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故事旁边

给小说加注释是一件特别傻的事儿,但我又总是忍不住。

一方面,我希望读者能在故事中体会到乐趣;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提醒他们,故事毕竟和正史不同。出于责任感,我必须把两者都呈现出来,由读者自行判断。就从宣德皇帝的登基开始说起吧。

朱瞻基的登基过程,在历代帝王中不算最复杂,但绝对是最匆忙的一次。

明太宗在永乐二十二年去世之后,太子朱高炽即位,改次年为洪熙元年。他甫一登基,就惦记着把都城迁回南京,并着手开始筹备。(朱棣的年号为“永乐”,庙号是“太宗”。一直到了嘉靖年间,才改为“成祖”。所以在嘉靖年之前,明人只知有明太宗,不知有明成祖。)

就在朱高炽忙着筹备迁都事宜时,老天爷却特别不给面子。从洪熙元年的二月到五月,南京一口气地震了三十次,密集到令人生疑。古人讲究天人感应,如此频繁的地震,是一个特别不吉利的征兆。洪熙皇帝无奈之下,只好先派太子朱瞻基前往安抚。

朱瞻基离京之后,先至凤阳拜谒皇陵,然后再抵南京拜谒孝陵。没想到他离开后不久,五月十一日,洪熙皇帝在紫禁城中突然重病。

这里用“突然”二字,并不夸张。根据《仁宗实录》记载,五月十日他还在接见来自云南的土官,没有任何异状。没想到转天就“不豫”了。洪熙预感到自己不行了,遂召见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黄准、杨荣等人,由杨士奇草拟敕书,派中官海寿即刻启程,赶去南京通知太子。

海寿是朝鲜裔,永乐年间就在内廷供职,这不是他第一次做这样的事了。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北征途中在榆木川去世,也是他和大学士杨荣一起,急急忙忙赶回北京通知太子朱高炽。所以这活儿他很熟。海寿刚刚离开京城,洪熙皇帝的病情急转直下,五月十二日,他已从“不豫”转为了“大渐”,当晚崩逝于钦安殿内。

到底洪熙皇帝的急病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最不靠谱的一个说法,来自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说:有个叫赵忠佐的朝鲜通事来京城,到处打听八卦,有人告诉他说是“天震之”,就是被雷劈死了。赵忠佐回去之后,绘声绘色地讲给朝鲜君臣听,这事遂写进了实录。

陆武所撰《病逸漫记》中,对洪熙之病做了更详细的记录:“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

可见朝鲜人纷传的“雷劈而死”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说法,居然还有流言说是有人想毒杀张皇后,却误把洪熙皇帝毒死了。但这些说法都被雷太监否认了,说真正的病因是阴症。

“阴症”是一个特别宽泛的说法,其中最大的可能是洪熙皇帝纵欲所致。他体态肥胖,本来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如果不忌床笫之事,很容易造成问题。仁宗朝的一位臣子李时勉,就曾谏言洪熙“暗中不宜近妃嫔”,结果被恼觉成怒的天子投入了监狱,差点打杀。

而李时勉有个同事叫孙汝敬,他的传记里也提及说“先皇帝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憸壬”的意思是“奸佞”,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洪熙皇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去世,都是那些奸佞小人进献金石药方所致。

从这些零碎的线索中,我们大概可以猜测——洪熙皇帝平时沉溺床笫之欢,势必要通过外界进献的药物来进行补助。这些壮阳药物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终于在五月十一日突然造成了严重后果。朝廷为了掩盖这个死因,只好笼统地称之为阴症。外界则因为病发太快,又传出了雷劈的谣言。

当然,这一切只是猜测而已。究竟暴毙与纵欲之间有什么相关性,纵欲和服食金石有什么联系,甚至洪熙皇帝的生活作风到底算不算纵欲,都无从得知。要知道,明代的文人最喜欢夸张,君主哪怕多在后宫待一天,到他们嘴里都可能算是荒淫无度,进而推导出国将不国,痛心疾首。

所以这个猜测,只是聊备一说罢了。

洪熙皇帝去世的时候,朱瞻基已经抵达南京。根据《明史》记载,他接下来的日程是:“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庚戌,即皇帝位。”洪熙皇帝病重是在五月十一日,同日海寿紧急出京去召还太子。而朱瞻基是在六月初三抵达良乡,并在六月十二日登基。从五月十一到六月初三,前后二十二天,两京之间的距离是两千两百三十五里,合一千一百多公里。考虑到还要扣掉海寿赶路的单程,时间十分紧张。

有一种说法认为,真正害死洪熙皇帝的正是太子朱瞻基。因为从日程上来看,朱瞻基如果等海寿抵达南京后再返回,根本来不及。他能在六月三日抵达良乡,一定是提前返回。他为什么会提前返回呢?自然是因为太子早知道皇帝要死。

