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昼夜不停

先说白天,李定等人轮番轰炸,要他把写过的所有诗词逐字逐句地解释,哪一个敏感词如果绕不过去都有抄家的危险。这种场面其实很常见,我们民族每个时代都在做这样的事,20世纪里也有。当时多少大人物竞折腰,弯下去就再也没挺起来过。

苏轼不一样。宋朝对文人超级宽松优厚,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在大庭广众之下,审讯的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码能让他说话,于是李定等人就都郁闷了。

苏轼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狱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的头上。

他的诗里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秘、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抓住了这个毛病,问苏轼说现在圣明天子在位,只有飞龙在天,你居然写了龙潜藏在九泉之下。你说,这个蛰龙是什么龙?老实交代。

苏轼一笑,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的蛰龙,就是这个龙……李定等人的脸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弯曲缠绕,很憋屈的状态,用在龙身上同样不是啥好词。

还审什么?散会!

当天苏轼得意扬扬地晃回单间牢房里,一干御史大老爷凝固在审讯室里集体大喘气。这场景的确是很牛,很不常见,不过只是一会儿后,御史们的脸色就都缓过来了,一丝丝阴险恶毒的微笑浮上了水面。

白天你狠,晚上看谁狠。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疼声此起彼伏,仔细听,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番痛打。估计旁边少不了李定的低声怒吼:写啊,你倒是再写啊,让你蛰龙、蟠龙,现在你给我先蛰着蟠着吧……这件事被当时同样押在御史台的另一位官员记录了下来。

这基本上是真的,最大的根据是苏轼的身体状况。在入狱之前他很健康,出狱之后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仲、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仅仅入狱两个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传统上善待士大夫的规格,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事实上他能活下来,都是方方面面,除了皇帝本人之外几乎所有顶级权贵集体努力的结果。

先是各界名流,苏辙、王亚卿、王巩、章惇等人,这些人官职不高,可都是影响很大的名士。他们为苏轼请命,愿用官职、身家担保;再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如司马光、张方平、李清臣、范镇、陈襄、刘攽、李常、孙觉等人。他们影响巨大,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可惜都没说到点子上,以张方平为例,他差点把苏轼给帮死。

张方平给神宗写了封信,由于早就退休了,得由当地的官府转交,可是这事太敏感,官场上没人敢接。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张恕亲自带进京去敲登闻鼓交给皇上。

可惜张恕胆子太小,在鼓旁边转悠了半夜,还是悄悄地走了。苏轼出狱后很久,看到了这封信的副本,当时吓得舌头伸出来半天缩不回去。旁边人不懂,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解释。直到有人把信让苏辙看了,才知道答案。

张方平在信里说苏轼是天下奇才,绝不可杀。这完全是帮倒忙,苏轼有什么罪,不过是名气太大,影响到朝廷的声誉罢了。这时再说他是奇才,完全是火上浇油,逼着神宗动刀子。

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神宗心理的,还是那个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人。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神宗寄来了一句话,决定了苏轼的生死。

王安石。

他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一头驴,从来不去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里都一样,随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个完成了所有愿望的信徒,把自己的有为岁月都献祭给了国家,然后无欲无求,漂泊于天下。事实上他这次为苏轼求情,是离休后唯一的一次参与国家事务。

他对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皇帝考虑。神宗心性好高,重视后世名声,如果真的杀了苏轼,会让后世怎样评价呢?还算是太平盛世吗?

神宗的心动了,恰巧在这时,皇宫发生了件大事情,他的奶奶曹太皇太后得了重病,马上就要不行了。神宗很爱她,决定大赦天下,为她祈福。

老太太摇了摇头,不必赦天下,只赦苏轼一人足矣。他是个老实人,不会背叛朝廷的,你不要被小人利用。事情到了这一步,神宗已经提不起再修理苏轼的兴致,无论出于哪方面原因,都没必要再追究这个书呆子了。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领些工资的保释犯人。

苏轼活了,他走出监狱时发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从此之后再也不作诗、不属文,更不与其他文人唱和应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饱受惊吓的亲友们放心,从此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

