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溪口受命 第3节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发生在1931年12月。此次下野一方面是由于蒋的误国政策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国民党内派系争斗的结果。

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由于蒋介石将此方针付诸实践,遂招致国内阶级、党派矛盾激化,综合国力下降,同时纵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入侵中国东北的事件。面对日寇对中国的步步入侵,蒋介石仍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并宣称对日作战“3月必亡”。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时,此一形势也为蒋介石的反对派所利用。

本来在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胜利,但他得意忘形,为了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一方面对中共苏区实行“全面清剿”,一方面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企图通过这个会议,制定一部设置“大总统”的约法,并把他推上“大总统”的宝座。

当时政界要人吴稚晖、陈立夫、刘健群等对蒋的主张均表示支持。惟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立法院长胡汉民坚决反对。胡的理由是:国民会议的任务是统一全国国民的心志,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它不是国民大会,因而不具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权。胡还认为,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之对内政纲,较任何约法都完备,无需再作钦定式之约法。

由于胡汉民的主张成了蒋介石当选总统的绊脚石,迫使蒋千方百计地企图搬掉他。当合法手段达不到目的时,蒋便于1931年2月28日夜以非法手段扣押了胡汉民。

胡汉民被扣,引起社会轰动与反蒋派的激烈反弹。胡汉民派的中央委员纷纷到各地串联反蒋;孙科的再造派离宁去粤;古应芬、陈济棠等准备在广州举旗反蒋。蒋也准备应战,一时战云密布。

正当战端即开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入侵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国人纷纷要求宁穗双方息争对外。蒋介石被迫释放了胡汉民。10月27日,宁穗双方代表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反蒋派仍以蒋介石下野与改组南京政府为和平解决的条件。

在全国人民抗日舆论与粤方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于1931年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三军总司令兼行政院长等职,再施以退为进之计。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政府改为合议制,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张继任立法院长。蒋虽下野,但事先预作布置,对孙科内阁取拆台政策。孙科上台本非众望所归,而是各派矛盾和斗争的产物,加之蒋下野后设置了重重障碍,使孙无力驾驭南京政府,上台后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蒋介石看到时机成熟,决定重新上台。他采取拉汪排胡的策略,逼走胡汉民,向汪表白“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同时宣称支持汪主政,他主军。

1932年3月6日,军事委员会恢复,蒋被推举为委员长。蒋介石以退为进之计再度得以实现。

通观蒋介石的两次下台又上台,可以看出他每次下台都是外界逼迫所致,但他耍尽权术,总是以自动引退的姿态出现,变被动为主动,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蒋的下台,每次都是权宜之计,下台的同时预为上台铺路,还拆别人的台。

那么他的第三次下野是否也是如此呢?今天的退却能换回当年的荣耀吗?

回到溪口的当夜,蒋介石草草用过晚餐,便虎着脸一言不发回到房间。陪侍于侧的蒋经国忙闪身跟了进去。

“经国,”蒋介石爱怜地唤道,“不用管我,你慢慢吃,我已老迈,食少事烦。”

“父亲,”蒋经国躬身垂立于一旁,毕恭毕敬道,“孩儿见父亲胃口不佳,值此党国危难之际,亦不能分忧于万一,实在是问心有愧。”

“坐下吧,”蒋介石朝旁边的竹椅呶了呶嘴,欣慰中却不无愤懑,“这次我之下野,固不能说全无国际环境之影响,但其重要因素还是由于我们内在矛盾关系所致。”

“孩儿明白。”

“你明白就好。”蒋介石砸着满嘴的假牙,叹息道,“元旦时,我征求党内同志有关我下野的意见时,我就说过,我这次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孩儿以为除了父亲,党内还无人能收拾眼前残局。”蒋经国满脸虔诚地望着父亲。

“那你的看法呢?”蒋介石瞟一眼儿子,饶有兴趣地问道。

“孩儿对父亲引退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有一些肤浅的分析与判断。”蒋经国将有些冷僵的手往火炉前一伸,呼出一口热气道:“第一,匪军南下渡江攻京沪。其次,如果李宗仁一味妄求和平,则正中共匪下怀。目前,共军陈兵江北,迫李宗仁等组织联合政府,受匪操纵,并派兵进驻南京。共产党一旦用政治方法瓦解南京,必然各个宰割,不战而据全国。”

“有道理。”蒋介石脸上蓦然秋霜集结,点着头道,“李德邻(宗仁)一味妄求和平,实则丧权辱国。”

“父亲总揽全局,高瞻远瞩!”受到鼓励的蒋经国收回已烤热的双手,继续说道:“如果李宗仁当政,必然撤换大批军政要员,或由共匪加以收买,使彼等屈膝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