这个说法,源自对明代的邮传系统不太了解。

明代的邮传体系从移动方式上来分,可以粗略分成水递、马递与步递。前两者顾名思义,是靠船只与马、驴等进行消息传递,步递则是靠人的脚力递送。

和直觉不同,明代的公文传递靠人力为多,而且速度不比马匹慢。在驿道之上,会设置有许多个急递铺(到明中期逐渐与驿站合并),两铺之间相距均为十里。铺内驻扎有少壮铺兵,腰系铃铛,一接到公文便立刻飞跑而出,直到下一铺。

根据规定,两铺之间的这十里距离,铺兵必须在四十五分钟之内跑完。两华里折算一公里,也就是说,步递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六七公里。如果大家对这个速度没概念的话,我这个胖子日常健身,每次会跑上五公里,三十二分钟之内完成。

那些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完成这个路程,非常轻松。

当铺兵跑到下一铺之后,会有另外一个铺兵等候在那儿,交接文书之后,继续以同样的速度冲出去。就这样轮换接力,铺段相接,每一段都是以最好的状态前进,无须考虑休息。这种传递方式昼夜不停,二十四小时之内,理论距离可以跑出约一百五十公里,三百里地。

这个速度,已和寻常马递的速度持平。北京到南京的距离是两千两百三十五里,一封文书从北京发出,无论走脚递还是寻常马递,理论速度八天就能送到南京。

但马递也可以采取接力轮换的方式,昼夜不停,速度会更快——所谓“八百里加急”。当然,这个“八百里加急”只是理论值,考虑到夜间视野受限、沿途地形阻碍等要素,实际上日行五百里,也就是两百多公里。不计成本的话,两京之间单程只要六天时间。(因为还要考虑黄、淮、长三条大河的涉渡。)这种加急传递成本极高,参与传递的马匹一定会跑废掉。只有最紧要的军情大事,才能用这种方式传递。而“召还太子”,恰恰就属于大事中最要紧的一桩。

考虑到海寿一个人不可能连续八天昼夜奔驰,也许朝廷采用的是双发,正式玺书由海寿携带前往,同时也会发出一封信函,通过马递先发通知太子。毕竟朝廷最急切的目标不是送达玺书,而是让太子尽快得知消息,及时返回。

换句话讲,在五月十八日之前,朱瞻基完全可能接到来自京城的消息。接下来,他有十五天时间从南京返回北京。这个时间虽然很赶,但不至于完全做不到。朱瞻基的行程暴露弑父阴谋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宣宗实录)的说法,当朱瞻基在南京接到海寿的消息时,南京已经到处在传言洪熙皇帝去世。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海寿出发时,带着的是“上不豫”的消息,并不知道次日洪熙驾崩。那么南京这个传言,到底何时兴起?又是从何而来?

实录记载得相当含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朱瞻基接到消息后并未封锁,消息很快传入城中各处,以讹传讹,从“不豫”变成了“驾崩”,谣言歪打正着,反成了预言。

无论如何,朱瞻基这时在南京已经不能待下去了,他必须立刻返回京城。这时太子身边的幕僚劝他说,这是一个敏感时期,必须小心,最好待护卫部队齐备了再返回。还有人建议,不要走驿路官道,最好从偏僻的小路迅速北上。

从这些提议来看,这些幕僚应该预见到了某种危险,而且就在归途中。但朱瞻基拒绝了这两个提议。无论是整齐兵马还是走小路,都太耽误时间。他这样说:“君父在上,天下归心,岂有他心?且予始至速还,非众所测。况君父召,岂可稍违!”

朱瞻基到底是跟随朱棣打过仗的人,颇有决断。他认为自己刚到南京,即刻返回,这种反应速度远远超出别人预料,根本反应不及。朱瞻基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尽快归京是最重要的,多高的风险都得冒。

至于这个风险是什么,朱瞻基没明说。《实录》里只说他“遂由阳道驰还北京”。阳道即驿道,但究竟是走水驿、陆驿还是水陆交替,实无可考。但在《明史》的《朱高煦传》里,却记录下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细节:“未几,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

汉王居然在半路设下伏兵,打算把自己这个侄子干掉。只因为朱瞻基的行动速度太快,这边仓促间未能合拢包围,才让太子逃出生天。由此可见,东宫幕僚在南京的劝谏,是有原因的,而朱瞻基果断行动,是何等英明。

只可惜史料不全,到底汉王是在哪里“伏兵邀于路”,又是如何“仓促不果”,只能让我们自己去想象了。这也是这本小说的灵感源头所在。最早是常江老师觉得这一段大有文章可做,讲给我听,我用一个我考证出来的西汉故事跟她做了交换,才开始了朱瞻基的大冒险。

