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8年，时为嘉靖二十七年，张居正进京为官的第二年。

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扑朔迷离地发展到最后，以内阁首辅夏言被杀而告终。这是大明帝国自朱元璋之后，一百多年间，第一位相当于宰相级别的人物被杀。朝野内外为之震撼。

这应该是帝国官场给青年张居正上的第一课。

夏言被杀之前，曾经在帝国内阁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今天内阁首相的位置上四上四下。

今天人们时常谈到的所谓内阁制度，在我国，其形成时间，大体上是始于大明帝国初期，成型于大明帝国的中期。最后，应该是在张居正走上帝国官场时的嘉靖一朝，方告最终完成。在此之前，似乎并没有内阁这个制度与概念。其演变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帝国创立者朱元璋时代的洪武十三年。

这一年，是为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奸党一案，杀宰相胡惟庸，前后牵连至死者，凡两万余人。与此同时，朱元璋对帝国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组。在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中，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此次改组的内容：“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

从此，将在我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宰相制度正式废除。

朱元璋基本按照宋代“三权分立”和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理念管理军队。将原来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一个大都督府，拆分成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互不统属，各自负责一部分地区和部队的管理，各自直接对皇帝负责。他们只有对军队的日常管理权，没有调兵与指挥权；该权限由六部之一的兵部，经皇帝核准后行使；统兵权则在军事任务发生时，由皇帝临时任命官员担纲；战事结束后，统兵官交出兵权，返回各自职司，士兵则各回各自的营地。这种纵横交错的管理体制，应该是帝国二百多年间，只在天顺年间发生过一次不成功的兵变，基本无需担心军事政变的原因。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其最高首长尚书的官阶由正三品提高到正二品，由以往中书省的下属机构和对宰相负责，改为平行的帝国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均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

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监察究劾，直接对皇帝负责。其所有御史均可直接上书皇帝。

通政司是负责帝国各种文书接收传递的机关。

大理寺则类似今天的最高法院，负责复审司法案件，与刑部、都察院共同负责司法审判之责任，习惯上统称“三法司”。

由此，与以往世代比较起来，帝国政治制度与机构设置均变得极其简单明了，其最大特点，就是所有权力最终毋庸置疑地全部归到了皇帝手上，即所谓“大权一归朝廷”。此后，该举措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闪展腾挪，演变得面目全非，大明帝国所有特异景象、重大事件和乱象，几乎全部或与此干系甚深，或在此时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其影响，堪称至深且巨，令人一言难尽。

而其直接后果，则是一目了然，皇帝的威权变得空前之巨大。同时，其负担当然也变得空前巨大。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五中记载说：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中，全国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各种文书报告送到朱元璋案头，其中涉及各类事项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计算，该人每天需要批阅文件字数约二十万字，处理事务四百二十三件。就是说，即便此人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一个小时也要阅读八千字以上，并在二十多件国家事务上作出决断。这种情形称得上令人畏惧。就算我们的皇帝是真龙天子，就算他的体力、精力、智力、能力都超群绝伦，就算他无限热爱此种工作，这样的工作量应该也是形同苦役。

为此，朱元璋曾经从民间征召过几位饱读诗书的老先生，来做自己的国事顾问，称春、夏、秋、冬四辅官。其间效果如何，记载相当委婉而暧昧。推想起来，这些来自乡村的老学究，若真能做到不是越帮越忙，真能顾好这个问，倒确实是政治史上的奇观。

于是，朱元璋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等大学士，挑选那些品级较低、年纪较大、政绩平平的文史官充任，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并不能参与政事。

到永乐年间，燕王朱棣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之后，开始让这些大学士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置。虽然其官阶仍然只有五品，没有部下，没有统辖机构，甚至没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既无宰相之名，又无宰相之实，但这些人全部是皇帝的亲信近臣，每日侍奉于皇帝身边，奔走于殿阁之下，特别是可以参与机务，看起来很像宰相。为了避开宰相这个已经变得不祥的字眼，加之其名称为“入值文渊阁”，在内廷办事，于是人们含混地称之为“内阁”，算是有了内阁制的大模样。

此后近百年间，大学士们开始兼任各部尚书、侍郎之职——就是兼任六部中的部长、副部长职位，有的还具有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或从一品的少师、少傅、少保等崇高荣衔，权力地位不断提高。他们虽然不能到兼职的各自部门里去实地任职，也不能干预各部事务，名义上仍然只是皇帝身边的侍从顾问之臣，但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他们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权威。如人事推荐与任免建议、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等等。而他们真正的权威，则来自宣德年间所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票拟”之权。

这位以生产了宣德炉和酷爱斗蟋蟀闻名于我国历史的皇帝，也是一位丹青辞文造诣很高的皇帝。票拟之发明权当属此人。

票拟，又叫票旨、条旨，里面暗含了帝国官场运作的大部分奥秘。

这里涉及帝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方式与程序——

通常情况下，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报告文书先汇集到通政司，通政司登记在案，录下副本，然后将所有文书象征性地报告给皇帝，随后转到内阁，由大学士将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后，分别贴在这些报告的封面上，送呈给皇帝最后批示核准，这就是票拟。实际上，等于是为皇帝草拟御批的底稿。皇帝的御批使用朱笔，所以，又叫“批红”。经过批红的文书，再登记备案，录下副本，然后，分发各地、各有关部门执行。

由此可知，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已经很难不在掌握了票拟之权的大学士面前俯首帖耳。

而且，包括了票拟和批红在内的这种国家机器运转方式与程序，还给帝国官场政治留下了两个绝大的漏洞。

其一，当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学士正式成为首席大学士时，“首辅”之称谓便随之产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认同。这种情形大约是在宪宗皇帝时期发生的，就是以成化窑瓷器著名的那位皇帝。首辅没有宰相之名，也没有宰相行政号令、任免官吏之实。但当他深受皇帝信任时，却可以垄断票拟之权，并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而将属于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相当大程度地转移到自己手上。此时，其令人畏惧的威力，甚至远远超过了以往真正的宰相，这可能是朱元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其二，可能会令朱元璋更加沮丧和苦闷的是，当他的子孙们不像他那么酷爱这些行政事务，或者由于精力、体力、智力、爱好等因素丧失了处理这些事务的能力和兴趣，或者那些朝夕相处地陪伴着皇帝的太监们更加令皇帝喜爱和信任时，那专属皇帝的“批红”大权，便会落到这些曾经深受朱元璋蔑视的宦官们手中，使他们变成真正的皇帝。届时，首辅手中的票拟之权将同时失去效用。于是，既失去宰相之名、又失去宰相之实的满朝文武，便在宦官们的拨弄下，死去活来，痛苦万状。

事实上，到张居正看到首辅夏言被杀的时刻，这两大漏洞，早已经全部变成帝国的现实。

夏言出任帝国首辅之时，我国的内阁制度才最终完善形成。这种情形，可能确实和嘉靖皇帝的身体不太好有关。

从湖广安陆州兴王府，即今天的湖北省钟祥县来到北京的嘉靖皇帝，相当长时间都不能适应北京的气候水土，因此，患有“咳疫”和“痰疾”，曾经发作后连绵数月不能治愈，且发病次数相当频繁而猛烈。从症状上判断，可能是西医所说的严重慢性气管炎或支气管炎。导致皇帝无法临朝面见群臣并处理国政。至少，嘉靖皇帝是这样多次解释自己的作为的。于是，忧虑中的皇帝采取了两个措施，希望改善此种局面。

一个是在宫中大力崇道修玄，斋醮祈福；另一个则是推动内阁制度的迅速完善。前者是希望道教的神灵上帝保佑自己养生长寿，后者则是为了帮助自己控制政局。

在此之前，大学士们虽然具有了较高地位和通过票拟建立的威权，却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内阁制度。比如，内阁长时间没有自己的办事机构，没有正式的办公场地，曾经一直与翰林院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内合署办公。到正统十年，即公元1442年，翰林院有了自己的衙署，文渊阁才成为内阁专用的办公处所。又过了不到十年，即景泰中期，内阁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即由中书舍人——机要秘书们组成的诰敕房，内阁制度方告初具规模。

到嘉靖皇帝时，大体采取了三个步骤，使内阁制度最终形成。

一是将大学士全部换成顺从自己的人，并令他们部分地开始干预六部事务，导致《明史》卷一百九十记载说：此后，皇帝身边之臣“无进逆耳之言者矣”。

二是明确大学士为文臣之首，如《明史》“职官志”所记载：阁臣们在“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其三，则是将文渊阁正式修缮改建为内阁的办公地点，地点在午门之内的东面，文华殿南边的一排十间砖房。阁内一间恭设御座，其余为阁臣治公之所。阁东的诰敕房里加装为小楼，仍为储藏图书的皇家图书馆；阁西制敕房旁添造三间各官书办——就是秘书兼随从人员的写字间。从此，《明史》“职官志”记载说，人们在谈到内阁时，才不再含混地与翰林院和文渊阁搅在一起。

这件事情在嘉靖十六年完成，标志着帝国内阁首辅虽无宰相之名，但已经具有宰相之实。夏言则在次年，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成为帝国内阁首辅。此后，龙争虎斗，直到嘉靖二十七年被杀。

夏言曾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嘉靖皇帝即位初年的岁月里，这位机敏干练、锐意进取的官员曾经在裁汰冗员、清理皇庄等相当棘手的政务中，表现不凡，脱颖而出。此后，嘉靖皇帝在改革帝国礼乐祭祀制度上倾注了极大心血。将天、地、日、月分开祭祀就是在此时开始的，从此，北京城的东、南、西、北四方才有了天、地、日、月四坛。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当时的人们何以要在礼仪祭祀上投入如此巨大的努力。但在那个时代，诚如典籍所载，国家最大的事情是两个，一个是祭祀天地祖先神灵，一个就是动刀兵打仗。以是之故，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大礼议”会成为真正的轩然大波，嘉靖皇帝非要乱棍打死十几位大臣才行。如今，皇帝对礼仪祭祀的变革，虽没有形成大风波，却也引起了官场不小的骚动。此时，夏言坚定地支持皇帝，又没有引起反对派的过多恶感，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或许是在官场太过一帆风顺的缘故，进入晚年的夏言少了许多理智，多了不少随意，终于，死在他可能帮过大忙的同乡严嵩手中，以悲惨的结局告终。

