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土耳其的大炮攻击，以及用陆地行船的方式穿过加拉太，将船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运进金角湾的惊人战术。当然，更为关键的是穆罕默德二世不可被撼动的意志。可以说，这就是曾经抵挡住多次攻城战（仅土耳其就有过两次）的君士坦丁堡，这一次终究沦陷的主要原因。

最终没有一个西欧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派兵支援，但那些参战的个人却表现得相当英勇。杰士汀尼身负重伤；威尼斯大使吉罗拉谟·米诺（Girolamo Minot）和儿子以及6位国人一起，在胜利者苏丹的面前被处死。在这场战争中战死或被俘的威尼斯人，仅贵族就有47人。还有一些人在沦陷时跳入海中，游到威尼斯的船边，侥幸获救。

战死或被处决的威尼斯人中，还包括多芬、奎里尼、洛雷丹、科纳、莫契尼哥、特雷维桑、韦尼耶、孔塔里尼等威尼斯名门家族的成员。

在君士坦丁堡沦陷后3天的大掠夺中，威尼斯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50万达克特，而当时佛罗伦萨的首富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的全部家产也不过20万达克特。热那亚商人也遭受了40万达克特以上的巨大损失。

其他的意大利海洋都市国家安科纳和马尔菲，虽然经济损失不比威尼斯和热那亚两国，但蒙受的打击同样沉重。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土耳其人不再称那些有钱人为富豪，而是改口叫他们“见证君士坦丁堡沦陷的人”。

拜占庭的灭亡

最早得知君士坦丁堡沦陷的西欧国家是威尼斯共和国。沦陷后的第六天，成功地逃离了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以及克里特岛的8艘船抵达了威尼斯领地的内格罗蓬特。他们向负责东地中海安全的威尼斯舰队总司令雅各布·洛雷丹（Jacopo Loredan）报告了情况。之后，克里特岛的三艘战船，经爱琴海南下返回克里特。另外两艘损害不太严重的威尼斯战船，在内格罗蓬特休整数日后，经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的威尼斯基地莫东返回祖国。

在战船离开内格罗蓬特之前，雅各布·洛雷丹已经派出叫作“Clipper”的快船，前往威尼斯报告。带着第一手情报的快船到达威尼斯的时间是6月29日，距离君士坦丁堡沦陷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可见，当时“新闻”传播的速度，最快也仅限于这个程度。

司令部官员雅各布·洛雷丹写的报告，送到了正在开会的“十人委员会”的会议桌上。包括元首在内的威尼斯政府的首脑们，第一次得知了拜占庭皇帝战死、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及威尼斯幸存者们的名字。政府立即向全市公布了消息，元首官邸被来打探亲人安否的市民挤得水泄不通。然而，除了侥幸逃生的战船的报告之外，政府没有更多的确切情报，因此也无法给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复。

次日早晨，威尼斯火速派使节前往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锡耶纳（Siena）等西欧诸国，就连正在与威尼斯交战的热那亚和米兰也没有落下。当然，威尼斯更不会忘记向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法国国王以及西班牙国王报告消息。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期，通过那些在君士坦丁堡沦陷时逃往克里特岛、罗德岛的人们，消息陆续在西欧传开，匈牙利和俄国也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方面得知了相关的情况。

整个西欧为之震撼。甚至是那些一直担心拜占庭帝国要灭亡的人们都没有料到那么快帝国就迎来了结局。西欧人高估了君士坦丁堡难攻不落的历史，也低估了年轻的穆罕默德二世。

然而，我们不能讥笑这些在事发之后才感到震惊的人们。日本某位政治家曾经说过：“政治的一寸之先是黑暗。”言下之意，是无法预料下一步的走向。历史的进程同样如此。后世之人回望那些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可以清楚地看见前因后果，但这并不代表就能够体会和传达当时人们的心境。今天我们看来很多必然会发生的历史事件，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一点儿都不是必然。历史上因总司令的猝死或军中暴发传染病而一夜之间改变战局的例子不胜枚举。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会将之称为“奇迹”。而更奇的是，类似的“奇迹”屡屡不断。

拜占庭帝国的衰弱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以此来指责当时的人们不在事前做好准备，却有欠公平。早在400年前，当拜占庭面临诺曼人威胁时，就已经向威尼斯讨救兵。可见，国体虚弱不是新问题。威尼斯大使向政府提交“面对土耳其的威胁，拜占庭束手无策”的报告，也是100年前的事情。如果非常的状态持续百年，它就成了常态。在那些心存侥幸的人们看来，即便是握有主导权的穆罕默德二世，都不一定能打破这个“常态”。因此，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消息，才会让西欧人犹如晴天霹雳。

无论如何，拜占庭这个被称为“东罗马帝国”的国家从此在地球上消失的事实，对所有人，哪怕是没有因此产生经济损失的人们，都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对于西欧人而言，古罗马是他们的母体。如今，一个被公认为古罗马文明继承者的国家彻底消失了。尽管拜占庭帝国的衰败日趋明显，昔日的荣光不再，但君士坦丁堡始终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座城市。

西欧人相信，只要去到君士坦丁堡，就能够找到自身文化的根源。不过，实际造访过那里的人仅在少数。因此，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这座由君士坦丁大帝建立起的带有双头鹰标志的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永远是他们心中的憧憬。现在，它被来自东方的土耳其民族，一个非基督教文明圈的异教徒国家夺走了。西欧人的沉痛，不言而喻。巧合的是，壮烈捐躯的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与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同名，这更令人唏嘘不已。

威尼斯的对策

西欧国家中最早得知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就是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也是最快做出因应对策的国家。与那些与东方没有直接关系，大可沉浸于悲愤之中，高喊着组织十字军讨伐异教徒的国家的处境不同，威尼斯人还需依靠与东方的贸易为生。

7月4日，两艘战船回到威尼斯。政府即刻命令船长阿尔维斯·迪耶多前往元老院，做情况说明。很遗憾已经找不到当时的会议资料，只有一份当时担任战船医生的尼科洛·巴尔巴罗（Nicolo Barbaro）所写的记录。巴尔巴罗的记录内容详细、文笔冷静，日后被认定是关于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最可靠的资料。想来船长在元老院所做的报告内容，应该与巴尔巴罗的记录相差无几。威尼斯的船只向来有归国后提供详细报告的习惯，估计船长应该是在从内格罗蓬特开往威尼斯航行期间完成了报告书。

深感事态严重的威尼斯政府，开会讨论至深夜。其间，除了健康原因无法久坐的人之外，其他人一律不准离席。当天的会议上便决定了相应的对策，而且很快地就付诸行动。

威尼斯政府首先向驻守克里特岛、内格罗蓬特的威尼斯总督，以及勒班陀的代理长官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他们加固防卫设施，储备粮食，以防土耳其军队的袭击。

同时，火速派特使送信给临时靠港在内格罗蓬特的海军司令雅各布·洛雷丹，命令他率舰队在爱琴海巡航，务必保证这一片海域的制海权。

洛雷丹另外还接受了两项命令。一是派快船去塞浦路斯岛，向与威尼斯保持友好关系的塞浦路斯国王转达威尼斯政府的决心，威尼斯一定会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土耳其的伤害。二是为去君士坦丁堡赴任的新大使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Bartolomeo Marcello）准备好船只，让他可以随时出发。马尔切洛原本是作为驻拜占庭帝国的大使而前往君士坦丁堡赴任的。当他离开威尼斯，抵达内格罗蓬特时，君士坦丁堡沦陷，于是只好在当地等候政府的指示。现在他的身份变成了出使土耳其的大使。

7月12日，大使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接到了以下命令：

第一，接令后立即从内格罗蓬特出发，前往位于阿德里安堡的苏丹宫殿。

第二，派特使送去1200达克特，这是政府拨出的作为购买献给苏丹的贡品费用。希望马尔切洛能有效地使用这笔资金。

第三，转达威尼斯政府无意终止在1446年与苏丹穆拉德缔结的双边条约的意向，并且向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说明，参加君士坦丁堡攻城战的威尼斯人，纯属其个人行为，威尼斯共和国对此深表遗憾。

除了以上的命令之外，政府还指示马尔切洛，如果苏丹拒绝按照以往的条件更新条约的话，必须向政府汇报，不能擅自做出决定。相反，如果苏丹同意条件不变再续契约的话，必须以交还在金角湾被扣的威尼斯商船，以及所有在押的威尼斯市民为前提。

对于土耳其势必要求的人质的赎金，政府保证支付。但不能暴露此事，要让对方相信赎金是由人质家属支付的。

以上便是威尼斯政府迅速做出的应对土耳其的东方政策。不过针对国内和西欧，仍然有成堆的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需要增强海军的力量。政府用征税所得（向有产阶级征收某类所得税，是威尼斯政府急需资金时的惯例）向国有造船厂订制了50艘军用加莱船。此外，对克里特岛、内格罗蓬特等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基地提出了协助的要求。

其次是遗属的安置。7月17日，元老院批准前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米诺特的一个儿子登上“亚里孟达”号船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找失踪的双亲和兄长。如果确认被捕，就支付赎金将他们带回祖国。除此之外，米诺特之子还肩负着帮助其他威尼斯市民打探亲属消息的任务。

对于那些已确认战死的国人的家属，政府也没有忘记给出相应的补偿。尽管在苏丹面前说的是“纯属个人行为，深表遗憾”一套话，可是在国内，政府必须向人民显示这些牺牲者是死得其所。民众们对遗属们都深表同情，政府以发放“遗属年金”的方式，回应民意。

7月18日，元老院决定，向在战役中与入侵金角湾的土耳其战舰同归于尽的雅各布·库克（Jacopo Cook）船长的家属支付抚恤金。库克的儿子获得终身“遗属年金”，他的女儿们在出嫁时，将由国家代付嫁妆。

8月28日，米诺特大使已遭处死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元老院决定，他唯一的女儿结婚时，国家将支付1000达克特的嫁妆，如果是进修道院，则发放300达克特作为给修道院的捐款。米诺特的遗孀和儿子们，每人将获得25达克特一年的终身年金。

9月18日，元老院再次决定，向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的指挥船上所有战死的船员家属发放年金。

10月12日，决定向雅各布·库克船上另外两名战死的船员发放年金。

10月17日，向另一名证实已战死的船员的家属发放年金。

11月24日，元老院决定，由国家出资，赎回帕斯夸莱·安东尼奥（Pasquale Antonio）。安东尼奥曾是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船上的主力战士，君士坦丁堡沦陷时遭俘，后来被土耳其人卖作奴隶。

