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宏图大志 1.考验

后周帝国遇到了一位有作为的好皇帝,辽帝国遇到了一位荒诞不经的坏皇帝,中原终于有机会崛起复兴,复兴的重任考验着年轻的帝国。

新接班的辽穆宗耶律璟这一年二十岁,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长子。

辽穆宗上台的时候正是辽国内危机四伏的时候。由于连年征战和辽世宗改革,契丹部族内积聚了大量的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因为换了新皇帝而自动消除,反倒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爆发。

辽世宗和辽穆宗都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属于非正常接班出位。这本身就是对既有皇权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的震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利益的再分配。

耶律璟做皇帝后第二年,国舅爷政事令萧眉古得和宣政殿学士等一群高级官员要逃离辽国,投奔中原。没多久又爆发政事令娄国、林牙敌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谋反事件。第三年,李胡的儿子宛、郎君嵇干、敌烈合谋造反,株连到了太平王奄撒葛、林牙华割、郎君新罗等贵族。这一系列的契丹贵族争斗,扰乱了辽国的政治秩序,动摇了帝国基础,严重分散了辽国国家实力和精力。

辽世宗耶律阮虽然好大喜功,但也算是励精图治,待人宽厚有德。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他推动了辽国从部落贵族统治体制向封建中央集权体制的转变,这对辽帝国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可是这位辽穆宗耶律璟就缺乏当皇帝的一些重要品质,他嗜酒如命,经常通宵达旦地笙歌豪饮,喝醉之后就呼呼大睡,从早上一直睡到大中午才起床。辽国人给这位皇帝起了一个外号——“睡王”。

《旧五代史》上记载耶律璟有疾病,不能近女人。估计是患有先天性的发育缺陷,也或者此君口味有异于常人,反正缺乏做男人的一大项生命活动,更不用说作为一国之君拥有无上权力却派不上用场的痛苦。更令人引发联想的是,史书上同时还有一句话:“左右给事,多以宦者。”我们保守地推测,皇帝一天到晚只能和一群太监混在一起,连宫女、服务人员都不能配置。

除了嗜酒这一大爱好之外,辽穆宗尤其喜欢打猎,到处东游西荡,东山射只鸡,西山杀只鹿。打猎没完没了,没时没晌,放纵起来,一连多日不回宫,不干工作。如果不是穿着皇帝装束,耶律璟和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没什么区别。

由于长期性压抑,辽穆宗将权力变态地应用到了另一个领域,他滥施酷刑,残杀、残害各种名目的罪犯和平民。这家伙的残忍疯狂程度,完全可以和前文书《群雄逐鹿》中的大燕皇帝刘守光、《千山残雪》中的南汉国皇帝刘岩相比,什么砍头、剁手脚、炮烙、关进烧红的铁笼、用铁梳子刷人肉,令人发指,而他却乐此不疲。

辽穆宗供奉着一位女国师,对这位女巫言听计从。女巫为了控制辽穆宗,胡诌乱造了一个神话,说她能炼制长生不老药。炼制长生药,需要成年男人的胆做药材。辽穆宗竟然信以为真,为支持女巫炼药,他下令捕杀了不计其数的人取胆。

这样一个残暴荒诞的皇帝,将处于上升发展势头中的大辽国带入了一个低谷。皇帝不干工作,也不抚理百官,国家朝政废弛。辽帝国的政治荒废,为后周帝国的崛起创造了机会。中原帝国走上坡路,契丹走下坡路,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对饱受契丹欺凌的中原来说,是一次十分难得而宝贵的历史机遇。

郭威抓住了这一历史的宝贵机遇。

郭威内修政治,治国理民,以图富强。

为了进一步发挥开封汇通天下的作用,公元952年,后周帝国对开封进行了改扩建。朝廷征调了五万民夫,大修了十几天,对开封的城墙、漕运、给排水、交通等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修缮疏通。开封作为中原第一大城市,商贾云集,贸易频繁,逐步呈现繁荣的气象。

后周帝国国家建设的任务越发繁重,官农商学兵百业待举,新帝国的很多新思路和政策需要执行下去,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大政方针确定之后,最关键的是干部。干部的缺乏对郭威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郭威为了治理国家,举贤任能,大规模提拔了一批文武干部,充实到国家重要部门和管理岗位。在找到干工作的人才的同时,如何积极充分地发挥干部的作用,却在考验着这位立志有作为的皇帝的政治智慧。