严嵩和夏言一样，都是江西人。论年龄，严嵩比夏言大两岁；论科第资历，严嵩比夏言早了十二年；论书法文才，严嵩应该也在夏言之上。但是，若论起权位来，严嵩与夏言却根本无法同日而语。部分原因是，严嵩曾经长期离职，在江西分宜老家养病，时间长达八年多。人走茶凉，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是足够被官场彻底遗忘了。然而，在此期间，严嵩饱读诗书，修身养性，使自己的诗词文名和书法造诣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说，他的书法作品以柔美妩媚见长，其诗词则清丽婉约，深得风人之致。一时间，史书形容他“颇著清誉”，就是说有很高的文名雅望。

严嵩身材高大清瘦，眉目疏淡，嗓音洪亮。于三十六岁重返官场，二十年后，官居南京吏部尚书。我们知道，帝国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便号称“留都”，保留了全套的中央政府机构和编制、官员。只是，那里的官员权限小，且远离以皇帝为核心的帝国中心，时常用来安置一些类似“鸡肋”的官员。比如，酷皇帝朱厚照，当身边的大臣劝谏得令他心烦时，他就喜欢把这种人的官职提升后，送到南京去。是故，那里的官员常自嘲或被形容成是独守空房的弃妇。因此，严嵩虽然升迁得不算缓慢，但心情难免郁闷。

嘉靖十五年，即公元1536年，严嵩以为皇帝祝寿之名来到北京，就此，以五十六岁高龄，走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留在京师。由偏房侍妾，一变而为正室夫人。

在严嵩的诗文集里，可以看到他献给夏言的数首诗。《寿呈桂公少傅》一诗曰：“少傅知予久，交承分愈亲。”全然是后进晚辈的姿态，其谦恭柔媚，套近乎拍马屁的味道颇重。其他大致类似。当时，夏言已经官居内阁大学士，是为次辅。但由于精明干练，深受皇帝信任，权力影响均已超过首辅。由此判断，说夏言在老乡严嵩这次意味深长的命运转变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大约是可信的。

有一次，严嵩在家里做生日宴会，恭请已经晋为首辅的夏言赴宴。夏言退回了他的请柬，没有光临。严嵩便来到夏言家的门外，跪在门口，将请柬高举过头，朗声吟诵内文。终于将帝国首辅请到了寒舍，令严府蓬荜生辉。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夏言终于没有莅临，严嵩于开宴之际，恭而敬之地跪在为夏言预留的座位前，为首辅遥遥敬酒。这种做法，应该会使夏言感觉极佳。

据说，严嵩之为人，谦恭和善，蔼然有长者之风。就是在其后来位极人臣、权势熏天之际，仍然保持着此种彬彬有礼、平和谦易之风范，绝少疾言厉色。致使其身后，天下皆指其为巨贪巨奸时，江南文坛领袖钱谦益，仍然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转述了当事人高拱所亲笔记载的一则趣闻轶事。

严嵩当国，也就是主持中央工作时，帝国臣僚和各界名流聚会，为严嵩贺寿。严嵩长身耸立，众人“俯躬趋谒”，就是快步上前鞠躬拜谒的意思。站在一旁的高拱突然“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严嵩问这个下属何故发笑？高拱回答：眼前的情形，令我一下子想起韩愈韩昌黎的《斗鸡诗》来——“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所以忍不住发笑。当时，在北京的江西人很多，民间俚语中，称呼江西人为“鸡”，可能和江西人的某种口音有关，完全没有这个字眼在今天的含义。结果，此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严嵩本人也笑不可抑。钱谦益悠然神往，“先辈风流雅谑，政府词林，行迹无间”，是为“嘉话也”。

年届六十耳顺之年的严嵩，背已微驼，清癯的面庞上，沟壑纵横，刻满岁月的沧桑。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他始终以恭谨之态尊事夏言。这可能是夏言对他心生悲悯，夷然不放在眼里，一直以属下晚辈傲岸待之的重要原因。

然而，事情在起变化。

严嵩的恭谨柔顺和他文采飞扬的辞章，同样给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我们能够知道的《庆云赋》和《大礼告成颂》等文字，文辞华美，独具风骚，逢迎之意，其媚入骨。假如用朱元璋的标准判断，大约称得上是“谀而且佞”。此种文字，出自一位花甲老人之手，想来令人心情格外复杂。然而，正当盛年、深具辞文素养且自我感觉极佳的嘉靖皇帝，却在御览之下，甚为喜悦。逐渐，严嵩深获帝心。

而此时，同样年届花甲的夏言，却出现了颇为“另类”的老年颓唐模样。

本来，夏言应该算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不但在政事处理上明快精干，在诗文辞章上也颇有烂漫如霞之才。当他在大礼议和礼乐祭祀制度改革上站在皇帝一边时，便深得皇帝欢心和倚重。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忘记了一个道理，天下有才华的人太多了，皇帝更加看重的并非才华，而是忠心与顺从。因此，当上首辅之后，夏言逐渐露出恃才傲物的意思，在皇帝面前也似乎少了一些恭谨。不但不再时时事事随顺皇帝的心意，有时还丢三落四，令皇帝深感不快。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连续招致嘉靖皇帝不满甚至痛斥，并且曾经三次被斥逐，离开首辅之位。

后世的史家在谈到夏言的表现时，说法很多，占主导地位的说法就有两种。

一种认为，是严嵩等人的谄媚谗言，导致夏言失宠。

还有一种说法，则指斥夏言得意忘形，已经不把皇帝放在心上，从而粗疏草率所致。

更有一种说法，可能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

这种说法认为：

夏言的私生活中，有一个绝大的苦恼，即没有子嗣。今天看来，这对于许多人可能正中下怀，免得还要花钱去避孕绝育。但在古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下，这决然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小事。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七出之条”中，用一纸休书将不能生育的妻子休掉，是受到社会支持的。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与男人纳妾也都出自同样的理由。而那些不能生育的妻子们，主动为丈夫纳娶姬妾，是避免更坏的命运并赢得社会赞誉的重要手段。这和我国被视为神圣的圣贤之道、宗法制度紧密相关。

然而，屋漏又逢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没有子嗣的夏言，偏偏碰上了一位既妒且悍的妻子，令他又爱又怕。结果，为了是否纳妾以便延续子孙后代的问题，夫人发河东狮吼之威，寻死觅活，闹得翻天覆地。直到夏言年近花甲且身居帝国总理大臣高位了，看看实在生育无望的夫人，方才相当勉强地允许自己的首辅丈夫纳了小妾。由此，导致夏言身心交瘁，顾此失彼。

用这种说法，可以相当有效地说明，当皇帝命夏言撰写《居守敕》时，一贯精细勤谨、且有倚马可待之才的夏言为什么会在最后一天，才慌慌张张地交出草稿。导致皇帝痛斥他：“尔所职何事，至今日方呈草耶？”——你这首辅是干什么吃的，到今天才呈上草稿？随后，不管夏言如何惶恐哀恳，还是将其撤职罢官。是为第一次斥逐。

应用这种说法，还可以解释夏言第二次被斥逐的情形。

当时，公元1541年，嘉靖二十年八月，昭圣皇太后去世。夏言在奏疏中误写字号，遭皇帝叱责。夏言连忙谢罪，并提出身患疾病，请假还乡。结果，皇帝勃然大怒，痛骂道：“何肆意放恣一至于此？”——怎么嚣张放肆到了这种地步！立即下令将其罢免之。

嘉靖皇帝是一个极度挑剔的人，特别难伺候。他曾经为一个错别字，把一位上书言事的臣子廷杖一百，痛打后，再发配边疆充军。在喜欢采用酷刑对付臣僚方面，他可能是仅次于两位祖先——洪武皇帝朱元璋和永乐皇帝朱棣的帝国皇帝。但为一个字如此发落帝国首席大学士，似乎也有些小题大做。据说，他此时已经知道了夏言家中的情形，结果，引起的不是同情和体谅，而是深切的不满。他认为，臣子应该舍身忘家地忠于王事，哪里可以为一己之私而怠慢皇家事业？尽管他自己当初深切沉溺道教之术时的原始动机之一，就有为了广育子嗣的意思在内。由此，导致他觉得夏言已经不可信任。

从后面的专门章节里，我们可以知道，嘉靖皇帝一生高度以自我为中心，从他对皇后、妃嫔、儿子、臣僚绝无体谅的行事风格判断，上述推断可能是能够成立的。

夏言的第三次被逐，发生在半年以后，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翻检史料，在这次事件中，夏言不但没错，反而称得上是令人尊敬的。这是一些古代的学者们，对夏言颇有敬意的原因之一。让人特别无法理解的，反倒是有今天的学者，对此颇有烦言，令人完全无法知道是出于何种肚肠。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按照帝国制度，皇帝日常戴的帽子是乌纱折上巾，就是唐代所谓的翼善冠。当此时，嘉靖皇帝正在崇道修玄的兴头上。他不但自己喜欢戴道家一种叫香叶冠的道士帽，还让人制作了五顶道士帽五双道士鞋，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五人。

一般说来，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大凡崇信道教方术的皇帝，都要耗费大量民脂民膏，且迄今为止，尚无导致良好结局的事例。不要说行多年恶政，把国家和人民糟蹋得一塌糊涂的汉武帝，就连英武如李世民的早死，可能都和服食道家丹药有关。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将崇道推向登峰造极，后来亡国灭家。由此，形成一种较为普遍的心态，对皇家崇道不以为然。

结果，其他人都领赏谢恩，行礼如仪，只有夏言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这不是国家规定的大臣服装，我不敢接受和穿戴。”又说，“现在人们都在盯着我，穿上这玩意儿不是更授人以柄吗？”

嘉靖皇帝闻听之下，勃然震怒，令夏言退出宫苑。六十一岁的夏言，仿佛吃错了药一般倔头倔脑，他说：“须有旨，乃可行。”“下旨乃可去耳。”——必须皇帝下旨，我才能走！

这使嘉靖皇帝切齿痛恨。此后数年，直到诛杀夏言，仍念念不忘，一再提起此事。因此，明代历史学家认为，夏言被杀“由不戴香冠始”。

此时，严嵩的表现则大异其趣。他不但欣然穿戴上了道士鞋帽，还小心翼翼地在帽子上笼罩以轻纱，透出一派朦胧美感。嘉靖皇帝问他：这是典出何故？他庄重地告诉皇帝：天子所赐，不敢轻慢，恐灰尘玷污耳。其结果完全可以想见——帝心大悦。