12月10日，元老院决定，向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的家属发放350达克特。这位在君士坦丁堡攻城战中勇敢顽强的指挥官，沦陷后被俘。因家族无力支付全部赎金，所以不足部分由国家承担。

12月28日，决定向雅各布·库克船上3名战死的船员的家属发放终身年金。

以上的这些内容，仅仅是1453年所做的决定，之后不断有新的抚恤政策出台。政府之所以无法一次性全部解决，是因为要在证实战士阵亡或被捕之后，才能对其家属做出补偿。被俘的人们的赎金在1000到2000达克特之间，像雅各布·孔塔里尼（Jacopo Contarini）这种连土耳其人都久闻其名的富豪，赎金甚至高达7000达克特。国家对有能力支付赎金的家族，一律不给予援助，也不向战死的富裕贵族阶层发放遗属年金。

在对东方的土耳其以及国内的遗属做出相应对策的同时，威尼斯政府针对西欧方面的工作，也在进行。

继6月30日派特使去罗马向教皇报告君士坦丁堡沦陷和皇帝战死的消息之后，7月18日，威尼斯再次派人去向教皇说明向苏丹派遣大使的理由，再三强调威尼斯绝不是向土耳其妥协，派遣使节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威尼斯以西欧方面迟早会组织十字军东征土耳其，需要各国的共同协作为理由，恳请教皇出面调停，结束与米兰等国的战事。翌日，即19日，威尼斯又派特使去那不勒斯向阿拉贡王说明了意大利境内保持和平的必要性，希望他能做谈和的中间人。

8月8日，威尼斯政府与教皇派来的卡瓦杰尔（Carvajal）枢机主教就终结战争的议题进行了讨论。10日，威尼斯政府向各国传达了有意出席终战谈和会议的声音。

10月12日，各国终于达成共识，召开“和平”会议。威尼斯政府向出席会议的代表做出了详细的指示。与此同时，动员所有威尼斯出身的枢机主教进行游说工作，以防教皇改变心意。

在此期间，土耳其周边的各国纷纷参拜苏丹的消息，传到了威尼斯。那些使节们祝贺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并且希望今后与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苏丹一一接见了各国的使节，承诺土耳其不会侵略他们的国家。

不过，作为交换条件，苏丹向各国提出了交纳年贡的要求。热那亚人所属的希俄斯岛6000达克特，莱斯博斯岛（Lesbos）3000达克特，塞尔维亚王1.2万达克特，特拉布松皇帝2000，战死的君士坦丁皇帝的两位胞弟管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每人每年一万达克特。拒绝交纳年贡的，只有威尼斯和圣约翰骑士团。

此外，为恢复君士坦丁堡原有的人口数量，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实行强制人口迁移。消息很快就被威尼斯政府所知，他们判断穆罕默德二世的这个举动，是准备将首都从阿德里安堡迁往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攻城战之前因大批人的逃离，已经减至3万到3.5万。经历了战争以及战后的屠杀之后，人口数量再次大幅降低。侥幸活下来的人大都也成了奴隶。据说，苏丹从君士坦丁被带回阿德里安堡的少年们，大多在军队接受训练成为士兵。长相特别俊俏的，成了宫廷中的侍童，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在苏丹的寝宫，陪伴对男色也有兴趣的穆罕默德二世。也有少年因拒绝伺寝而掉了脑袋。

苏丹宫廷的侍童

堡返回阿德里安堡时，身后跟着两列奴隶队伍。当走在最前面的骑着战马的苏丹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山丘之中时，队伍后面还有人甚至尚未走出城门，可见被迫为奴的人数之庞大。

女人们的命运，大抵与少年相似。长得漂亮的，被送进苏丹或者是大臣、高官的后宫。既不貌美也不年轻的，则成了土耳其人的家奴。

所谓的君士坦丁堡变成一座空城，并非言过其实。毕竟有太多的人被杀或沦为奴隶。仅靠亚洲来的土耳其人移民不仅数量不足，都市的机能也无法正常运作。

于是，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强制那些已经属于土耳其领土的基督教国家的民众移居君士坦丁堡。城中居民的结构因此形成土耳其人与非土耳其人2∶1的比例。为了安抚这些非土耳其人，苏丹允许他们在基督教堂做礼拜。但由于城中以索菲亚大教堂为首的大多数教堂，都陆续被改建成清真寺，基督徒们也只能委曲求全地在挤在仅存无几的教堂里。

时间到了1454年的春天。威尼斯政府在前一年播下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4月18日，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特使，总算与土耳其签下了友好通商条约。

苏丹承认威尼斯商人在土耳其领地内通商、通航的自由权，条件是在土耳其境内行商的威尼斯人必须缴纳所得的2%的关税。由于在威尼斯领土内行商的土耳其人也需要缴纳同样比例的关税，再说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会向外国商人征收关税，因此在这一点上，威尼斯政府不算妥协。

除此之外，如果一方的商船在另一方的领土上遭遇海难，双方有交还船只、船员、货物的义务。在对方领土上死去的国民的财产，必须送返本国，不得就地接收。

在条约谈判的开始阶段，威尼斯政府便对特使下达了严格的指令，除了绝对保证威尼斯通商和通航的自由之外，还必须争取到威尼斯大使常驻土耳其首都的权利。对于后一项的要求，也获得了穆罕默德二世的首肯。

从签署的条约内容来看，威尼斯不仅成功地再次确保了以往同土耳其之间达成的协议，甚至连拜占庭帝国曾给予其的权利也大致被保留下来。唯一失去的，就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居住区享受治外法权的权利。

这份友好通商条约，充分显示了威尼斯与土耳其的不同立场。自由通商和通航，对于贸易立国的威尼斯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绝对条件，而非商业民族的土耳其对此并不重视。与在土耳其境内的威尼斯商人的数量相比，在威尼斯境内从事商业、需要缴纳2%关税的土耳其人，少之又少，而且他们大多是犹太人。

此外，条约中虽然规定了双方均有派大使常驻的权利，但真正落实这条规定的只有威尼斯一方。在收集情报以及保护在对方境内的同胞安全的问题上，威尼斯比土耳其有着更迫切的需要。

威尼斯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向主要国家派遣常驻大使的国家。而土耳其则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派出特使，而且往往是一些地位较低，或者是因为语言的能力而被任命的非土耳其民族的犹太人。对于外国的使节，威尼斯承认并尊重他们的外交官特权，而土耳其一旦两国关系紧张，便毫无顾忌地将对方的大使关进牢里。

一个国家重视外交，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意味着它无法单凭军力与他国抗衡。从15世纪中叶到16、17世纪乃至18世纪末共和国灭亡，负责威尼斯外交领域的，始终是共和国最优先的人才。虽然客观、冷静是外交官所必需的资质，但这些威尼斯外交官们精准的洞察力着实令人惊叹。他们所撰写的报告，一直是后世研究当时的欧洲，甚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这里我介绍一段雅各布·德·兰古斯奇写的报告，作为范例。兰古斯奇是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特使的副官，与大使一起就通商条约与苏丹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谈判。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22岁，身材匀称，体格魁梧，精通武艺，相貌威严，难以亲近，不苟言笑，小心谨慎，不带偏见。言出必行且无所畏惧。

“渴望像亚历山大王那样享有荣耀，每天让奇里亚科·安科拉（Ciriaco D'Ancora）和另外一位意大利人为他诵读罗马史。喜爱希罗多德（Herodotus）、李维（Livius）、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的著作，以及教皇们的传记、皇帝评传、法兰克王与伦巴第王的故事。通晓土耳其语、希腊语、法语，详知意大利地理。他有一张地图，上面用不同的颜色标示出埃涅阿斯生活的土地，教皇的居所、皇宫的所在地、欧洲各个国家的位置。他渴望统领天下，对地理和军事显示出极大的兴趣。还有，他会巧妙地提出诱导性问题。

“这样一位棘手的人物，是我们威尼斯不得不面对的对手。”

当然，威尼斯最后还是搞定了这位棘手的人物。洛伦佐·维多利代替马尔切洛，出任威尼斯驻土耳其的首位大使。

在西欧方面，威尼斯同样成功地从战争的泥沼中脱身而出。在与穆罕默德签署条约的9天前，4月9日，《洛迪和约》（Treaty of Lodi）签署。长达23年的北意大利战争终于画上了终止符。那不勒斯王国、罗马教廷、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意大利的5个大国以彼此制衡的形式建立起和平体系。这种势力均衡战略一直持续至现代，而世界史上首开先河的，就是《洛迪和约》。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现实中结成的国家同盟，往往不是基于相互理解和尊重，而是源自第三方的威胁。或者是因为眼下没有对立的必要，先签下和约，以防万一。

意大利的其他国家与威尼斯结成同盟是因为有第三方的威胁。而土耳其愿意与威尼斯缔结和约，是因为暂时不想与它为敌。只有威尼斯真正意识到结成同盟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即便是缔结了盟约，威尼斯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由于避开了东西两方战事，威尼斯的经济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繁荣。然而仅仅是这一个原因，便容易引起西方“友好国家”的妒忌。至于东方的土耳其，原本就是一个价值观大不相同的国家，与其交往，威尼斯始终是步步为营。

9年的时间过去了。威尼斯的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本土”获得的属地因政府的善政形势稳定，保证了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和连接西欧通路的安全。

在东方一侧，与全力经营君士坦丁堡市场因此一蹶不振的热那亚相比，将市场分散到埃及、叙利亚的威尼斯，受到的冲击较小，而且没用多久时间，便重新恢复了元气。

尽管如此，威尼斯依然不敢掉以轻心。在成了土耳其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那位以亚历山大大帝为榜样的年轻的伊斯兰教教徒仍然健在，仍然不停地叫嚣：“时代变了！西方征伐东方的历史已经过去！现在是东方向西方进军的时代！世界应该是一种宗教、一个帝国、一位君主！”

土耳其的西进

在穆罕默德二世看来，既然已迁都君士坦丁堡，以此地作为大本营，那么原本属于旧拜占庭帝国的领地当然都该属于自己所有。那些缴纳年贡的王侯们，等于承认自己是苏丹的附属国，那么，宗主国征服附属国完全在情理之中。因此，周边各国以缴纳年贡换取不受侵犯，对穆罕默德二世是说不通的。

位于东部的锡诺帕（Sinope）、特拉布松很快就被苏丹征服，西面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也成了土耳其的领土。所幸匈牙利人骁勇善战，才使得东方的基督教世界一息尚存。