就在周太祖郭威挽胳膊撸袖子大干快上抓建设的时候,他的得力助手王峻撂挑子罢工了。这是为何?都是干部惹的祸。郭威提拔干部原本是顺理成章和合情合理的措施,却惹得枢密使王峻不高兴。

王峻此人优点很多,作为宰相级的干部,他工作思谋深远,以天下事务为己任,肯卖力气,不怕苦不怕累,敢于任事,敬业投入。但是王峻也有一个很突出的毛病:权力欲超强,嫉贤妒能。王峻极其敏感,他提出的建议如果得到皇帝采纳,他就会高高兴兴沾沾自喜,如果没有得到采纳,他就愤愤不平发牢骚脸面上挂不住。王峻的工作风格比较霸道,属于强势铁腕人物,喜欢耍威风,喜欢不如他的人追随他,以满足轻躁的虚荣心。郭威把枢密副使郑仁诲、皇城使向训、恩州团练使皇外甥李重进等提拔起来。这些人都曾是郭崇威的嫡系心腹部将,他们的迅速崛起,极大地刺激了王峻的嫉妒心。王峻认为这些人分化了他的权势,是在抢他的工作、抢他的权力、抢他的风头。

王峻嫉妒之心促发了不良情绪。

王峻向周太祖郭威三番五次地递交辞呈。

王峻辞职是假,以退为进试探皇帝是真。

王峻和皇帝玩起了藏猫猫。

由于王峻和郭威是老相识,再加上王峻为郭威兵变称帝立下汗马功劳,周太祖郭威对王峻一直亲敬有加,没有用君臣之礼对待王峻,而是“王兄冷、王兄暖”地整天称呼王峻,把他视做关系深厚的帮手。郭威对于王峻的性格特点了解很深,也熟悉王峻的为人处事风格,因此郭威对王峻采取包容态度,极大地宽容王峻的各种过分诉求和出格做法。

对于王峻的这次罢工行为,郭威耐心地做说服劝解工作,希望王峻顾全大局,恢复工作。郭威派出侍从带话给王峻,转达皇帝对王峻的信任,慰问并邀请王峻尽快上班。可是王峻并不把皇帝特使当回事,面对皇帝派来的慰问代表,王峻扯开嗓子声色俱厉地发表不满:“我身体不舒服,要多休息些日子。郑仁诲这些年轻人既然走上了领导岗位,那就让他们干吧!他们资历虽然浅薄,但皇帝想用他们,那我就不管了!”

王峻不但对皇帝特使发牢骚,他还向各地节度使、刺史写信,唆使他们向皇帝郭威施加压力,帮王峻说情,联名推举和保护王峻的权力与地位。事情搞到这个地步,性质已经很严重,王峻大有煽动大面积官员逼宫的嫌疑。郭威看了各地督抚写来的联名保举奏章,心里大惊。无论皇帝多笨、多厚道,对官员的一致意志和行动都很敏感很忌惮。特别是这些意志和行动和皇帝不是一条心的时候,皇帝往往会对此作出更加敏感的反应,这种反应很可能会演变成皇权的防卫过当。

周太祖郭威仍在克制,用最大的努力克制洪水猛兽一般的怀疑心理。

正面慰问劝解不管用,郭威又想出一个办法,他找到一个中间人去做调解。此人是枢密院学士陈观。陈观素来和王峻亲近友善。郭威想让陈观做和事佬儿,去向王峻转达皇帝的最新旨意:“王峻你如果还不来上班,皇帝将亲自来请你。”

陈观虽然和王峻关系不错,可是他并不傻,他没有冒冒失失地接受这个任务。因为陈观如果执行了郭威的旨意,无论见不见效,结果都很有风险。王峻一旦接受陈观的劝解,那说明陈观说话比皇帝管用,将来陈观很可能会被皇帝怀疑为与王峻是同党,那对陈观来说后果不堪设想。王峻如果仍然不买皇帝的账,皇帝很可能会大怒,说不定会把王峻的脑袋砍了,那陈观将落下陷害王峻的恶名或嫌疑。

代表皇帝去劝解王峻,这是一个棘手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陈观不愿意接受。可是皇帝既然已经对他派出这个任务,陈观又不能简单拒绝。陈观很聪明,他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建议:“陛下,你不必这么迁就王峻。你只要放出话去,说将亲自到王峻家慰问,且大张旗鼓地调集禁军随行,王峻一定不敢不回朝上班。”