可能就是在这一次，严嵩老泪纵横地向皇帝诉说了夏言对自己和百官肆意欺凌的情状。皇帝怜惜而且震怒，遂颁上谕，列举夏言四大罪状。听上去，居然有四大罪状，挺吓人，实际读起来，却相当牵强。譬如，不戴道士帽也是一项，等等。但是，在皇帝看起来是大罪状，这就够了。

七月一日，以“臣欺凌君上，作威作福”之罪，将夏言罢官。同时，皇帝指斥监察官员失职，不早做纠举，一口气处分了七十三名言官。一个半个月以后，公元1542年，即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严嵩以礼部尚书为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仍掌部事，为次辅。八个月后，首辅的儿子可能在科举考试中作弊，事发，首辅被削籍，就是被开除公职。严嵩成为帝国首辅。史书记载说：在此期间，内外百官但凡要做什么事情，都要先取得严嵩同意，然后才能到达皇帝耳边。于是，“副封苞苴，辐辏其户外”。古人文雅，喜欢掉书袋。所谓苞苴者，蒲草编的草包也。《荀子》：“苞苴行与？”杨倞注曰：“货贿必以物包裹，故总谓之苞苴。”说白了吧，就是行贿的红包。辐辏，是车轱辘。就是说，四面八方前来送礼行贿的车子轿子，停满了严嵩他们家门外的街道。公元1545年，即嘉靖二十四年，夏言被召回到朝廷，第四次担任首辅。

原因是，这些年来，严嵩和他那虽然长得不好看，但却聪明绝顶的儿子严世蕃贪渎之声大起。至少有十个以上臣子，揭发弹劾这父子俩贪横不法之情事。前面曾经提到，那位因为考试题被廷杖八十，当场打死的叶经，就是弹劾过严嵩的御史大夫。当时的人们相信，他的真正死因，是得罪了严嵩。

事实上，差不多在十年前，严嵩从南京来到北京后不久，父子俩就已经开始有了“贪”名，皇帝并不在意。在史料上看，他甚至一度认为是夏言在背后支使的这些弹劾。因此，弹劾越多，皇帝对严嵩越加怜爱，觉得他为了忠于王事而受委屈了。后来，严嵩的“横”名一出，甚至一度成为了“独辅”——就是唯一的内阁成员时，皇帝方才觉得有些不是滋味，于是，将严嵩的克星夏言召了回来，放到严嵩的脑袋上。

如果说，以前夏言对严嵩只是不假以辞色，还不能说是欺凌的话，这一次，他倒是真的算得上欺凌严嵩了。

他把票拟之权全部拿过来，眼睛里仿佛就没有严嵩这么个人。然后，三下五除二，把严嵩这些年提拔起来的官员，抓的抓，贬的贬，流放的流放，开除的开除，弄得严嵩好不容易搭起来的班底，一时间七零八落。此时的严嵩，唯唯而已，很少表示什么。就连他最亲近的人被撤职，他也几乎不施以援手。

帝国官场故事告诉我们，大凡到了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故事的结局也就快到了。

不久，夏言抓住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赃枉法的证据，他立即准备动本弹劾。这一次，严嵩真的慌了。他那绝顶聪明、自称天下才华自己一个人占了三分之一的严世蕃也糊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于是，发生了为许多史书广泛记载和引证的故事——严嵩带领儿子严世蕃来到夏言家里，长跪痛哭，以求免祸。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帝国第一副宰相的严嵩，携大约是副司局级干部的儿子严世蕃，来到相当于帝国宰相的夏言家求情。夏言称病，将其拒之门外。严嵩将一个不小的红包硬塞进传达室工作人员的手里，然后，与儿子一起挤开该半推半就的工作人员，来到夏言的卧室。额头上敷着一块毛巾装病的夏言，听到传达室工作人员与人拉拉扯扯的声音，睁眼看去时，严嵩父子已然跪在床前，放声大哭。

据说，当时夏言长叹一声，“遂置不发”。就是把事儿搁下了。严嵩父子以此一跪一哭，逃过此一劫。

登上首辅位置之前的夏言和做了首辅之后的夏言，行事风格颇多改变。而在首辅名位上四上四下，令他发生的变化似乎更大——理智越来越少起作用，强硬与随意更多地表现，甚至全然丧失了政治斗争中的警觉与敏锐，连“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基本问题都搞得糊里糊涂，毫不讲究政策、策略与方法，没有重点，没有层次，没有步骤，没有韬略，就像对待严嵩父子时一模一样，碰上一个打一个，只要在口头上打服了就行，仿佛是在快意恩仇一般。

夏言老矣。从里到外都已经不复当年之风采神韵。英雄暮年，他实在应该听从一位幕僚的劝告，不要第四次出任首辅之职。

不久，夏言的剑锋直指嘉靖一朝的首席宠臣——陆炳。

事情的起因大体是：这位与嘉靖皇帝吃同一个母亲的奶长大、且救过皇帝命的锦衣卫都指挥使，和另一位皇亲国戚合伙贪赃枉法，数量可能还不小，证据落到了夏言手里。夏言准备彻底查办此案。

夏言做得没有错，用圣贤的标准衡量，他是值得赞扬和歌颂的。

问题可能是出现在政治斗争的时机、策略与夏言的心态上。

当时，贪横之声最大、民怨最大、夏言最应该首先给予致命打击的敌人，当然是严嵩。结果，却被夏言轻轻放过。

陆炳是终嘉靖在世期间最受皇帝宠信的第一人，手中常年掌控着帝国的锦衣卫特务组织，这些都可以不论。问题是，陆炳也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属于那种一按开关，全身上下到处活动的机灵角色。在严世蕃口中，天下之才他自己占了三分之一，另外占了三分之一的一个人，就是陆炳。此人坏事没少干，但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特别喜欢结交各界名流雅士，和文人士大夫们的关系相当友善。同时，他与夏言和严嵩的交情都不错，没有明显的亲疏远近之分。显然，他应该是夏言尽力争取的同盟军，结果，反被夏言推到了严嵩的阵营，变成了自己极其可怕的敌人。

史书记载说，当时，陆炳很恐慌，给夏言送去三千两白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三四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

据说，夏言一生清廉，最痛恨官吏贪渎。

第二天，这笔钱被退回，上面附着一张字条，曰：老夫一生，只受朝廷俸禄。

陆炳急了，跑到严嵩处求救。严嵩当然不会把自己父子的情形告诉陆炳，他换了一个说法，用春秋战国时期一位磊落伟丈夫的典故，点拨陆炳：“看来只能效法古代名将，如廉颇般负荆请罪了。”

陆炳大悟。来到夏言家门前，长跪请罪。夏言答应不再追究，但要求他自己写一份供状，就是检讨书，自己交给皇帝。从此，陆炳恨夏言入骨。史书上说，严嵩和陆炳就此联合起来，“日与谋倾言”——每天商量着如何干掉夏言。夏言全无觉察。

与陆炳同案犯事的是一位侯爵，乃当今嘉靖皇帝的亲姑父。嘉靖皇帝由藩府王子入继大统时，就是这位姑父前往迎接的。以是之故，该人成为整个大明帝国唯一一位没有军功却被封为侯爵的驸马。他曾经在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中，虽不是为了支持夏言，却在夏言的最后胜利中，起过重要作用。因此，他也应该是夏言的同盟军。

此次，他同样来到夏言家里请罪。在他作势欲跪时，夏言赶快将他扶起，首辅还没有强横到敢让皇亲国戚给自己下跪的程度。夏言相当恳切地劝导这位侯爷，请他以国事为重，莫让蝇头小利坏了一世英名。那侯爷哪有什么英名可言，且从数量上判断，可能也绝非小利。夏言无异对牛弹琴。换来的是侯爷表面诺诺，实则切齿痛恨。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除了恩怨之外，已经六十五岁的老首辅夏言，可能确实希望把乌七八糟的帝国官场，收拾得稍微干净一点。而在上述事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他的这些全无谋略的做法，除了树敌，并使事情变得更糟之外，已经没有可能达到好一点的结果。表明此人的政治智慧与才能已经枯竭。

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显然忽视了另外一个可以要命的因素——皇帝的心思。

此时，皇帝已经又一次开始对夏言不满。

已过不惑之年的皇帝，此刻是越发地“惑”了。他真心地、深切地沉浸在道家的修玄斋醮之中，希望以自己的虔诚获得昊天上帝的回应。因此，他特别需要经常地向神灵表达自己的崇敬，同时汇报自己的思想，以求得福佑。其具体做法，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向上帝贡献青词。

写青词的难度，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介绍。事实上，真正的难度还在于，写一篇两篇还可以，十篇八篇也能对付。若是三天两头长年累月地写，不管白天黑夜吃饭睡觉地写，还不许重复、还要每出新意，还要全部都符合上帝与皇帝两位神灵的心意，这的确不亚于一件看不到头的苦役。

夏言曾经是一个为皇帝撰写青词的高手，这是皇帝十几年间对他由喜爱、宠信、离不开，到又恨又爱，三番四次赶走了又召回来的原因之一。然而，此时的夏言，可能对此已经厌倦，他不再把为皇帝撰写青词看成是帝国内阁首辅的最重要国事了。平心而论，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宰相，每天需要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政事务，还要长年累月地应付皇帝这种根本就是变态的需求，也真够难为他的。于是，时常命手下人代笔，或者用过去的底稿，改头换面一番，呈献上去。

然而，糟糕的事情就此发生，且无可挽回。皇宫里，屡屡发生皇帝恼怒地将他呈来的青词，狠狠摔到地上的形事。

这些情形，夏言完全不知道。原因是，他对皇帝身边的太监从不假以辞色，公事公办，完事拉倒，并不表示什么特殊的客气。这样，太监们自然也就没有义务为他通报什么信息。此种情形，完全符合帝国规制。夏言并没有做错什么。

严嵩则与夏言完全不同。这位比夏言还年长两岁的六十七岁老人，突然青春焕发，真正是老当益壮。他把身心几乎都投入到青词的写作中去了。于是，六十多年积累起来的圣贤经典、仁义道德、诗书礼乐、人生阅历全部化为锦绣文章，化为皇帝的满心喜悦，化为直达上帝面前的缭绕香烟。

严嵩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他为人很客气。对皇帝身边的人尤其客气。每当与太监接触时，迎来必定嘘寒问暖，送往则殷勤叮嘱保重。最重要的是，握手致意之际，每每会有一个银或金元宝酬谢辛劳。结果，自然大不相同。