伯罗奔尼撒半岛也不能幸免，每年向苏丹缴纳高额贡金的旧帕里奥洛加斯王朝的两位君主，面对强大的土耳其军队，同样束手无策。雅典、科林斯（Corinth）等主要城市相继沦陷，少年们被送进土耳其军团，女人们成为奴隶，存活下来的男人们，被强制迁往君士坦丁堡以填补首都人口的空缺。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发生过几次黑死病，在防疫措施齐全的威尼斯都深受其害的那个时代，这方面缺乏经验的土耳其的人口更是大幅度递减。每每出现这种情况，土耳其便从征服地区强制移民，补充人丁。

西北方的匈牙利勇敢善战，西南方也出现了一位英雄。他就是被教皇称赞为“基督教世界的骑士”的阿尔巴尼亚的君主斯坎德培（Skanderbeg）。斯坎德培年轻时，曾经作为人质在苏丹的宫廷生活。在得知父王，即阿尔巴尼亚国王去世的消息后，斯坎德培便逃出皇宫，回到了祖国。

斯坎德培手上握有两个“武器”：一是熟知土耳其人，二是阿尔巴尼亚多山的地形。凭借这两个强有力的武器，斯坎德培利用全面的游击战术，击退了穆拉德、穆罕默德二世两代苏丹的军队；以数千人的兵力，抵挡住了10万大军。打正规战，不赢即是输。而游击战则是只要不输，便是胜利。

一直到1468年死去，斯坎德培为阿尔巴尼亚奋战了整整24年。他的英勇事迹，连对手土耳其都惊叹不已。据说当土耳其军攻占了他墓地所在的教会后，士兵们掘开他的坟墓，将其遗骨切成小段，用皮绳系在颈上来辟邪。

威尼斯政府一直在经济上向匈牙利国王和斯坎德培提供援助。由于威尼斯与土耳其签订了友好条约，因此，经费只能通过教皇转交，而且表面上还必须做出与匈牙利王以及斯坎德培反目为仇的姿态。威尼斯就是用这种方式，享受了9年的“和平”。

“和平”开始出现阴影是在第八个年头的年中前后。1462年7月，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多科尼科·巴尔博（Domenico Balbo）向政府发去一封信件。

那个时期，苏丹对于寄往国外的信件，无论公文还是私信，都开始进行严格的审查，要送出真实的情报，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尽管如此，巴尔博大使依然想方设法，把土耳其正在达达尼尔沿岸加里波利组建舰队，9月将会行动的情报，传给了祖国。大使在之后的一封信中，又报告了另一个情况：出入苏丹宫廷的威尼斯人逐渐遭到排挤，而佛罗伦萨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多。

威尼斯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命令爱琴海舰队的海军统帅率舰队北上，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海域待命。不过，还特别加了一条指示，只要土耳其没有直接攻击威尼斯的领土，舰队在没有政府指令的情况下，绝不能轻举妄动。

爱琴海及其周边

苏丹很快就得知了韦托尔·卡佩洛（Vettor Capello）率领舰队移动的消息。他召见威尼斯大使巴尔博，解释说土耳其舰队的目的地不是威尼斯领土，而是热那亚。大使闻讯后立刻派出快船，通知卡佩洛统帅。没想到，土耳其人的动作更快。报信的快船在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便遇上了驶出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大舰队。从战斗力看，卡佩洛的舰队，再加上停靠希俄斯岛的另一支威尼斯舰队，完全能够战胜土耳其。可是，他们刚接到对方不打算攻击威尼斯的情报，而且也没接到政府的指令，所以威尼斯海军只能按兵不动，看着土耳其舰队从自己的面前驶过。

翌年，即1463年，归属热那亚200年以上的莱斯博斯岛沦陷。海军力量较弱的土耳其派大军登陆，摧毁了岛上坚固的要塞。岛上的5000名士兵和两万名普通人，终究无法抵挡8万人的土耳其大军。沦陷后，一般的平民仍然可以留在岛上生活，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被迫加入土耳其军团，文化人以及上流阶层的人们则被强制迁往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还带走了800名少男少女供自己享用，其中包括当时被誉为希腊世界第一美女的特拉布松皇帝的小姨子，同时也是莱斯博斯领主的妻子。以领主为首的300位重要人物最初以投降换取了性命。可是后来穆罕默德二世又改变了主意，将他们全部杀死。为庆祝胜利，苏丹举办了宴会。在受邀的意大利人中，不仅没有热那亚人，竟然连威尼斯人也被排除在外。

更严重的是，大约从两年前开始，土耳其的情报收集能力，逐渐赶上了向来以掌握高质量的情报为傲的威尼斯。

间谍们

从情报网的组成而言，威尼斯既有常驻的大使，也有大量活跃在土耳其境内的威尼斯商人，因此依然保持着一贯的优势。而土耳其一方没有设立驻外大使馆，甚至连商馆都要到17世纪以后才出现。在这一点上，两国有很大的差距。然而，威尼斯获取情报的途径，要么是靠国民的爱国心，要么是靠金钱收买间谍。相较之下，穆罕默德二世却无须花费什么心思，便有情报送上门。

苏丹穆罕默德的情报来源有4个：

第一个来源是拜访土耳其宫廷的西欧的文化人。意大利南部出生的古代研究家奇里亚科·安科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种类型的学者，只要给他们接触、研究古代遗迹和文物的机会，往往不会去介意提供机会的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奇里亚科不仅能够自由地进出罗马教廷，而且从穆拉德时代起，便获得了出入苏丹宫廷的自由。之后又遇上一个热爱古代史的穆罕默德二世，奇里亚科在宫廷里更是如鱼得水。苏丹赐予奇里亚科土耳其全境的通行证，让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投入研究。奇里亚科本人可能没有当间谍的打算，但他讲述的有关西欧的事情，以及在土耳其境内的所见所闻，对于苏丹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情报。苏丹攻打君士坦丁堡时，这个意大利人在土耳其的军营观看了战斗。向年轻的苏丹教授古希腊、罗马史的也是他。

虽然这位学者无意，但实际上却扮演了类似双重间谍的角色，因为教皇以研究费的名目，给予他经济上的援助。在罗马，他大概会像在苏丹的宫廷里那样，向教皇介绍土耳其的局势。话说回来，奇里亚科提供的情报价值不高，不涉及绝密的内容。不知是因为没有机会接触核心，还是他觉得这种危险的行为与自己真正的目的不符。总之，这种程度的情报泄露，对于威尼斯无伤大雅。

苏丹获取情报的第二个来源是拜占庭人，尤其是东正教的教士们。这些人原本就有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君士坦丁堡遭攻击时，西欧人不肯伸出援助之手，更加深了这种仇恨。有些教士曾经跟随皇帝去西欧求援，当时教皇和西欧国家君主们冷淡的态度，令他们刻骨铭心。除了情感上的缘故，为了让东正教能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继续生存，也是他们不得不接近苏丹的原因。

然而，这些希腊人能够提供的情报，内容也相当有限。威尼斯向罗马教会都不透露国家机密，更何况是这些东正教的教士。

情报的第三个来源，则是叛徒的密告。这些人不是威尼斯市民，而是威尼斯在海外基地的居民。他们背叛威尼斯的动机各异，或者是因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或者是为了获得丰厚的酬金。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人为了接近苏丹，献上威尼斯基地的要塞图；有人则愿意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土耳其制造与威尼斯同样的军舰。

尽管这类人数量不多，但由于内容涉及威尼斯的机密，因此一旦发现，威尼斯立刻会派杀手除掉告密者。这也是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一项重要工作。

对威尼斯打击最大的，是第四个情报来源。情报提供人的背后有佛罗伦萨撑腰，手上有美第齐家族提供的大量的资金，是相当麻烦的对手。

1460年，佛罗伦萨人贝内代托·代（Benedetto Dei）以雇员的身份，进入威尼斯大商人吉罗拉谟·米迦勒（Girolamo Michele）在君士坦丁堡的店铺。位于威尼斯租界的店铺原本就是大使馆与本国政府的中转站，再加上吉罗拉谟显赫的地位，出入店铺的大多是威尼斯有头有脸的人物。贝内代托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将打探到的消息传给了苏丹。他的行动虽然很快就被察觉，但是佛罗伦萨的间谍与苏丹宫廷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联系。

由于贝内代托身份的暴露，不再有来自威尼斯居住区的情报。然而，他对于穆罕默德二世的重要性丝毫未减。因为，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通过贝内代托，仍然源源不断地送来有关威尼斯的情报。

贝内代托·代从事间谍活动源自他的信念。他的祖国佛罗伦萨是一个盛产纺织品的国家。可是佛罗伦萨没有海港，只能通过威尼斯人才能将纺织品销往东方。佛罗伦萨曾多次出手想拿下海港城市比萨，却因为比萨人的顽强抵抗而屡屡遭挫。当得知是威尼斯在暗中援助比萨之后，当地爆发了反威尼斯的情绪。威尼斯在经济上不容他国超越的抑制政策，以及向“本土”扩张领土的行径，令佛罗伦萨忍无可忍。而打击威尼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去和土耳其打仗，以致于无法集中精力经营东方市场。这样，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境内的行动会更加自如，佛罗伦萨商人便能取代威尼斯商人，在东方市场拔得头筹。

这是美第奇家族的计划，同样也是贝内代托·代的希望。美第奇家族利用与威尼斯结盟的关系，尽可能地打探各种情报，传送给贝内代托，并且每年拿出5000达克特的巨款，让他购买贡品献给苏丹，以及贿赂大臣。这对贝内代托·代取得苏丹的信任，应该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威尼斯大使在报告中所言，在土耳其，若不行贿，简直寸步难行。土耳其官员喜欢受贿向来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送钱能解决问题，对威尼斯倒不是什么难事。令威尼斯大使深感绝望的是，穆罕默德二世对佛罗伦萨，尤其是美第奇家族表现出的好感。与威尼斯不同，佛罗伦萨与土耳其没有领土接壤，因此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除了这个原因之外，穆罕默德二世对于佛罗伦萨这个形式上为共和制，实际僭主却是美第奇家族的国家，相当地欣赏。

领袖喜欢与领袖对谈。而作为威尼斯政府的代表，与苏丹进行交涉的却是大使。哪怕大使出身贵族，再怎么聪明能干、长袖善舞，说到底仍是一位公务员，而不是君主。贝内代托·代所代表的却是无冕之王的美第奇家族。尤其是稍后将登上历史舞台，被誉为“豪华者”的洛伦佐·美第奇，是穆罕默德二世最为欣赏的人物。相比之下，极力排斥个人权力过度集中的威尼斯共和国，没有像“豪华者洛伦佐”那样巨星般的君主。