周太祖郭威听陈观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他心里想,皇帝嘛,一国之君,犯得着这么忍气吞声地迁就王峻吗?不劝了。

陈观这一招果然管用,王峻听说皇帝要带兵来他家慰问,他害怕了。这哪里是慰问啊,搞不好会被抄家。公元952年七月,王峻放弃了和皇帝斗心机,乖乖地入朝上班恢复工作。郭威也借坡下驴,对王峻慰劳一番:“王兄你可回来了,朝廷里积压了一大堆工作。你不在,这些事情搞不定啊。”

为了全力推进国家建设的各项繁重工作,周太祖郭威不仅重用和包容枢密使王峻,对其他能干的大臣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尊重和宽待。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是对待三司使李谷。

李谷的经历也有些传奇色彩。

后唐明宗李嗣源建国初期,青州军叛乱,李嗣源派出霍彦威平叛,株连到了北海度支使韩叔嗣。韩叔嗣这个人没什么名气,但他有个儿子后来很有名。韩叔嗣的这个儿子名叫韩熙载。此时还很年轻的韩熙载为了活命逃离后唐,向南投奔淮南的吴国。韩熙载逃亡之前和好朋友李谷告别,两人在送别亭痛饮,感慨世事。韩熙载对李谷说:“吴若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

李谷笑着对韩熙载说:“中原若用吾为相,取吴如囊中物耳。”

韩熙载的名气为后人所知,主要出自一副传世名画,名为《熙载夜宴图》,描绘的是南唐宰相韩熙载在家设宴娱乐的场景。韩熙载虽然后来做了南唐的宰相,但南唐还是亡于中原帝国。

李谷是河南汝阴人,身高八尺,相貌魁梧,青年时代勇力善射,游侠乡里。后来发奋读书,过目不忘,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在这二十来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早年主要从事后勤保障工作,负责调集粮草,筹集钱财。郭威称帝建立后周,将李谷提拔为中书侍郎、兼三司使,负责财政赋税工作。李谷也实现了当初和好朋友韩熙载别离时的志向,成为了中原帝国的宰相。

李谷喜欢仗义疏财,救危济困,是个热心肠的人。工作风格是沉毅有气度,临大事见识深远,独具机略,对待皇帝不卑不亢。汇报工作陈述观点的时候,慷慨激昂,善于表达,尤其善于打比方说理,能将复杂的事情论述清楚易于理解。虽然李谷不是郭威嫡系圈子里的人,但皇帝郭威对李谷很器重,超越常人。

在帝国建设的关键时刻,财政部长李谷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断了。李谷告假一个月在家休养。李谷肩负着繁重的工作,他这一病不要紧,很多工作积压在一起难以疏通。皇帝郭威离不了李谷的鼎力协助,没几天就下旨要求李谷回来上班。李谷右胳膊不方便,不能正常参拜。郭威特赦李谷不必按常礼参拜,只要能主持工作就行。可是李谷觉得自己伤得很重,无法办公,极力要求多休息一段时间。

郭威见李谷犯了牛脾气,主动为李谷开展工作改善办公条件,派大宦官带口信给李谷说:“李爱卿啊,你担任如此重任,朕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替你,如果你能够把事情办好,没有必要拘泥于朝礼。我给李爱卿在皇宫的便殿特设了一间办公室,你快来协助朕处理国务吧。”

在皇帝的强力要求和盛情邀请之下,李谷不得不强撑受伤的病体入朝,进入皇宫偏殿的套间办公。李谷伤得实在不轻,手臂骨折严重,根本无法拿笔写字。皇帝郭威再次给想了一个办法,不用李谷拿笔写字打算盘,而是专门刻了一枚人名章,李谷在文件报告报表上审核时加盖李谷的铭章即可。这或许就是最早的财务负责人审核盖章制度的雏形。

李谷的确有见识,他主政三司使期间,向后周朝廷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于公于民都产生了积极有益的作用。由于牛皮是制作弓箭的重要军备物资,在五代时期受到严加管制,特别是后汉朝廷法律严苛,对于民间私自贩卖一寸牛皮的人,竟然治以死罪。李谷和周太祖郭威都认识到了这个政策的弊端,在李谷的推动下,这项禁令被解除,将进贡牛皮的赋税形式转换成均田入亩,抵交公粮的形式。如此一来,国家可以征收到牛皮或者粮食,老百姓也可以留一些牛皮作为民用。