据说，嘉靖皇帝经常会让太监们在夜半时分，悄悄观察内阁大学士们在做什么。他得到的消息，差不多都是：夏言在酣然大睡，而严嵩则在孤灯之下苦苦构思撰写青词，常到更深漏尽。

公元1547年，即嘉靖二十六年，对于张居正是个好年头——高中进士并选庶吉士，对于帝国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

前一年八月，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上书皇帝，提出收复河套地区，解除蒙古族骑兵对帝国西北边境威胁的方略。嘉靖皇帝找不到感觉，命兵部论证该方案，兵部把球踢回给了曾铣，令与其他西北地区负责人一道商量，拿出可行性报告。夏言则认为曾铣忠勇可嘉，建议皇帝采纳其建议。皇帝接受，下令褒奖曾铣，并决定预做准备，推进此事。

进入嘉靖二十六年以后，却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导致事情急转直下。

七月，陕西发生山崩，古人认为大不吉，乃“分崩离析”之象。

十一月初五，皇宫突发大火，方皇后尚在寝宫之中，嘉靖皇帝却令想冲进去救皇后的太监们赶快救火。导致这位皇后连烧带吓，很快死去。

十二月以后，正值嘉靖皇帝催促尽快落实收复河套之方案时，北京却连连刮起大风霾，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沙尘暴。我国古代数术中，认为大风霾乃是边境刀兵大起的凶兆。

这些灾异连连发生，令嘉靖皇帝大为沮丧且紧张。此后发生的情形，在沈德符那著名的《万历野获编》中记载颇为可信。

当此时，严嵩的亲密朋友，也是嘉靖皇帝最为宠信的道士陶仲文，从斜刺里杀将出来，剑走偏锋并一剑封喉。他使嘉靖皇帝相信：山崩是要应在皇帝身上的。汉代时，发生此种灾异，采用的方式，就是赐三公死。那时的三公，指的是宰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如今，只有宰相和边防大将去挡灾，皇帝方可化险为夷。

于是，公元1548年，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初二，农历春节的第二天，嘉靖皇帝召夏言和严嵩，将上述灾异联系起来，警告他们要“转祸为福”。三天后，初六，皇帝便全盘推翻了对夏言和曾铣的支持。严嵩也一反数年唯唯之态，开始向夏言正面出击。他向皇帝进言，认为这些灾异与首辅夏言的行为密切相关。由此，导致曾铣等人被捕，夏言第四次罢官。

最后的结果已经无须过多浪费笔墨。因为随着陆炳的加入，夏言必定难逃此劫。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陆炳是审理曾铣一案的最高负责人。他给皇帝的报告中说，曾铣曾经贿赂给夏言数万两白银，所谓收复河套云云，不过是为了掩饰、冒功而已。给曾铣加上了谎报边情、交结近贵——即夏言的罪名。

最后，曾铣和罢官后又被逮捕的夏言全部被处死。

据说，夏言临刑前，嘉靖皇帝曾经一再观望天象，见天无异象，方才传旨行刑。谁知，令旨刚刚传到刑场，便阴云四合，大雨如注。史家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记载说，夏言行刑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收复河套，实在是想为皇帝尽犬马之忠啊，哪里想到竟会这样！”

至此，在与夏言近十年的搏杀中，六十九岁的严嵩大获全胜。

此时，沉浸在喜悦中的严嵩，可能没有留意到，有一双满是寒意的眼睛，正在冷冷地盯着自己的背影。

那是帝国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的眼睛。

徐阶是松江华亭人，治下属今天的上海市。《明史》上记载说：此人小时候曾经两次大难不死，成为当地人的传奇。一次是在一岁时，掉进一眼干枯的深井里，救出来后，三天才醒过来；另一次是在五岁时，跟父亲过括苍山，从山崖上摔下去，却挂在树枝上，结果，保住了性命。

嘉靖二年，即公元1523年，徐阶中科举高第，为进士第三人，就是民间所说的探花郎，故直接授官为翰林院编修。前面曾经介绍过，这是一个极清贵的职位，接触皇帝的机会很多，属于帝国晋升速度最快的一类。当年，他只有二十一岁。

这一届主考官是大学士费宏，嘉靖初年著名的首辅杨廷和曾经责怪费宏：为什么不把这位翩翩少年录取为第一名？嘉靖朝大名士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记载，名相杨廷和曾经指着徐阶说：“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辈。”

从《明史》的记载里，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徐阶的相貌：短小白皙，善容止，就是风度翩翩的意思；性颖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大约指的是心机很深不轻易外露之意。有一个重要的情形，常被人们忽视，徐阶曾经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与王学门人过从甚密。这可能是他能够最终打倒严嵩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入官场不久，徐阶曾经遭遇过一次不小的挫折。

嘉靖初年，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恰于此时，徐阶父亲去世。帝国规制，父母去世时，官员必须离开官职回家守孝三年，一般是二十七个月，术语叫“丁忧”。徐阶因祸得福，躲过了“大礼议”期间，官员们于左顺门外廷杖时被迫表态这一劫。谁知，嘉靖皇帝不久就又开始更定祀典，就是改革礼乐祭祀制度。改到孔子祀典时，准备在祭祀时较大幅度地降低孔老夫子的规格，旨在以君权打压师权。徐阶不干了，他侃侃而谈，痛驳一位秉承皇帝旨意、从而势焰正盛的当朝大佬。双方激烈论战，逼得大佬口不择言地冒出一句不伦不类的话来：“你竟敢背叛我！”徐阶一本正经地回答：“只有归附才谈得上背叛，我并没有归附您呀，背叛从何谈起？”说完，作个揖便扬长而去。据说，嘉靖皇帝为此气得破口大骂，曰：“此人这般巧言善辩，翰林院难道可以用这样的人吗？”令人立即把徐阶的名字镌刻在柱子上，谓：“徐阶小人，永不使用。”（陈田《明诗纪事》戊签卷第15，引《国史唯疑》）

当时，据说徐阶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诸多重臣极力相救，最后，被贬到福建的延平府做推官，掌管刑狱。延平府，就是后来出了郑成功的那块地方。

徐阶又一次因祸得福。在地方官任上，此人干得相当漂亮，三年刚满，便被提拔为黄州府同知，相当于地级市第二把手，还没到任，又被提到省里，任浙江按察佥事，相当于主管司法省长的助理，负责学校教育这一块的监察司法。三年后，又被晋升为江西按察副使，成为助理一省司法的副省长。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评论道：徐阶“以文翰起家而志在经世”。意思是：徐阶文人出身，志向却是治理国家。

经此磨炼，徐阶变得圆熟老练，加上年深日久，嘉靖皇帝可能也早忘了当年那一档子不愉快。从此，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多种史料上都有夏言极看重徐阶，从而多方提携的记载。徐阶一路顺风顺水时，正值夏言当国。由此判断，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嘉靖二十年，即公元1541年，徐阶出任国子监祭酒。不久，嘉靖二十二年，徐阶四十三岁时，成为礼部侍郎——副部长，旋即迁为吏部侍郎，并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实际行使着尚书的权力。原因是，连续几任尚书都年事已高且看重此人。此外，他还一度教习庶吉士，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大约就是这个缘故，他认识了并极其看重张居正，致使张居正对徐阶终身执弟子礼，恭而敬之地以师礼尊事之。

夏言被杀时，徐阶是部级副长官，朝中这个级别的官员有一大帮，尚属人微言轻，我们找不到徐阶在挽救夏言上出过什么大力的证据。

嘉靖二十八年，即公元1549年，夏言被杀的第二年，徐阶出任嘉靖朝最为重要的礼部尚书。

在其他朝代，礼部并不是一个受人看重的部门，之所以在嘉靖一朝变得特别重要，时常从这个部里提拔大学士，是因为嘉靖皇帝屡屡在礼仪祭祀制度上折腾事儿，而且，他在修玄崇道时特别需要礼部的襄赞。

徐阶能够坐上这把交椅，和他极其出色的青词写作，有着极大的关系。《明史》记载说，由于徐阶撰写的青词深获帝心，以至于被皇帝专门召到无逸殿去值班。结果，连徐阶被推荐担任吏部尚书时，皇帝都下令不许。意思是不愿意徐阶离开身边，他需要徐阶随时为自己撰写青词。

这种情形，令已经担任首辅的严嵩极度不安。年过七十的老首辅无法容忍这个夏言奖掖过的小个子，更无法容忍皇帝欣赏除自己之外别人写的青词。

第二年，即嘉靖二十九年，岁在庚戌，是为公元1550年。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庚戌之变”，蒙古族骑兵以边境贸易的缘故，在俺答的率领下，大破明军，长驱直入，直薄北京城下。嘉靖皇帝召见大学士们和礼部尚书徐阶，问他们准备以何策对之。严嵩以此事由边境朝贡贸易引起，一句话就把火引到了徐阶身上：“这件事情应该由礼部负责。”徐阶虽然不懂军事，却懂得孤军深入的大部队最怕旷日持久。于是，献上一条虚与委蛇以待援兵的疑兵加缓兵之计。结果，后来的发展基本被徐阶蒙对了。

就在这一次，发生了严嵩断送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性命的故事。

当时，大兵压城，兵部尚书向首辅请示方略，首辅点拨他说：“若是在边境上，打败了还可以找理由，在天子脚下失利，谁负其责？这是一帮饿贼，吃饱了自然远走高飞。”这位帝国最高军事长官居然就此办理，任敌人在城外烧杀抢掠。后来，如徐阶所说，援兵陆续开到，敌寇也抢掠得差不多了，于是，真的远走高飞了。

然而，城中的皇亲贵戚和大宦官们不干了。原因是，他们的大部分产业都在城外，此次损失最为惨重的倒成了这帮家伙。千夫所指之下，这位兵部尚书锒铛入狱。据说，被抓走前，严嵩就告诉了这位尚书一句话：“有我在，必有你在。”

于是，尚书一口咬定，不派兵出战的决策端出自自己，与别人没有关系。就此，皇帝下令将其处死。据说，直到刽子手的大刀已经提在手里了，这位尚书还在等着严嵩来救他。最后，大刀举起来时，他嘶声喊叫道：“嵩贼误我！嵩贼误我！”从而，为他的家属和在场者留下了这段记载。