威尼斯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贝内代托·代存在的危险。曾经一度考虑暗杀他。但想到在背后指使的佛罗伦萨的意图，就算是杀了贝内代托，他们还是会派其他人来。于是威尼斯放弃了暗杀计划，将注意力放在意大利境内佛罗伦萨人的身上，并且去拦截土耳其与佛罗伦萨之间往来的信件。他们多次成功地拦截了贝内代托送出去的情报，不过，却没有能够阻止来自佛罗伦萨方面的信件。

就这样，逐渐疏远的威尼斯与苏丹宫廷的关系，在没有任何起色的状态下，迎来了1463年。

3月，穆罕默德二世突然召见威尼斯大使，向他提出严正的抗议。原来有一个土耳其人偷了10万阿斯普隆（Aspron，相当于2000达克特），逃到了威尼斯属地的莫东。莫东的总督不仅拒绝土耳其引渡罪犯，甚至还贪污了半数的赃款。大使闻讯后，震惊不已，向苏丹表示会立即展开追查，不日后再来报告结果。

可是，穆罕默德二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等待大使的报告。4月3日，土耳其大军在苏丹的命令下南下，攻克了威尼斯的属地阿尔戈斯，并且大肆抢劫了同属威尼斯领土的勒班陀、莫东周边地区。

事态发展至此，已无回旋的余地。威尼斯只剩下一个选择，要么放弃在海外的基地，要么迎战。经过激烈的讨论，元老院决定接受土耳其的挑战，因为在经济和海军实力上，威尼斯有绝对的信心，而且可以获得同盟国支持。

5月，海军在总司令洛雷丹的率领下，从威尼斯出发。继海军之后，由费拉拉公国的君主艾斯特（Este）侯爵率领的陆军雇佣军团，在威尼斯船队的运送下，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

莫东港口和城市

与此同时，威尼斯开始着手和匈牙利商讨结盟。不过，他们没有直接去找匈牙利国王，而是先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进行交涉。这两个国家为国境线的问题产生纷争，如果矛盾不解决，匈牙利国王不可能全力投入对土耳其的战争。

威尼斯政府的特使在台面上，说了一通基督教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对付异教徒的侵略之类的大道理，台面下用金钱收买了皇帝，成功地中止了日耳曼攻打匈牙利的行动。9月，威尼斯与匈牙利联手对抗土耳其的同盟正式成立。此时，阿尔巴尼亚的“基督教世界的骑士”斯坎德培仍然健在。

在西方运作的同时，威尼斯也没有忘记东方。通过驻当地的大使，威尼斯请求统治叙利亚、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保持中立。1453年，当君士坦丁堡沦陷时，马穆鲁克王朝曾经派使节去恭贺穆罕默德二世取得了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胜利，可是土耳其之后的领土扩张政策，引发了他们强烈的不安，因此让马穆鲁克王朝保持中立并不困难。

除此之外，威尼斯还派遣特使前往波斯。不过，这次他们希望波斯王参战，而不是保持中立。作为回报，威尼斯海军将帮助波斯王攻克小亚细亚的沿岸，当然还有金钱援助。说服波斯王的工作也相当顺利。

威尼斯的计划一旦全面启动，土耳其便会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事实上，战况也的确对威尼斯有利。

在洛雷丹的指挥下，威尼斯海军轻而易举地夺回了阿尔戈斯。没有一艘土耳其的军舰敢从达达尼尔海峡出海挑战，威尼斯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对爱琴海的控制权。可惜，还是没能夺回莱斯博斯岛。由于岛屿面积较大，需要大量的陆军从海上登陆，从陆地发起攻击，而威尼斯并没有大规模的陆军部队。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的艾斯特侯爵率领的雇佣军团，面对擅长陆地作战的土耳其军队，毫不畏惧，奋勇作战。反倒是穆罕默德二世亲自率领的大军，因屡屡遭到斯坎德培的阻击，久攻不破，士气渐渐变得低落。同盟军军不仅守住了威尼斯的属地，而且不止一次地对被土耳其占据的城镇发起了攻击。

而此时的西欧竟然再次发起了十字军运动。不过，这场运动完全是源于教皇庇护二世（Pope Pius II）个人的狂热，各国君主是被动卷入其中。现实主义的威尼斯，宁愿相信与土耳其有利害冲突的埃及、波斯，哪怕他们是异教徒，但对于和土耳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西欧君主们的高谈阔论，却十分怀疑。威尼斯人表示，在其他国家没有动作之前，绝不参加十字军。没想到，各国这次竟然行动了起来。于是，威尼斯决定遵从教皇的指示，元首亲自率领舰队，到达了集合地的安科纳港。结果，这场“最后的十字军”东征计划，因庇护二世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基督教世界中站在抗击土耳其第一线的，最终只有事关国家存亡的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威尼斯。

话说这三个国家虽然善战，却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样，土耳其方面也不怎么顺心如意。北边有匈牙利军深入波斯尼亚，西边的斯坎德培令他们束手无策，不仅是穆罕默德二世暴跳如雷，疲于四处征战的士兵们的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雪上加霜的是，苏丹的健康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年仅33岁的穆罕默德二世身体已经开始变得肥胖。也许是体重影响了心脏，他甚至连骑马都很困难。这位曾经不知疲倦、征战各地的剽悍男人，待在君士坦丁堡兴建中的托普卡帕皇宫足不出户的日子越来越多。威尼斯政府断定，眼下正是谈和的好时机。

1465年2月，威尼斯大使保罗·巴尔巴里戈（Paolo Barbarigo）前往苏丹宫廷，与宰相商议停战和谈的可能性。会谈中，宰相指责威尼斯共和国不应该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开战，大使则反驳威尼斯是迫不得已。尽管双方各持己见，但土耳其还是释放出“有名誉的谈和”不是不可能的信号。

7月，威尼斯及其同盟提出了明确的条件。威尼斯要求归还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个基地和莱斯博斯岛。匈牙利国王则要求土耳其正式承认匈牙利在波斯尼亚的地区已经既成事实的控制。对此，土耳其迟迟不肯做出回应。双方的交涉进行到11月，突然被中止了。谈判中止的主要原因是埃及派特使前往威尼斯，转达了埃及苏丹打算从原本中立的立场改为倾向威尼斯的意图。除此之外，穆罕默德二世利用土耳其人不断扩大的反威尼斯的情绪，将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关进监狱，没收他们的财产的举动，也促使威尼斯做出了中止谈判的决定。

翌年，即1466年，穆罕默德二世再次亲自率军讨伐阿尔巴尼亚。就在他出征之前，威尼斯接到了潜伏在敌营的间谍的报告，说穆罕默德二世的肥胖症逐渐有所改善。恢复了健康的穆罕默德二世虽然打算一鼓作气拿下阿尔巴尼亚，但超过3万人的土耳其正规军，还是不敌斯坎德培和威尼斯区区4000人的联合军。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斯坎德培，极力避开平原作战，集中所有的兵力在山间打游击，成功地击退了强敌。

穆罕默德二世不仅打了败仗，连首都都难以返回。因为当时君士坦丁堡黑死病爆发，整个宫廷不得不转移到色雷斯的山区避难。穆罕默德二世怒不可遏，大臣们个个提心吊胆，生怕脑袋不保。在土耳其境内行商的威尼斯商人们，岂是被关进监狱就能了事。他们一个个被杀，尸体被扔在街上，不准掩埋。就连与土耳其没有战争的热那亚人，以及一直关系友好的佛罗伦萨人，都不幸被卷入其中，惨遭杀害。

然而，不到两年的时间，穆罕默德二世便一扫心中的阴霾。1468年1月，斯坎德培去世了。这对土耳其是天大的好消息，对威尼斯却是噩耗。

斯坎德培临死前，将阿尔巴尼亚托付给了威尼斯。由于长期的同盟关系，威尼斯非常清楚，阿尔巴尼亚人的骁勇善战，与斯坎德培个人的才华和威信有密切的关系，再加上威尼斯人也不是山民。所以，元老院还是决定，重启与土耳其的和平谈判。

在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会见了威尼斯派来君士坦丁堡的特使，也对他赠送的礼品郑重地表示感谢，可是却以特使没有他本人颁发的通行证，不具备使节的身份为由，拒绝谈判。特使不愿就此罢休，终于苏丹改口，称如果威尼斯放弃与匈牙利王国的同盟，宣告与它为敌，土耳其可以考虑谈和。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倒不是威尼斯对匈牙利国王有情有义，而是在斯坎德培死后，少了同盟国威尼斯打不了仗。谈判之事只好作罢。

不过，在1468到1469的两年里，威尼斯的领土没有受到土耳其的攻击。这是因为苏丹为平息安纳托利亚的叛乱远征去了亚洲。到了1469年年末，威尼斯收到不祥的情报，说小亚细亚在制作大量火药，并且征兵10万。加里波利、君士坦丁堡等地的造船厂，也在加紧建造大型军舰。

有关建造军舰的情报，是分析了与热那亚人有贸易来往的威尼斯商人的合同后，做出的判断。热那亚人购买了大量的涂料，而要找出涂料的买家，并不是什么难事。

另一方的穆罕默德二世对外散布消息，谎称舰队的目的地是黑海。不过，威尼斯没有上当。他们得到了情报，土耳其舰队的目的地不是向北而是往南，舰队规模包括120艘加莱船在内共有250艘战船。威尼斯预测土耳其这次的攻击目标是威尼斯属地的内格罗蓬特。被委任为海军总司令的尼科洛·卡纳莱（Nicolo Canale）率领35艘加莱战船，即刻从威尼斯出发，前往内格罗蓬特。

内格罗蓬特攻防战

内格罗蓬特是一座在雅典的北方，位于爱琴海上的岛屿。虽说是一个小岛，面积大约也有克里特岛的2/3大。它与希腊本土之间仅隔着一道狭窄的海峡，以至于看上去像本土的延伸，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岛屿。这里自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一直是威尼斯的殖民地，整整持续了270年。

走希腊定期航线的商船船队，从威尼斯起航后，沿着亚得里亚海南下进入地中海，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端，然后就会在内格罗蓬特做第一次靠港停留。海峡风平浪静，据说当年前往特洛伊的希腊联军的船队就是选择在此集合的。正因为条件良好，内格罗蓬特成了前往君士坦丁堡、黑海的商船的最佳中继站，同时也是希腊物产的集散地。