朱瞻基躲过了汉王的伏击之后,在六月初三抵达良乡。在这之前,洪熙皇帝的尸体一直停在紫禁城中,秘不发丧,等候着他的到来。很快一干大臣赶至卢沟桥,捧遗诏迎候太子。太子在香案前几次哭至晕厥。

接下来,就是一步步的常规操作,再没出什么意外。朱瞻基顺利登基,定年号为“宣德”。

不过《实录》里特意提过一句:“大行皇帝上宾,外间稍稍有闻时,上未至北京,喧传高照,欲举犯阙,人心汹汹。及上还始定,而京师戒严已久。”

可见在朱瞻基返回之前,京城地面并不太平。无论是“喧传高照”还是“欲举犯阙”,这都是相当严重的行为,尤其是在京师戒严的前提之下,谁有权力和资源搞出这么大动静?《实录》未提,但明眼人都知道。因为,这件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朱高煦早在永乐年间,就一直蠢蠢欲动,简直要把“谋反”挂在脸上。他不是坑陷大臣——比如解缙即死于他的谗言——就是嘲弄哥哥朱高炽,还私养军队,杀害地方军将。最后连他父亲朱棣都受不了了,将他废为庶人。多亏了朱高炽求情,他才恢复了藩王身份,但被徙封至乐安州,不得出城。

朱高煦的野心并未因此停息,他派自己的儿子朱瞻折在北京,随时监控京城动静,经常一天送出六七份情报。尤其是朱棣北征之后,他更是派遣了许多党羽潜入京城,看是否有可乘之机。

所以当朱棣死于北征时,杨荣如临大敌,秘不发丧,直到太子朱高炽迎到棺椁,方才放心,这正是为了防止朱高熙父子搞出什么小动作来。

后来朱高煦杀了朱瞻折的母亲,父子失和,朱瞻折向洪熙皇帝举报朱高煦的种种恶行,而朱高煦也不示弱,亲自跑到北京来,举报朱瞻折在京城私窥朝廷的恶行——这一对父子,真是够奇葩。洪熙皇帝哭笑不得,说“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稚子不足诛”,把朱瞻折远远打发去了凤阳守皇陵,改了老二朱瞻坦为世子。

一年不到,同样的局面又出现了。这一次是天子死在京城,太子远在外地。这一次天赐良机,朱高煦岂会放过,他除了设伏谋害太子之外,自然也得在京城搞出点事情来。不,不只是京城,朱高煦这一次的篡位动作,比想象中要大得多。整个计划的轮廓,要再等一年才会完全浮出水面。

宣德皇帝即位之后,对这位派兵伏杀自己的叔叔挺好,非但没下旨申饬,反而增加了封赏。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也是意识到了汉王的布局太大,一时不宜动手。先等自己位置坐稳,再清算不迟。

洪熙元年,就在这种诡异的和睦气氛中过去了。到了次年,也就是宣德元年的八月,汉王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惶恐,决定动手了。

他派遣了一个叫枚青的亲信,潜入京城,联络勋臣做内应,结果被英国公张辅给抓起来了。与此同时,汉王不知怎么说服了山东都指挥靳荣,在山东境内拉起一支强悍的队伍,给诸多将领分派官职,大加许诺。更夸张的是,天津、青州、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也相约举城响应汉王。

倘若这个计划真能搞起来的话,等于是将京城团团包围,说不定真能成事。

可惜这一连串举动,全在宣德皇帝预料之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就像郑庄公对付弟弟共叔段一样,安静而耐心地等对方主动跳起来,等着汉王“多行不义必自毙”,然后再师出有名,一击而定。

当汉王在乐安州正式打起反旗之后,宣德皇帝终于动了。他御驾亲征,带领京营大军把乐安州团团围住,四周神机铳箭,声震如雷。在这种恐怖的震慑之下,汉王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一点胜机,主动出城请降。

宣德皇帝指定身边一个叫于谦的年轻御史,历数汉王的罪行。史书记载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高煦伏地战栗,称万死。”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令宣德皇帝龙颜大悦。这让他接下来的仕途一帆风顺。

不过宣德皇帝并没有杀掉汉王,而是将他们父子带回京城,关在西安门内。但其他参与者就没这么幸运了,被砍头的有六百四十余人,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编边氓者七百二十人。可想而知,朱高煦叛变的规模有多大。

虽然从现有资料里,我们无从判断朝中重臣有谁参与了这场叛乱。但从京城动静来看,汉王绝不是孤军作战,一定是内外呼应,才有胜算。其中最值得怀疑的,正是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吕震。

吕震虽然官运亨通,但性格佞谀倾险,操行无取。他在这场汉王之叛中并未受到什么牵连,但在汉王覆没的稍前时期,突然离奇暴毙。史书上说他去祭祀太庙,在西番僧人那儿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之后突然死了,算得上是一件奇事。