有两件事情，差一点让皇帝恨上徐阶，并险些被派个苦差将其逐出京城。一次是请求早立太子，一次是为已故皇后安葬。本来这都是礼部分内的事情，且徐阶的报告也都符合帝国规定。谁知，不合皇帝心意，“帝大怒”。吓得徐阶赶快撤回了自己的提案，并立即重新上了一个完全顺从皇帝的折子，才算把事情缓解下来。据说，当时，严嵩听说了徐阶上的折子后，很高兴，马上和儿子严世蕃商量，看看如何给他再上点眼药，突然听说徐阶已经悄悄撤回原议，方才悻悻作罢。

有一天，严嵩和皇帝聊天，聊到了徐阶，严嵩先是把徐阶夸奖一通，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徐阶这个人缺的不是才华，是多了一点儿二心。”有一种说法，说是皇帝颔首，对此深以为然。

徐阶危矣。

有史家评论徐阶之为人时，说他“外示人以名节，内济之以权术”，和他的隔辈老师王阳明几乎一模一样。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把徐阶和王阳明相提并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面对险涛恶浪，徐阶处理得相当艰辛。

一方面，他倾全力精益求精地治青词，以期挽回帝心。

另一方面，徐阶平日之为人开始发挥作用。徐阶平时礼贤下士，姿态极低。按惯例，吏部作为帝国最高干部人事机关，是个极度敏感、人人警觉性特高的衙门。因此，至少在表面上，吏部官员对于前来办事的其他众官——不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官员，一般都是公事公办，三言两语打发走人了事。而徐阶当吏部侍郎时，对所有来人，均“折节下之”，就是毫无架子，而且必定促膝攀谈，不管边疆内地，吏治社情，民间疾苦，全都深入请教。结果，搞得大家每个人都暗自欢喜，以为徐长官特别看重自己。《明史》说，大家皆“愿为用”，就是都愿意替徐阶办事。

此刻，这种情形开始发挥作用。皇帝在他身边来来往往的人们那儿，时常可以听到一些徐阶的好话。

而最重要也最难办的，则是严嵩。

可能是因为徐阶当政之后做了不少好事，人们为贤者讳的缘故，所以，史书中谈到徐阶巴结严嵩的情节时，大都隐讳简约，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其实，这大可不必，所谓清者自清。有一些污点，反倒恰好可以反证出清者之艰难。

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徐阶在严嵩面前，可能远远不止是像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的那样，只是谦恭和委曲求全而已。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不堪一些。比如，他可能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了严嵩的儿子做妾；比如，以躲避倭寇的名义，入南昌的户籍，以便和严嵩攀上乡亲之谊。

我们知道，除了杀老乡夏言之外，严嵩极为看重乡里之谊，曾经多方提携和援助过江西老乡，并且，可能花费不算小地在家乡大量架桥修路，举办慈善事业。从严氏父子一生行状及其被抄家后的记载看，他花的肯定不会是自己的钱。不过，人们并不在意钱从何来。据说，直到今天，有些他当年修架的路、桥还在使用之中。至今，许多江西分宜人并不承认严嵩是奸臣的结论。

以是之故，徐阶与另外一位同时的内阁大学士，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严嵩的两个小妾”，应该不是无根谣言。这也是后人相当同情徐阶的原因。如丁元荐在《西山日记》中，就将徐阶比喻为含垢忍耻、卧薪尝胆的勾践。不管怎样，徐阶当时饱受屈辱应该是真实的。

即便如此，严嵩并没有放弃挤兑徐阶。

比如，有一个胆子极大的大将军，曾经在倒霉时求严嵩帮过自己，从此，认严嵩为义父。此人最突出的一项事迹是：一次，蒙古族骑兵前来袭扰，他不敢出战，派人花重金请敌人改一个地方攻打，不要到自己防区来。于是，敌人真的换了一个方向。他却就此向皇帝报告，说自己取得大胜，云云。从而，极受皇帝喜爱，被连连加官晋爵。后来，升了大官的此人有些得意忘形，不愿意再和严嵩保持义父子关系，连续得罪了严嵩和陆炳。结果，在陆炳的安排下，案发。

这个家伙曾经和徐阶一起工作过，严嵩便求见皇帝，想将徐阶一起牵连到这个案子中去。谁知，等他很起劲地讲完后，嘉靖皇帝慢悠悠地告诉他，在所有揭发这个案子的人里面，徐阶是第一个。据说，极善随机应变的严嵩，居然呆住了，许久还不过神来。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公元1552年，即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阶终于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进入内阁，参与军国大事。

这一年，徐阶五十一岁。

从此，徐阶与严嵩朝夕相处，在心里，日夜角力。这个手腕，两个人一掰就是十年。

从公元1542年，即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六十二岁的严嵩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起，到公元1562年，即嘉靖四十一年五月止，八十二岁的老首辅严嵩，在帝国内阁大学士的位置上，整整待了二十年，其中大约有十六年左右为首辅，还有若干时期为独辅。

这期间，大明帝国称得上是异彩纷呈。此异彩纷呈者，乃真正的异彩与怪异世相交织呈现之谓也——

譬如，很好玩的《西游记》，大体上就是在此期间成形的。这本书的出现，绝对是个异数。原因是，数千年来，在中国人所写的书籍中，能够如此充满幽默、调侃和机智、不媚俗、较少装模作样的，此书大约是唯一一本。只要智商指数能够达到九十以上，应该就可以在那些老魔小妖里，看到当时社会的大致情形。

那部真正伟大的医药学著作《本草纲目》，是在严嵩伙同嘉靖皇帝杀夏言的第四个年头开始酝酿的。正是这一年，徐阶成为大学士，正式进入内阁。这本写满花草根茎的书，浸透了只有在最优秀的那类中国人身上才会具有的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假如知道了这本巨著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支持，完全是李时珍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凭借一己之力完成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心灵、性情、才华能够伟大到什么程度。从而使人对这个民族深不可测的潜力怀有深切的信心。

在此期间，王阳明的弟子们则将老师的学说发扬光大，狂侠派何心隐一流人物大受欢迎；其他各种学说与流派纷纷露出端倪，全国各地传播各种思想的书院如雨后春笋，一时间达到鼎盛状态。此种景象，至少表明，朱元璋力图以四书五经统一国人心灵的治国理想，即便不是完全破灭，也显示出失去社会认同之大势。

海瑞的绝大多数故事都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包括他把自己顶头上司胡宗宪那骄横不法的公子修理得体无完肤，包括他把对自己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大员鄢懋卿治理得恨不得食肉寝皮，却又毫无办法。但这两个人毕竟还有所不同，胡宗宪似乎没有难为海瑞，只是在后来当作开玩笑，谈论过县太爷海瑞在县衙门后院自己种菜吃，并在为母亲过生日时买了二斤肉，等等。那个鄢懋卿则可能是直接策划了对海瑞的报复。而那篇骂皇帝的千古奇文，也是在不久之后便大放异彩的。

倭寇为祸东南，发生在此期间。由此，既有谭纶、俞大猷、戚继光等人成长为一代抗倭名将，也有朱纨、张经、李天宠等有功无罪却或自杀或被杀的冤魂；既有倜傥豪迈富有谋略，却不得不依靠巴结权奸方才立功的胡宗宪，也有仿佛妖孽托生、无恶不作，却官运亨通的赵文华。更有可敬可爱之女子，于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之中，家国情怀，侠义可风，最终只能自蹈死地。

而一部惊世骇俗的《金瓶梅》，则有大可能是在这个时期酝酿成熟的，尽管还要再过几年才能问世。这是一部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崇高赞誉的伟大作品，唯独在孕育了她的祖国，后来所有世代都将其视为耻辱和危险，反衬出一种猥琐心理。中国文学几乎没有可能被超越的巅峰之作《红楼梦》，肯定在其中汲取了大量的灵感与养分。

与此相关联的是，此时产生了一位大才子大名士，他就是王世贞。

此人在当时帝国文坛上的领袖地位，达到了这种地步：任何人的诗文字画，一经他的评点赞赏，顷刻之间便会身价百倍，誉满全国。

这位大才子，在此期间曾经遭遇重大创伤。因此，众多人们认为，《金瓶梅》那位托名“兰陵笑笑生”的作者就是此人——王世贞。这一派论者认定，嘉靖年间仕途黑暗，贿赂公行；富人淫恶，女界秽乱，友朋之道衰微，奸佞之徒嚣张为祸。因此，王世贞认为“中国人，中国社会，已经卑贱堕落到了极点，贪鄙污秽，无所不登峰造极”，于是写作了这本书。

王世贞所遭遇的重大伤害，与严嵩父子密切相关。

王氏家族是江苏太仓之世代书香门第，王世贞的祖父官居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谨慎厚道著称。父亲王忬官居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此人是个标准的文人，偏偏却在紧急关头屡立军功，且功劳还不小。王世贞则与张居正一样，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是为同年。当时的同年，比之今天的同学关系要紧密许多。

同朝为官的王家父子，对严氏父子基本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不即不离的态度，既不攀附，也不得罪。

谁知，严嵩之子严世蕃偏偏躲都躲不开地找上了门。

从史书记载上看，严世蕃的确天资极高，而且博闻强识，悟性绝佳。可惜，他的外貌粗肥丑陋，有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且性状发生了变异。这是一种令人同情的生理缺陷，一般来说，会对人的心理发生不小的影响。

严世蕃酷爱上古鼎彝之器，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古代青铜器，也酷爱字画文玩。史书上有大量记载，表明各级官员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为他进献这些宝物的。从后来的抄家清单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数千件此类物品的名录。可是，还不够。他以各种方式让王世贞父子知道，他需要王家祖传的一幅画。

这个故事有多种版本，我们姑取其一。

据说，这幅画出自五代宋初江西人董源之手，名曰《夏景山石待渡》，为其代表作，乃传世珍品。此画为北宋末年大书画家米芾所一生珍爱，临死时，赠送给了自己结拜为兄弟的王世贞先祖。传到此时，已历四百余年，是王家传家之宝。

如今严世蕃开口索要，令王家父子万分痛苦。最后，万般无奈之下，王世贞请一位高手，做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摹本。结果，为精于此道的严世蕃识破。

在此之前，曾经发生过严嵩诛杀杨继盛事件。从史料上判断，严嵩杀杨继盛和沈炼，可能是此人当政期间最遭人痛恨，并在历史上最为人诟病的。从而，最早结下了严氏父子对王家父子的怨恨。

杨继盛也是张居正、王世贞的进士同年。其为人清廉刚正，富有才华，且胆识过人，官居兵部员外郎。他曾经为一篇奏章，得罪了与严嵩作对的一个权贵，被连贬四级，为狄道县九品典史，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长。狄道县治下在今天的甘肃省陇西地区，是个民族杂居之地。几年小官做下来，这位杨继盛居然官声大盛，当地民众与少数民族同胞竟不叫其官名，直接称呼他为“杨父”。