有计划且持续性地维系贸易线路，向来是威尼斯政府极其重视的问题，并将之视为国家繁荣的关键。因此对威尼斯而言，内格罗蓬特的重要性一点儿不亚于克里特岛。当地总督的地位和权力，完全与驻君士坦丁堡、埃及的大使，以及克里特岛的总督平起平坐。时至今日，岛上依然保留着很多威尼斯殖民时期所建造的要塞，当年威尼斯共和国对它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穆罕默德二世首次亲征威尼斯所选定的目标就是这个内格罗蓬特岛。

内格罗蓬特及其周边

为了威尼斯的一个基地，土耳其动用了超出常规的大军，可见穆罕默德二世势在必得的决心。总数12万人的土耳其陆军部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由马其顿，沿着陆地一路南下。同时，包括120艘加莱船在内的250艘军舰也从君士坦丁堡起航，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据潜伏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威尼斯间谍的报告，海面上船桅的数量如森林般茂密。

而防守一方的威尼斯军队，陆军战斗力几乎为零。这么大一个岛屿，不可能做到全面的防守，以当地的威尼斯市民和自愿参战的希腊人的数量只能采用据点式防御。主力全部集中在内格罗蓬特最大港口的面对海峡的要塞，由当地总督负责指挥作战。

在海军的数量上，威尼斯也处于劣势。相较于土耳其250艘战船，威尼斯连同53艘加莱船在内，统共才71艘。不过，威尼斯毕竟有悠久的海上通商传统，相反，土耳其人则海上经验不足。他们虽然使用了大批被征服的希腊人充当水手，可是战斗力大概只有海洋国家的威尼斯、热那亚的1/5到1/4。因此71艘战船对抗250艘战船，应该是绰绰有余。

当然，这是海战时两军实力的差距。穆罕默德二世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极力避开海上作战。而威尼斯的海军总司令尼科洛·卡纳莱，却是一个和穆罕默德性格完全相反，缺乏临机应变能力的人物。

1470年6月初，接到土耳其海军从达达尼尔海峡出发的报告的卡纳莱，派快船出海侦查，如果对方以60艘为一组，组成舰队，说明有挑战之意。不料，侦查船看到的土耳其舰队却是紧紧挤成一团，犹如提防骑兵袭击的步兵。闻讯后，卡纳莱司令官决定让从克里特岛过来的援军，在距离要塞不远的另一个港口待命。就这样，毫发无损的土耳其海军，6月15日抵达内格罗蓬特，与已经到达的陆军顺利会合。

亲临前线指挥的穆罕默德二世，没有浪费时间，在6月25日发起了第一次的总攻。到底是长年以来作为威尼斯的重要基地，内格罗蓬特军民的防守相当坚固，土耳其损失了1.6万人的兵力，30艘战船被烧毁。30日发起的第二次总攻，再次以失败收场。7月5日和8日的强攻，依然未果。守军们士气高涨，因为他们坚信强大的威尼斯海军马上就会赶来救援。

穆罕默德二世改变了战术。他在风平浪静的狭窄海峡上用小船搭起了舟桥。尽管岛上的守军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止，可是没有来自海上攻击的土耳其军还是完成了舟桥的建设。

岛上的守军在要塞的塔顶上挂起了黑旗，督促海军加入战斗。从塔顶往下看，通过临时建造的舟桥运过来的一排排大炮，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齐刷刷地对准着城门。海面上，一艘威尼斯的战船不忍岛上的同胞受难，无视总司令的命令，擅自冲向敌人的阵群。就在城墙上的守军眼前，这艘战船犹如闯进马蜂窝般似的被土耳其的军舰打得稀烂。

7月11日，土耳其军队开始了第五次总攻。穆罕默德二世从要塞中逃出来的希腊人那里了解到城墙的薄弱之处，于是集中火力不断狂轰。本国海军的按兵不动，敌人不分昼夜的炮击和耶尼切里军团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军歌，令守军陷入了彻底的绝望。翌日，即12日，在得到土耳其人不斩首的承诺之后，总督决定投降，内格罗蓬特终于陷落。它面临的是土耳其人已形成惯例的屠城。

就在同一天，洛雷丹率领的23艘战船和韦尼耶指挥的16支船队，相继到达内格罗蓬特。可是当这些卡纳莱司令盼望已久的援军抵达时，已经沦陷的城中，土耳其人正在对以总督为首的威尼斯要人们处以极刑。

穆罕默德二世遵守了不斩首的诺言，将威尼斯一方要人们的身体铡成两截。年轻的威尼斯人及其他西欧人，还有一些地位尊贵的希腊人都被当作奴隶，带往君士坦丁堡，女人们也难逃为奴的命运。

因内格罗蓬特的沦陷所带来的损失十分巨大，连与苏丹保持友好关系的佛罗伦萨都高达40万弗罗林（起源于佛罗伦萨的一种欧洲货币），另外还有700人被杀或沦为奴隶。传统上与东方没有贸易往来的佛罗伦萨的损失如此，威尼斯的受害程度，一向以正确统计闻名的威尼斯政府，这一次也无法估量。

手绘内格罗蓬特地图

7月26日，城陷两周之后，穆罕默德二世留下两万兵力留守内格罗蓬特，率领舰队返回君士坦丁堡。陆军部队像以往一样，押着两列长长的奴隶队伍，从陆地回国。

未战已败的威尼斯海军，此刻面临是否迎战土耳其海军的抉择，已经没有时间等待政府的命令。顺便提一句，威尼斯政府接到内格罗蓬特沦陷的消息是在7月30日。

如果返航的土耳其舰队向追踪而来的威尼斯海军开火，威尼斯方面一定会和他们结结实实地打一场海战。可土耳其海军无意开仗，它们组成密集型的队形，一心一意向北航行。见此情形，威尼斯舰队指挥官们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打，另一派则认为，为确保日后的制海权，应该保存实力。类似的争议，往往是时间拖得越长，保守派就越占上风。这一次也没有例外。于是，土耳其海军一路顺风顺水地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胜利回国。

另一方的威尼斯政府，在接到内格罗蓬特沦陷的消息之后，震惊万分。陆军战力不足是在预料之中，但他们相信海军应该是做好了完全的准备。面对优秀的威尼斯海军，无法突破封锁的土耳其海军，终究会疲于作战，放弃攻击。谁也不相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防线竟然就被彻底攻破。

威尼斯政府决定解除尼科洛·卡纳莱总司令的职务。接任的莫切尼戈受命再次组成舰队，随身带着召回尼科洛·卡纳莱的命令，火速从威尼斯出发。

在卡纳莱尚未回到威尼斯之前，“十人委员会”已经开始就其犯下的罪状进行审议。从舰队的指挥官和船员，很多人都出面指证，不满他的指挥能力。不过，审判还是等到卡纳莱归国之后，才正式进行的。在听完他的辩白之后，元老院投票表决，判其有罪的140票，无罪的28票，弃权35票。最终，卡纳莱以救援内格罗蓬特不力和错失歼灭土耳其海军机会的罪名，被判有罪。

尽管罪名成立，但由于卡纳莱既没有叛国，也没有临阵脱逃，罪不至死。他被终身流放到一个叫波尔托古鲁阿罗（Portogruaro）的小渔村，并罚没全部薪金。罚没薪金的一半上交国库，一半用来支付内格罗蓬特阵亡者的家属年金。

尼科洛·卡纳莱被判刑之后，各国君主纷纷出面为他求情。卡纳莱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曾历任驻罗马、米兰、葡萄牙、法国的大使，各国联合召开的十字军、和平谈判等会议上，也常常见到他的身影。尼科洛·卡纳莱可以说是最为外国人所知的威尼斯人。然而，威尼斯政府不为所动。不仅没有改变判决，甚至再也不愿意任用这类国际知名度很高的知识精英充当指挥官，而是选择那些尽管默默无闻，却有海军经验的人。以这个标准新选出的海军总司令皮耶托·莫切尼戈不负众望，重整了因不战自败而军心涣散的威尼斯舰队。

然而，威尼斯渴望和平。除了痛失内格罗蓬特之外，与土耳其7年的战争中大批精英的牺牲也让国家不胜负荷。再加上斯坎德培死后，不擅于陆地战的威尼斯不得不站在防守巴尔干地区的最前线。

威尼斯政府通过各种办法寻找和谈的机会，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穆罕默德二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君主。在他的宫廷中，类似将战败的指挥官斩首示众，杀掉不顺眼的宰相等事情时有发生。因此，土耳其宫廷内找不到能够影响他的人物。就算是其生母，虽然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终究只是后宫里的一个女人。穆罕默德的母亲原本是基督徒，作为奴隶被送进了后宫。地位卑微的她，大概从来没想过要去影响大权在握的儿子。而穆罕默德二世那些包括希腊公主在内的妻妾们，同样如此。

可是，有一个人是这位强势的穆罕默德二世唯一尊重的女性。她是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穆拉德的妻子、塞尔维亚公主玛拉。玛拉自己没有孩子，穆罕默德二世算是她的义子。尽管身处土耳其的后宫，但玛拉始终保持着基督徒的身份。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基督徒能在重重障碍下继续保持信仰，据说就是玛拉向穆罕默德二世进言的结果。威尼斯政府设法接触到了这位女性。

玛拉立刻将威尼斯的意图转达给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表示，如果威尼斯有意，土耳其愿意接受和谈。并通过玛拉，向威尼斯送去了土耳其境内的通行证。

威尼斯政府任命尼科洛·库克（Nicolo Cook）和弗朗西斯科·卡佩罗（Francesco Capello）为特别使节。这两人都有长期在土耳其境内经商的经验，是公认的土耳其通。

政府向特使明确指示了谈判的条件。土耳其必须保证不侵犯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区域的领土，交还内格罗蓬特。如果对方答应归还，威尼斯共和国将分5次共支付25万达克特。这是威尼斯的底线。内格罗蓬特沦陷还不到三个月，威尼斯已经派出特使与土耳其谈和，可见他们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停战。

抵达君士坦丁堡的两位特使，首先礼节性地拜见了苏丹，然后与宰相进行谈判。宰相提出的条件是，威尼斯必须将所有爱琴海的岛屿“归还”土耳其，每年交付10万达克特的贡金以换取在爱琴海一带通商的权利。

面对土耳其的强硬态度，两位特使哑口无言。最后他们回答说，如果要接受这样的条件，威尼斯宁愿选择丧失“本土”所有的领土。

苏丹闻讯后，震怒之下没收了特使们的通行许可证。特使之一的卡佩罗不久便在君士坦丁堡病故，另一位库克乘坐渔船逃到雷母诺斯岛（Lemons），从那里搭乘威尼斯的商船回到祖国，向政府报告了谈判破裂的经过。