汉王这个人,当真是骨子里桀赘不驯。他即使被禁锢在西安门内,依旧没夹起尾巴老实做人。《国朝献征录》里记载了他的结局:有一次,宣德去探望汉王,没想到汉王一伸脚,把他绊了个大马趴。宣德这次可真是气坏了,找来一个三百斤的铜缸,直接把他扣在地上。汉王还不服,试图把大缸举起来。宣德命人在旁边烧起炭火,把汉王硬生生烫死在里面。而汉王的十个儿子,包括朱瞻折、朱瞻坦、朱瞻域在内,一并处死。

都惨到这份上了,居然还主动作死,只能说汉王真是性情中人,宁可不要性命,也要好好出一口恶气。在解决汉王的同时,宣德皇帝还在忙碌于另外一件事:为先皇修建陵寝。

这事本来不算奇怪,哪个皇帝登基之后都会干同样的事。可麻烦就麻烦在,朱瞻基必须同时修两座陵寝。

永乐七年,朱棣选定了京城北边的黄土山,改名天寿山,开始修建自己的长陵。长陵规模宏大,工程浩大,一直到永乐十一年,方才修完地下部分,但地上部分始终没有彻底竣工。洪熙皇帝即位之后,长陵工程仍在继续。可谁也没想到,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便突然去世,别说他父亲的陵寝没修好,连自己的都没开始动工呢。

两座陵寝,都要朱瞻基来主持修建,这个负担可是不小。好在洪熙皇帝临终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涣于民,不忍复有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于是朱瞻基在长陵西北不远处选定了下葬位置,亲定规制,是为献陵。献陵的规模与设计,完全遵照了洪熙的遗愿,不张奢华,力求简朴,很多建筑能省则省。

献陵的正式动工,是从洪熙元年七月开始,也就是宣德皇帝登基后一个月。为此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亲率军士万人,南京附近卫所旗军以及匠户等十一万人前往助建,另外又从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等地区征调了五万名民夫。

如此规模的人力动员,加上陵园设计不算繁复,建造速度自然很快。同年八月,玄宫便告落成,洪熙皇帝正式入住。但其他配套建筑比如明楼,则暂时停止了施工,因为无论如何得先把长陵完成,不然儿子的陵寝比父亲的先修完,于礼不合。

长陵最终全部完工,是在宣德二年。不过我们现在去参观所见到的大石牌坊、棱恩门等,都是嘉靖年间才增补起来的。至于献陵的正式完工,则要拖到正统八年三月,宣德皇帝已经去世很久了。顺便一提,宣德死后入葬的景陵,比献陵还小。他临终前表示身为儿子,不敢比父亲的陵寝规制大,更不要像长陵那么劳民伤财。所以后人做过总结,明十三陵中,献陵是最简朴的一座,而景陵是最小的一座。

说到这几座明代帝王陵墓,还有一个无法绕开的残忍话题,那就是殉葬。

殉葬作为一种古老、野蛮的葬礼制度,盛行于商周,式微于春秋战国,并在秦汉之后基本绝迹。此后中原王朝不复见成习俗化、礼制化的陪殉之仪。但到了大明开国之后,这种古老的殉葬习俗突然便死灰复燃。据毛奇龄的《彤史拾遗记》记载,朱元璋去世时,一共有四十六个妃子陪殉于孝陵,宫人也有十几名。《万历野获编)则说“凡妃殡四十人,俱身殉从葬。仅二人葬陵之东西,盖洪武中先殁者。”

无论是哪一种记载,都说明朱元璋去世时,陪葬宫妃的数量相当惊人。这些不幸的殉葬女子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朝天女”,她们的亲属则被称为“朝天女户”,颇得朝廷优恤。

比如在建文朝中,一批殉葬妃子的亲属被特批进入锦衣卫,成为百户或千户。靖难之后,这些人本该作为建文一党被清洗,但朱棣特意下旨挽留,对这些朝天女户安排不同,调去了孝陵卫。一个叫程嗣军的诗人这样写道:“掖廷供奉己多年,恩泽常忧雨露偏。龙驭上宾初进爵,可怜女户尽朝天。”

建文帝在南京陷落后神秘失踪,无从下葬,并无殉葬的机会。而到了朱棣去世之时,遗诏一体遵照祖制,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宫妃殉葬。《太常续考》称陪殉长陵的妃子一共有十六名,但具体有哪些人已无可考。只有《李朝实录》的世宗卷二十六里,记录下了韩氏、崔氏两名朝鲜妃子的名字,以及殉葬的详细过程。这里姑录全文,至今读之仍是毛骨悚然:

及帝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韩氏临死,顾谓金黑(韩氏的奶妈)日:‘娘,吾去!娘,吾去!……’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与崔氏俱死。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亲入辞诀。

