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感谢上帝,人们无法一帧一帧地拍摄回忆……不,老实说:即使我面前什么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笔记、信件、通行证、家庭照片、情书,一切都在我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保存得好好的,犹如存放在船舱深处的贝壳里——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使用它们……是的,我喜欢某种介于明暗之间的东西。请不要把它误认为是模糊和褪色。

——乔治·格罗茨,《小是大非》,1946年

本书第六章以鲁道夫·赫斯对他1923年谋杀罪行的回顾告终。不过这已是1918年世界重启的尽头?在1918年闪亮登场的彗星年代,到此便已画下句号?它成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了吗?1923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吗?无论如何,最近有些历史学家——如罗伯特·格瓦特(Robert Gerwarth),本书文献参考中有其作品——便赞成将1917年至1923年划为一个时期。它始自俄罗斯革命,终于1923年——这一年,许多国家结束了战后的危机和骚乱,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稳定。

乍看之下,一个像鲁道夫·赫斯这样的人并不符合本书开篇所描述的走钢丝人的形象。然而,他也同样受一种激情撺掇,在万劫不复的深渊上方大胆游走:让赫斯不可自拔的,是极权主义早期的魅惑,以及他作为士兵首次获得的杀人体验。从他的行为中可看出虚假的和平如何发展为独裁和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只牺牲了超过3倍的人,其间对平民百姓所施行的有组织的计划性屠戮,其规模和形式都是一战未曾有过的。

然而,如果单单从1939年和平梦碎的角度来思考彗星年代,这会是错误的。1918年所生发出的美好愿景仍对其后数十年乃至更遥远的将来产生影响: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所为之奋斗的魏玛共和国,即使在德国为纳粹运动彻底破坏,它的遗产对战后的联邦德国仍具有重要意义——哪怕是作为和它划清界限的负面教材;国际联盟无力阻止国际纠纷升级为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但当今世界的政治依然有其烙印,因为联合国在许多方面都继承自它;美国黑人士兵在一战后落空的解放希望,在20世纪下半叶则赢得了决定性的成果;一些在1919年没能有机会实现独立的国家,如伊朗、印度或越南,最终还是得偿所愿。就连之后的生活方式也深受一战的影响深远,尤其是像阿尔玛·马勒所实践的自由恋爱和性解放,以及路易丝·韦斯所支持的新时代女性,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得到和男性平起平坐、享有同等的权利。

至少,这会是1918年给我们的安慰。100年过去了,我们仍旧生活在不安的现实中。自1989年以来,整个世界一遍又一遍地经历希望和危机,光明和黑暗的未来版本并行不悖。也有许多次,重新洗牌的现实改革宣告失败,毁灭性的危险力量——专制政府、民粹运动、恐怖主义、新的战争和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显得就要夺取整个世界;但就像1918年那瞬间的璀璨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它不是命中注定的,更不是无可避免的。因为说到底,在历史和人生里,一切都总是处在变动中。每一个状态、每一个处境都是暂时的,如同在克利的画中,彗星追着自己的尾巴绕圈。


“彗星年代”的挑战之一,是回答这一问题,即历史学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运用主观性,包括时代见证者和他自身,后者不可避免地会和每一种对过去的讲述产生混淆。我有意把焦点拉回到本书主人公的个人表述上,有些甚至先于史实——正如后记开头所引用的乔治·格罗茨的话:“感谢上帝,人们无法一帧一帧地拍摄回忆。”在像马琳娜·于洛娃或乔治·格罗茨这样回忆被文学化、充满事后戏剧性的人物身上,我便是这么做的。同样,还包括胡志明部分作者不明的文本,或者像威廉皇储、索格门·特赫里瑞安和鲁道夫·赫斯的叙述,他们出于自我辩护的原因,总是单方面地阐述事实或有意识地加以扭曲。为了叙事的密度,让那些矛盾的人物在他们温和的自我表述下表现得过于正面,这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请读者自行判断——同样留给读者的,还有这一问题,即他是否给予作者小小的发挥空间,在逐字转录材料上已有的句子时释放他的想象力。本书绝不能被视为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叙述,它应该作为证言的拼贴来阅读,看看形形色色的活跃人士如何经历、回忆、呈现、诠释,完全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描述1918年前后的事。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列出本书所依据的文献非常重要,如此读者可以追溯出处,并与传授确凿历史知识的学术研究作对比。我还想通过文献索引来表达我对一些引证丰富的作品的感谢——如雷金纳德·伊萨克(Reginald Isaac)关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专著,弗朗西斯·J. 科斯特洛(Francis J. Costello)关于特伦斯·麦克史威尼的传记,或努里亚·舍恩伯格(Nuria Schönberg)对她父亲“个人遭遇”的搜集,他们在历史人物及其浩瀚的一手材料上都给予我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