没想到事情过去不到一年，土耳其方面竟然主动提出了停战的谈判。土耳其使节带着玛拉的引荐信，搭乘威尼斯的商船来到威尼斯，转达了穆罕默德二世提出的停战条件：威尼斯“归还”包括克里特岛在内的爱琴海所有领土，转让科孚岛和支付5万达克特的年贡。

威尼斯政府不得不承认，双方的想法南辕北辙，完全没有对话的基础。把守亚得里亚海出口的科孚岛，威尼斯当然不可能放弃，以克里特岛为首的位于爱琴海各个基地，对于通商国家的威尼斯同样至关重要。就是靠这些“小站”连接起的“高速公路”，威尼斯商船才可能在海上自由通行。

至于缴纳年贡，尽管威尼斯不能接受这种形式，但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对威尼斯向来都不是问题。威尼斯领土虽小，在经济上却是一个凌驾于法国、西班牙等大国之上的强国。

然而，穆罕默德二世开出的停战条件，实在让威尼斯没有回旋的余地，谈判再次以破裂而告终。两次的交涉未果，让威尼斯政府意识到，只要穆罕默德二世活在这个世界上，威尼斯就不会有好日子。

试图暗杀

暗杀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计划，在威尼斯与土耳其尚未交战的1456年就已经开始。从1456到1479年的23年间，威尼斯曾经策划了14次暗杀行动，除了一次之外，其余的行动都属于杀手的“毛遂自荐”。所谓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从希腊的船员、天主教的教士、佛罗伦萨出生的贵族、来自克拉科夫（Krakow）的波兰人、阿尔巴尼亚的外科医生兼理发师，威尼斯的经济实力，吸引来各路人马。有关这些“毛遂自荐”者的资料，都登记在“十人委员会”的秘密档案中，对那位教士甚至清楚地列出了他暗杀所需要的详细经费。从“十人委员会”的档案只记录了一次详细的预算和支出来看，威尼斯对这种自荐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可能是他们不信任这些杀手及其暗杀手段，或者是顾忌失败后的风险。不过，“十人委员会”唯一表示出积极态度的，是1471年的暗杀计划，因为刺客是苏丹的御医。

雅各布·达·加埃塔（Jacopo da Gaeta）是出生于那不勒斯附近的加埃塔（Gaeta）的意大利人。当时的教皇尼古拉五世认为犹太人的律师或医生会通过职业给基督徒带来不良的影响，下令驱逐犹太人。雅各布因为父亲是犹太人的缘故，不得不离开意大利。

离开意大利之后，雅各布去了土耳其。土耳其人由于不擅长医术和经商，因此非常欢迎这方面的人才。雅各布成了苏丹穆拉德的御医。穆拉德死后，他继续侍奉穆罕默德二世。身为御医，自然是要和苏丹如影相随。雅各布在苏丹的敞篷里，目睹了包括攻打君士坦丁堡、内格罗蓬特等在内的各种战斗。

穆罕默德二世对这位御医无比信赖。尤其是在他30岁后身体开始肥胖，连骑马都有问题以后，这位犹太御医更是成了他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不知雅各布用了什么方法，他配制的药对治疗肥胖非常有效。因此，他不仅享有高额的俸禄，而且还获得苏丹赐予的“帕夏”的称号（pasa，土耳其高级文武官员的称号）。从来都是独自用餐的穆罕默德二世，唯一允许与他同席（虽然不能同食）的就是雅各布。对于爱喝葡萄酒的苏丹，雅各布也是宫中唯一一位从健康的角度而非《古兰经》戒律，予以劝阻的人物。

雅各布·达加埃塔与威尼斯方面的接触缘来已久。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双方的交往是从1457年威尼斯向他馈赠30布拉乔奥（braccio，古意大利长度单位）的红丝绒开始的。之后，威尼斯大使又陆续向他赠送过几次礼品。特别是从1463年威尼斯遭苏丹宫廷冷落之后，大使与雅各布见面交谈几乎成了威尼斯接触土耳其宫廷的唯一渠道。

这位犹太医生亲近威尼斯，并非只是看中豪华的礼物，主要是因为威尼斯是西欧诸国中，唯一没有接受教皇反犹太政策的国家。

雅各布为什么会在1471年计划暗杀苏丹的动机至今不明。不过，威尼斯政府很清楚，土耳其宫廷中对雅各布的得志颇感不快的大有人在，更何况他是一个犹太人，生死予夺全在苏丹的一念之间。也许是雅各布做了权衡，如果穆罕默德二世猝死，必然会引发宫廷大乱，倒不如自己动手，反而容易应对局势。不过，他却无法将自己的意思转达给威尼斯方面，因为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没有一个威尼斯人。

1471年9月，佛罗伦萨人兰多·德利·阿尔比齐（Landol degli Albizzi）带着雅各布的信件来到了威尼斯。威尼斯政府判断此事需要绝对保守秘密，于是先将兰多藏在了深受信赖的曼托瓦驻威尼斯大使的宅邸里。之后，“十人委员会”的成员们前往大使家中，向兰多打听详情。兰多·德利·阿尔比齐来自佛罗伦萨名门阿尔比齐家族。因为与美第奇家族斗争失败，阿尔比齐家族遭到放逐。与分散在意大利境内的家族的其他成员不同，兰多流亡到了君士坦丁堡。由于佛罗伦萨牢牢地被美第奇家族掌控，兰多很难回国。可是，也正因为阿尔比齐家族的复兴已经无望，回归故里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

通过雅各布的信件以及兰多的说明，“十人委员会”的成员们了解了以下情况：

雅各布·达加埃塔将在第二年，即1472年3月到5月底之间，毒杀穆罕默德二世，酬金一万达克特。除此之外，由于雅各布事后必须放弃所有的财产逃离君士坦丁堡，因此还需要2.5万达克特的补偿金。总计3.5万的达克特在事成之后支付。雅各布提出的“暗杀费”，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毛遂自荐”者的要求。那些杀手们索取的金额，最高也没超过500达克特。

不过，“十人委员会”还是一致接受了雅各布开出的价格。对他提出的希望获得威尼斯的市民权和以后居住在威尼斯市内的要求也一并答应。兰多也提出了希望在事成之后，每年获得500达克特的年金，对此，委员们也表示同意。另外他们还答应兰多，会想办法说服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帮助他重返祖国。

一个月之后，带着威尼斯回复的兰多乘坐威尼斯的商船悄悄地离开了威尼斯。可是，到了克里特岛之后，他便失去了音讯。他究竟是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被杀，还是在抵达君士坦丁堡后遇害，威尼斯始终没能搞清楚。而穆罕默德二世，在1472年5月之后，仍然活着，那位犹太医生，仍然担任着御医，一直到1481年以后才断了消息。据说他是在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后的混乱中被杀的。

暗杀行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所幸，由于相关的记录被“十人委员会”作为最高机密收藏，至少消息没有被泄露出去。

外交尝试

尽管与土耳其的战争打打停停，但只要两国不解除敌对的状态，就无法避免威尼斯在商业上继续蒙受损失。面对严峻的局势，威尼斯不能坐以待毙，他们决定不惜任何手段打击土耳其，迫使对方改变强硬的态度，重新坐回谈判桌。

由于土耳其始终避开海战，威尼斯无法与它正面交锋，所以必须找到能够打陆地战的伙伴。除了早已结下同盟的匈牙利之外，与波斯共同作战的体系也开始了运作。当年波斯王乌宗·哈桑（Uzun Hasan）赠送给威尼斯元首的由翡翠和黄金制作的器皿被保留至今。它不仅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也体现了波斯愿与威尼斯联手的诚意。

然而，穆罕默德二世并没有落入威尼斯的圈套。他不会愚蠢到全线开战，同时去对付西边的匈牙利、南边的威尼斯和东边的波斯。只要军舰不驶出达达尼尔海峡，威尼斯就奈他莫何。土耳其一方面按兵不动，一方面私底下与匈牙利签订了紧急停战条约。

从匈牙利的角度而言，由于地处西欧基督教世界抗敌的最前沿，只要坚持与土耳其作战，就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威尼斯和罗马教廷金钱上的援助。如果土耳其人侵入国境，自然是要拼死抗争，倘若没有，停战歇息一阵反倒是好事。当时的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维努斯（Matthias Corvinus）是一位非常高明的君主，军队都采用了雇佣兵制，面对土耳其提出的有利的停战条件，他立即表示了同意。这样，穆罕默德二世便能专心致志地去对付东边了。

1472年10月，土耳其做好了对波斯发动战争的准备。5日，土耳其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波斯方面前进。12日，穆罕默德二世乘坐的御用船，也渡过了海峡。苏丹出征这一次带上了长子和次子，留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只有年仅12岁的三子。另一方的波斯军队，也从首都大不里士（Tabriz）出发，向西挺进。

土耳其派出了正规军10万，再加上非正规军，人数高达19万。而波斯军队只有5万的兵力。

这个消息来自卡泰里诺·泽诺（Caterino Zeno）的报告，他是作为威尼斯的特使，去波斯商谈同盟事宜的。在缔约之后，泽诺并没有回国，而是随波斯国王一同出征。不用说，他的行动当然是出于威尼斯政府的指令。

据说，土耳其和波斯两位东方国的君主都是根据占星术来决定作战行动的。穆罕默德二世的占星结果如何，不得而知，波斯王乌宗·哈桑得到的是令他十分欣喜的吉兆。占卜预言似乎很准，战事的初期，形势对波斯军相当有利。深入不毛地带的土耳其大军，不仅遭遇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还得面对军粮不足的问题。这次打得不是攻城战，两军在库尔德斯坦（Kordestan）辽阔的荒地上，边打边移动。险恶的地形和亚洲冬季严酷的气候，让非正规军占多数的土耳其军队举步维艰。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波斯军，利用他们擅长的骑兵战术，赶在对手之前抢占优势，趁机歼灭那些与大部队走散的土耳其兵。

然而，巧妙的奇袭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经历了严冬的土耳其军队，士气并未消减，年过40的统帅穆罕默德二世，与生俱来的敏锐加上岁月的历练，让他越发成熟、智慧。他之所以组成大军，应该是事先估算过兵力的折损。

1473年8月，隔着幼发拉底河，土耳其和波斯两国的军队首次正面交锋。从波斯军的阵营望过去，土耳其红底上一轮白色新月的旗帜如海浪般翻腾不息。当这股红旗的浪潮向波斯一方涌来之时，宣告战斗正式开始。