洪熙皇帝虽然宅心仁厚,庙号仁宗,可在宫妃殉葬这件事上也未表露出任何不忍。关于他的陪葬宫妃人数与名字,《大明会典》《太常续考)《宛署杂记》《宣宗实录》《万历野获编》等材料记述不一。但统而言之,一共有五名妃子陪殉献陵,其中甚至包括一名贵妃郭氏。郭氏为洪熙生了三个儿子,按道理如果宫妃有所出,则不该算入殉葬之列。究竟她是自愿而往还是别有隐情,不得而知。

另据《长沙府志》,这五个妃子之中有一位谭妃,是湘潭人,父亲曾任浙江道御史。她在永乐二十二年被选为太子妃,没过一年便赶上洪熙驾崩,“自缢”而死,被宣德封为“昭荣恭禧顺妃”,想想看,一个年轻女孩子入宫才几个月,便要被拖去黑漆漆的陵墓中殉葬,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这位谭妃的生平,是小说中王景妹这个角色的最早源头。

而到了宣德皇帝去世之时,殉葬制度仍在延续。《太常续考》称一共有八位妃子殉葬,其他材料记载的数字不等,其中《英宗实录》的数字最多,一共有十名妃子,而且姓氏、封号、谥号俱全,当为最可信。

接下来的正统、景泰二帝,情况有点特殊。先是正统陷于虏手,景泰称帝,正统归京之后,发起夺门之变,将景泰废为郕王,改元天顺。景泰帝既被废为王,死后没资格入天寿山帝陵,遂葬于西山,是为景泰陵。但宫妃殉葬之制,并未因此豁免。《双槐岁抄》记载说:“天顺元年二月……癸丑,郕王薨,葬祭礼如亲王,谥日戾。唐氏等妃殡俱赐红帛,自尽以殉葬。”

更夸张的是,明初除了帝王热衷于殉葬之外,诸王去世也讲究要王府妃嫔殉葬。仅在正统年间,就有丰王去世,丰妃刘氏自缴;周宪王去世,有七名妃子陪葬;越王去世,有妃子吴氏死殉;河阴王去世,夫人巩氏殉夫。甚至唐王世子去世,世子妃也要被迫自杀。

这种风气越演越烈,连民间都深受影响,寡妻殉夫竟成为美谈,民众纷纷效仿。不知多少无辜女子因此而死。

正统帝朱祁镇虽然在历史上名声不佳,但在宫妃殉葬这件事上,倒比之前的诸位先帝要强。到了天顺八年他临终前,颁布遗诏说:“殉葬非古礼,仁者所不忍,众妃不要殉葬。”他怕别人误会只是客气两句,还特意叮嘱说“此言俱要遵行,毋违”,说明是真心实意要废除。

于是从正统帝开始,明代帝王再无殉葬之事,这个野蛮传统就此消亡。不过上头虽然踩了刹车,下面的惯性却不那么容易停住。成化、正德两代帝王期间,王府、勋贵殉葬之事仍不绝于耳,直到隆庆一朝,仍有零星记载。可见恶政影响之深远,又岂是一两代人。

起初我起意写这部小说时,只是单纯想写个冒险故事。但随着阅读资料深入下去,尤其是读到殉葬史料时,我意识到,自己没法对此视而不见。洪武、永乐、洪熙、宣德诸帝或雄才大略,或仁慈淳厚,从大历史角度来说都有着极高贡献,但在殉妃这件事上,他们的责任无可推卸。所以我想,也应该为这些莫名殉葬的女子留下点什么。吴定缘当然是主角,但真正推动书中波澜的灵魂人物,是苏荆溪。

聊到这些角色,也有几句话要念叨一下。

吴定缘是完全原创的,史上并无此人。不过《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记载了铁铉一家的结局:“妻杨氏并二女发教坊司,杨氏病死,二女终不受辱,久之,袨同官以闻,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皆适士人。”

铁铉的夫人杨氏病死于教坊司,两个女儿虽然生活凄惨,但并未遭受侮辱。在铁铉同僚的暗中帮助之下,朱棣最终赦免了她们两个,释放出去嫁给士人。

铁铉的父亲铁仲名以及母亲薛氏,被发配去了海南,在那里终老一生。而铁铉的两个儿子,长子铁福安被发配到了河池,后遇洪熙赦免,返回偃师魏家寨。次子铁福书则避难逃亡关外。两边各自发展繁衍,相继有沈阳铁氏、偃师铁氏、南阳铁氏等多条支脉,皆以偃师铁氏祠堂为祖祠。

铁铉本人被捕之后,遭遇磔刑而死。坊间有油炸不屈、面北站立而死等传说,多荒诞不经,但铁铉死状颇惨,确系史实无疑。因为他是对抗朱棣而死,所以在官方一直无从正名。但民间早早就开始祭祀铁公,偷偷修起了很多铁公祠。比如在济南有一座七忠祠,据说就是为纪念铁铉和其他六位济南保卫战死难者而修的祭祠;邓州还有一座在南刁河畔的荒丘,相传是铁铉之衣冠冢。