来到黄州之后,生活向苏轼展示了另一面。在这之前,在老家眉山时他有父母照顾;进京之后名满天下,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宗主罩着他;反对变法时与王安石作对,身后有司马光等权臣大佬撑腰;哪怕贬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做越大,从通判变成了知州。

可是乌台诗案之后,他成了监外执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资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由于得罪的是皇帝,也谈不到什么前途。

就连怎样才能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最先出事的是工资。北宋的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并不都是铜钱、布匹、粮食这些硬通货,这是只有京城里的顶级大佬们才有的待遇享受,各个地方上的官员们的工资绝大多数都是些实物,想变成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折换。

比如这时的苏轼,他的工资由公家造酒用过的袋子来顶替,每月领到后得自己卖出去,才能到市场上买米买面回家过日子。

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地这份单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被饿死。

困境中苏轼做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的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请到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50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同样的活儿了。这是报应,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让苏轼切身实地地体会到了从前他所蔑视的阶级的痛苦。

而他这时不觉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让他满足。

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植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这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脱离了名缰利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纸随手写下的小感,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在这个意义上,它奠定了苏轼宋朝第一行书大家的地位。

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苏轼的悲哀。他想安静,可是超人的天赋让他不断地创作,直到让天下再次想起了他。五年之后,从京城传来了一个消息。

帝国最重要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神宗皇帝想让他修国史。

国史,是记录某个朝代某位皇帝一生功罪成败的证据,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谁想研究那段历史,就必须首先从国史下手。

因其重大,所以要交给最可靠的人去管。在北宋,从来都是由当朝首相来兼职这份工作。可是这一次,神宗居然要用苏轼这个败坏朝廷名声、给新政抹黑的人负责。

这理所当然让一个人愤怒了。王珪跳了出来,他太没面子了,就算没有才华、没有个性,可也不能这样羞辱他吧,好歹他也是在位的首相。

王珪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在历史里他被严重地低估了。大家都记得他是三旨宰相,上朝取圣旨,在朝接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个把首相干成了秘书的人。这不对,他是开启了北宋灭亡的潘多拉盒子的人,从最开始到最关键的两步,都由他释放出了那个空前绝后的妖孽。

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脾气、没有个性呢?

这一次,为了阻止苏轼,他很阴险地翻了个老皇历,还是苏轼的那首蛰龙诗,他把苏轼定性为一个反贼。试问世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龙,苏轼的诗里居然也有,这不是造反是什么?

现在看这个罪名太搞笑了,实在白痴。可是在当时没人笑得出来,一旦成立,苏轼是要抄家灭族的。而且根据官场游戏,没人敢这种浑水,一不小心成了同案犯,小心造反会传染。

可是仍然有人站了出来,苏轼在朝廷里还是有一位好朋友的。不管这个人在历史中的评价如何、与苏轼的政治见解是不是抵触,在苏轼的心里,这人永远都是个可以共患难的兄弟。

章惇。

在这种时刻,章惇站出来为苏轼辩白:请问首相大人,你确定除了皇上,臣子都不用“龙”字作诗吗?你信不信还有人用“龙”字做名字呢?

王珪不示弱,这种关头一定要坚持。结果两人你来我往,在金殿上吵了起来。只是吵了好半天,才发现皇上很淡定地坐在上边,似乎想着别的心事。

王珪觉得不妙,有人造反了,为什么皇上不生气?五年前他不是这样的,当时把苏轼连关带贬,摁住了狠狠暴打,杀一儆百的效果非常好。可是现在……正在乱想,神宗说话了。

诗人作词,不是这样论的。苏轼自己咏他的桧树,跟朕有什么关系(彼自咏桧,何预朕事)?何况古人有荀氏八龙,有南阳卧龙,用龙字做名字的忠臣有很多。让他去修国史吧,你如果执意反对,就用曾巩。

都下去吧。

王珪和章惇退了出来,他用心地揣摩着神宗的态度,总觉得有些古怪。可是他身边的章惇还在火头上,还不想放过他。

章惇压低了声音说:“相公,你是想灭人家一族是吧?”