战斗持续了8小时，土耳其军队最终大获全胜。大叫着愿付赎金的俘虏们话音未落，头已落地。只有那些波斯的工匠和学者幸免一死。穆罕默德二世打算将君士坦丁堡完全打造成一座土耳其帝国的首都，眼下正需要这些技术人力。波斯王哈桑在军队节节败退时临阵脱逃，总算是保住了一命。虽然他承诺威尼斯特使一定会再打一场雪耻之战，不过威尼斯却开始与波斯拉开了距离。

铲除了东面的敌人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精力转移到了西面。这一次他本人坐镇君士坦丁堡，将指挥权交给手下的大臣，军队兵分两路离开了首都。由于和匈牙利国王签订了停战条约，所以这次的攻击目标是威尼斯。不过，土耳其依然极力回避海战，从达达尼尔海峡没发出一艘战舰。

由骑兵组成的土耳其骑兵团，经过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从北面进入了位于威尼斯“本土”北方的弗留利，在当地大肆掠夺和杀戮。

骑兵团的指挥官伊斯肯德尔贝克，有着热那亚人的父亲和希腊人的母亲。他本人在年轻时改宗信仰了伊斯兰教。在这位原基督徒率领下的土耳其骑兵团，像疾风一般势不可挡。从圣马可教堂的钟楼，威尼斯人可以看见几十公里外被烧毁的房屋冒起的阵阵浓烟。土耳其人烧杀抢劫之后又像风一般地消失，却给威尼斯人留下了可怕的阴影。因应弗留利居民的要求，威尼斯政府派兵前往当地，这也是威尼斯首次在“本土”常驻军队，以防土耳其的攻击。

土耳其的另一支部队，是以步兵为主的8万大军。他们对阿尔巴尼亚最重要的据点斯库塔利发起了攻击。斯坎德培在临死前将阿尔巴尼亚托付给了威尼斯。之后，威尼斯通过派遣代理长官，以及海上补给，维持着当地的安定。土耳其人这一次决定一鼓作气拿下这里。

不料，第一次的斯库塔利攻防战，以威尼斯取胜而告终。穆罕默德二世任命的土耳其军司令官苏莱曼·帕夏（Suleyman Pasha）是苏丹的男宠，当然性取向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此君没有什么军事才能。这对于威尼斯是一个幸运。尽管当地疟疾流行，在威尼斯代理长官安德烈亚·洛雷丹（Andrea Loredan）临机应变的指挥下，阿尔巴尼亚人团结一致，奋勇抗战，熬过了一个半月的围城战。土耳其对打了败仗的将军几乎是毫无例外地一律斩首，唯独对帕夏仅以降职惩处。

时间来到了1475年1月6日。威尼斯元首官邸大厅撤下开议会时所用的椅子，腾出空间，举办盛大的舞会，欢迎那不勒斯国王的弟弟阿拉贡王储费德里克（Federic）一行。夜半酒酣之时，内务长若无其事地走到元首背后，在他耳边窃窃私语。当时的元首是皮耶托·莫切尼戈，他在内格罗蓬特陷落后，曾被任命为海军司令，重整士气，成功地夺回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

听完内务长的耳语之后，莫切尼戈也不动声色地起身离席。隔壁的房间里，苏丹的义母玛拉派来的使臣正在等候，他向元首转达了苏丹谈和的意愿，并带来了土耳其境内的通行证，供去君士坦丁堡谈判的威尼斯使节使用。

元首立刻悄悄地通知了“十人委员会”和6位元首辅佐官。从宴会上直接坐到会议桌上的高官们，个个都是一身华服，但每个人的神色都很凝重。穆罕默德二世为何在这个时候提出和谈，他真正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大家不得其解，因此当晚的会议上没有得出具体的结论。不过，这场在宴会边上的房间里进行的秘密会议，除了出席者之外，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就连阿拉贡王储这位以手腕高明著称的政治家，也没发现觉察出一丝异样。他对元首盛情的招待表示感谢之后，心满意足地返回了下榻之处。

从第二天早晨开始，“十人委员会”陆续召开了数次会议。他们并没有将此事告知元老院。就这样，原有的情报得到重新梳理，又有新的消息传来，委员们终于搞清楚了苏丹的动机。原来穆罕默德二世不仅在攻击斯库塔利的行动中失利，还面临着其他的难题。

波斯王试图东山再起，匈牙利国王也对土耳其摆出了攻击的姿态。还有比土耳人更残暴的斯拉夫族的瓦拉其亚人（Valachia），他们用尖木桩戳死人的暴虐行径，连土耳其人也不寒而栗。

在西欧方面，以罗马教廷为中心，各国开始商讨组建十字军讨伐的议题。米兰和佛罗伦萨都表示愿意各自拿出10万达克特作为军费。尽管威尼斯不相信东征会成行，但土耳其人不比威尼斯了解西欧各国并不团结的内情，他们对此还是心有余悸的。

最后，当接到消息说穆罕默德二世因最宠爱的次子穆斯塔法（Mustafa）在前一年去世而郁郁寡欢时，“十人委员会”做出了派遣谈和特使的决定。

可是，当特使吉罗拉谟·佐尔齐（Girolamo Zorzi）见到穆罕默德二世之后，却感到大失所望，因为土耳其的和谈条件与以往几乎没变。依然是要求威尼斯“归还”阿尔巴尼亚、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爱琴海的各个岛屿，并交纳15万达克特的年贡。无奈之下，佐尔齐特使以需要与本国政府商议为由，提出了暂时停战的要求。对此穆罕默德二世欣然答应，甚至给出了6个月的宽限期。

不料，还没过6个月，土耳其军就向黑海方面进发，攻占了卡法和塔那。这两个城市分别是热那亚和威尼斯东方贸易的最前沿基地。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意大利的海洋国家长期以来还是通过此地，与黑海沿岸以及俄国维系着商业的往来。

被土耳其人断了黑海通路的威尼斯，更不能将爱琴海诸岛拱手相让。在失去黑海、君士坦丁堡之后，东方市场只剩下叙利亚和埃及。威尼斯绝不能失去作为这条商业航线上转运基地的克里特岛。权衡之下，只能放弃与苏丹谈和。

翌年，即1476年，善战的匈牙利人从西面，威尼斯人从南面，联手抗击土耳其。特别是那些被土耳其人占领的临海基地，威尼斯利用高效的海上补给，一次次夺回了失地。而对手穆罕默德二世则一直待在君士坦丁堡。因为担心被行刺，他甚至很少离开托普卡帕皇宫。

时间来到1477年，由伊斯肯德尔贝克率领的土耳其骑兵团从北面逼近威尼斯的“本土”。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另一支大军从南面，再次向阿尔巴尼亚发起进攻。不过，土耳其人这次的斯库塔利攻城战，依然遭到了威尼斯守军的顽强抵抗，再次以失败告终。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仿佛只有匈牙利和威尼斯孤军奋战，而东方的波斯王乌宗·哈桑终究没能东山再起，在这一年离世。

年末，威尼斯“十人委员会”收到重大情报，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Ferrante），与其女婿匈牙利国王马泰奥·科尔维诺（Matteo Corvino）合谋，派遣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谈和。

一旦匈牙利脱离战线，单凭威尼斯根本无法抗敌。再加上拥有南意大利领土的那不勒斯国王如果投靠土耳其，威尼斯等于是在亚得里亚海出口的两侧同时受敌。为了避免被彻底孤立，威尼斯的当务之急是阻止匈牙利、那不勒斯与土耳其缔结同盟。

元老院决定重新开启与土耳其的谈判。要求只有两条：一是保住科孚岛、莫东和科伦基地、克里特及爱琴海诸岛屿，二是保证商业活动的自由。其他一切皆可以让步。特使带着这份悲壮的密令，前往君士坦丁堡。

从1478年2月开始的这场艰难的谈判，因苏丹亲自出征第三次攻打斯库塔利而中断，缔结和约一直要到一年之后。其间，威尼斯的和谈特使也从最初的托马索·马利皮耶罗（Tomaso Malipiero），换成了虽然没有外交经验，却谙熟东方贸易的克里特岛出生的乔瓦尼·达里奥（Giovanni Dario）。

选乔瓦尼·达里奥作为谈判特使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决定。这位殖民地出生的威尼斯市民，对于贸易是威尼斯的命脉有着与生俱来的认知。在谈判过程中，这位擅长土耳其语的精明商人，死守底线，据理力争，尽力维护威尼斯的商业利益。此外，苏丹亲自率领12万大军，第三次攻打斯库塔利未果，或许也为谈判增加了筹码。

终于，在1479年1月25日，两国签署了停战条约。详细内容如下：

威尼斯承认已经被土耳其攻占的内格罗蓬特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内陆部分以及包括斯库塔利在内的阿尔巴尼亚一带归属土耳其。

土耳其再次确定科孚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莫东和科伦两大基地、克里特及爱琴海诸岛屿属于威尼斯。

威尼斯每年向苏丹支付一万达克特，以获取在土耳其境内的贸易权。此外，土耳其准许威尼斯派大使常驻君士坦丁堡，以及建立享受治外法权的威尼斯人居住区。

土耳其完全保证威尼斯在土耳其全境内同通商及航行的自由。

威尼斯向苏丹赔款15万达克特，作为以前在土耳其境内开采明矾矿时未付专卖权的补偿。其中的10万达克特分两年付清。

对那些生前没有立下遗嘱在对方国家去世的国民，威尼斯与土耳其都有义务将其财产归还祖国。

双方宣誓，决不侵犯对方的领土，不援助对方的敌人。

再三抵抗住土耳其大军的斯库塔利，最终还是被威尼斯人舍弃。明矾的专卖权因为以前有付给教皇的先例，现在付给苏丹勉强说得过去。至于每年一万达克特的通商费，是关税之外新增的税金，实际上就是年贡，所以历史学家们才会将之称为威尼斯建国以来最屈辱的条约。

姑且不论那些已被土耳其占领的土地，威尼斯至少保住了斯库塔利之外的其他海外基地，并且守住了通商自由这一条最后的底线。每年的“通商费”土耳其最初要求的是15万达克特，最后在威尼斯以明矾专卖权名义做一次性的补偿条件下，成功地减到一万达克特。对提出暗杀苏丹计划的御医都能爽快答应支付3.5万达克特酬劳的威尼斯，只要能确保商业市场的活跃，向苏丹缴些苛捐杂税都是值得的。

然而，这只是基于威尼斯自身的价值标准所做出的决断。在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无须依赖贸易的国家看来，与土耳其讲和的威尼斯，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叛徒。从罗马教廷、意大利各国，到对土耳其战争毫不关心的法国、西班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甚至本身都在与土耳其进行谈和的匈牙利，群起而攻之，交相指责威尼斯为了金钱，没有节操地向基督教的敌人屈服。