到了万历年间,皇帝下了诏旨《苗裔恤录》,彻底为“靖安罪臣”们平反正名,铁铉亦在其列。至此距离铁铉死难,已过去了一百七十年。

苏荆溪历史上无其人,大率综合了赵娥、王舜、申屠希光、唐传奇里的谢小娥、《儿女英雄传》里的何玉凤、吕四娘,以及刺杀孙传芳为父报仇的施剑翘等人,亦参考了一代女医谈允贤的生平。

气质上最像的,应该是蒲松龄的一部短篇小说《侠女》里的无名女主角。这位侠女一直打算要对仇人复仇,只因老母还活着,暂时不能动手,但时常去仇人门口溜达,生怕因此淡忘。邻居顾生对她们母女很是照顾,女子便跟他同房,但不肯结婚。后来她怀孕产下一子,扔给顾生抚养,独自出门去砍下了仇人的头颅,从此不知踪影——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生孩子生孩子,生完了让老公去带,绝不会为这些事耽误自己的事业,这样的侠女是很具现代意义的。

苏荆溪提供给朱瞻基的那个拔箭头的解骨之法,来自《刘涓子鬼遗方》。这本书是晋代刘涓子所著,后来在南齐又被人重编过,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外科专著。原有十卷,但到宋代只剩五卷了。书中记录最多的,是关于瘫疽的辨证与治疗,苏荆溪毒杀朱卜花,或是从中得来的灵感。书中亦记载了金疮外伤等伤的处置办法,且多是在战场上急救之用。苏荆溪使用的解骨法,即从中得来。不过我本人没试过,方子有效与否,权当小说家言吧……

梁兴甫本是永乐年间的一位民间搏击高手。《都公谭繁》记载了他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身材矮小,但臂力超绝。有一次梁兴甫去南京,在城门与守军发生冲突,一个人打得一群大兵没有还手之力。指挥听到这个战绩,把梁兴甫请到堂下,当着一百多名军中精锐打了一套拳,慑服了所有人。梁兴甫往外走的时候,竟没人敢拦。后来他跑到北京,看到两个人对战打得热闹,站在旁边失笑。一人大怒,倚仗身材高大,抓起他说你想要摔到东边还是西边,梁兴甫说随便你。话音刚落,那人扑倒在地,梁兴甫还稳稳站着。另外一人大惊,一把将他推到墙边。谁知梁兴甫轻轻一跃,就从他肩头跳到背后,一巴掌将其打倒。这两个人心悦诚服,都拜了他为老师。

梁兴甫是个武痴,四处云游,想跟高手对决。在他老年之时,打听到广西有个和尚,外号“勒菩萨”,拳法无敌,两人相约在吴地某个寺庙较里。勒菩萨和梁兴甫跳到一个高约数丈的施食台上,周围无数围观者。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最后梁兴甫技高一筹,用脚踏伤了和尚的胸腔,但和尚重伤前的反击,也打中了梁兴甫。两日之后,梁兴甫因内伤太重而死,三日之后,和尚也死了。

周德文亦有其人,只是不见诸正史,只在徽州文书里留下了一点点行迹。

朱棣建起北京城后,从南方强行迁移一批富户过来。永乐元年八月,绩溪县的一户周姓人家被认定为富户,户主周世杰被迫北上。永乐七年,朝延再一次抽调江南两千户人徙北。这时周世杰己去世,周家的麻烦却未免除,最后只得让周世杰的第三个儿子周德文应役。

这一次迁徙,是“连当房家小,赴部听拨应用施行”,等于周德文全家老小都搬过来了,基本上断绝了回乡的可能。这些富户被安排在宛平、大兴两县,充任厢长,负责催办钱粮、勾摄公事,同时还要支援新京城的建设。

周德文的具体工作,是协助朝廷采买、押运各种材料。根据《梁安城西周氏宗谱》的记载:“(周德文)东走浙,西走蜀,南走湘、闽,舟车无暇日,积贮无余留,一惟京师空虚、百职四民不得其所是忧,劳费不计。凡五六过门,妻挚不逞顾。”这份工作极为辛苦。周德文因为太过劳碌,最终感染寒疾,病死于宛平县德胜关。

这些小人物不会出现在正史之中。好在周德文是徽州府出身,而徽州人喜欢做记录,这才把他的行迹留存下来。哦,对了,周德文之所以如此劳累,很有可能与阮安有莫大的关系。

阮安,字阿留,是交趾人。永乐年间,张辅平定安南之后,发现这个孩子长得秀气,头脑也不错,便把他带回京城,留做宦官。

没想到阮安这个人,是个工科奇才,很快就把兴趣转移到营建上来。他的天赋高到什么程度呢?连图纸都不用看,只要实地用肉眼勘测一下,尺寸方位就都算出来了。工部官员只要按照他给的数据,直接执行,绝不会出错。