王珪摇头道:“当然不是,这是舒亶的话。”诬陷不成立,这时要低调。想来以他首相之尊,章惇也会见好就收吧。

却不料章惇的回答居然是句骂人话:“舒亶的唾沫你也吃啊?”(亶之唾亦可食乎?)痛快淋漓,牙眼相报,一点虚伪的假面都没有。这就是章惇的风格。

抛开这两人的争斗,在他们身后,神宗的表情一直是平淡的。是的,他变得古怪了,和五年之前就像两个人。那时他明明知道苏轼没有反心,可也不会轻易放过,他要抓这个典型,好让自己的形象变得完美,哪怕是超级天才也别想毁坏他一星半点。

那时的心,高高飘扬在九天之上,复熙河、平荆蛮、征交趾,无往不胜,眼看征服西夏,汉人二百多年所没有的辉煌就将在他的手里重现,怎能不使他自尊自爱?可是这时,永乐城一战败了,输掉的不止是战争,更是他的信心,甚至他的健康。

苏轼的诗就算真反又怎样,全身健康时指甲劈了会大喊大叫,觉得是件大事。可连胳膊都断了,区区指甲的问题还是事儿吗?

所以什么龙不龙的,都提不起他的兴致。这时他坐在高大堂皇的金殿上,觉得孤单凄凉。真的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要让苏轼,或者曾巩来修国史吗?

难道这些天天匍匐在他脚下的臣子们都是瞎的,看不到自己的健康急剧恶化,仅仅37岁就早生华发……急着修国史,是想亲眼看到自己的生命变成史实,不想在死后有所牵挂啊。

“我好孤寒!”神宗的健康以34岁为分水岭,在那之前,他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34岁那年,是宋元丰四年,正是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

举国伐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轻,很快身体就开始恢复了,能重新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

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有一次他忍不住呻吟:“我足趺疼痛。”又一次,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这时他才年仅37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了两个消息。

一个来自西夏,那边的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国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乱注定爆发,机会比这一次还要好。只是还有雄心壮志吗?就算有,还能承受千百万子民的伤亡,去恢复国土、重震国威吗?

神宗苦笑,我好孤寒,就算再次出征,还有谁能支持、谁来理解……

第二个消息是从西京洛阳传来的,算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司马光修撰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

这部书耗时19年,共294卷300余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6朝代1362年,是中国文化史中独一无二、毫无争议地处于顶峰的编年体史书。

盛世出巨著,它的完成是个不朽的里程碑,不只是司马光等编修者的荣耀,更是宋朝文明的象征。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件好事。

可落在宋神宗的心里,悲凉再次升起。这是部不世出的巨著,相信宋之前没有,宋之后呢?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同样没有。

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都与它不是一个类型的东西。可是他可以为之骄傲吗?从名义上讲,宋朝所有的成就都要划入他的账下,不管《资治通鉴》是谁写的,都以他的名义完成。

但是多么的可惜,它出世时国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成就。如果威服四夷,扫平西夏,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那时文治武功都达到各自的顶点,又是怎样的局面?

乐观的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悲观的人看太阳都是耀斑。神宗在自己的思绪里越走越窄,终于在年底时病入膏肓,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只能用摇头或者点头来示意。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只来得及给国家册立一位皇太子。

他的第6个儿子当选,这个孩子年仅10岁,原名“佣”,现赐名“煦”,在名义上成了宋朝的继承人。仅仅是名义上,实权都落在他的奶奶,神宗的生母高太后手里。

宋神宗死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精确地分析,除了势力衰弱的新法集团以外,几乎所有人都盼着他死,不管是他的生母,还是他的亲人,除了他不懂事的儿子外,都等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好让宋朝再次翻天覆地。

“我好孤寒!”

神宗早就有这样的觉悟,也做了一些准备,可惜世事无情,在他的身后,他的亲人、臣子不仅把他的功业败坏殆尽,就连他的声誉都敢于肆意篡改。

神宗想让苏轼来修国史,不行,苏轼只是从农田里解放出来,去当江州知州。还没到任,又被调离,到汝州去做团练副使,相当于平级调度,仍然不能接触公务。

神宗想让曾巩来修国史,也不行,理由是曾巩的能力不足。真是活见鬼了,堂堂唐宋八大家之一,居然在文字能力上不足!