严嵩一见此种情形，遂想将这位“杨父”拢到自己旗下。于是，杨继盛一年之内又连升四级，成了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干部司副司长。而且，严嵩还让严世蕃赠折扇一把，上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人这一辈子有一个知心朋友足够了，这辈子就是阁下你了。

谁知，杨继盛一生痛恨的就是严氏父子奸贪误国，见到此物，视为奇耻大辱。他连夜上书皇帝，弹劾严嵩的十大罪状、五大奸宄。此事发生在公元1553年，即嘉靖三十二年，正值严嵩权势熏天之际。朝野为之震撼。

嘉靖皇帝可能确实没想杀他，因此，将他在监狱里关了两年多。其间，大批官员包括徐阶都在试图挽救他的性命，以王忬、王世贞父子奔走最力。原因是，王忬爱才，而王世贞则为杨继盛同年密友，且极其敬重之。

两年后，公元1555年，即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严嵩在一份估计皇帝必会批准的死刑名单中，悄悄附上了与该案并无关联的杨继盛的名字。结果，导致杨继盛被杀，遂成为在明清两代名气极大的忠烈之士。杨继盛被杀时，王忬大病一场，痛惜国失栋梁之材。

王世贞则在刑场之上当众痛哭失声，并当场脱下自己的官服，盖在杨继盛的尸体上，然后抚尸大哭。

王世贞名声太大。他的多方奔走和临刑一哭，令众多并不知情的人们，知道了杨继盛的忠贞、冤屈和严嵩的诡计，并广泛传播之。由此，严嵩切齿痛恨王世贞。

终于，严嵩没有出面对付王世贞，却找由头将他的父亲逮捕入狱，并判处死刑。个中缘由，相当繁杂。简单说就是：王忬当时官居蓟辽总督兼右都御史，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兼监察部部长。当此大任之际，却正值积重难返之时，左支右绌之下，被严嵩抓住了把柄。然后，罪远不至死，却被问成死罪。

远在山东青州为官的王世贞听到这个消息，弃官不做，星夜赶回京城。与他刚刚考中进士的弟弟一道，来到严嵩家门前，长跪不起，泪流满面，请求已经八十岁的老首辅高抬贵手。严嵩表现得相当客气，把兄弟二人让进客厅，温言抚慰，并保证在皇帝面前周旋，救他们父亲的性命。

此后，王世贞兄弟每天身穿囚犯的衣服，跪在百官上朝的必经之路，“自批其面”，就是自己打自己耳光，恳求襄助，并表示愿以二人之命，替父亲去死。终于，他们的父亲还是被开刀问斩。时在公元1560年，即嘉靖三十九年冬。

此时，离严嵩倒台还有两年。

事情之所以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规律开始发生效力。而徐阶，则在长达十年的韬晦与角力中，恰到好处地徐徐发力，就此，将已经八十一岁首辅的那只老手掰倒。

细究起来，或许会有人说他胜之不武。因为，严嵩反正也没有几年活头了。然而，如果没有徐阶的一击，严嵩和他那位儿子还会如何为祸，是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的。要知道，遭受了罢官、抄家、爱子被杀、全家流放、沿街乞讨等种种重创之后，严嵩可是仍然一口气活到了八十七岁。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每到关键时刻，常常会有一类充满吊诡之意的事件，使重大情势转向相反的方向。这可能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值得特别研究的重大课题。

在此之前，从嘉靖十五年，严嵩来到北京时开始，到嘉靖四十一年为止，二十六年间，在我们手头有限的史料中，粗粗统计起来，各级各类官员弹劾严嵩的就至少不下二十次。许多奏章证据确凿，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却全然没有发挥作用。而最终导致严嵩命运发生转折的关节点，却出现在谁都没有想到的地方，这就是——公元1561年，即嘉靖四十年，严嵩的欧阳夫人去世了。

史书记载，严嵩一生不为女色所惑，与欧阳夫人感情甚笃。这也可能是严嵩身体强健、长寿的原因之一。

按照帝国制度，父母去世时，帝国官员必须辞去官职，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制度术语叫做“丁忧”。此时，官居工部侍郎即帝国中央工程建设部副部长的严世蕃，也要离职回江西老家去“丁母忧”。

严嵩老泪纵横地请求皇帝：自己年事已高，起居饮食要靠严世蕃照顾，可否让其他为官的孩子代为丁忧？皇帝答应了老首辅的请求。

其实，严嵩的请求中，隐藏着一个绝大的奥秘，在相当长时间里，严嵩那些深受皇帝喜爱的青词，大多出自严世蕃之手。而且，皇帝经常在门缝里塞出来的那些手谕，严嵩在许多时候，根本就看不懂，只有严世蕃才能领悟其中之意，于是，替严嵩所作的回答方能深中皇帝下怀。

据说，由于下列三个原因，使晚期的嘉靖皇帝在讲话和书写手谕时，句子都极其短暂简约。一个原因是，皇帝在修玄崇道中，遵循着道家养气之理，不宜说与写长句子；第二个原因是，这些口谕和手谕要靠宦官转达，有保守机密的意思在；第三个原因是，皇帝需要借此考验身边重臣，是否能够与自己心有灵犀、心心相印。

徐阶刚刚进入内阁不久，曾经收到了皇帝的一个手谕，使聪颖绝伦的徐阶吓出一身冷汗。这张手谕上只有六个字：“卿齿与德，何如？”显然，齿，是指的年龄；德，则指的德行。从字面上看，这里只能有一个解释：你的年龄与德行怎么样？是般配的吗？是年纪虽大，却德行不修吗？是为老不尊吗？

若是这样的一问，可就太厉害了，分明表示了皇帝对徐阶品性的怀疑。

忐忑不安的徐阶，翻来覆去地反省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究竟为什么事情惹得皇帝发此一问？他苦思苦想，怎么也弄不明白皇帝之意何在。最后，直到临睡觉时，徐阶夫人灵机一动，提醒他，皇帝会不会是在问：徐阶与欧阳德的年龄谁大？因为，当时欧阳德刚刚接替徐阶礼部尚书的职位。

第二天，万般无奈的徐阶，只好按照夫人的说法回复了皇帝。结果，还真让他夫人猜对了。皇帝看到徐阶的回复，大悦，知道此人可以大用了。从此，徐阶通过了皇帝的考察，并学会了如何理解皇帝那天书般简约宝贵的手谕。

另外一个能够看懂天书的就是严世蕃。平倭时，胡宗宪买通严嵩的义子赵文华，将严嵩的关节打通，希望能够当上总督。报告上去后，皇帝批来一张纸条，也是六个字：“宪似速，宜如何？”严嵩理解皇帝的意思是：胡宗宪提拔得好像快了点儿，应该怎么办，你们再议一议。在字面上，这个理解完全正确。于是，严嵩觉得还可以再争取一下。严世蕃一看，告诉老头子：此处的“宜”字根本不是“相宜”或者“适宜”的意思。胡宗宪没戏了，推荐杨宜吧。这位杨宜刚刚立功，此时，皇帝对他印象正好。结果，按此报告上去，当时就批准了。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有的出典极其生僻，有的则跟猜谜语没有两样。不再细说。

在智力上，严世蕃属于那种天才类型的人。在帝国官场上，他的智力应用得到了超常发挥。这厮精明到了这种程度：天下所有官职——从中央各个机关，到各地省、市、县级单位，各级、各类、各种，乃至各个官位，其肥、瘦、好、坏，每年能有多少外快进项，他全都一清二楚。这就为他父亲安排各种官员，提供了准确依据。因此，当时官场上的人们都知道，想要瞒过严嵩很容易，要想糊弄严世蕃则根本没有可能。偏偏打通严嵩只能通过严世蕃。于是，严世蕃俨然成了按比例抽头的赌场庄家、坐在山寨等着分赃的大王和人们今天理解的收保护费的黑社会老大。

不过，公平地说，严世蕃也不是只进不出，那不符合经济学说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原则。严世蕃手面很大，相当豪阔，该出手时从不吝啬，属于那种交游广阔的人。是故，三教九流，朋友遍天下。特别是在结交宫廷之内、皇帝身边的人们时，严世蕃馈赠起财宝来，有时可能都令老首辅肉疼。但正是因为如此，严世蕃才能够每每预先知道皇帝的情绪、动向和究竟想干什么，于严嵩、徐阶者流还在懵诧诧时，早就拿出了漂亮的预案。很有可能，这是严嵩在首辅的位置上能够一待就是十六年的重要原因。

以是之故，当时，北京城里对严氏父子，广泛流传着“大宰相”和“小宰相”，“大学士”和“小学士”之说。

严嵩征得皇帝同意留下严世蕃，算是松了一口气。谁知，严世蕃那里却出了毛病。

直接的原因是，严世蕃身穿孝服，乃不祥之身，按皇家制度，是不允许进入大内的。因此，他无法如以往那样陪伴父亲进宫值班。

另外一个原因则可能更重要：

欧阳夫人在世时，于女色方面，对严世蕃管教极严。严世蕃也颇为敬畏母亲。如今，老人家去了，父亲又要每天忙于国家大事，这厮突然解放了。于是，根本不管热孝在身需要遵守的帝国礼仪制度，用他那几辈子也花不完的钱，在极短的时间里，按照古制，一口气给自己弄了二十七个娇姬美妾，称“二十七世妇”。从此，每天躲在家里，色中饿鬼般地昏天黑地，快乐无比。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前后，严世蕃说出了两句千古名言，一句是：“皇家没有我家富。”另一句是：“皇帝没有我快乐。”在此情形之下，他还哪里有可能、有心思好好为父亲撰写青词、解读天书？遂使他那老眼昏花的父亲，只能于颠三倒四之际，时常哆嗦着双手，亲自操刀了。

这样一来，轮到皇帝看不懂严嵩写来的东西了。

八十一岁的老人，能把文句写通已属不易，哪里还可能谈得上文采飞扬？而且，由于没有看懂皇帝的意思，驴唇不对马嘴之事亦有发生。当年那一笔清丽柔美的蝇头小楷，如今大约也如核桃般大，可能还会不时扭捏一番。