在修建北京城以及疏浚漕河的一些大工程中,阮安都有所参与。史料记载“自永乐中已遣太监阮安营北京城池、宫殿、诸司府解,工部特奉行而已”,给阮安的权限大得惊人。不过阮安那会几年纪还小,未受重用。到了正统年间,他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当时的北京城,还不是后世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格局。在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节点,北京只有紫禁城、皇城与外城,正阳门以南的广大区域(今所谓南城)还没包括进来。要一直到嘉靖年间,才将这个区域全部囊括进城区范围。而且外城城墙多为夯土结构,九门之上也缺少城楼、瓮城和箭楼。

正统皇帝雄心勃勃,打算对北京城进行一次大规模扩建,包括把城墙用砖头包砌、开挖太液池南海、建起九门城楼,还有更重要的,要在九门设置九道水闸,疏浚通济河以解决京城水灾问题。

本来这项工程该是工部侍郎蔡信主持,蔡信苦着脸说必须征调十万民夫,以及相当的材料费,否则这事办不了。正统皇帝又找来阮安,阮安说一万人够了,材料费一分不用花。

他直接征调了一万多京营士兵,没有惊扰民间,而且使用的材料,还是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在库房里寄存的材料,无须额外从外地征调运输。在阮安天才般的统筹之下,这一系列大工程多快好省地完成了。

此后他被连续委以重任,包括三大殿的重建、诸部公解的重建、漕河疏浚、河流治理等等,简直就是大明朝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甚至到了晚年,他还被派去治理张秋河,并死在了工地现场。

时人对阮安的评价极高:“清介善谋,尤长于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门、两宫、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杨村驿诸河,凡语诸役,一受成算而已。后为治张秋河道卒。”更难得的是,阮安只对工程本身有兴趣,对钱财毫无兴趣。皇帝给他的赏赐,他都还回去了。在阮安死后,行李里连十两银子都没有,作为多个工程的经手人,如此廉洁,实属罕见。

《孤树衷谈》里还记录了关于他的一则小八卦:宣德临死之际,有个叫阮安留的宦官随侍在身边,他说皇帝崩时“肤肌燥裂犹焙鱼,以烈剂”。这个“阮安留”即是“阮阿留”,正是阮安的小名,说明在宣德一朝,他与皇帝是颇为亲近的。

说到阮安修建九门九闸,还有一件事必须跟大家讲讲。

小说里描写了京城大雨成灾,紫禁城外洪水滚滚,主角驾棺漂浮而出。这个桥段虽是杜撰,但也绝非凭空得来。

水灾一直是明代北京城最为头疼的麻烦。虽然京城身处燕北干燥之地,可一旦下起暴雨来,势头丝毫不弱于南方。每年从五月底到八月底,京城都会面临暴雨成灾的窘境,动辄水淹盈尺,把半个城区都泡在水里。明代相关的文献中,隔三岔五就能看到“都城摧塌者,几百余丈;室庐垣墙寝妃,动以万计”“雨水霖露,动经半月,倾颓墙屋”之类的描写。

李时勉特别介绍过京城的气候规律:“今岁正月不雨,至于四月。四月凡三得雨,虽未厌足,然人皆喜。五月朔日始大雨,朝野相庆。自是淋淫不绝,晴无连三日者。有时雨骤,至沟渠泛溢,街巷水没焉,墙屋颓毁相望。”

比如在永乐四年八月,北京遭遇水灾:“坏北京城五于三百二十丈,天棚、门楼、铺台十一所。”居然把城墙泡塌了五千多丈,这个破坏效果实在惊人。再比如正统四年五月:“大雨骤降,自昏达旦。城中沟渠,未及疏浚。城外隍池,新瓷狭窄,视旧减半,又作新桥闸,次第壅遏,水无所泄。”这次灾害,足足冲毁了官舍与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区,溺死男女二十一人。

成化六年与十三年,爆发了两次京城水灾,受灾人数都在两千户以上,这可是京城里的居民。弘治二年七月,出现了一场“数十年来水患,未有甚于此日者也”的大灾,受灾人数更是骇人。

这些水灾,大到什么程度呢?