五代时期连年打仗,军队四处安置,很难有固定的驻军基地。为了补充军需供给,很多军队采取了屯田制,不过这些军队和土地不隶属于当地政府管辖,这为军队屯田管理滋生了很多弊端,如军团侵占民田,逃避赋税,包容奸盗等。在阖门使兼青州刺史张凝和三司使李谷的建议下,朝廷下令,取消军队屯田制,将军队供给收归国家管理,军队占用的田地交给长工佃户占有耕种,农具、牲畜一并无偿赐予佃户,将这些土地的管理纳入到国家正常管理序列。

屯田制的变更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他们由为军队打短工,变为长期拥有田产。农民开始投钱建设村舍、尽心耕种,农民收入大增,人口繁殖,粮食产量大增。国家统计数据中,一下子就新增了三万户人口,很多流民从隐性人口变成了正常人口。这期间,曾有人向周太祖郭威建议,对于一些肥沃的土地不能简单赐予农民,应该收取一些费用。郭威摆摆手说道:“老百姓富有了,也就是意味着国家富有了,我收这些钱干什么用?”

由于北汉国国土面积狭小,蜷缩在太原周围。昔日的河东藩镇后来被分割成多个小藩镇,北面的几个被契丹侵占,南面的在后周国内。此时的北汉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国力弱小,没有能力与后周和契丹争锋,蒙坑一战失利之后再也不敢主动找郭威报仇了。

契丹方面由于辽穆宗的嗜酒游猎导致国政废弛,对于中原的武力侵扰也大大下降,偶尔有些小规模剽掠式进犯,也都被后周边境藩镇击败。

所以,后周的北部边防环境进入了一个较为平和的时期。

西部的后蜀国国君荒诞无度,政治腐败,能够偏安一方已经知足了,没有觊觎中原的军事行动。东南的南唐在李昇(徐知诰)之后逐步崛起,总有兵伐中原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南唐在李璟时期曾灭了楚国马氏,取得了一时的辉煌。但其国力依然弱小,不敢独自进攻中原的后晋、后汉及现在的后周。于是南唐屡屡向远在塞外的辽国通信,邀请辽国南北夹击后周,可是辽国表面上答应,实际上没有兴趣和能力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所以,后周帝国虽然很虚弱,但他周围的敌人更加弱小,这为后周创造了难得的和平环境。边防无大的战事,使后周得以休养生息。

即使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对于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对于军事立国的新王朝,武将仍然很重要。可是这一年,名将高行周去世了。高行周的性格具有典型的双重性,打起仗来威风凛凛、叱咤风云、冲锋陷阵毫不畏惧,平时和幕僚相处的时候,高行周不仅没有一点凶猛的影子,而是像个书生,侃侃而谈、神色自若、平易近人。高行周历经幽州大燕,河东晋军,后唐庄宗、明宗及闵帝、清泰帝,后晋,后汉,后周,期间还曾沦陷于契丹,经历了复杂的政治风云变幻,但高行周始终保持一个军人的本分,忠于职守,服从君主,不谋非分之利,不做不义之乱,也不贪财聚敛,更不居功自傲,他是五代时期十分稀少的,能够得到皇帝、同僚、部属等普遍器重信任的武将。高行周的家风很严谨,他的儿子高怀德也成为了北宋初年的名将,此事在后文书中再表。

对于另外的几位著名武将,周太祖郭威也都一一重用。符彦卿是河东大将李存审的儿子,被封为魏王,他的女儿被郭威看中,迎娶到家中给皇子柴荣做了媳妇。在前文书中,安审琦曾不顾主帅的反对,只身营救陷入契丹重围的皇甫遇和慕容彦超。安审琦是河东大将安金全的侄子,被封为陈王。符彦卿、安审琦、高行周三人齐名,历经几个朝代,是中原帝国军界的南山北斗。周太祖郭威对他们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并委以重任,许以高官。

后周皇帝郭威举贤任能只是改善官僚机构的一个措施,为了推进责权利相对等,提高官员选拔调转升迁及职责的透明度、公平度,他改革了以往的种种弊端。以前州城府县有大有小、有富有穷,官员职责有轻有重,苦劳不均、待遇失衡现象严重。郭威按照责权利相匹配的原则,重新厘定了全国省部级官员的待遇和责任,对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重要官员俸禄、随员配置、经费、马匹、食盐等标准一一做了明确,极大地提高了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促进了吏治的公平。

后周帝国在周太祖的治理下,似乎呈现了健康发展的势头,但另一个巨大的矛盾在潜滋暗长。