在持续了16年的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中，双方曾经6度尝试停战，由于谈判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他国家并不知情（只有一次被米兰大使察觉）。为了保守秘密，威尼斯可谓是费尽心思，派遣的谈判特使都是以商人身份出行。威尼斯商人进出君士坦丁堡实属平常，因此，纵使各国心有存疑，却拿不出确凿的证据，然而一旦两国签订了条约，便不再有什么秘密。那些等到和约正式公开之后，才了解情况的国家，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

和约生效之后，威尼斯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大使。与此同时，将斯库塔利的领土权交给土耳其。对于那些包括奋勇抵抗土耳其大军的斯库塔利人在内的阿尔巴尼亚人，苏丹予以他们选择去留的自由。当地的威尼斯人可以返回祖国，阿尔巴尼亚人则面临着是否留下做苏丹子民的选择。这些成了难民的人们，全体选择远走他乡。

山地民族的阿尔巴尼亚人，不会选择在海上之都的威尼斯居住，他们希望能够生活在与故国有相同地形的地方。乘坐着威尼斯船的难民们，成群结队地来到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卡拉布里亚的山区地带。时至今日，这一带依然仍然有不少地名后面带有“Albanese”（阿尔巴尼亚）的发音。那里当初就是厌恶土耳其的阿尔巴尼亚人聚集的村落。除了阿尔巴尼亚难民之外，还有不少家园被土耳其占领的希腊人。在这些由难民开发而成的地区内，人们至今都不说意大利语，使用的是接近于希腊或阿尔巴尼亚的语言。

对于这些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阿尔巴尼亚人，威尼斯政府在他们移居时发放了年金，补偿他们所做出的牺牲。经历了三次攻城战之后，斯库塔利的男性从原来的1600多人，锐减至450人。

无论如何，持续了16年的交战状态，终于结束了。来往于希腊、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定期商船航线重新开航。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上任初始，便要面对那堆积如山的各种事情。大使馆的再建、组织翻译人员、安排仓库和码头等，要填补16年的空白，即便是对处理这些事务向来得心应手的威尼斯人来说也绝非易事。威尼斯政府对于再次重返君士坦丁堡的重视程度从他们派遣的大使人选中可见一斑。

在接到和约签署的报告之后，威尼斯政府随即任命参事官皮耶托·韦托里（Pietro Vettori）为停战后第一任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皮耶托·韦托里在阿尔巴尼亚战争中被土耳其俘虏，元老院为了节省时间，决定由当时正被关在君士坦丁堡监狱的他担任大使。就这样，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皮耶托·韦托里，直接就进了大使馆。他在按照正常程序选出的大使巴蒂斯塔·格里蒂（Battista Gritti）抵达君士坦丁堡正式上任之前一直履行着大使的职责。

对于那些访问威尼斯的土耳其使节们，威尼斯政府也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因为顾忌各国的舆论，半夜三更才敢让他们上岸。土耳其的使节团一行，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到了威尼斯。他们那一身充满异国风情的装饰，令威尼斯的百姓们啧啧称奇。虽然威尼斯与这个东方国家渊源深远，但大多市井小民却从未涉足过土耳其境内。

1480年势力分布图（摘自G.OSTROGORSKY“Storia dell' Impero Bizantino”）

缔结和约后第一次来到威尼斯的土耳其使节，带来了穆罕默德二世的请求，他希望威尼斯政府派一位优秀的画家去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政府将“文化大使”之大任交给了当时威尼斯声誉最高的画家的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i）。画家本人及其同行的4位助手的全部费用由国库支付。

时年50岁的詹蒂利·贝利尼将5年前开始的元首官邸的壁画修复委托给弟弟，于9月3日搭乘威尼斯的船只前往君士坦丁堡。从8月1日土耳其使节抵达的时间推算，威尼斯方面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各种绘画工具，可见他们非常呵护这份刚刚修复的关系。

从1479年9月末到1481年1月末，詹蒂利·贝利尼在托普卡帕宫内究竟做了些什么，这位威尼斯画家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不过，通过当时也在苏丹宫廷内的另一位威尼斯人焦万·马里亚·安丘艾罗（Giovan Maria Angiolello）的记录，可以确定贝利尼除了为苏丹及其家族画肖像之外，还创作了其他的作品。

安丘艾罗是在内格罗蓬特沦陷时被土耳其俘虏，后来成了苏丹次子穆斯塔法的侍从。穆斯塔法死后，他又在穆罕默德二世身边侍奉多年。因此，安丘艾罗的笔记是了解西方与土耳其关系紧张时期的苏丹宫廷的最可靠资料。

根据安丘艾罗的记录，贝利尼除了肖像画之外，还为穆罕默德二世的私人寝宫画了春宫壁画。穆罕默德二世死后，壁画被继位的巴耶济德涂刷销毁，其他肖像画也被卖到市场上，大多数作品从此不知去向。唯一保存下来的，就是现由伦敦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收藏的那张著名的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画。这幅肖像画与其他画作一起在市场上销售，最初是由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买下，带回威尼斯。之后几经易手，在19世纪末传到一位英国贵族的手中。贵族去世后，其遗孀将此画捐赠给了国家画廊。这幅落款时间为1481年1月15日，有着贝利尼签名的作品，准确地刻画了人物面部的表情。年逾半百的穆罕默德二世面貌清瘦，年轻时的忧郁神情依稀可辨。

穆罕默德二世似乎非常喜欢这位威尼斯的画家。根据安丘艾罗的记录，贝利尼可以直接向这位专制的君主提出任何意见。那么，深受厚待的贝利尼为何在皇宫只住了一年半，便返回威尼斯了呢？尽管没有确凿的史料予以证明，不过按照安丘艾罗的说法，是某一件事情促使贝利尼做出了归国的决定。

穆罕默德二世肖像（詹蒂利·贝利尼作）

有一次，贝利尼给穆罕默德二世看自己的作品，他画的是施洗者约翰被斩首的场面。穆罕默德二世凝视画面一阵之后，先开口对画家巧妙的工笔赞赏一番，随即话锋一转，指出画中有误。人被斩首的瞬间，血管、神经会因条件反射而向内收缩，但贝利尼却画成向外伸展。面对苏丹敏锐的观察力，贝利尼惊讶万分，一时无言以对。也不知苏丹是如何理解了画家的沉默，他令侍从带进来一个奴隶，就在贝利尼的眼前，砍下了奴隶的头，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确。

这件事发生以后，贝利尼决定离开托普卡帕皇宫，返回祖国。穆罕默德二世赐予这位威尼斯画家土耳其帝国骑士和黄金锁，以谢其功。3个月之后，苏丹驾崩。

穆罕默德二世的死，让整个基督教世界犹如天降神恩般狂欢不已。罗马举行了3天的庆祝大典，教皇邀请各国的大使参加弥撒，感谢“基督的敌人之死”。除了西欧，在威尼斯与土耳其谈和之后，两度受到土耳其攻击的罗德岛，甚至是埃及的统治者都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因为穆罕默德二世就在去世前不久，刚率军登陆亚洲，当时大家都猜测，土耳其大军的目的地可能就是叙利亚和埃及。

除了亚洲之外，另外还有一支在与威尼斯谈和之后出兵的土耳其军队已经登陆意大利南部的奥特兰托（Otranto）。所幸，在接到苏丹的死讯之后，军队停止前进，撤回君士坦丁堡，没有给当地造成重大的伤害。

针对土耳其的种种动作，威尼斯信守条约，始终保持着中立的立场。在土耳其舰队进入亚得里亚海，准备进攻奥特兰托时，威尼斯迅速派出60艘加莱战船，紧随左右，一旦发现对方有北上攻击威尼斯的迹象，便立即开战。紧盯不放的威尼斯战船，直到确认对方的目的地是奥特兰托之后才放心离去。虽然苏丹向《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宣誓信守和约，不过，威尼斯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位专制的君主。

继承穆罕默德二世皇位的巴耶济德与威尼斯再次确认了和平条约的成立。作为伟大的开创者的继承者，往往面临因前代不断扩张而遗留下的各种问题。全力以赴处理国内事务的巴耶济德，让威尼斯享受了20年的和平。

与新兴国家土耳其的对决，令威尼斯感悟到时代潮流的改变。15世纪下半叶的威尼斯人，也许会怀念一个世纪前与热那亚人的决战。当时的争斗再怎么激烈，毕竟两国的情况相似，价值观也接近。在同等条件下的双方相争，决定胜负的关键，是看谁能充分地利用手中的资源。在这方面，威尼斯显然比热那亚擅长，因此他们最终赢得了胜利。

然而，土耳其则完全不同，胜负靠的不是士兵质量，而是数量。善于运用大炮的穆罕默德二世诚然是一位天才，但终究是凭借着千军万马取得胜利。苏丹一声令下，便能召集起相当于威尼斯男子总人口的大军。面对这样的对手，威尼斯不得不承认，战争的规模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

将制海权视为国家命脉的威尼斯，是通过占领战略要地来控制附近的海域。可是一旦有大军从陆地向这些据点发起进攻，威尼斯海上防御再强也是无能为力。因此，威尼斯改变了以往挖渠引海水护城的方法，代之以将半岛切开，使城堡孤立于大海之中，利用四面环海的地形作为防守。像克里特岛东部的史宾纳隆加岛（Spinalonga）、科孚岛等一些地形上允许的战略要地，全都改建成了海上城堡。要塞临海一边的城墙原本就比靠近陆地的一边造得单薄，现在索性直接建在海里。这些孤立于海中的城堡，比建在陡峭山峰上的要塞更难攻破。这一点在之后与土耳其军作战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尽管威尼斯想尽各种办法，但仍然无法摆脱来自土耳其的威胁。与海洋国家相比，陆地型国家对土地的执着简直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哪怕只是扩张了一丁点儿的领土，也会令他们感到异常满足。面对这种欲望和实力都很强大的对手，威尼斯无计可施，唯有见机行事。

自1463年开始的250年间，威尼斯与土耳其有70年处于交战状态。威尼斯共和国靠走一步看一步的临机应变，总算撑了过来。世界正发生巨变，城邦国家的时代即将结束，东方和西方都迎来了中央集权的大国时代。威尼斯就像一位在惊涛骇浪中驾驶着小船的船夫，左躲右闪，提心吊胆。

话说回来，在与穆罕默德二世签订和约10年之后，威尼斯再次以一贯的行事方式，没用一兵一卒，便成功地合并了塞浦路斯岛，填补了因失去内格罗蓬特而出现的海外基地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