而严世蕃在热孝期间纵情淫乐的事迹，也时不时地传到皇帝耳朵里。据说，以孝子自居的皇帝颇为厌恶。

皇帝不高兴了。

皇帝很快就觉得，斯人老矣，老爱卿大约是该休息啦。于是，越发倚重徐阶。《明史》记载：帝“有所密询，皆舍嵩而之阶。寻加太子太师”。皇帝要商量什么机密事项，都来找徐阶而不理严嵩了。并不久就给徐阶晋级为太子太师。

这是一个从一品的崇高荣衔，差不多位极人臣了。

就在这波诡云谲、极端微妙的时刻前后，几件导致皇帝对严嵩由不快、不满到厌恶的事情发生了。

先是头两年，出在赵文华身上的事儿，令皇帝不太舒服。

在饱读诗书的帝国官员中，这位赵文华也算是一个异数了。

他是嘉靖八年的进士，中第前，曾经在国子监，就是帝国中央大学里读书。那时的赵文华，俨然一代江南才子，意气风发，才华俊逸，气度非凡。当时，严嵩清望正隆，是为国子监祭酒，就是校长，很欣赏这位少年才俊。后来，等到严嵩的政治行情节节上升之际，赵文华便正式跪拜严嵩为义父，并在严嵩的安排下，官居通政使，主管通政司这一上传下达朝廷文书报告的机要机关。

这太重要了——严嵩时常可以在坏消息到达皇帝那里之前，先采取措施，将不利因素化解于无形，或者，至少削减到最低，原因端在于此。

赵文华曾经两次作为钦差大臣，在平息倭寇之乱中，发挥过极其复杂的作用。有功无罪而被杀的张经、李天宠，都是死在此人之手。前面曾经谈到过的那位陆炳的老师、吏部尚书李默，表面上是因为出考试题被杀，实际上，部分原因是因为不买严嵩的账，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胡宗宪和赵文华的缘故。《明史》“奸臣传”中记载说，胸怀大志又富有才干的胡宗宪，为了通过赵文华结交严嵩，从而得到总督的职位，对赵文华“谄奉无不至”，就是无微不至地谄媚、逢迎、拍马屁和奉送珍宝给他。最后，导致梗在中间的李默被杀。又小经曲折后，胡宗宪终于如愿以偿。

当了总督的胡宗宪，用尽各种方法，将自己的谋略渗透给钦差大臣赵文华，使完全不知兵机谋略为何物的赵文华，以为这些都是出自自己的智慧，于是，不再干预指挥，听凭胡宗宪作为。最后，终于在平定倭乱中，立下大功。那位侠义女子于家国之间凄婉惨烈的故事，就是在此期间发生的——

当初，胡宗宪与大才子徐渭徐文长游西湖时，曾经见到另一艘游船上，有一位全无风尘之气，姿容秀美、仪态高贵的女子，目眩神迷之际，疑为天人。这位女子，就是当时名满江南的名妓王翠翘。

王翠翘与徐海青梅竹马，倾心相爱。后来，徐海成为倭寇大头目，遂将王翠翘掠到自己身边，称夫人，对她极好。

胡宗宪了解此种情由后，派人馈以重金，以国家大义劝导王翠翘，并保证：如果徐海接受招安，其官爵富贵包在自己身上。在这双重激励之下，徐海终于被王翠翘说服，决定接受招安。

谁知，赵文华却出了花样。可能与皇帝和严嵩的意思有关，也可能是剿灭的功劳更大。赵文华坚决要将徐海等消灭之。逼得胡宗宪利用徐海，在几股倭寇中里挑外撅，导致他们之间互相猜疑不已。官军乘势围而剿之。最终，徐海在绝望中自杀，倭寇大部分溃散。

在庆功宴上，胡宗宪将被官军俘获的王翠翘召来，当着大家对翠翘说：“微卿则东南不能贴席，卿功不在和亲之下也。”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因为您，现在大家根本得不到安宁，您的功劳不亚于古代那些和亲的公主。口气客气而公正。

当时，胡宗宪希望王翠翘能够嫁给大才子大名士徐文长。

王翠翘拒绝了。

她说：“我是个薄命的女子，承蒙您看得起，让我为国家的大事出力。我感激您拿我当成知己，所以，不敢把自己的私情放在公家的大事之上。徐海待我情深义重，如今，为我之故而死，那么多的兄弟们也死了。您是好意，让我嫁给名流，我要是腆着脸再结新欢，就不仅仅是对不起徐海了，那对他是太大的侮辱。您要是真的可怜我，就请借我一条船，让我拜祭一下他吧。”

史书记载说，翠翘乘舟，设祭于江上。她盛装艳饰，明艳不可方物，令人不敢正视。她泪流满面地拜祭完后，又操琴弹奏了一曲徐海生前最喜爱的乐曲，然后，摔碎琵琶，纵身跳入大江。

严嵩倒台后，胡宗宪以严党之故，被捕入狱，几经周折，后仰药自杀。

徐文长则成为我国书画大家，但患了严重的精神疾患，曾数次用利器自残。

而赵文华，则为此一役备受褒奖。据说，他在皇帝面前很谦逊地表示，此役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皇帝崇道修玄使上天降福外，还由于首辅严嵩运筹帷幄之中，方才可能决胜于千里之外。于是，一对义父子全部晋升了官爵。

随后，道行毕竟还不够深湛的赵文华，欲令智昏，把两个全都得罪不起的人一起都给得罪了。

《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说，严嵩有一种秘方配制的养生药酒，赵文华在最讨义父欢心之际，讨到了这个秘方。试用之下，果然效力不凡。于是，他不声不响地将秘方进献给了皇帝，并说明此方只有严嵩和自己知道。谁知，皇帝心里大为不快：怪道严嵩如此康健，原来有这等好事在一个人享用。于是，召严嵩来问。严嵩吓得遍体冷汗，只好坚不承认。皇帝将赵文华所上秘方和密信掷给严嵩，便拂袖而去。

严嵩当即将赵文华叫到内阁首辅办公室，予以痛斥。身为帝国正二品工部尚书的赵文华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徐阶等内阁成员一再劝导，严嵩终不能释怀，命杂役将赵文华驱逐出了内阁。后来不久，更在一次群臣云集的场合，严嵩见赵文华也来到其中，便将他唤到众人面前，徐徐说道：“老夫一生只与正人君子交往，绝不与翻覆小人为伍。”然后，命人将其搀扶出去。

赵文华失去皇帝欢心的缘由是：有一天，皇帝在宫城上，发现西长安街上新起了一栋高大的民居，询问之下，知道是工部尚书赵文华新盖的府第。边上的一个宦官说：“听说工部粗大的材料都用在赵尚书的府第上了，怪不得宫里修缮总凑不够材料。”当时，严嵩和徐阶都在身边，二人均佯作未闻，就是装没听见。严嵩曾经向皇帝推荐赵文华进入内阁，皇帝的心里可能会有所迁怒。

不久，赵文华被开除公职，儿子发配边疆从军。《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传》中说，命令下达后，举朝相贺。随后查出此人贪污军饷十万四千两白银，追赃一直追到十五年以后，才追回来一半。此时，已经过了嘉靖、隆庆两代皇帝，万历皇帝与执政的张居正仍然不许豁免，并将他的儿子发配到了最苦的地方充军。此是后话。

事实上，这笔钱可能确实无法追回。因为，当时就已经有记载说，凡到京中来领到军饷的，六成需要直接送到严府，只有四成到得了军中。否则，下次来领饷的，就不是上次的那位军官了。

到此时，徐阶开始出手了，虽然仍然不是正面交锋。

当时，先后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件是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失火，嘉靖便暂时移居到了玉熙宫，这个宫很窄小，皇帝心里闷闷不乐。群臣就请皇帝移回乾清宫，皇帝因为以前的列祖列宗都死在那里，不愿意。严嵩则请皇帝搬到南宫去住，结果，一下子正好触到皇帝的霉头上。原因是：那是当年正统皇帝复辟之前的幽禁之地。皇帝为此“大不乐”。这时，唯独徐阶力主为皇帝营造新宫，并且算了一笔账，表示不必劳民伤财，凭现有材料既可完成。还保证在三个月内，一定恭请皇帝移驾新宫。

皇帝大喜，立即批准，并任命徐阶的儿子为总工头。

结果，经过三班轮作，日夜赶工，届时，竟然一切如徐阶所言。《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记载道：“自是，凡军国大事悉咨之阶。间有及嵩者，不过斋醮符箓之类而已。”——从此，所有军国大事全部都只与徐阶商量，偶尔涉及严嵩，只是那些道教事务而已。

在此期间，另外一件事情更加可怕——

有一个道士叫蓝道行，以扶鸾灵验著称，嘉靖皇帝信之如神。

扶鸾又称扶乩，古人认为神仙来时会驾凤乘鸾，所以雅称扶鸾。一般则称之为扶乩，是一种请求神灵指示的方术仪式。顾名思义，扶，指扶架子；乩，指的是卜以问疑，请神仙指点福祸凶吉。其大体做法是：在一个沙盘上，立一个丁字型木架，其直端顶部悬锥下垂。架放在沙盘上，由两个人分别用食指搭扶在横木两端。依法请神时，木架的下垂部分就在沙盘上画出文字，成为神灵的启示。

一般来说，被请下来指点迷津的神仙，几乎包括了所有能被叫出名字的神灵，从玉皇大帝，到关公关老爷。嘉靖皇帝心有疑虑时，会把自己的疑问写在纸上，密封起来，然后交给道士去请教神灵。道士则会焚香礼拜，恭请神仙降临，并将皇帝密封的问题以火焚之，算是把问题送达神仙，请求就此给予指示。一般说来，扶乩之人是不能知道对方所需要解答的疑问的，否则，就成了人在回答问题了。

关于此次扶乩，史书上记载的情形大体是：

皇帝问，如今的辅臣贤否，为何达不到天下大治？

神仙回答，奸臣当道，贤臣无从施展。

皇帝问，谁奸谁贤？

神仙答，严嵩父子奸，徐阶贤。

皇帝问，上天为何不降灾诛灭奸臣？

神仙答，留待皇帝正法。

皇帝问题提问完毕，陷入久久沉思。

这段故事，在众多的史书史料中，被反复大量地引用，但能够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的人却不是很多。何心隐是王阳明开创的王学门下一大流派的领袖性人物，道士蓝道行则是何心隐的密友，成为道士前，可能也是重要的王门中人。如前所述，徐阶是王阳明高徒聂豹的入室弟子，即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被史学家称为王学的在朝护法；而那位对严嵩父子发出致命一击的御史邹应龙，同样也是王学的后生晚辈。