几经改换,神宗已经病倒,这事儿不了了之了。多么高明的手段,只是个拖字,就把皇帝给拖垮了,神宗一生业绩的终身评判成了一些别有用心人的工具。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奥妙都在他的本纪里。

神宗本纪里最后的赞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赞扬,说他当皇子时对弟弟们友善,对老师们尊重。当皇帝后态度端正,努力工作。“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将大有为。”

之后笔锋一转,“未几,王安石入相……”第二阶段开始,为了准确理解,大家直接看原文。

——“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这是很高明的手笔,要仔细欣赏。首先文章把宋神宗推到了一个被害者的地位。他的志向是因为宋朝前几代君主的幽蓟、灵武等失败而产生的,这无可厚非。坏事就坏在了王安石的身上,他“悻悻自信”,以“偏见曲学”投其所好。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既撇清了皇帝,又打击到政敌。

第二步是文章重点,想了解政治的残酷性、无耻性的朋友们注意了,请欣赏什么才是选择性失明。“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写的全都是反对派们当时的“痛苦”,把与之对立的各层面都忽略掉,而且动不动就把“天下”两个字提出来,仿佛是他们的专利。

早就说过了,他们只代表了北方官僚、大地主阶层,所谓天下,他们只能占百分之零点几而已。排除这些之外,像熙河大捷、平定荆湖、征服交趾等辉煌胜利只字不提,国库的充足,官员的精减,职位的理顺,这些空前绝后的大好事也一件不提。

这是给皇帝写本纪,用脚趾头想也明白,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领袖支持,谁敢这么乱写,灭十族都是轻的。那么这些幕后的指使者是谁呢?别急,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

在那之前,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文字,为这位难得一见的皇帝送行。宋神宗的一生,与熙宁变法密不可分,与王安石密不可分,与成败密不可分。

官方说法,总是把他定位在一个失败者上。连同着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也都是以失败告终。这让我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什么样才是成功,要怎样才算是失败?

熙宁变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有些细节被证明是错误的,宋神宗都及时去掉了。这就算是失败吗?只有每一项每一条都带来丰厚利润,没有半点失算才是成功?放眼现代的改革,也有个及时纠正的过程吧。

以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这几项最重大的改革来看,打击的是豪强,造福的是国家、小民,除非我们是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士大夫阶层,要不然有什么理由说它们是恶法?

外战的胜负不必再说了,最后两战之前保持全胜,仅以最后两战为论,西夏受到的打击也绝不比宋朝小。两相对比,甚至西夏变得更衰弱。

我知道,这些都是次要的,历代史书和我们的定位标准是宋朝灭亡了,是被外族所消灭的,是在距离熙宁变法不久之后就发生的。所以,改革是失败的,宋神宗是失败的,王安石更是失败的。

这让人郁闷至死,让我想起了法、儒两家之争里,儒家最大的所谓优势。他们总是说,以法治国都是短命的,看秦朝就是最好的例子。统一天下又怎样,二世而终。

为什么就不想想,秦二世都做了些什么,在他即位之前,李斯这位法家大宰相就被冤杀了,之后二世和赵高把秦朝搅得一团糟。法,是绝对的精准、绝对的平衡才能体现出优势的。他们这么搞,完全是背离了法家。

秦之灭亡,正是法制被破坏,直接证明了法家的优越。

同样地,北宋灭亡要看宋徽宗的作为,尤其是徽宗与神宗之间隔了两位统治者,中间多少变故,为什么要让宋神宗来为结果埋单?就以新法、保守两派的争端来说,也是在高太后、宋哲宗时才爆发的。

在神宗时代,两者虽然不和,但从来没有过像牲口一样不分黑白、不讲道理,直接把人往死里整的事。甚至双方都保持了君子的风度,哪怕只是在表面上。

千千万万的总结,这时只是开端。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定格在宋神宗这一时代,关于他本人的一生,只凝结为一句话就好了。

——他为他的理想而活,奋斗始终,做的都是前人、后人所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