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事拜托读者。公元1453年的4月12日，奥斯曼军的大炮喷出火焰，打响了持续56天的君士坦丁堡攻防战。请读者恕我在此不述其详，并请理解这样做的原因。

进攻方伊斯兰教奥斯曼的军队仅陆上就有16万人。基督教防守方加上西欧的商人勉强才到7 000人。在绝望的情况下坚持了近两个月，这本身就是一台大戏。只有详细追述攻防战的每一天和每个参战人员的想法和行动，才能写全这出戏。

但要在这里这么做，就会有世人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大树枝叶繁茂，四处伸展。我们一旦将描述聚光于繁叶掩蔽的大树，就会偏离描画整个森林的目的。

在执笔编写威尼斯共和国的通史《海洋之都的故事》时，困扰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海洋之都的故事》是“森林”，而君士坦丁堡攻防战、圣约翰骑士团遭到奥斯曼进攻时的艰苦战斗，还有伊斯兰与基督教双方正面冲突的黎凡特海战，这些事件与威尼斯关系再深，终究都是“树”，尽管是大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采用了把“树”移到“森林”外面，描写“树”时忘记“森林”的办法。

如此这般，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以外，我又写出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罗得岛攻防战》、《黎凡特海战》三部作品。

现在的我又面临与写作《海洋之都的故事》时遇到的同样问题。这部《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也是“森林”。而且，“海洋之都”、“地中海世界”都不是分别独立存在的“森林”，而是以同一时代、同一地中海世界为描写对象、有着微妙重合的“森林”。

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在撰写《海洋之都的故事》时，我是站在威尼斯来看地中海的；而撰写本书时我却立足于地中海中央来看前后左右的。

本书上卷中言及威尼斯的地方很少就是证据。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很早就以威尼斯方式解决了海盗问题。收容在北非各地“浴场”里的基督教奴隶中，几乎见不到威尼斯市民。

但在本书下卷中，提到威尼斯的地方多有增加。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的地中海世界中，海盗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对同样是海洋国家的威尼斯共和国来说，靠以往的海盗对策已经无法应对。

《海洋之都的故事》出版已经近20年，这多少会占些便宜。尽管立足点不同，但描述同一时代地中海世界这片森林的《海洋之都的故事》已经刊行，与此关系深刻的“树”也已有三棵出版。如果您想更详尽地了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就请阅读已经出版发行的威尼斯通史这片“森林”和描写三大战役的三棵“树”。这本书我要集中描写“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

作者的请求如此任性，可能会被认为是行为失礼。但要再现历史这部人类世界众生相，总是要聚焦某一点，把立足点放在某一处。我甚至认为“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几乎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

不过，当我回顾撰写《罗马人的故事》时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点让我很愉快：在写那部书的15年中，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树”与“林”的关系。

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不也写完了吗？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同样是1 000年的通史，与两卷本的《海洋之都的故事》相比，《罗马人的故事》有15卷之多。分量上的差异分散了这种意识可能是一个原因吧，但我觉得原因不止于此。

罗马人创建并一直运营这个囊括欧洲、中近东和北非的大帝国。那个时代的罗马人称地中海为“我们的内海”（mare nostrum）。这片地域发生的任何问题都必须自行解决，不，也只能自行解决。于是，写罗马人时，我也可以极其自然地采取“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写法。

另一方面，威尼斯共和国虽然是地中海世界的重要一员，但不是罗马那样的霸者。对威尼斯而言，被海盗绑架到北非、在“浴场”受苦的人即使与自己一样也是基督教徒，但只要不是威尼斯公民或有关人等，就不构成“我们的问题”。

当时，欧洲其他国家都批评威尼斯，说它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脑子里只想着保护自己利益的商人国家。我也认为在很多方面确实如此。

但我们所知道的国家和帝国，不论大小不都是威尼斯式的国家吗？区别只是现在把这叫作“大国的自私”而已。

我开始认为，罗马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罗马以后的国家，即使被称为帝国，其性质不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表象方面，都与罗马不同。

这样一来，如何处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