尽管严嵩并没有为难王学与王门弟子，但何心隐显然是把严嵩视为大敌的。在《何心隐集》附录《省志本传》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分宜欲灭道学，华亭欲兴道学，而皆不能，兴灭者必此人也。”这里的此人，指的是张居正。而分宜和华亭分别指的是严嵩和徐阶。这样，何心隐与蓝道行设计，帮助徐阶除去严嵩，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从而，使这里发生的一切，不再笼罩在或神怪或演义或戏说之中了。（在此，需要向历史学家邓志峰先生致敬，正是在他的著作《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中，给我们提示出了如此重要的方向。）

几天后，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严世蕃，并保证，若有诬陷不实之词，请皇帝杀自己的头，以谢严氏父子。

此时的严嵩，必定深切感受到了那迫人而来的满楼山雨、压城黑云。因此，他将同事十年、并且把孙女都许配给了严家的徐阶请到家中，于酒席宴上，令严世蕃为首的全体儿女子孙，环跪在徐阶面前，自己举起酒杯对徐阶说：“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乳之。”——我活不了几天了，说不定哪天就死了，这些孩子唯有拜托先生您费心了。

据说，徐阶慌忙将他们一一扶起，温言抚慰，说了许多感谢严嵩多年提携的客气话。当夜，宾主相谈甚欢，至夜半时分，方执手话别。

从嘉靖十五年，严嵩来到北京，二十六年间，很难统计究竟有多少人弹劾过严嵩。邹应龙是唯一一个没有为此受处分遭报复，反而升了官的。

公元1562年，即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被令致仕，即退休；严世蕃被逮捕入狱。

此后，一波三折，颇为跌宕。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严嵩退休回家后，有人对徐阶说：“这些年，您受够了严氏父子的窝囊气，现在该收拾他们了。”据说，徐阶骂道：“没有严老先生，哪里有我的今天。在这种时候为难他，不是忘恩负义吗？人们会怎么看待我？”据说，严嵩也派自己的亲信来看望徐阶，可能是探问徐阶的口气，徐阶的回答大体如上。而严世蕃则在被判处流放的过程中，买通有关人员，也潜逃回江西老家。当此时，严嵩和徐阶两人之间，时常通信，殷勤地互致问候，就好像从来没有过芥蒂一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徐阶深知皇帝并没有忘情于严嵩，时时因为想起严嵩来而眷恋不已，闷闷不乐。甚至就像一个被人强行收走了玩具的、惯坏了的孩子，时常给徐阶出难题、发脾气。

因此，时间一久，事情又有了变化。史书记载说：“久之，世蕃亦忘旧事，谓‘徐老不我毒’。鸠工大治馆舍，阴贼弥甚。”——意思是，时间一久，严世蕃把过去的怨恨淡忘了，认为徐阶不会害我。于是又开始大兴土木，私下里越发阴毒狠辣，干了几件狠事。

终于，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在整个事件的结尾发生了。

严世蕃第二次被捕，罪名很多。不少人都想在此次彻底打翻他。而此时，被关在监狱里的严世蕃却并不害怕，消息灵通，头脑敏锐。他认为，按照当时司法部门办案人员拟就的判决报告，自己一定可以活命。

直到这时，徐阶才真正出面。他恍如绝顶太极高手，飘飘长袖轻轻一挥，严世蕃便无可挽回地踏上了奈何桥——

司法办案人员在将报告呈送给皇帝之前，先悄悄地请徐阶过目。徐阶看过后，很严肃地问他们是想救严世蕃，还是想杀严世蕃，众人皆曰欲杀之。

徐阶徐徐点拨他们：

报告中，将杨继盛、沈炼等公认的忠臣被杀，列为严氏父子罪行和指斥严氏父子为奸臣的条款，全部是皇帝最忌讳的。因为，杀杨继盛等人时，虽然严嵩做了手脚，但最后是皇帝画的勾。皇帝天纵英明，最讨厌别人认为自己会被人利用。而指斥严氏父子为奸臣则更糟糕，如果他们是奸臣，那么使他们在二十多年中势焰熏天的皇帝是什么？

众人心悦诚服，一致请求徐阶亲自执笔写这份报告。徐阶微微一笑，从怀中掏出了一张早已拟好的报告。众人传阅过后，很服气，赶忙关紧房门，立即抄写、加盖印章、密封，呈递给了皇帝。

据说，这份报告只有寥寥几行字。其大意是：

严氏父子辜负了皇帝的深恩厚泽，不思悔改，把江西南昌被广泛认为聚有王气的一块土地据为己有，营造府第；并蓄养数千死士，勾结倭寇，图谋不轨，意在叵测；并且作好了一旦不成，便逃往日本之准备。等等。

报告呈递上去后，小有波折，皇帝便批示：严世蕃及有关人等立即斩首；抄没严家所有家产；剥夺严嵩的一切政治权力和待遇，削籍为民，就是开除公职的意思；所有严氏家族有关人等或者处死，或者发配边疆充军。

由是，严氏家族彻底败落，再无翻身之可能。

据说，抄家时，严嵩请求领头的官员说，念自己年事已高，可否给留下一些药品？

那位官员问道：“是否有治疗刀剑红伤之神药？”

严嵩答曰：“有很多。”

那位官员很严肃地问：“那些药，能治好杨继盛脖子上的伤否？”

严嵩默然。

严嵩抄家的清单相当壮观，放在今天，可能可以出版一系列漂亮的大画册。

这样讲，比较简单明了：

除了三万多两黄金、两百多万两白银，大约可以折合今天的几亿元人民币之外，其他的古玩珍宝、书画作品、工艺制品、金银玉器等等，可能比今天我国最大的博物馆展示出来的东西还多。这还不算可能分布于好几个地区的房地产和面积相当广大的土地。

关于严嵩的下落，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认为，抄家后，他寄居在过去的亲朋故旧家里，老病而死。更多的人则更加倾向于相信他临死前几年靠乞讨为生，最后，死在一个看守坟墓的草棚里。显然，那些痛恨或讨厌他的人，更愿意接受后一种说法。

徐阶做首辅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极为有效地建立起了自己一代名相的声誉。

此时的徐阶，可能比嘉靖皇帝自己还要了解嘉靖皇帝。在皇帝将严嵩的办公室赐给徐阶使用之后，徐阶立即在里面大书条幅，曰：“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言下之意是说，威福本来是属于皇帝的，可是严嵩坐在这儿作威作福；国家事务本来是各部门负责的，可是严嵩独揽了大权；任免官吏、赏功罚过本来是有公论的，可是过去严嵩全凭自己好恶。如今，要全部予以拨乱反正，还其本来面目。

这样的表示一出现，众人当然高兴，皇帝更是喜悦。史书上记载了不少徐阶在此期间的作为。大体上，他在使皇帝相当愉快的同时，也把事情处理得很漂亮，使嘉靖一朝四十年来累积起来的乖戾之气，舒缓了不少。譬如，鼓励人们畅所欲言，以便纠正弊端；悄悄为一些受了冤枉的官员恢复名誉与工作；在不动声色之间，改变了皇帝以往猜疑苛刻的习惯性思维，以宽大之意引导皇帝，等等。到最后，把个相当难侍候的嘉靖皇帝，侍候得对待徐阶“恩礼特厚”、“谆恳如家人”，“帝日益爱阶”，简直就像换了个人。

而且，嘉靖一朝，锦衣卫动不动就快马而出，去抓那些惹皇帝不高兴的臣子，弄得大家全都像个小媳妇似的，每说一句话都要先看看别人的脸色。而自从徐阶当政以后，锦衣卫越来越少出动，监狱里面关着的人也越来越少，人们普遍开始敢于为国家的事务说话和工作，并且不怕动辄得咎了。于是，徐阶自然被人们交口赞誉为一代名相。

在人事上，徐阶做过三件较大的事情，全部都对他个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一件，还对我国历史发生了重大作用。

第一件事，公元1566年，即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海瑞上书痛斥皇帝，被皇帝抓到监狱里关了十个月。其间，作为首辅的徐阶，曾经多次为海瑞说好话，这应该是嘉靖皇帝到死也没有杀掉海瑞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徐阶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家境曾经相当贫寒。十几年次辅、首辅做下来，到如今，他的家族已经成为松江地区最大的地主之一，其弟弟与三个儿子也横行乡里，巧取豪夺，成了真正的土豪劣绅。有许多学者认为，他家的土地至少有六万亩，还有一说是二十四万亩，最多的一个记载则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是——四十万亩。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应该还会记得，四川省大邑县“收租院”里的那位刘文彩，其拥有的土地是两万多亩。这种情形，超出了我们传统理论框架的知识范围，可能是众多历史学家们评价这位嘉隆年间的大名臣时欲说还休、特别谨慎的原因。

后来，海瑞成为徐阶家乡的最高长官后，收到了许多乡民控告徐氏家族的告状信，因此，海瑞与徐氏家族和退休在家的徐阶发生激烈冲突，弄得徐阶灰头土脸，被迫退出许多土地，险些吐血。

第二件事，徐阶推重并荐举了高拱，使他成为内阁大学士。此后，一步步得势的高拱对徐阶越来越不客气，最后，终于迫使徐阶退休回家。并且，高拱不依不饶，所做的事情，但凡与徐阶有关，就全部反着来，只要能让他难受就行，搞得徐阶简直是痛不欲生。假如不是张居正很快挤走了高拱的话，徐阶的晚年生活可能会极其悲惨黯淡。

第三件事，徐阶从很早的时候，就特别欣赏张居正，一直予以栽培奖掖。到嘉靖末期，在他的苦心提携下，张居正已经基本接近了帝国政治的核心层，并为后来的快速上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未来的岁月里，此人一旦施展拳脚，便立即风生水起，大明帝国之朝局全然为之一变。流风所至，引来无数评说，褒贬臧否，人言言殊，以至于死后已经四百多年，直到今日，仍然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为此人一锤定音，盖棺论定。遂成为大明帝国、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奇观。

可能正是由于这位对自己执弟子礼的张居正，徐阶才得以安度晚年。直到万历十一年，八十一岁的徐阶去世。在此前一年，即万历十年，比他年轻得多的张居正，则已经先他而去。

史书对徐阶的评价是：有宰相的胸怀气度，能够保全良善的臣僚，对国家弊端多有匡救。因此，虽然曾经有过“委蛇”——就是耍心眼儿的意思，但并不失大节。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那种时代大背景下，这真的已经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