嘉靖二十五年曾经有过一次水灾,洪水淹没了承天门(今天安门)外的诸部衙署。其中刑部的监狱地处低洼,率先被淹没。当时牢房里有一千多个犯人,眼看就要被淹死。管监狱的主事徐学诗当机立断,打开监狱,号召犯人们自救,赶紧转移到附近比较高的地方,比如城隍庙。实在来不及转移的,就自己拆屋子搭高栅,爬到上头去。这些犯人又冷又饿,徐学诗选拔了几个游泳健将,游出去买饼买姜,再设法送回来。三天以后水退了,刑部领导一看,一个没死,都大为赞叹——堂堂京师刑部大狱,竟能演出荒岛求生的戏码。

万历三十二年七月,也爆发了一场水灾,被淹没的是锦衣卫大牢。可惜这次没有徐学诗这样的人了,囚犯尽皆溺亡。事后沈一贯去视察现场,震惊无比:“今年雨多,即墙外大路设有沟渠,亦皆渗没,况此监中如同壑底,何能待其暗消?人多地窄,气蒸臭秽,不论有罪、无罪,死生难保,情实可怜!”

这一次洪灾极为可怕,工部统计下来,光是奏报坍塌者就有三百丈,又经过十日连雨,内城坍塌七百七十七丈余,外城亦有三百三十丈余,几乎可以说是倾城了。老百姓们不得不爬到高处,扛着锅煮饭,不少人甚至因此饿死在自家屋顶。

万历三十九年夏天,首辅叶向高本来早上起来,准备上班去,结果看看外面,给皇上写了一封《水灾揭》:“连日大雨不歇,满城皆水。昨早臣五鼓而起,方拟趋朝候领诰命,而自臣所居,至长安门一带,皆成长河,水深五六尺,舆马、徒步皆不得施。无可奈何,只于私宅叩首,仍另行报名,躬谢天恩。”——今天雨实在太大了,从我住的地方到办公室的路全淹了,五六尺深的水,骑马走路都没辙。我实在赶不过去打卡上班,跟领导你说一声。

堂堂一国总理,办公室都没法去了,竟然会窘迫到这地步,可见京城的雨灾有多么夸张。除了紫禁城内不曾遭灾,其他地方概莫能外。

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写过一首《乙己都城大水》,单表京城洪水之盛:“阁辽行船悲未央,河鱼东下海洋洋。都抛大内金钱账,不用人间红帖粮。”“阁道行船”,是说长安街上都能开船了,可见洪水之深,规模之巨。

关于城里行船的描写,于若瀛的《愁雨篇》更为传神:

天雨夏日逢甲子,占者皆言舟入市。

今年闰月甲子雨,萧萧淡月愁人耳。

岂期连日雨翻盆,恍惚若有蛟龙奔。

中宵如注不暂歇,窗风扑灯灯为昏。

地轴摧陷夭逾黑,长安一夜成水国。

室庐半塌哭声吞,沉灶鸣蛙安得食。

鬼神一怒不肯休,七月六日雨益急。

震反撼屋屋瓦响,携灯照阶阶水长。

平明启户不能出,都城内外皆施浆。

事实上,《宣宗实录》里有过明确记载。在洪熙元年七月,也就是本书故事发生后的一个月,京城恰好遭遇了一场暴雨洪灾,会同馆堂屋与墙垣因此损毁,连齐化、正阳、顺承等门城垣也出现坍塌。一直到了九月份,工部还在抱怨说:“北京城垣东西北三间面有倾颓,城楼、更铺亦多摧敝。请本部具材,行后府发军修治。”因为损毁得太过严重,宣德皇帝又把精力放在了陵寝修建上,只得宣布来年春暖后再来管这一摊事。

所以主角吴定缘在洪熙元年六月初赶上一场京城大雨,让他在紫禁城前、长安街头驾棺行舟,不算夸张。最后再简单说说迁都和漕运。

洪熙皇帝一直想迁都回南京,而且在遗诏里明确表示:“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匡子民宜从众志。”宣德继承皇位之后,也有过这样的打算,但最终并未付诸实现。他统治期间,唯一的表示就是让北京六部继续维待“行在”的称呼,表明留在北京是暂时的,我迟早是要回南京的。

但为什么他没积极推动这件事呢?理由很简单,还是地震。

洪熙元年上半年南京震了三十次,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宣德在洪熙元年六月登基,随后南京城又地震了九次。接下来从宣德元年到宣德八年,又一口气震了三十五次。这么算下来的话,洪熙加宣德爷俩在位期间南京一共地震了七十四次,南京简直像是开了震动挡一样。

如果这还不足以震慑读者的话,咱们可以纵向比较一下。有明一代,除去洪、宣之外,赶上南京地震最多的是弘治,十三次,其次是成化,五次,再次是永乐,四次,其他皇帝不过零星两三次。他们绑到一块,都不及洪熙、宣德父子俩。看来老天爷是真心不乐意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算宣德想迁都,也真心迁不动。朝里还有一堆别的事,只好先缓缓。这一缓,缓到后面的正统、景泰、成化几位皇帝在位,他们都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对南京毫无感情,迁都这事自然也就彻底作罢。

迁都不成,漕运自然也得维持。于是京杭大运河得以保留运转,忠诚地为大明王朝服务到了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